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时间：2024-04-24

马宁

摘要：本文以上海、武汉和桂林为例，分别从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和创新产出三个方面比较我国不同区域的创新现状，并实证分析对外开放对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开放度提高会削弱R&D投入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结论。据此我们提出加大研发投入、致力于吸收国外核心技术和把握开放步伐的政策建议，以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尽早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关键词：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区域经济增长;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20）11-0022-04

“创新”一词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J. A. Schumpeter（1912）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20世纪60年代，“技术创新”逐渐提高到创新的主导地位。技术创新是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定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行为综合的结果。[1]随着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著名管理学家Michael E.Porter（1990）提出了创新驱动理论，他将国家或城市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创新驱动的实质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一方面来源于原始创新成果，另一方面来自引进吸收再创新。同时，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针对全社会而言的，不只是企业的新发明转化为新技术，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推广和扩散。[2]在创新驱动阶段，企业在应用、改进技术的基础上，要具备独立的技术开发能力，技术创新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处于创新导向阶段的产业，在产品研发、生产技术、营销能力等方面应居领先地位，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自主创新促进技术持续更新，从而推动高效率生产和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

从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创新型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进入创新驱动的条件一般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創新综合指数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第二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一般在2%以上，研发投资的较大部分投向产业领域;第三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原始创新，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第四创新产出高，发明专利多;第五创新既要体现在科技优势上，还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国际竞争优势上，这个阶段应该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集群，对宏观环境波动和外来冲击的免疫力很强;第六创新驱动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而且要扩散到社会发展、环境改善、体制优化等多个领域。只有达到上述所有条件，才可以说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

我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未达到创新驱动阶段的条件，但是和上述条件的差距有多大，距离是否逐年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发展不平衡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解答。本文以上海、武汉和桂林为例，比较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区域城市的创新水平发展现状，并实证分析对外开放对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以期提出推动我国实现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区域科技创新现状

（一）创新投入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是研发投入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表1所示为上海、武汉、桂林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总体上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桂林和武汉的R&D经费支出增长显著，研究期内分别增长了432.27%和303.10%。在总量上，上海的创新投入则远大于武汉和桂林：2018年上海R&D经费支出达到1359.20亿元，武汉、桂林仅为其26.48%和1.15%。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条件之一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在2%以上，上海和武汉在研究末期的R&D强度分别已经达到4.16%和2.42%，但桂林的R&D强度在研究末期仅为0.71%，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距离。

（二）创新过程

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主要形式。原始创新是指“元创新”（Meta-innovation），即根本性创新，意味着在研究开发方面，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领域取得独有的发现或发明。随着企业竞争的全面国际化，提高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已成为我国建设自主创新国家的关键。[3]原始创新在对科技自身发展产生重大牵引作用的同时，对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也会带来重大变革，比如导致企业竞争态势的变化、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或竞争格局的重新形成。由于自主创新在整个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如果一国或地区的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即使研发投入大、科研成果丰盛，也不能断定其已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目前普遍采用对外技术依存度研究创新形式，该指标表示一国的技术创新对国外技术依赖程度，可以从对外技术贸易和科学技术经费支出结构两个角度测算。受我国目前所处阶段限制，我们关注的焦点更多在于如何利用国外技术资源提高国内科学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因此第一种测度方法使用并不普遍。沿袭大多数学者的做法，本文从科学技术经费支出结构角度出发，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技术经费占R&D经费支出比重计算对外技术依存度，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技术经费支出除桂林有明显减少外，上海和武汉均没有大的变动，但上海的该项支出远大于武汉和桂林，这是因为东部地区自主创新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其中引进吸收再创新不可避免存在经费问题。对外技术依存度则均呈递减趋势，从2004年超过30%降低至20%以下。值得注意的是，2016-2018年桂林对外技术依存度平均仅为0.205%，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桂林的创新过程主要集中在原始创新。2004-2008年桂林曾投入大量资金引进国外技术，但由于其旅游城市的定位，R&D投入小，自主创新能力较低，这一举措没有能够带动当地科研环境的改善。随着引进技术的难度加大，近年桂林技术引进力度有所减弱，引进技术经费支出骤降，其中2015年和2018年引进外来技术经费支出为0，从而对外技术依存度也处于较低水平。桂林存在的这一科研瓶颈不是特例，也符合广大西部地区的现状。

（三）创新产出

1.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也是反映创新产出水平的指标之一，特别是发明专利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对其创新性要求高。图3A描述了2003-2018年上海、武汉、桂林专利授权量的变动趋势，大体均有较大增加，但武汉和桂林与上海之间仍有很大差距。上海2018年共授权专利92 460件，武汉仅为上海的35.03%，而桂林更少，仅为武汉的9.28%。考虑发明专利在专利授权总量中所占比重，情况则有所不同：桂林发明专利所占比重最高，武汉次之，上海最低。其中桂林该指标呈上升趋势， 2014年达到顶点73.59%，比2003年翻了一倍，但从2014—2018桂林这方面指数也开始下降到28.39%。而上海、武汉一直在10-30%范围内波动，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桂林的创新产出质量并不低。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2014年桂林发明专利授权数仅为3 173件，少于武汉的3 874件，也远少于上海的11 614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854件，远少于上海、武汉的30 704和10 855件。实用新型专利又称小发明或小专利，通常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我国重视实用新型的原因是鼓励低成本、研制周期短的小发明创造，更快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虽然实用新型专利所包含的创新性小于发明专利，其对科研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小觑。

2.区域科技创新现状分析。从以上分析可知，上海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2005年至今一直保持在2%以上，2018年更达到4.16%;大量创新活动是原始创新，对外技术依存度从2009年开始小于30%，且逐年降低;发明专利多，2018年达到21 331件，专利授权总量为92 460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8.1件，居全国第二位，比全国平均水平多出18.8件。这说明上海已经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从而推断我国东部地区可能已经或快要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武汉和桂林对外技术依存度很低，特别是桂林近三年均低于1%;武汉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近五年均大于2%，而桂林最高仅为0.95%，发明专利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也不多。因此武汉和桂林都没有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但武汉与其差距要小于桂林，推断我国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均未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且西部地区与进入条件相距甚远，但距离正在逐年缩小。

二、实证研究

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发投资不足，国际性技术外溢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技术知识来源。[6]但是关于对外开放在创新驱动中的作用，还没有达成一致结论，[7，8，9]而且开放度水平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10]从上文分析可知，一国或地区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条件之一是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在30%以下，而对外开放必然涉及到技术引进与吸收，从而开放度提高可能伴随对外技术依存度的提高。为了验证我国不同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在创新驱动中的作用，考察对外依存度指标的合理性，本文选用上海、武汉、桂林2005-2018年数据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GDPit=lnRDit+openit+lnRDit×openit+μi+vt+εit（1）

被解释变量为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lnGDPit），解释变量为全社会R&D经费投入的对数值（lnRDit）和对外开放水平（openit），其中对外开放水平是由贸易开放度和FDI占GDP比重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lnRDit×openit表示R&D投入和对外开放的交互项，μi、v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是模型的残差项。

为了控制我国地区之间较大的异质性和宏观经济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计量模型采用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在第（1）列中，我们利用R&D经费投入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发现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11，12]为了验证对外开放在创新驱动中的作用，我们引入对外开放指標进行回归，结果如第（2）列所示：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一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外开放指标的引入削弱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

由于R&D投入增加能促进经济增长，但R&D经费使用也依赖于经济增长，因此模型设定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此外经济趋同方程中的解释变量与残差项会构成移动平均（MA）过程，因此本文采用内生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第（3）和（4）列给出了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值，各解释变量的估计值没有发生明显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在第（5）列中，我们引入R&D投入和对外开放的交互项。一方面，从经济现象上两者本身就存在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我们预期开放是自主研发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且在开放程度不同的情况下，R&D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边际量不同。结果发现，交互项系数为负，开放度提高会削弱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对外开放是技术引进和国际性技术外溢的必要条件，[13，14]但是技术引进对自主创新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构、原理、数据等做进一步分析，在此基础上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其技术水平与引进技术基本相当或稍有提高。不同于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一种知识外源型、学习模仿型和后进追赶型的创新模式，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但是我国存在大量只引进不创新的行为，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R&D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较差，从而通过扩大开放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并没有促进本地技术进步，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创新投入不足、创新意识薄弱的情形。有鉴于此，将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作为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条件之一，有其合理性。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以上海、武汉和桂林为例，分别从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和创新产出三个方面比较我国不同区域城市发展的创新现状，得出我国东部地区可能已经或快要进入创新驱动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均未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结论。由于我们特别关注其中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接下来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对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第二，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一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第三，开放度提高会削弱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提出推动我国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政策建议如下：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将研发投资投向基础研究和产业领域，强调原始创新的重要性。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致力于吸收核心技术，并鼓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不能一刀切，要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把握开放步伐，内陆地区盲目对外开放可能会挤出本土自主创新。创新驱动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而且要扩散到社会发展、环境改善、体制优化等多个领域，促进各领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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