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与镜鉴：西方后发展思潮观照下的科学发展观

王晓林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回应与镜鉴：西方后发展思潮观照下的科学发展观

王晓林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西方后发展思潮是指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批判或解构西方现代性为理论主旨，以后现代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发展思潮。把科学发展观置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总体图景中予以观照，从哲学比较的视角研究与科学发展观“共时态”而存在的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不仅有助于对发展理论演进的基本趋势作前瞻性把握，也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化运动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从而为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寻找富有启迪意义的方法论原则。

科学发展观；西方后发展思潮；比较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根据这一概括，研究和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显然不能局限于中国自身的视角，而应该坚持一种双重的观察视野——既要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视角予以考察，又要把它与国外发展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进行比较研究，以突出其理论的优势与特色。我们认为，从哲学比较的视角研究与科学发展观“共时态”而存在的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不仅有助于对发展理论演进的基本趋势作前瞻性把握，也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化运动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尤其是，把科学发展观置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总体图景中予以观照，通过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思潮的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与实质，增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从而为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寻找富有启迪意义的方法论原则。

一

本文所谓的西方后发展思潮是指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批判或解构西方现代性为理论主旨，以后现代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发展思潮。

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从事发展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新特征：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发展已经从工业化转入非工业化轨道，工业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服务经济比重持续上升；发达工业国家社会发展开始从城市化转入非城市化或逆城市化轨道，城市人口向郊区和乡镇迁移，科技革命促进社会新发展；发达工业国家没有止步不前，他们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超越工业文明阶段。据此，他们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工业经济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顶点；第二，工业社会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第三，工业文明不是文明进程的终结。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兴起》，率先提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此后，“后现代”思潮迅速从美国蔓延到欧洲，其影响也逐渐扩展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其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知识社会（莱恩，1966）、后工业社会（贝尔，1973）、1980 年出版第三次浪潮（托夫勒，1980）、后现代主义（格里芬，1997）、后现代化理论（殷格哈特，1997）、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和数字化社会等。

在后现代思想家们看来，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其社会发展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在材料生产、科研教育、医疗保健、企业和政府管理以及家庭中的广泛应用，从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例如，著名的后现代思想家吉登斯根据对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现阶段的社会状况的总结性考察，认为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其基本轮廓正好与其现代社会的制度系统相对应：非匮乏型经济体系取代资本主义，各层次的民主参与取代现代的监督制度，原有的军事暴力让位于非军事化，工业化则由技术的人性化取而代之。另一位后现代思想家詹姆逊则认为后现代的资本主义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商品异化，二是消费主义，三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商品异化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消费主义充当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球化和信息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两条路径。而美国密执根大学教授、世界价值观念调查项目委员会的执行主席殷格哈特通过对43个国家进行的问卷调查的比较分析，提出后现代化的核心社会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增加人类幸福，提高生活质量（见表1）。

表1 不同社会的社会目标和个人价值观

如果说二战后兴起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其对象是亚、非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旨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怎样通过学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其对象是一些曾是殖民地，但独立后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是研究有些国家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那么，当代西方后发展理论关注的则主要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面临的新的挑战与危机。像霍克海默对科学意识形态的质疑、马尔库塞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猖獗的担忧、福柯对权力和知识的批判、德里达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德勒兹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理论、鲍德里亚的媒体社会理论、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莱易斯等人对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批判等，都具有浓郁的深刻的反省与批判意识。

例如，在哈贝马斯等人看来，由于人们对工具理性长期的盲目尊崇，使得理性世界失去了本应具有的必要张力——工具理性日益占据了人类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伦理理性则日趋边缘化。这最终造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畸形发展：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人类在处理自己与自然关系时，凭借科学技术手段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掠夺，带来了自然界的疯狂报复，导致了环境破坏、生态恶化；“工具理性”文化理念泛化、蔓延到社会生活领域，造成人文价值的失落，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类在借助科学技术手段不断获取丰富的物质资料的同时，物欲也膨胀起来，进而导致人的精神荒漠，使人畸变为只具有物质层面而无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对伦理理性的僭越是现代性“滥觞”的罪魁祸首。而一些具有生态主义倾向的后现代思想家如莱易斯等人则指出，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消费不断扩张的“唯生产力论”是同生态合理性要求不相容的。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虽然延缓了经济危机，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而且这种社会制度倡导的是以消费为荣的消费文化，诱使人们为了享受消费而拼命工作，势必一方面加剧了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污染了环境，从而造成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引起生态危机。在他们看来，这种“唯生产力论”和生态危机同样也曾产生在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严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后现代发展思潮迅速从欧美发达国家蔓延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在它的影响和冲击下，世界范围那种长期以来追求现代性的热望开始为一种新的反现代性的后发展思潮所取代。如今，以超越传统现代性的视角来探寻本国家、本民族的新的发展进路在全球范围内可谓是方兴未艾。不论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抑或是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其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中几乎都能窥到西方后发展思潮的踪迹。

二

西方后发展思潮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到底有什么影响？特别是，作为一种与科学发展观“共时态”并存的理论，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纵观近年来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致有三种倾向性的意见：（1）把科学发展观视为高于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观点认为，现代发展观的嬗变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由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 “工业文明观”、1969～1973年由罗马俱乐部学派提出的“增长极限论”、20世纪7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观、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综合发展观以及以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新世纪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由于“克服了各种新发展观的不足，无疑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正确的发展观。”[1]这种观点实际上把现代发展观嬗变作了一种简单的历时态解读，即经济增长主义的发展观→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显然是值得商榷的。（2）把科学发展观看做是与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完全对立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观点认为，“西方发展理论不可能真正站在非西方立场上来说话。西方发展理论由其基本立场、观点所决定，不可能真正担负起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制定理论、战略、目标与道路的任务。”“西方发展学是战后西方当局为着避免第三世界广大地区‘陷入共产主义’，从而失去投资机会、失去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产生和兴旺起来的，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3]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由于看不到两者之间的理论交融，因而也就不可能看到前者对后者的批判与超越。（3）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的翻版。这种观点，由于模糊了科学发展观与当代西方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各自不同的理论边界及社会适用语境，后者对于当代中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真正思想镜鉴与警示之处也就难以彰显。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讲，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与科学发展观，既不是一种历时态的承袭关系，也不是完全对立的，更不是完全重复的。两者之间，既有相近、相似、相同的地方，也有显著的差异和区别。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基于对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的批判性考察和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践反思，我们党在进入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升华，也是对西方后发展思潮的积极回应。

从相近、相似、相同的一面考察，作为一种“后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的确具有西方后现代社会发展思潮的某些特征：如充分肯定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彰显“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彰显公平正义的伦理精神，要求以人所特有的道德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彰显可持续发展伦理，等等。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与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的关联性在于：第一，两者基本上是共时态的理论，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发展生态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第二，西方后发展思潮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之一。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是唯一的。诚如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也是正确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世界发展潮流提出的。第三，由于两者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由于两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因而，两者的某些理论立场有相近之处，如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价值的肯定等；两者的部分理论观点有某种程度的一致，如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看法。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对全球后发展思潮的积极回应，尤其是对今天中国现代性生成和构建总体思路的全方位整合。它力图以建构新型现代性来纠正改革进程中片面理性主义造成的价值偏颇，从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理论基点。由此决定了两者的不同理论特质。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不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而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反思。第二，理论主旨和内涵不同。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探索现代化或工业化的社会发展为对象的一种现代化理论，而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关心的并不是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它关注的不是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而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第四，理论内涵不同。作为一个特称概念，科学发展观专指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提出并倡导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既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普遍的价值属性，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虽然也注重发展的内涵和发展的道路问题，但往往离开生产关系来理解发展，把发展看做是独立于社会结构的过程，忽视了发展的社会制约性；对发展背后的更深层次的社会阶级矛盾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问题，却关注不足甚至刻意回避；虽然它也提倡“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但往往是抽象的人的发展，而对于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却关注不足，特别是对下层社会和欠发达国家人民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虽然它也关注发展所带来的一些社会和环境问题，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却认识不清。第三，理论定位不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国家战略层面的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从表现形态看，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是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思想集合。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三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在批判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的局限和不足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内在的合理价值和积极意义。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问题的考察分析，对当代发展的代价和危机问题的人文反思，以及对当代发展的全球性、知识性、主体性、参与性、草根性等问题的深刻洞见等，对于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实践，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思想镜鉴和方法论启示。

——在对发展的合理性及其基本内涵的认识上，西方后现代思想家普遍强调发展的各要素——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孤立地去追求。他们一方面强调人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自然不会给人提供丰裕的生存发展资料，人类不能无限制地从自然界中攫取一切；另一方面又肯定人类具有发现新资源、发明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和工具的智力及其他能力，认为人类有足够的理性，能够通过创造性地发展生产力，解决生存发展资料匮乏的问题。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G.A.科亨对发展命题的阐发。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为什么会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这是任何发展理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对此，G.A.科亨认为，这首先是由于人类身处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历史环境；其次，是由于人类有能力提高生产力以解决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问题；第三，是由于有理性的人类将不会无限期地放弃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发展生产力的机会。在科亨看来，因为不利的环境，某一社会即使在匮乏的情况下，也可能仍缺少一种对生产力进步而言的内在发展（即不是通过与其他社会交往而导致的发展）趋势。然而，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中，只要环境不是总不利的，生产力的进步总会在某些地方发生，而且其成果将会被保留。由此可以认为，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中存在着生产力普遍的进步趋势。

——在对传统工业化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上，后现代思想家认为，GDP至上的发展主义和工业化的市场主义的滥觞，是社会异化问题和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实行-种新的“稳态经济”，以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功能，并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减少这种需求，改变人的现行的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发展观。为此，他们普遍要求把资源消耗限制在可维持的限度之内，在制度安排中不仅要做到平等分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而且强调注重环境道德建设的作用，强调提供创造性的、自主的、非异化的劳动，等等。

——在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后现代思想家非常关注发展的全球性和关联性。在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全球化包括文化维度与经济维度，坚持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必然会导致后现代对差异和多元的高扬，世界上的所有文化将进入一个包容一切的多元空间，不同群体、种族、性别、弱势民族等将通过自身结构的消解达到一种全球化的大众民主化；另一方面，坚持全球化的经济维度，出现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标准化图画，民族市场和生产区域将被同化为一个单一的地区，以前的民族生活必需品将在新的“地球村”里销声匿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将服从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因此，全球化既是消解中心和差异的生产，又是千篇一律的标准化。当代世界巨大的文化政治冲突就根源于此，在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对立中蕴涵着现时代的普遍性和多元性的深刻矛盾。

——在社会发展的微观层面，后现代思想家普遍主张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解除个体压迫和社会整体扭曲，摆脱现代性负面效应，实现现代社会全面的合理化。因此，他们都非常关注发展的参与性和草根性。在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一方面，我们推动竞争的市场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能够辨认和继承一些传统价值，尝试照顾穷人。”[4]全球化和自由化向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人们越来越关注获得较为公平的全球化利益。然而，全球化和自由化并没有使所有的人都获得发展——世界人口中一半以上的人未能从中受益。因此，必须更好地把自由竞争和投资的利益引导到减少贫穷，增加就业和促进社会一体化方面来，把个人、家庭和社区作为发展战略的中心。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甚至指出，社会发展的各种重大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同样是挑战。所有社会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失业、社会分裂和持续贫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从强迫移民到吸毒、有组织犯罪和疾病传播——都只有通过国际共同的行动才能成功地解决。

此外，在历史观上，当代西方后发展思潮是对传统发展观现代性诉求的一种必要的矫正或纠偏，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认识，反映了人类实然生存状态与应然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人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矛盾的具体体现。在价值观方面，它对于现代化加诸于“自然”、“社会”、“人”的破坏性本质不仅有深邃的洞察，而且对人的 “精神”、“意义”、“价值”、“心理”等亦有精辟的分析 。在方法论上，它在解构中心和拒斥绝对的同时，倡导多元平等和相对主义，要求以一种“主体际”的多元视角重新省察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力求还事物以本来复杂、多元的面目。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从理论上予以批判地借鉴吸收。

[1]简新华，曾宪明.科学发展观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资料,2005(11).

[2]丰子义.发展理论研究的发展——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看[M].山东社会科学，2008（6）.

[3]转引自郑廷鑫、曾繁旭.吉登斯指点欧洲[N].南方周末,2007-12-17.

[责任编辑 缪开金]

Response and Reference：the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Western Ideas under the Care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ANG Xiao-li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100091,China）

The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 is the ris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to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in order to critique or d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modernity,as the theoretical thrust of the later 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placed on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overall picture to be thinking about,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synchronic” and exists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thought,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the basic trend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ward-looking grasp,but also helped to deepen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of the natur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o as to study the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to find the meaning of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of enlightening.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The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Western ideas,Compare

D616

A

1674-0955（2010）02-0112-05

2010-02-03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 “西方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对中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镜鉴与挑战”（项目批准号为：08CZX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晓林（1972-），男，河南信阳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