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如何论证共享发展的——读《哥达纲领批判》的体会

赵学清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210003）



马克思是如何论证共享发展的
——读《哥达纲领批判》的体会

赵学清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210003）

摘要：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享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科学的论证，蕴含着深邃的共享发展思想，其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社会主客观生产要素的分配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制度基础，联合劳动生产的社会总产品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总产品的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必然结果。《哥达纲领批判》的共享发展思想对理解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共享发展；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对于破解我国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内外联动、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发展在五大发展理念中是体现发展性质和宗旨的，是管总的，管根本的。“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本文主要探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是如何论证社会主义社会共享发展的，并试图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共享发展思想进行概括，为深刻理解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社会主义社会主客观生产要素的分配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制度基础

共享发展属于社会生产成果分配领域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分配关系由生产关系决定，是生产关系的背面。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1］（P436）这就是说，一个社会消费资料的分配是由该社会生产条件即生产要素的分配决定的。不同社会或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生产要素分配状况必然产生不同的生产成果分配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的分配表现为，资产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劳动者仅仅占有自己的劳动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主客观生产要素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由资本家支配，由此决定的生产成果分配方式是劳动者只获得劳动力的等价物——工资，而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则被资产阶级占有，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要素的分配根本不同于被它取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果分配方式。

马克思把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主客观生产要素是如何分配的呢？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1］（P433）组成联合体的全体社会成员占有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在这个社会里，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1］（P434）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2］（P124）每个劳动者和联合体内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平等地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处于社会成员地位”。［1］（P433）社会主义社会客观生产要素的这种分配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利用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在制度上成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了产生资本主义剥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对于社会生产的主观要素——劳动力，《哥达纲领批判》明确指出，社会“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1］（P435）作为生产的主观要素，劳动力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从而使得社会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劳动是拥有不同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活动。主观生产要素——劳动力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使劳动者在未来社会的联合劳动中成为“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1］（P433）劳动者作为“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和“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的二重身份，必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体现出来。

综上所述，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生产要素由社会共同占有，生产的主观要素——劳动力由劳动者个人占有。社会主义社会主客观生产要素的这种分配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其一是，全体社会成员占有社会全部的生产资料，由此产生了“全体成员的利益”，［3］（P319）或者说产生了社会利益。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全体劳动者和“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参加生产或者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4］（P960）因而全体社会成员在数量上大于全体劳动者，由此产生了全体社会成员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关系。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差异性。全体劳动者包括在全体社会成员之中，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主体。全体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平等的所有者，又是运用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生产者，他们的利益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差异在于，全体社会成员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全体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主体又是生产资料的使用者。这种差异产生了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和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者使用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所有的生产资料，他们之间是生产资料的使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经济利益关系必然体现在生产成果的分配过程中。其二是，劳动者是自己劳动能力的所有者，因而产生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具有不同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动，因而在产品的分配关系中必然产生基于劳动力所有权的个人利益，使劳动者成为“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和全体劳动者作为整体的利益决定着“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和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的劳动者基于不等的劳动力提供了不等的劳动量，每个劳动者提供的不等的劳动量必然要求社会在产品的分配中予以承认，并给予不等的报酬。其三是，受主客观生产要素分配的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形式是联合劳动，联合劳动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生产成果的分配需要协调社会利益、联合劳动者利益和劳动者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主客观生产要素的这种分配和资本主义社会主客观生产要素的分配在性质上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社会利益、联合劳动者利益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在性质上也是根本对立的，由此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和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本对立。

二、联合劳动生产的社会总产品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个社会能分配的只能是生产的成果。生产发展的成果是共享的物质基础。就一个年度来说，共享的物质基础是劳动生产的年度社会总产品，是社会劳动创造的财富。社会总产品是社会生产力发挥作用的结果。没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创造的丰裕的社会总产品，共享的结果只能是共同贫困。共享发展的物质条件是发展，是社会劳动生产的越来越多的社会总产品。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2］（P69）但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并没有为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劳动者只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资产阶级独占了剩余劳动创造的成果，导致社会出现了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尖锐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在走向灭亡的同时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5］（P310）为生产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供了前提。在社会主义社会，“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6］（P689）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的管理下实施“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3］（P420）“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1］（P460）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制定共同的生产计划，为了共同的利益，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着联合劳动，联合体“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P561）社会作为自由人联合体，将科学地合理地调节自己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把联合劳动的生产过程置于联合体的共同控制之下，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

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在承继资本主义时代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上，自由人联合体通过有计划的联合劳动可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宏伟的生产成就，更丰裕的社会财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1］（P258）“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储存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1］（P259-260）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生产的越来越多的社会总产品可以为生产成果的共享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正是以联合劳动生产的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为基础来讨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

三、社会总产品的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

特定社会阶段的分配关系只是该社会阶段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联合劳动为生产成果的共享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生产成果的共享需要特殊的分配形式和分配机制来实现。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联合劳动决定了生产成果的分配机制和分配形式。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2］（P19）社会主义社会联合劳动创造的社会总产品是如何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呢？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以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为例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形式和共享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马克思指出，劳动者联合起来运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有计划地劳动，“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1］（P432）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1］（P433）

根据马克思的设想，集体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在组成集体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之前要进行上述六项扣除。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劳动者不能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社会对社会总产品进行扣除的根据是什么？扣除下来的社会产品为谁所用，实现谁的利益？等等。

为什么劳动者不能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是因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生产社会总产品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只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因而联合劳动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就不能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不折不扣”地获得。这里存在着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要在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报酬”，以体现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整体利益。“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1］（P433）但劳动者作为“社会成员”和“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这种二重身份反映的恰恰是两个群体的不同利益，即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和各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组成的劳动者集体之间的不同利益。这两种不同利益表现在社会总产品分配的数量关系上，是六项社会扣除的量和“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的量的关系。六项社会扣除及其扣除的量体现的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的利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的量体现的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的利益。总之，劳动者之所以不能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因为社会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要从联合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中扣除生产资料的“报酬”，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这同时也回答了六项社会扣除的依据问题。

扣除下来的社会产品为谁所有，为谁所用？体现了谁的利益？对于前三项扣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主要是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和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扣除下来的“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7］（P96）这三项的主体是生产资料，这些扣除使社会再生产不仅能够正常进行而且能够扩大，社会遇到的“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8］（P198）能够得到弥补，体现的是社会在再生产方面的整体利益。

后三项扣除的是消费资料，各项扣除都有特定的用途。第一项是“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一般管理费用是社会的非生产性消耗。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管理费用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会显著地缩减，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但一般管理费用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行又是必要的，在社会管理中已经被消耗，必须在社会总产品中予以扣除，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这项扣除体现的是社会在社会正常运行方面的整体利益。

第二项是“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作为社会共同体，必然有教育、医疗、文化、保健等共同需要。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会显著增加，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社会共同体共同需要的满足需要公共消费基金来支持，必须从社会总产品中作相应的扣除。这项扣除体现的是社会在共同消费方面的利益。

第三项是“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社会成员中有一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凭借劳动获得生存所需的消费资料，还有一部分由于不同的原因出现了生活困难……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共同富裕，不能让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没有来源，不能出现一部分社会成员因特殊原因“返贫”，因此，社会要扣除一部分消费资料“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相应的基金，举办类似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官办济贫一类的事业，不让一个社会成员掉队，实现共同富裕。这项扣除体现的是社会在扶困救助方面的利益。

由此看来，社会总产品的这六项扣除依据的是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扣除的用途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这六项扣除“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1］（P433）

根据对文本的解读，第一，可以认为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的发生是存在一定概率的，因而“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其扣除数量。第二，用于弥补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一般管理费用两项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管理中已经消耗掉的确定的量，可以直接在社会总产品中等量扣除。第三，用于扩大再生产、共同消费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等其余三项则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扣除的量，扣除的量要和“现有的物资和力量”相称，不能超出“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所能承受的规模。不仅如此，扣除量的大小还关系到两个群体利益的损益。如果扣除量过小，则损害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增加了联合劳动者群体的利益；如果扣除量过大，则损害了联合劳动者群体的利益，增加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这三项扣除的量应该保持合理的度，保证社会再生产以科学合理的速度持续发展，不损害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利益和劳动者集体的整体利益。

社会总产品在作了六项扣除之后，“才谈得上在集体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1］（P433）如何分配呢？

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

“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1］（P434）

《哥达纲领批判》的上述论述清楚地表明，“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遵循的是按劳分配原则。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是他的劳动量，他从社会获得证明提供多少劳动量（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的凭证即劳动券，并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劳动者被同一个尺度去计量，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只被当做劳动者，其他一切都撇开了。每个劳动者以活劳动的形式参加联合劳动，以物化劳动的形式获得和活劳动相应的消费资料。消费资料在集体的生产者之间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劳动者个人利用生产资料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权利，只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一个尺度分配消费资料。在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生活资料（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进行过原则的粗线条的论述，指出：“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7］（P96）《哥达纲领批判》则在《资本论》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角度对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拥有不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通过劳动这个尺度参与“在集体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的分配，协调了劳动者个人和联合劳动者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了劳动者作为劳动力所有者、作为“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的利益。

马克思指出：“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5］（P209）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联合劳动生产的社会总产品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实现了全体社会成员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全体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扣除实现了社会整体的利益，特别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员通过扣除设立的基金共享了发展的成果。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者通过“在集体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实现了集体利益。参与联合劳动的每个劳动者通过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实现了个人利益。社会全体成员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共享了发展的成果——社会总产品。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总产品的这种分配正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最能促进生产的分配方式。全体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对发展成果——社会总产品的共享，既保证了全体社会成员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又保证了联合进来劳动的生产者的集体利益，还保证了劳动者个人作为“私人生产者”的利益，从而使一切社会成员都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的能力，迸发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不仅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了发展的成果，而且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就是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全体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共享社会总产品的平等状态。［9］（P54）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总产品的平等状态仅仅实现了以劳动作为衡量尺度的形式上的平等，每个社会成员包括劳动者的富裕程度还存在着差距，还没有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但它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共享社会总产品能够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实现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在分工消失从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那时，全体社会成员就会通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享机制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状态终于到来了。共产主义的共同富裕就是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按需分配实现的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四、结论与启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的共享发展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联合劳动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总产品。展开来说，共享发展思想的要点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和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制度前提，联合劳动生产的社会总产品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总产品的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共同富裕是社会总产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必然结果。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生产资料共同使用，生产活动共同计划，生产劳动共同参与，生产过程共同管理，生产成果共同分享，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而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生产资料共同使用、生产活动共同计划、生产劳动共同参与、生产过程共同管理最终都要落实到生产成果的共同分享上。如果没有生产成果的共同分享，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就没有在分配过程中得到实现，公有制就会成为空有制。从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要素分配到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形式，再到生产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者参与共享生产成果，再重新开始扩大的经济活动过程，这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只有在这个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才能真正把握《哥达纲领批判》蕴含的共享发展思想。

用《哥达纲领批判》的共享发展思想观照现实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

第一，共享发展及其最终导致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共享发展不是孤立的分配活动，它是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之上共有、共劳、共管的结果，和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全部过程和所有方面相联系。社会主义的共享发展及其最终导致的共同富裕建立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参与生产劳动和共同管理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离开了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生产劳动的共同参与和生产过程的共同管理，就谈不上共享发展。必须把共享发展的理念和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联系起来把握。

第二，必须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生活来认识我国现阶段的共享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由此决定了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全体社会成员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初次分配和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来共享发展成果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一部分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所有，一部分由一个一个社会成员集体所有，一部分由一个一个社会成员个人所有，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呈现出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情况。全体社会成员在国有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是平等的；在一个一个集体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集体内部的成员基本上是平等的，但集体之间的社会成员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至于社会成员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则具有明显的“私”的性质。归国家、一个一个集体和一个一个社会成员所有的生产资料还存在着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十分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样，也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客观生产要素的这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存在着一些社会成员利用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可能。在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主客观生产要素分配上的一定的不平等在经济活动中还会进一步放大生产成果分配上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必然产生社会成员之间一定的收入差距。从理论上讲，这种收入差距远远小于资本主义社会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和收入再分配等因素的作用会把社会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根本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两极分化。但这种收入差距又远大于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形成的生活资料占有上的差距。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客观生产要素的分配使社会成员的收入来源多样化，不仅有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收入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市场机制的作用还会放大这种收入差距，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只存在由于提供劳动的不等而获得的不等的生活资料。虽然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会缩小收入差距，但社会成员在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是远大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享发展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总产品。只有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总产品，共享的财富才会越来越丰裕。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接续奋斗，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不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遵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规律，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总产品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这样，共享发展才会有丰裕的物质基础，发展成果才会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享发展需要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让市场在收入初次分配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享发展的基础在市场实施的初次分配中。如果市场实施的初次分配不规范、不客观，就会使共享发展受到扭曲，就会使政府实施的再分配失去客观的前提。因此必须下大力气规范收入初次分配的秩序，坚决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坚决取缔假冒伪劣等非法市场行为获得的收入，使市场价格成为衡量要素贡献并实施收入分配的手段，实现市场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统一。

第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享发展需要政府有合乎规律的更大作为。所谓合乎规律是指政府基于市场初次分配结果的再分配要从经济运行的实际出发，着眼于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来实施。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要像社会主义自由联合体那样对社会总产品实施社会扣除，要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再分配不仅有公平问题，也有效率问题。再分配不仅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也要高度关注社会效率。每个发展阶段的社会公平问题一定要联系社会“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统筹，既不能滞后于“现有的物资和力量”，也不能超越“现有的物资和力量”的约束。再分配要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率的统一，使再分配符合“生产的利益”，“最能促进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赵学清.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探讨［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4）.

［责任编辑沈斐］

Marx's Demonstration of Shared Development——After Reading 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ZHAO Xue-qi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Nanjing 210003，Jiangsu，China）

Abstract: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written by Marx has made a full and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 of share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society. It embodies profound vision on shared development and includes following contents: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in socialist society serves as an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everyone to share the fruit of development；the aggregate social product made by joint labor is the material base of shared development；the social de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serve as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shared development for all the members of society；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everyone's sharing of development. The elaboration on shared development in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has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relevant development thought of the Party.

Key words:shared development；Marx；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common prosperity

中图分类号：A811；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3-0065-09

收稿日期：2016-02-05

作者简介：赵学清（1955-），男，江苏灌南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