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张斯璐 王希俊
(中南大学 长沙 410000)
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唐代著名民间窑口之一。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式微于五代。初唐社会安定,宴饮文化兴盛,长沙窑开始出现,并逐渐打破青白二瓷一统天下局面。至唐中晚期,长沙窑同时面向国内外市场,不仅为中国供瓷,还成为外销瓷器主力军,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幅动人篇章。这种开放的销售模式使长沙窑自然地接受到湖湘地域文化、佛教禅学、西域文化等多重文化影响,为自身审美内涵与综合修养的提升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至五代时期,政治纷乱、社会动荡、审美风尚变化等因素使得长沙窑走向衰退,直至消亡。
从陶瓷史全局角度观之,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唐代以前,陶瓷器物上几乎无文字出现,即便有,也主要以刻划符号和模印为主,与传统意义的书法相去甚远,因此不能将其归于书法范畴。直至唐代,长沙窑首创性地发明了在陶瓷器物上大量书写诗句的新形式,这将陶瓷器物材质美、传统诗歌文学意境美与书法艺术形式美三者有机融合于一体,丰富了书法艺术门类,促进了陶瓷装饰形式的发展,综合构成极具中国特质的陶瓷书法艺术,开启了陶瓷书法新纪元。
首先,在谈论民间性在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艺术中的具体表现前,需要申明民间性的概念:民间性由民间一词衍生而来,20世纪90年代学者陈思和首次提出民间理论概念,他在文章中谈到民间几个特点:“一、它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世界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1]本文对民间性的参照正源于此。
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家高剑父指出,艺术要民众化,民众要艺术化,艺术是给民众应用和欣赏的[2]。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艺术与以上理念不谋而合,该窑创作出了繁多具有民间乡土韵味的、反映人民群众精神追求的、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书法作品,可以说,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艺术具有浓厚的民间性色彩。
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艺术中包含着具有民间属性的创作主体、通俗易懂的书写内容、雅俗共存的书写字体以及民间立场的鉴赏对象,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性特征。
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的创作主体绝大多数为民间艺人、手工作者、工匠等,他们属于社会中下层阶级,他们生长于民间,劳作于民间,思考于民间,与民间血脉相连,他们的存在即是民间构成因素之一。这些书写者结合自身生活经验与灵韵,秉承着自《诗经》以来歌颂“劳动人民”的美学传统,以一线劳动人民角度进行艺术创作活动,使长沙窑瓷器书法作品在其生产阶段就具有了深刻民间性。
不可否认的是:民间书法与主流书法两者总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同理,唐代长沙窑手艺人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活动过程中,除了发挥自身民间书法艺术特色,可能还受到了主流名家书法影响,从而导致了知识阶层在民间艺术创作活动中的间接参与。但这种影响更多地停留在笔法与结体层面,经过民间艺人们的内化吸收与精简提纯后,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总体上呈现出的依然是极具民间特色的朴素无华、自由自在美感。
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的文字内容大多是通俗易懂的诗歌、谚语、警句、广告用语等,这类瓷上诗歌绝大部分不见于唐代诗歌典籍,而属于原汁原味的民间原创作品。它们具有个性鲜明、质朴率性、自然天成、亲切有趣的独特风格,它们无需承担文人士大夫 “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也少有政治束缚。瓷上少部分文字内容是具有民俗性、日常性和乡土气息的文人诗歌,如贺知章的《题袁氏别业》:“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
瓷上诗歌描写的题材对象广泛,包含婚姻爱情、战争、商贾、读书入世、游子旅人、娱乐等,具有深厚的市井情结和淡淡的悲怨伤感情绪,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的字体种类齐备,篆、隶、楷、行、草均有涉猎,其中以行书作品最为繁多,约占80%,楷书次之。究其缘由,正是源于行、楷书易辨易识和雅俗共存的功能特性,使其在民间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实用性,并给民众带来轻松愉悦的审美体验,深深地打上了民间性的烙印。如青釉褐彩“去岁无田种”诗文壶,此壶腹部书有五言诗一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此诗收录于《全唐诗》,作者以自嘲方式委婉地表达其贫困生活状态和社会萧条景象。此壶文为行书,颇具同时代书家欧阳询《仲尼梦奠帖》书法语言;章法上虽字字独立无映带,但一行之内有开合变化,一派灵动古妙景象。行与行左右顾盼,穿插揖让,和谐统一,使作品具有一定的节奏感、韵律感与音乐美,充分体现出制瓷艺人们在劳动中的智慧与民间性艺术审美情趣。
唐代陶瓷业繁荣兴盛,陶瓷器成为唐代对外贸易活动中重要器物之一,主要有官方与民间两条对外输出路径。官方陶瓷承担着较多传播我国优秀文化义务,民间陶瓷则更多地偏向商业化,唐代长沙窑亦如此。
作为民间窑口的长沙窑,销售对象大多属民间立场的中外百姓阶层,其鉴赏对象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养普遍不高,针对这个前提,长沙窑主动迎合消费者心理,不仅在文本内容上采取通俗易懂、贴近民心的诗文,还在字体上采用雅俗共赏的行、楷书等,这些方面清晰反映出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大众化审美趋势,其以满足民众精神文化与审美价值需要为己任,把为老百姓制造出艺术性与实用性兼备的陶瓷作品为目标,显示出高度民间性。
唐代长沙窑起源于民间,繁荣于民间,也没落于民间,从出生到消亡,都深刻烙上民间性印记,正是其独特民间性特征,使其存在时间长达三百余年。正是民间这块土壤,孕育了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艺术这颗璀璨明珠,这颗明珠同时也照亮了民间艺术,填补了民间书法历史空白。
真正好的民间艺术作品,一定具有浓厚民间性色彩,禁得起历史沉淀与检验,唐代长沙窑瓷器书法艺术从创作主体、书写内容、书写字体和鉴赏对象这四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正如***主席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高扬文艺人民性是***主席在此次座谈会上的核心思想,也是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精神文明层面的艺术越来越被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艺术在今天更应该具有广泛人民性,艺术创作主体更应该具有民间性思想,艺术作品更应该符合与体现民间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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