“一带一路”下的海外投资与中国经济转型

祁斌

中国13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不仅是中国发展和崛起最重要的动力，也为很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乃至世界和平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中国资本“走出去”的目的是“请进来”，“一带一路”与经济合作，将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主旋律

从2016年英国脱欧开始，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席卷全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出了一篇文章，把英国脱欧定性为“愤怒政治”，换句话说就是“情绪化政治”，或“不理性的政治”，即选民对现状不满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愤怒政治”基本上可以解释此后发生的所有事件。事实上，从英国脱欧，到欧洲右翼势力兴起，再到美国特朗普当选，我们不应简单理解为全球化的倒退或反全球化，而更多的是全球化的修正，或者说，“全球化，你可以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愤怒政治”席卷全球 “一带一路”开启全球化新征程

近期英国和瑞典再次发生恐怖袭击。在恐袭消息传遍全球的同时，一张照片在网上不胫而走。照片中，在人们忙于救助伦敦恐袭中受伤的民众时，一名头披穆斯林围巾的妇女走过他们身旁，漠然地看着自己的手机。这张照片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欧洲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种恐怖主义袭击背后有深刻的文化、社会和宗教因素。

而回溯今天中东阿拉伯难民向欧洲迁徙的路线，正是千年前十字军东征的路线。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背后有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千年恩仇。“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采取一系列强势的报复政策，将中东多个强人赶下了台，从萨达姆到卡扎菲，再到穆巴拉克，结果是放出来成千上万的恶魔——“伊斯兰国”，而此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以恐怖主义为立国宗旨。

冤冤相报，加之各种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客观上带来了今天中东、欧洲乃至全球的乱象。人类如何才能走出困境？美国历史学家房龙曾经有一本书叫《宽容》，他描述了欧洲千年以来各个宗教流派相互迫害的历史，得到的结论是，人类只能靠宽容与和解才能最终走出困境。

而事实上，同样重要的或者更加重要的，是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和經济合作，使得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文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为人类文明冲突的和解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东亚的日本在“失去了二十年”后，安倍经济学试图用短期刺激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最终奇迹没有发生，日本经济仍然徘徊在低增长的迷雾中，以先锋、夏普、东芝、索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日本经济的出路对内在于进行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对外应加强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寻求突围。

2016年，韩国政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韩剧”。朴槿惠的悲剧一方面是个人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政治和现代政客误入歧途，忘掉了带领人民发展经济的初心，而沦为作秀和表演艺术，最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在另一方面也折射了韩国未竟的现代化进程，其高度垄断和封建色彩的经济金融体系与腐败相伴相生，在过去的20年中逐步走向开放和市场化，但显然远未成功。而近日朝鲜半岛的另一半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一触即发的态势为世界笼上了巨大的不确定的阴影。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逆袭成功，成为2016年最大政治事件，深刻地揭示了今天美国社会的特征，也将极大地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向。

特朗普当选后，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称其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意为此次美国大选充分揭示了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和高度对立的现状，社会精英对决草根阶层，容忍现实对决出离愤怒，政治正确对决离经叛道，意识形态对决实事求是，全球警察对决美国优先，公开表态的少数对决沉默的多数，白人对决少数族裔，非典型从政商人对决职业政客，等等。结果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实战胜理想。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把特朗普称为“白宫里的叛乱者”，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从传统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所代表的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的矛盾，转化为既得利益集团或建制派与失落的蓝领工人加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特朗普正是代表着后者试图打破既有格局的“叛乱者”。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也的确充分展示了其“斗士”的风格，CEO主政美国的官僚体系、减税、加强基建等一系列政策旨在进一步强化美国本已非常强大的竞争力，对中国的最大影响可能不是贸易战，而是我们应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习特会在友好互信的气氛中结束，成功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也为中美经贸进一步深度合作打开了巨大的空间。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但更多的是巨大的互补性。中国广袤的消费者市场和相对低廉的制造成本，美国科技水平的领先和改进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等，都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为两国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注入了巨大的动能。

***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讲话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纷乱的世界和反自由贸易逆全球化的噪音中，开启和引领了全球化的新征程。“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经济合作，打破贸易壁垒，寻求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战略将沿两个方向展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来看，中国可以与其实现产能的互补。以中亚为例，一些中亚国家没有水泥厂，如果要买水泥，只能去土耳其，土耳其的水泥一是比较昂贵，二是质量也不太好。2014年，中国帮助阿塞拜疆建造了日产5000吨的水泥厂，成为了该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某些制造业领域的成本已经远低于中国，我们的一些产能转移到这些国家并返销中国市场，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给中国的消费者，可以降低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成本。而沿着发达国家的方向，中国资本投资于其先进的技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带回来与13亿中国的消费者市场结合，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产业升级，加快供给侧改革，也能够延续发达市场的繁荣，为其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实现双赢。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能够也应该惠及世界，否则也是难以持续的。

应该说，中国13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不仅是中国发展和崛起最重要的动力，也为很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乃至世界和平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中国资本“走出去”的目的是“请进来”，“一带一路”与经济合作，将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主旋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自我创新与海外并购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张图上有三条曲线。上面一条曲线是我国台湾人民在过去20年中平均摄入的卡路里，它的趋势是一路向下，说明什么？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老百姓比较注意饮食了。中间的曲线是日本人过去20年的卡路里摄入量，说明什么？一是更加老龄化，二是日本人更加注意卡路里的控制。蓝色的曲线是中国大陆老百姓在过去20年中卡路里的摄入量，一路上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但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曲线一定会很快掉头向下，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们也开始人口老龄化，第二我们现在也非常注意饮食结构了，尽量吃低热量高品质的食物了。近年来迅速兴起的马拉松运动，折射了中国社会的转型，2016年，中国举办了360场次的马拉松比赛，还常常有人报不上名。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人均GDP增长了178倍，而人均储蓄增长了1619倍。大量的财富积累带来了消费或需求端的结构性升级。突然之间，我们发现户外装备成了热销产品，出国旅游成了家常便饭，医疗健康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需求端迅速升级，因为财富的积累，也因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不会停止；但另一方面，供给端的水平相对落后，尤其是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远远跟不上。数据表明，2015年，中国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于美国的7%，即十四分之一，或全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的40%。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

供给侧改革有两条实现的路径，一是自我创新，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经济金融体制；二是海外并购，这需要我们有效实行“拿来主义”。

体制机制的完善中，关键的一个环节是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无论是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带来了腾讯、小米、阿里巴巴等企业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成长为世界级企业，还是市场化的并购重组成为经济存量优化和传统产业整合的重要推手，都证明了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化解中国经济金融风险和防范资产泡沫，短期可以进行防控和疏导，而中长期只能依靠改革金融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强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来真正实现。

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发行体制改革，并循序渐进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的自我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注入强大的动力。

2007年，IMF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1960年-2007年近50年历史中17个OECD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期间这些国家共发生大大小小80次经济金融危机。研究表明，每次危机后复苏速度最快的总是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主导的四个国家，即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而复苏最慢的无一例外都是商业银行主导的四个国家：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

2008年，一场遍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袭来，尽管危机发源于华尔街，美国经济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但危机后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依然以最快的速度复苏，历史惊人地又重复了一遍。

这充分说明，一国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对于经济的弹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大国的崛起和衰落。

这给中国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坚持推进金融改革，加快发展资本市場，并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供给侧改革的第二条重要路径，是有效推进海外并购。近年来，随着社会财富的激增，中国人走出国门，进行海外并购，有成功的，也不乏失败的。成功的要素中，第一是战略，第二是战略，第三还是战略。

海外投资的核心战略是投资于先进的技术、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对接中国市场，既帮助中国经济产业升级，同时又能惠及世界。

因此，成功的海外投资，往往包含四个重要的环节。一是与中国市场有协同效应；二是进行投后的整合，或者在制造端，或者在营销端，或者兼而有之；三是推动投资标的与中国资本市场对接，最终实现A股、H股或A+H上市；四是惠及被投国家，甚至挽救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产业，实现共赢。

如果海外并购缺乏清晰的战略，不能与中国13亿人的消费者市场形成协同效应，那成功的机会就会减少很多。失败的另外一些重要原因包括：咄咄逼人，涸泽而渔，不能寻求共赢，容易引发被投国家的抵触和反弹；不能进行全产业链管理，人才储备不够，投后管理、整合、退出机制和能力不足，等等。

十多年前，我去日本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研讨会，在那里碰到了一个清华大学的校友，并建议他收购一些日本的产业并引进中国市场。

后来，他和几家中国的PE公司联手买下了日本一个行将破产的高尔夫球杆制造商，本间高尔夫（HONMA），对全球唯一的一家亚洲品牌的高尔夫球杆制造商进行了投后整合。2016年，他们成功地将本间高尔夫带到香港市场上市，当初1亿美元的投资上市后估值为10亿美元，获得了10倍的回报。

特朗普当选后，安倍急急忙忙跑到纽约去见特朗普，送的礼物正是一根本间的高尔夫球杆，只是他可能并不知道这家公司其实已经为中国人全资拥有。

我们近期访问日本时，访问了本间工场所在的城市酒田，了解到那里的工人和市民一开始也怀疑和抵触中国人，后来发现中国的市场挽救了日本的民族产业和他们的工作机会，才从心理上真正接受中国人的投资和拥护中日友好。

在这个规模不大的并购案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协同效应、投后整合、与资本市场对接和惠及对方等四大要素。

同样，我们在美的收购库卡的案例中，也看到中国的市场和资本帮助德国人保全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并提升了他们的工资和待遇，获得了德国上下一致的支持，这是另一起典型的实现双赢的海外投资案例。

打造海外并购航母战斗群 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

1990年至2014年，能源资源类并购超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40%，而2015年，中国海外并购排名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高科技、制造业、消费。海外并购热点领域的转移，折射了我国产业升级的步伐，也折射了中国经济由出口向内需为主方向的重大转型。

中投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主权基金，同时下辖的汇金公司控股和参股了大量的金融机构。我们应该加快中投公司的改革和转型，强化内部和外部的协同效应，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模式，为中国的海外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从具体的投资策略来说，应在公开市场、另类投资与直接投资分别优化和改进，并在三者之间进行动态调整。公开市场组合投资于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保值增值，应优化资产配置，强化宏观判断，动态调节主动和被动管理比例，在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市场中逐步转向被动投资或指数投资，以降低成本；另类投资组合包括私募股权、私募信用债、私募房地产、私募基础设施和对冲基金等，这个资产类别容忍相对更高的风险，同时能够获取相对更高的回报。应强化中国元素，增加附加值，创造相对较高的收益，并利用这个平台探索和加强直投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应大力加强直接投资战略和能力建设，重点关注与中国相关的跨境投资，服务于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并获得超额收益。应有效结合财务投资和支持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借鉴国际经验，发挥中国优势，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模式。与此同时，还应该通过投资于国际市场，了解世界趋势，增强与世界沟通，发挥“智库”和“人才库”的作用，推动改革开放。

在直投的战略和方向上，我们可以首先聚焦三条主线和四个产业。第一条主线，日韩两国，其部分产业水平大致领先我们5年-7年；第二条线，以色列、德国和其他欧洲等国，其部分产业大致领先我们7年-10年；第三条主线，美国以硅谷为代表，其部分产业大致领先我们10年-15年。我们海外投资的目标应该是将这些产业分梯次源源不断地带回来与中国市场结合，带动中国产业升级，也惠及这些国家和经济体。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密切关注发达国家最新的政治经济动态，并顺应趋势抓住机遇。在此次美国大选中，美国的中西部各州和铁锈地带，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反叛了民主党而将选票投向特朗普，从这些产业入手可以获得美方较大的政治支持，减小并购的阻力。而美国中西部的产业中，有大量非常先进的产业，从汽车，到农业机械，到生物制药。即便其中一些较为传统的制造业，尽管其在美国市场不再辉煌，甚至已是夕阳产业，但在中国市场可能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约翰迪尔公司生产高品质的拖拉机，今天的美国农场都已经使用联合收割机，而中国广大的农村对拖拉机，尤其是高端的拖拉机的需求仍然非常旺盛，约翰迪尔被很多中国农民称为“拖拉机里的宝马”。约翰迪尔30年前来到中国，迄今在中国市场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中国的万向集团在美国的子公司，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们收购美国中西部40多家企业，并将其与中国巨大的市场结合，使得所有的企业均转亏为盈，有的投资甚至取得了十几倍的回报，对美国当地经济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获得了美国社会广泛的赞誉，真正实现了双赢。

从产业形态来说，先进制造、TMT、生物医药和消费是中国经济今天最为活跃和亟须升级的四大领域。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产业合作基金，重点关注以上四大领域，推动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整合，以市场换技术，加快我国产业升级的步伐。

中国人民追求幸福、勤劳致富、勇于竞争的精神是中国经济社会前进生生不息的动力，但往往也不乏胡乱竞争的现象。这在中国的海外并购中尤为明显，在任何一个意大利或法国的酒庄里，都有数个中国土豪在竞价，不仅把价格飙得很高，在某种程度上也扰乱了世界市场的秩序。

因此，我们应该开启中国海外投资的“航母战斗群”模式，即由金融界与产业界、国家队与民间力量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共同协作。中投公司愿与私募股权基金、地方产业基金、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科技园区等，尤其是中投和汇金旗下的金融机构，协同作战，各司其职，实现财务投资与产業升级战略目标的有效结合，共同推动，形成合力，加快中国经济转型步伐。

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有良好的历史方位感和正确的历史方向感。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3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今天的北京，20年前的首尔，30年前的东京，50年前的洛杉矶，80年前的伦敦，都遭遇到雾霾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经济社会问题，很多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拉美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序列，今天仍然未能超过人均GDP1万美元。其中最著名的国家是阿根廷，其在1913年达到人均4000美元，100年后的今天仍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因此，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它能够牵引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

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快改革步伐，改进体制机制，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支持自主创新；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有效推动和改进海外并购，更好地实行拿来主义。如果我们做好这两件事情，是能够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和崛起的步伐的。

（作者为中投公司副总经理，编辑：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