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启示——以湖北地区民间美术中的生肖文化为例

李璐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1 民间美术中的生肖文化

生肖风俗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民俗现象。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不乏本国的生肖文化，普遍上认为东亚及东南亚的生肖文化是发源于古代中国。自古国人就用十二个专有动物来记录时间，这个习俗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创造性地将动物特征赋予人类特征，是中国古典文化中赋比兴文学手法的成功应用，也是文学想象力的挥洒。从古至今，无数艺术作品涉及生肖，至今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生肖文化也形成了大量民间传说，甚至形成来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事方式[1]。生肖文化经久不衰，至今仍然是设计界和企业界每年投入大量关注和资源的文化资源。生肖文化是华夏民族的年龄计算方式，具有寄情于物的浪漫情怀，也有最广泛的民众参与度。当然生肖文化也有其局限性，例如约定俗成的婚恋观阻碍了许多的爱情，因此我们需要摒弃其中迷信的部分。

生肖文化在民间的生命力最为蓬勃，剪纸、年画、泥塑等等大量的民间美术品中都能见到生肖文化的影响。从题材上看，老鼠娶亲、兔子骑虎、卯吃寅粮、这类叙事性插画占据主导，这与大量的民间传说是紧密相连的。而由生肖所派生的习俗也成为重要的题材，例如蛇盘兔必定是这类的俗语。对于生肖文化的开发和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热度不断攀升，设计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本文试图从湖北民间美术生肖文化形象中汲取灵感，并运用于设计研究与实践中。

2 湖北民间美术中的生肖文化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除了人数最多的汉族外，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回族、侗族也有分布。两千多年前，湖北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活动中心，孕育了灿烂楚文化。湖北民间美术受其影响，保留了想象浪漫、情感炙烈、造型奇异的特点。同样的，湖北民间美术中也体现出受到大量生肖文化的影响。

湖北地区的民间工艺美术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系立体类，包括石雕、木雕、竹雕、砖雕、陶器、糖塑、银饰等。其二系平面类，包括木版年画、剪纸、皮影、刺绣、布贴、挑花、土锦、蓝印花布等。其中的立体类以具象雕塑为主，在包装设计转化中有一定难度，待日后再论。本文尝试以平面类的民间美术为切入点，因为平面化的图案装饰具有较为明显的统一面貌，容易从中发现共性，也更容易转化为包装设计的元素。

区别于其他地区，湖北民间美术中的生肖题材有以下特点：其一，生肖很少以单独的形象出现，这些形象常常与不同的元素组合。例如：生肖形象与植物、瑞兽、人物、几何纹的组合，甚至与宗教符号如道家符号的组合。其二，生肖形象常常体现出与吉祥寓意的关系，如许多民间美术中都体现着生殖崇拜，包括“蛇盘兔必定富”的吉祥语、鞋垫中的兔子纹、桃子与老虎等。其三，生肖形象常常与汉字组合出现，例如生肖对应着十二时辰的汉字剪纸。

一个地区的美术风格不仅取决于当地人的审美、性格，同时取决于材料的限制。可以说人是先了解材料，才能进行创作，材料都有其内在的可能性，民间艺人是典型的实利主义，他们往往先分类后制作，先制作后匹配，熟悉材料是前提。

3 风格分析

湖北民间美术具有典型的家族传承的风格，一个家族的风格都比较类似，不同家族之间的风格差异较大，整个地区的风格又有相似之处，在地区统一性中包含着家庭之间的多样性。湖北民间装饰与剪纸艺术关系密切。拿刺绣来说，村姑农妇的绣品样本除家承外，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剪纸艺人创作的“剪纸花样”。这些剪纸帽花、鞋花、枕头花等，是绣女们的最佳摹本。她们购回后在底料上依样画出纹路，再自行配色，进行二次创作，这个过程中留下各自的烙印。

3.1 色彩

湖北地区民间美术以红黑两色作为主色调最为典型，刺绣、枕片、鞋帽多以红色为底，挑花多以黑色为底。这与楚人尚赤、尚巫有关。秦汉时期楚地的漆器装饰非常具有代表性，例如秦代睡虎地出土的众多漆器，以黑色为基底，用红色线条来装饰，偶尔辅以金属色与淡绿，淡黄等辅助色[2]。同时，擅长使用赤黄绿蓝等原色对比来营造热烈丰富的色彩感受，这与当地人浪漫热烈的性格有关。（见图1、图2）

图1 秦代睡虎地出土漆器

图2 湖北阳新 童背心

3.2 造型

湖北民间美术中的生肖形象往往具有超现实的特点，生肖动物的形态不拘泥于现实，例如两只虎可以共用头部，一只虎也可以只长两条腿；尊贵的龙可以变成一根棒槌……一切都是自由开放的，其造型特点区别于再现风格的中国艺术，更加具有抽象性。其次，湖北民间美术中的生肖形象也不同于邻近的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装饰中的几何风格倾向，生肖的形象都很容易识别。一般印象里，更原始的民间美术风格往往具有特别的抽象特点，例如新西兰毛利人、安第斯文明乃至中国许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地区的民族美术常常呈现一种抽象之美。而受到灿烂楚文化浸润的湖北民间美术风格发展出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生肖形象，在充满装饰情趣的同时，也充满再现性甚至是叙事性。此外，这些装饰母体的装饰具备灵活的程式化特点，例如湖北常见的凤鸟图像，身体由不同颜色的布片拼接而成，这些分散的翅羽、尾羽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延续着湖北当地一脉相承的造型语言，然而部件组合的方式千奇百怪，这让装饰整体呈现灵活的程式化。（见图3、图4）

图3 湖北 童肚兜虎

图4 湖北 童背心局部 凤鸟

3.3 构图

非对称平衡作为构图的原则。在装饰艺术领域中，任何层次的安排都有两个明显的步骤，即构框和填补。前者制定区域的界限，后者在划出的区域内组织构图成分[4]。西方在前洛可可艺术时期基本沿袭的是对称性的构图，直到收到中国和日本等远东国家的冲击。如同“远东艺术”的一大特征，湖北民间美术中也常常使用非对称性的构图，避免了元素组合的呆板。虽然摒弃了对称手段，但是却能依靠元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达到整体画面的协调，这种装饰手法显然受到了中国画艺术的影响，带有一定绘画性的特征。例如下图湖北布贴中的花、石榴、蝴蝶等相互映衬，虽然不对称，却达到饱满、均衡的画面效果。我们可以积极地想象，热情浪漫的湖北的艺人们是如何不喜欢精确、严谨的对称构图的，在掌握熟练的技艺前提下，手工艺人们便开始发挥他们的生命创造力，以达到“游心逍遥”的境地。楚文化带着逍遥、神秘的文化基因，正如古典诗歌在遵循韵律定则的同时，包含着诗人个体诸多适性的选择，诗韵的变化不仅与诗人意志的鲜活息息相关，还与天人合一、适性逍遥的文化传统有关系[5]。

3.4 语言

网点、马赛克、几何的重复。湖北民间美术区别于邻近苗族与单纯绘画性装饰之处在于，它将纯粹的几何化元素融入了具象的图案装饰中。图5、图6中左右两张图不同程度的体现了这一点。这样做的原因一开始应该是由于材料的约束，在使用挑花工艺时，挑花纹饰因受经纬度的局限，需严格按布纱经纬平面展开，艺人们善于化弊为利，顺其经纬，图案呈现一种“马赛克绘画”的效果，由颗粒度较大的色点来构成画面。这样的特点作为艺术风格流传下来，从而影响了其他门类的民间美术。在这类型的装饰图案中，网点、几何化处理常常用以填充具象图案的轮廓，或是作为小的装饰区块分割画面。湖北民间美术对于几何语言和拼贴手法的运用，常常会引起人们的遐想：人类的审美情趣总会在某一处汇聚。这样鲜活的画面跟发源于西方的波普艺术风格似乎也有了共通之处，对于我们今日的设计来讲，湖北民间美术提供了现代性的新的思路和新的依据。

图5 石榴蝴蝶绣片

图6 虎与凤 鞋垫

4 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启示

4.1 转化中的困境

当代包装设计中，我们常常需要借鉴传统装饰，目的在于表现复古的产品定位，或者是体现某种地域性文化。在此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了“再现与秩序”问题，也就是二次创作中如何表达传统美术的问题。几何化、抽象化处理容易丢失再现的细节，模糊意义感，减弱原手工艺的韵味；而忠实再现则容易陷入到繁缛、无效的装饰中，降低生产效率。例如上行设计为黔八方所做的品牌核心图形，由符号化的贵州元素与主题文字构成，令人印象深刻。黔八方是一家主打贵州苗族地域文化的餐饮品牌，该核心图形运用了类似于苗族贴布绣的表现手法：藏蓝色的基底加上多个纯色的碰撞。然而这个核心图形所运用的元素与上文所描述的湖北民间美术风格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此时消费者产生了混乱感：我们只能从图形中得知这是某一少数民族的风格，至于是哪个民族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风格先被一个品牌抢占，在消费者心智里留下了烙印，原本真实的情况就模糊了。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再现的程度，从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图7、图8）

图7 黔八方品牌核心图

图8 苗族绣片

我们还会面临一个问题：意义的丧失。过于抽象和随意的造型会导致意义的剥离，当图像完全不可辨认其与具体意象之间的联系而转化为最基础的几何图形组合时，某种程度上讲它便丧失了意义，只留下秩序感。如果从品牌传播的角度来看包装设计，民间美术领域不存在市场竞争，以创作者或者其家族的主观能动性为准则，手工艺品并不需要承担对大众传播的指责，它只在小的家族范围内流动。而现代包装所面临的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思考如何在其产品所在的销售场景中脱颖而出。传播往往需要依靠符号的力量——符号是意义的集合。华与华的经典案例“厨邦酱油”就在其包装设计中运用了符号的力量，使其占领了超市货架[6]。包装设计在快销品市场中承担了品牌形象排头兵的作用，它不仅需要具备包装基本的功能，如存储、运输、保护、说明等，同时还要为品牌树立合适的形象。华与华所提出的“超级符号”理论适用于大多数商业包装设计，换言之，“再现”的作用是提供意义，而符号是“再现”的终极。在此基础上，倘若包装设计运用了单纯的抽象手段来对待民间美术中的图案，而不去强调“意义”，那么这个包装设计的品牌力将会大打折扣，因为此时包装中所含的信息量不足。湖北民间美术中的生肖元素设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图9中的老虎图案为例，匠人在老虎具象的身体上赋予了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身体装饰语言，他们不需要牺牲“意义”来达到“秩序”，手工艺人可以将装饰和意义融为一体，这让“老虎”的形象比多数时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图9 枕头套 局部

4.2 冲突的制造

在贡布里希的装饰理论里，他曾经提到过“视觉显著点”，视觉显著点是依据信息在某个瞬间引发人“惊讶”反应的程度大小来决定的。如前文所言，包装设计的战场是与品牌紧密相关的，如何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早已成为企业与设计师的一大课题。视觉显著点的存在需要视觉的中断产生，由于人在观看一件事物时永远会带着自身的心理预期，当心理预期被打破的瞬间，就是画面本身最使人惊讶的瞬间，这样的“打破”制造了冲突，从而才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在他的理论中，有一个词与“中断”相对，即“延续”。延续是大多数装饰艺术的常态，它反映了人们观看一个图案之前对它的预期，当没有一件事物打破预期时，我们称之为“延续”，它让人逐渐放松注意力并顺其自然地将面前的图案视作背景。换句话说，当包装画面只剩“延续”时，我们便无法感知到包装里的信息——这个包装就像一张百搭的礼物纸般包裹着产品。当我们面对民间美术品时，有意地制造延续和冲突，增加视觉显著点是大有益处的。例如中国新锐的设计团体1983Asian常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图案的当代化可能性，并依据他们的研究为众多希望凸显当地文化的亚洲企业设计品牌形象。在他们为餐饮品牌“铜师傅”升级品牌形象时，选择了一只麒麟作为主纹并辅以适当的装饰，最终的画面效果是辉煌的。它的当代性体现在1983Asian为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随处可见的文化符号“麒麟”制造了冲突，打破了人们对“麒麟”的延续性认知：画面中的红色角、方、圆遮挡住麒麟的主纹。为了不让冲突过于爆裂，他们还在四周增加了几何化的云纹、水纹，用来协调画面语言（图10）。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去掉了遮挡麒麟的中心图形和四周的几何化纹样，单纯的麒麟图案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湖北民间的刺绣中也体现了这种冲突，仔细观察图11的奇特生物，除去形象本身的想象力引起人们惊讶的反应之外，这个图形在针法的搭配上也突出了冲突感，不同的针法和走线在这只动物身上意外地交织在一起。现代印刷工艺给了我们更多的材质选择，因此在制作图案时往往会为简单几何形式附加不同的材质、工艺搭配来达到更辉煌的装饰效果，正如装饰主义运动所做的那样。

图10 1983Asian铜师傅品牌核心图

图11 湖北民间枕片局部

5 结语

在国家倡导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国民的消费需求逐渐转向文化消费，国潮复兴势头正盛，对本民族文化基因的重新探索早已成为艺术设计的主题之一。然而我们的设计主体仍然是模糊的，中国复杂的民族构成和丰富多样的艺术历史决定了我们可能无法找到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风格。本文试图在更宏观的世界装饰艺术视角下重新锚定民间艺术的位置，用更普适性的眼光看待民间艺术与世界装饰艺术以及当代中国设计的关系。另一方面，生肖文化将会在当下乃至持久不可预见的未来持续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对于生肖文化在华夏广袤大地上的文化拾英也是设计界的重要课题，当今的中国包装设计乃至平面设计需要逐渐找到设计主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面对二次创作所带来的转化问题，这些问题是设计研究者与实践者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湖北民间装饰艺术中的热情与浪漫，神秘与诡谲，其中所蕴含的惊人创造力，为现代设计师将提供更多更深远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