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产业升级，现在最需要补的课

肖庆文　田禾

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历史关口，经济学界的争论却被窄化为产业政策的争论，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实际上陷入“要政密，还是要市场”的老命题，这既脱离真实世界，也不利于政策的选择。对于产业升级，现在最需要补的课是真实世界的行为主体到底在想什么？

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已被提到高而又高的地位，关乎中国能否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社会，也是提升中国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但是，真正的产业升级并不是提一个口号、发一个文件就能够实现的。具体到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个区域如何升级，更非轻而易举之事。

对于产业升级，现在最需要补的课是真实世界的行为主体到底在想些什么。

广东省当年提出“腾笼换鸟”时，地方官员和企业一片质疑之声，担心“笼子”腾出来了，已有的“鸟”飞了，新的“鸟”又没有进来。一些企业主更直言：不升或许能撑一阵，贸然升可能就当烈士了。

有人提出，产业升级就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但如何转呢？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在到达彼岸的路上，更有意义的细节是，现有的企业中，哪些死掉了，哪些转走了，哪些在升级中变得更有竞争力了。在解决方案上，有人提出，未来升级的方向就是提高先进制造业的比重。但是，何为“先进”？如何识别和衡量？谁说了算？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经过细究就人为进行产业高低、先进落后的区分，任性地制定差别性产业政策，将可能加剧产业发展的不公平和补贴中的分肥。

在这一轮的产业升级中，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现象是，无论是东部还是中部、甚至西部地区的官员，尽管各地禀赋特征和发展阶段差异很大，但在谋划未来产业选择时却非常趋同，如都要上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汽车、大健康、大数据等等。细究他们发展这些产业的条件时，听到的大多是“必须”“重要”“趋势”之类的含糊其辞。

产业升级的测度方法政府切忌“一刀切”，替代市场和企业进行产业替代选择，从而造成“产业空心化”和产业链条断裂的后果

研究产业升级时，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如何测度。

最常用的产业结构方法，就是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产业比重，如三次产业比重，或轻重工业比重，细些的是算到各行业比重，再通过经验数据和比较做出产业占比高低的优劣评判，给出哪个产业该降、哪个产业该升的政策建议。

但这一方法无法解释一个产业怎样转型到另一个产业，简单的三次产业比重也难以真实反映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优劣。

另一种流行的测度是所谓价值链方法，它将产品的整条价值链拆解为诸多环节，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看产品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以及一个经济体在整个价值链中由低端到中高端的位势及其变化。

但是，这种方法对价值链不同段的区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一个产品在每个环节到底增值了多少也主要靠“猜”。这一方法的测度效果取决于产品链条各段分割的难易程度，比如它在服装、电子装配等行业比较好用，但是对钢铁、化工、大宗农产品等就不好用，因而不大被采用。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豪斯曼（R.Hausmann）等近年来尝试用产品空间来解释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试图利用一个经济体的产品出口数据来计算其产品空间，反映其经济复杂度。这一方法也可以用来测度一个经济体的产品和产业升级。

这一方法的核心观点是，知识积累是决定产品分布、经济复杂性以及产品升级的重要因素。由于知识的分布不均匀，知识和技能越密集，隐性知识越多，所生产的产品越处于产品空间的中心区域，其经济的复杂性便越高。高收入经济体由于拥有大量能够生产更多复杂产品的知识，其所出口的产品主要位于产品空间的中心地带，经济复杂性高；低收入经济体由于知识贫瘠，隐性知识难以转移，经济复杂性低，其出口产品位于产品空间的边缘，也越难以实现知识拓展和产品升级；中等收入经济体则介于两者之间。

利用产品空间和经济复杂性方法观察产业升级，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表现为该经济体比较优势产品由边缘稀疏的空间向中间稠密的空间转移。产品空间越稠密，意即产品越丰富，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其经济也越复杂。产业升级就是在不断增加所生产产品的多样性基础上，提升其生产更高复杂度产品能力的进程。

第二，一个经济体的产品空间结构和产业升级路径是其技术、资本、制度、技能、基础设施等的函数。由于每个经济体的上述禀赋不一，其在生产新产品时对某些产品会比其他产品更容易适应。由于产品复杂度提高的过程，也是其技术、资本、制度、技能、基础设施等相适应和积累的过程，因此，在产品空间中，两种产品越相似，共享的知识就越多。越相似的产品就离得越近，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就越容易发生。

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路径主要是向其相似或邻近的产品升级，只有朝着他们现在生产的产品向更复杂区域移动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第三，一个经济体的产品升级取决于其能力的积累水平。能力越强的经济体越愿意积累新能力，生产的新产品也越多；制造品较少的经济体意味着其能力也较弱，从积累追加能力中获取的收益也较少，创造新能力的激励也低。由94财经此，一方面可能造成能力低的经济体的产品升级被锁定，造成低能力经济体与高能力经济体之间的产业与发展鸿沟；另一方面也可能诱使某些经济体跳入产业升级陷阱，即人为追求跃迁式的产品升级，将（人力、物质、制度）资本重新配置到不同于现在的产业中，企图以“大跳跃”实现弯道超车，但由于能力缺失过大，造成产业升级失败。

第四，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起步时由于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往往十分困难，只有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产品空间多样性和复杂性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突破。一旦产品空间突破瓶颈，一个经济体向产品空间中心区域的转移将会步入快车道。

产品升级的一般路径呈现为，产品复杂度越低的产品，越容易失去比较优势；产品复杂度较高的产品，则可能保持长期竞争优势。

不过，具体到什么产品会被淘汰，什么产品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应该由企业在不断地试错中把握转型与升级的节奏，通过企业家的成本发现机制与机会识别，将资源从低生产率活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产品。政府切忌“一刀切”，替代市场和企业进行产业替代选择，从而造成“产业空心化”和产业链条断裂的后果。

经济复杂性提高创造出世界工厂中国尤其是沿海主要省市经过产品的不断升级，已经在经济复杂度上位于全球各经济体前列

中国借改革开放之东风和全球化之机遇，在上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以此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最大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拥有国。

事实上，中国世界制造工厂的形成即伴随着产品空间和经济复杂度的提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尤其是沿海主要省市经过产品的不断升级，已经在经济复杂度上位于全球各经济体前列。

2008年时，中国的经济复杂性指数（ECI）位列第29位，到2013年时已提高到第23位。作为引领中国经济的主要区域，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四省市2013年的GDP占全国总量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占贸易总量的60%，其经济复杂性指数在全球分别位列第5、第8、第13和第14位。

支撑GDP增长和经济复杂度提高的是产品升级和制造能力的提高。

上海作为中国制造业的领导者，1993年时出口的主要为加工食品、服装和袜子、家化、手表和时钟、自行车、缝纫机。到2013年时，其主要出口的产品已变成了计算机、电话、整流器、液晶显示屏、车辆部件和船舶。

广东的出口额占到中国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电子、机械、石化、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是主要出口产品。

广东的产品出口结构在过去20多年经历了巨大变化，1993年时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成衣、袜子、玩具、塑料产品及电气设备，2013年时出口的产品主要变成了电话、计算机、工业印刷机、整流器、珠宝和液晶显示屏。

江苏省2013年的GDP占全国的10%以上，是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最大的省份，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国贸易额的15%和11%。1993年，江苏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如服装、纺织、玩具和化纤产品，20年以后出口的产品主要为集成电路、电话、计算机、液晶显示屏、半导体元件和光导纤维。

与江苏强大的制造能力相比，浙江以其市场发展引领出口闻名。浙江省1993年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服装、袜子、棉织品、床垫、丝织品、尼龙和茶叶，2013年时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器设备、家具、化工产品，服装和袜子仍然是主要出口产品。

打造全球先进制造基地的策略选择这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要从战略和策略上重新审视，在中国主要区域打造全球先进制造基地。

主要区域产业升级路向只要不犯大的错误，中国制造将从世界制造工厂转型，局部区域将成为全球有竞争力的制造基地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对中国制造业地位和作用的质疑之声迭起，对中国制造业未来的悲观之声也四起。

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确实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但也没有过于悲观的理由。

我们用豪斯曼等人的产品空间方法对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的产品空间进行了扫描。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已经从森林中稀疏的区域向茂盛的区域扩展，制造品正处于从多样化转向质量提升阶段，只要不犯大的错误，中国制造将从世界制造工厂转型，局部区域将成为全球有竞争力的制造基地。

广东省2013年出口产品中有215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且在电子、服装方面优势尤其明显。但与江苏和上海不同，广东省出口的产品在产品空间中心区域非常稀薄，位于森林中心带的产品非常分散。

2014年以来，广东省的出口和进口持续下降，传统产品如电子产品和服装的成本优势逐步被邻国超越，面临巨大的区域竞争压力。

其中，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电子产品也具有非常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两国在中低端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明显。而广东尚未拥有类似韩国的电子高端市场优势。同时，广东的服装和纺织业正受到越南和印尼的挑战。

进一步看广东的出口产品，位列前30位的产品占总出口值的64%，未来的产品升级中，服装、电子部件将逐渐从前30位中消失，由机械等复杂度更高的产品取而代之。

广东省的产品升级路径应该进行复杂和简单产品的组合，低利润边际的服装将逐渐移出，只是保留其中高端的部分，比如，大幅提高机械产品类的出口顺位。根据我们的计算，未来广东25种产品升级机会中，有15种属于机械类，它们可以帮助广东省提升在产品空间中心区域的密度。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和第一出口大省，广东的产业升级战略选择举足轻重，它将会是中国从“世界制造工厂”向“全球先进制造基地”转型的主战场。

一方面，广东可利用在世界制造工厂阶段形成的政策环境、企业家和产业工人队伍以及产品优势，提高产品复杂度，提升产品制造技术能力，形成以东莞和佛山为轴心的珠三角全球先进制造基地；另一方面，可利用深圳的体制、移民人口比重大、创新型企业密集的优势，提高创新的比重，形成几个世界级的创新性企业，提高区域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

江苏省有306种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其经济复杂性指数仅略低于瑞典和捷克。

与上海相比，江苏的产品空间也集中于机械、电子、衣服和袜子，在化工产品方面更有竞争力。江苏省目前的人均GDP与韩国1995年时相近，他们的产品空间也具有显著相似性，在电子产品和服装方面分享专业化，不过江苏在化工和机械方面更有竞争力。

进一步看江苏的产品出口，位于前30名的产品占总出口值的52%，大多数为服装和电器元件。

从产品升级空间来看，我们的计算表明，江苏省不仅应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如液晶显示屏、整流器、印制电路板在产品空间中心区域的密度，而且也应保住更临近和更简单产品的出口优势，包括内衣、明信片、宴会装饰品、人工植被。

江苏作为中国未来重要的先进制造基地，还必须提升机械在出口中的份额，占据产品空间中心区域的密度。

从未来产品升级分析显示，在江苏省位列前15位的产品中，将有一半以上属于机械类，这些产品更为复杂且连接性强。属于这一类的产品包括化学分析仪器、金属转印机、蒸汽涡轮机。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有苏北作为产业腾挪的更大腹地，其产业升级选择也应提高传统产业，如机械、化工与电子在行业类别内部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提高机械类产品的复杂性上下功夫。

江苏省产业升级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外部投资者的去向，这些投资者（尤其是台资）主要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与土地的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在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以后，如何留住产品复杂度较高的外部投资者，如何培育本地企业家的成长，如何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吸引更具竞争力的企业，是江苏所面临的重大抉择。

浙江省的出口产品中有323种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其产品空间高度多样化，从服装到汽车零部件。浙江出口的产品在产品空间中心区域的分布最为集中，产品范围从电子、机械到交通工具。在产品空间树的两边，浙江出口产品在化工、服装、纺织等方面也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浙江是唯一一个前30位出口产品中一半以上经济复杂度低于平均值的省。它没有强支柱产业，不像江苏一样有外部投资者支撑形成计算机、整流器等优势明显的产品。与广东一样，浙江较大的服装和纺织出口份额也遭遇着东南亚竞争者的挑战。

可能的选择是：在提升市场转型升级的同时，依托市场形成的产品优势和企业家资源，促进本省优势产业的形成。在产品空间方面，浙江应该在一系列容易达到的产品，如便携式照明和装饰陶瓷方面下功夫，由于其在电子产品方面不如广东和江苏，因此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复杂性和连接性，如机械等。浙江市场升级是否成功，决定了它能否继续保持国内的出口竞争优势。

浙江的传统出口优势是基于“买全国、卖世界”的策略，大量产品并非由本地生产，产品升级也主要依赖于下游生产商的产品升级。

因此，下一步浙江面临的主要抉择是，继续保持市场优势，还是转向本身培育优势产业？

2013年上海出口的800多种产品中有254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空间在机械、服装、袜子、化工方面的优势明显。位列前30名的产品占总出口值的62%，主要由复杂度较高的机械和电子产品贡献。

由于受土地资源制约，上海过去与周边省份竞争形成的园区和产业必须转型。

从产品升级来看，上海应该进一步转向更密集的产品空间中心地带，提高产品复杂性和连接性，服装和电器以及其他一些产品将逐渐从前30位出口产品中淘汰。

从区域分工来看，上海应加大与江苏产品的错位竞争，在产品空间中心地带，增加医药、机械及其他化工和建筑原材料的密度，加大研发和创新能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由于受城市经济的资源约束，上海不可能像德国和日本一样在许多产品上都能建立核心竞争力，但可以集中于出口规模不大、但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与前面三个省份不同，上海是一个城市经济体，未来的产业升级应结合上海的国际都市定位和城市升级进行战略选择。

作为世界性都市，上海的产业选择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形成以文化和知识支撑的创新性城市和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世界金融中心。

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历史关口，经济96财经学界的争论却被窄化为产业政策的争论，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实际上已陷入“要政府，还是要市场”的老命题，这既脱离真实世界，也不利于政策的选择。在我们看来，中国上一轮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是战略抉择、策略选择与相关行为主体合力促成的结果，这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就是要凝聚各方力量，从战略和策略上重新审视，在中国主要区域打造全球先进制造基地。

第一，从产品多样化向提升产品质量转变。从产品空间上看，东部发达省份已经解决了产业和产品“有没有”的问题，产品复杂度也在提高，下一轮的产业升级重点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在策略上，近中期的升级主要还不是由一种产业或产品转向另一种产业或产品，更要紧的是把已打造出的产业和产品做得更好，把已经能做、但还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产品和产业做强，不断攀登产品“质量阶梯”，建立一些有一定优势的产品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谨防“弯道超车”和“赶超”心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追赶型经济，无论是决策者、企业、学者还是老百姓，都有挥之不去的“赶超”‘情节。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对国家竞争力、技术能力、产品竞争水平等在学者言论和媒体声音中都开始出现过于乐观的判断。在我们看来，这种情绪如果蔓延到影响产业升级的战略和策略选择，将是有害的。

产品空间和经济复杂性方法最有价值的政策含义是，产业升级取决于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从邻近产品提升经济复杂度是可行的选择。如果沉迷于弯道超车、颠覆性创新，要求森林中的猴子越过它们跨不过去的距离，难免陷入产业升级陷阱。

中国现阶段产业升级的可行策略是，在产品已经多样化的基础上，提高产品复杂度，增加出口产品在产品空间中间区域的密度，提升有成本优势和知识积累优势的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基地。

第三，提高企业和地方试错的积极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允许地方试错和创新，为企业家提供宽松的成长环境。而这一轮的转型升级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全球需求走向不明，技术和装备能力提升遇到更大阻力，成本优势遇到周边竞争加剧，地方分化加大。

我们在地方调研时明显地感觉到，企业对未来造什么及如何升级非常迷茫，加上第一代企业家的发展动力减退，各级政府也不像前些年那样坚定，激励导向不明。

在此关口期，采取全国性产业政策的做法失败概率增大，过于依赖以中央产业指导和以吃补贴、优惠为导向的地方产业规划成功率也很低。目前需要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去除企业家深藏于内心的担忧，鼓励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去摸索、去闯，也许能找到下一阶段的定位和路径。

第四，以园区转型促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重要政策是园区主导的招商引资模式。过去20多年来，一些地方的产业发展之所以取得成功，园区发展战略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它不同于政府主观规划的产业政策，而是通过政策环境的打造和特殊的土地供应方式，吸引企业入驻，企业和市场作为主导力量，形成产业集群和特色市场。

但是，在经济下行期，以土地为工具的园区发展政策遇到巨大挑战，筑巢引凤往往却没有凤来，不但产业没有形成，还造成大量土地投机，现行园区模式亟待实行转型。政府需要从园区主导者转为园区服务者，盘活园区土地等生产要素，提高土地市场化配置，以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促进园区产业转型。

刘守英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肖庆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田禾为新开发银行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