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化自觉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

梁向阳

（延安大学 文学研究所，陕西 延安，716000）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在战略高度上确定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我们抚今追昔，学习与借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历史经验，更有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文化自觉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名词，它专指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核心的根据地领导全中国人民抵御外寇入侵，迎接全国解放的13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同时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延安时期”文化自觉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建构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

众所周知，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军队被坚船利炮武装的西方列强打败后，中华民族就开始丧失原先长期拥有的“世界之中”的文化自信。无数怀揣民族复兴之梦的知识分子，进入漫长的文化求索期：从“师夷之技以制夷也”，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立宪改良”与“民主共和”，积极探索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也借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价值体系，思索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虽说自成立之初就自觉地承担起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但长期“唯书唯上”，即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为教条，唯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示是瞻。这种把教条主义当饭吃的方法，其结果是导致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遭受严重挫折。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用“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过程中，第一次真正找到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而真诚地投入到民族救亡的浩大洪流中。

早在中国共产党进入延安的初期，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他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P534）到1940年1月，毛泽东更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敏锐的政治远见，深刻的文化洞察力，深入思索抗日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时进一步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P708-709）“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P708）“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 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2]（P707）这篇演讲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完整的论述，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以更为完整的形式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1940年2月20日，这篇演讲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目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上，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有这样准确而深刻的文化体系作指导，中国共产党自然就高瞻远瞩，能引领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二）确立了凝聚文艺工作者文化合力的制度体系

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与重庆遥相呼应的民族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吸引了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当时来到延安的文化人，除了进入延安的几十所学校学习、工作之外，还有相当多的文艺人才进入大大小小的文艺组织与团体。抗战初期，进入延安以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热血沸腾的 《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延安颂》、《我歌唱延安》等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但是在日常的文艺生活中，广大文艺工作者普遍存在着对工农兵生活不熟、不懂的问题，他们所最熟悉和喜爱的还是原来抗日救亡宣传时演出的文艺形式，自然与不断变化的抗战形势的实际需求产生了距离。主要表现这样几方面：一是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这点尤其在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具体表现突出，文学课堂动辄就是契诃夫、果戈理、莫泊桑的小说技巧，文艺人热衷于排演脱离实际的大戏、洋戏。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不愿意接触工农兵。桥儿沟鲁艺附近的老百姓嘲笑：“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呼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二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突出。许多来到延安的文化人尽管真心拥护共产党，但组织纪律性差，思想散漫，造成了口无遮拦、说话随意，作用耗散。三是文艺工作者的宗派问题突出。这里面既有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也有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与从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人的融合问题。简言之，是“山顶洞人”和“亭子间人”的团结问题。可以这样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

“枪杆子”与“笔杆子”是革命的两支军队。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如何训练一支高效的“笔杆子”队伍，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好文艺工作者的文化合力问题，确保文化人成为党的“笔杆子”，中共中央精心选择时机，制定党的文艺方针与一系列确保文艺方针的制度体系。当陕甘宁边区成功解决了国民党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共产党有精力在1941年开始“延安整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用“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方法去灵活地解决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是延安“文艺整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步骤。说小是解决当时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其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说大是要建设以此来推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体系建设。

毛泽东在1942年5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开宗明义地指出：“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3]（P848）他在 5 月 23 日演讲的“结论”部分中，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P863）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3]（P857）毛泽东再次号召，“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3]（P860-861）

毛泽东的《讲话》，真正讲到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痛处与心坎上，以前他们空有热情而不知所措，如今他们找到文艺应该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方向了。概括地讲，《讲话》至少解决了这样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思想层面上彻底解决了延安文艺界长期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真正形成了文化创造的合力；二是在制度层面确立了革命文艺方针，确保了文艺真正为革命战争的主体工农兵服务；三是在文化层面上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操作体系。

（三）延安文艺工作者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创造合力

“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效地解决了延安文艺工作者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整肃了文艺队伍，确立了文艺的新秩序，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创造合力。

一是延安文艺工作者自觉改造成为革命文艺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在延安文艺整风后，延安文艺工作者以自觉地深入工农兵生活、向工农兵学习为己任，从而有了“大众化”的角色转型。这种“大众化”的转型，是情感的转变，更是思想与观念的转变。

二是主动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真诚地讴歌工农兵生活。抗日战争时期的先进文化，就是能有效地宣传、动员与组织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自觉地投身到革命战争中间的文化。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1943年春节时期，鲁艺秧歌队扭出了“新秧歌”和演出了“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灵活、短小精悍，形式上群众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在鲁艺的带动下，当年春节延安就出现了二十多支有名的秧歌队。“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秧歌”一词也成为延安文艺新时代的代名词。还有，诗人艾青深入到吴家枣园创作叙事长诗《吴满有》；作家欧阳山深入南区供销社创作长篇小说 《高干大》；著名作家丁玲深入生活写出报告文学《田保霖》；画家古元深入到三边学习陕北剪纸；作家朱寨、葛洛主动到桥儿沟乡挂职锻炼；诗人贺敬之在南泥湾劳军时创作出著名歌曲《南泥湾》；诗人公木在陕北民歌的基础上改编出著名颂歌 《东方红》；李焕之、刘炽等人利用陕北民间唢呐曲《凤凤铃》改编出著名的《哀乐》……

三是自觉地选择了与工农兵审美文化相适应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如章回小说形式、民间说书形式、信天游形式、新秧歌剧形式、新编历史剧形式等。1943年春节“新秧歌运动”与“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就是学习民间文艺的产物；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有民间说书元素；李季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有信天游的旋律；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是“旧瓶装新酒”；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更体现出“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特点；“边区生活的歌手”——古元的版画，化“欧化”为“中国气派”的新版画……

四是创作出的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宣传鼓动作用。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长篇小说有欧阳山《高干大》、柳青《种谷记》、赵树理《李家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等，短篇小说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荷花淀》等，新编歌剧、戏剧有 《白毛女》、《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穷人恨》等，新民歌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有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大量新木刻画等。

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区文艺标高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路子创作出来的；这些书写出“新的人民的文艺”，强化革命伦理与阶级对抗，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新的人民的文艺”，更唤起了长期处在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工农大众的真正文化自信，觉醒的中国人民，自觉地投身到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洪流中，直至迎来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

二、对当下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我们重温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学习和借鉴前人创造的历史经验。笔者以为，“延安时期”的文化自觉对当下文化建设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启示。

（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形成文化创造力的基本前提

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正因为吮吸着来自大地母亲的营养，接着地气，他才力大无比，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拥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以“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向中国民间文化索取资源，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创立以来的教条束缚。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号召延安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真诚讴歌工农兵，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文艺形式，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性与自信心，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核心元素的中国新文艺，丰富了世界文艺宝库，极大地焕发了时代的文化创造力。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同样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向世界展示我国丰富而灿烂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

（二）文化合力是形成文化创造力的根本动力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文化创造都是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延安时期”之所以创造出众多具有时代标高性质的文艺作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形成了无比的文化合力，拥有了无限的文化创造力。我以为，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我们有自觉担当意识的中国文化人，要有现实的责任与历史的担当意识，时刻牢记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真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

文化的复兴，绝不是亦步亦趋，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而是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提出了“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文化景象之后，也获得了一种空前的思想与文化上的自信。“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们向民间文化寻求创作资源，把这种文化自信转化为艺术形式，通过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来展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延安文艺”景观，给我们留下了具有世界级品牌的文化资源。

毋庸讳言，新时期以来，我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建设走过一段弯路。首先，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从西方引进与贩卖各种理论。当然，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先进文化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应该是我们拥有的胸襟与气度。但是，一味地“言必希腊，谈必罗马”，自然就会出现“食洋不化”的“洋教条”现象。西方的“经”不是不好，关键是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应该是我们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其次，在文艺创作上，一方面一些文艺工作者没有担当意识，没有责任意识，沉浸在“小我”的“象牙塔”里作茧自缚；另一方面，存在一味追求形式的倾向，导致形式大于内容、形式与内容不相匹配的情况。

在举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我们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做好自己的工作。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善于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有利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寓教于乐的积极健康的文艺作品；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向世界发出属于中国声音。因此，我的理解，“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应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

回顾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建设者要学习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与实事求是思想方法，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文艺报，2011-10-28.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