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新时期的党内民主建设

邸乘光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陈云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经历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多次在关键时刻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既包括在我国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的关头及时解决问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包括在我们党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进程中恢复党内政治生活秩序、健全和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拟就陈云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与实践略作考察。

一、积极倡导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和作风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就在于组织。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民主与集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这一制度是伴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和发展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时，对党的组织原则作过许多论述，奠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列宁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于1905年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并把它规定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后来，列宁又把这一原则推广到共产国际各国党的建设中，强调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形成了党在组织建设上的鲜明特征和优良传统。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就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 ”[1]（P197-198）同时，民主又必须集中，就是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1]（P347）他曾明确指出：“民主可以充分发扬党员的积极性；可以反映下层意见，改善上层领导；可以使党员深刻了解党的路线，保持上下意见一致。 ”[2]（P293）“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 ”[1]（P347-348）因此，坚持民主集中制，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从而也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党的智慧，统一全党的意志，维护全党的团结，凝聚全党的力量。

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写进了党章的。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坚持了这一根本组织原则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有一段时间没能在实践中切实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反过来又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甚至破坏，致使“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和持续，以致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受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要求“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3]（P226）

陈云作为上海代表团的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一大，并参加小组讨论。8月13日，①一说是8月14日。参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页。陈云在上海代表团讨论华国锋所作报告的会议上发言，指出：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第二，要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有了由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出现。[4]（P221）

8月15日，陈云又出席上海代表团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会议并发言。他提议在第二章第十二条第三款“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报告，但在行动上必须坚决执行”中，应该加上“允许保留意见”的内容。经陈云提议，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在该款中规定了允许党员保留意见的权利。

陈云的这两次发言，话虽不多，但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应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与此相呼应，8月18日，邓小平在十一大闭幕词中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182）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全会举行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其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陈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且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6]（P1509）

二、深刻总结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

为了更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对我们党及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总结，不仅非常必要的，而且极为重要的。基于此，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推动伟大历史转折、进行拨乱反正的进程中，陈云不仅积极倡导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也对我们党及苏联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

首先，我们党在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是经历了曲折的。对此，陈云曾作过简要地回顾和概括。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写出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决战争的胜利。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要求全党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是，由于种种干扰、种种原因，我们党很多年没有实现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党的九大、十大也把这个要求写进了党章，但那只是白纸黑字，完全没有实现。[7]（P239-240）当然，毛泽东要求实现“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完全没有实现只是结果，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同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陈平时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原则。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发扬民主。胜利后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都很对，民主集中制得到很好地贯彻。从1958年起，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受批判，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一点一点被破坏。后来，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这时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 ”[6]（P1511-1512）

其次，苏联共产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也没能一以贯之。对此，陈云也作了简要地回顾和概括。他说，从1917年到1923年，在这7年中，苏共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为了说明这一点，陈云还举两个例子：一是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列宁坚持签订，但起初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时，列宁是少数，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的。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当局势起了变化，德国已经打进来了，并且攻占了一些地区和城市，这时列宁说，如果再不签订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中有两票转到列宁方面，列宁才形成多数，决定签订和约。①按照这个和约，苏俄丧失了约100万平方公里领土，并付出巨额赔款。这是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而采取的一种革命妥协。不久德国战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这个和约。二是讨论工会在苏维埃国家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列宁在一次讲话中讲到“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时，布哈林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表示不同意。②后来，列宁在《党内危机》一文中谈到这件事，他说:我还需要纠正自己的一个错误，“当时我提到了刚刚闭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为对他的回答。现在读到那次辩论的记录，我发现我说得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应当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237页。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在列宁领导下，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斯大林担任了30年领导，1923年到1953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有很大的功绩，但是也有缺点，有错误，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7]（P241-242）

再次，历史地审视民主集中制实行过程中经历曲折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都在思考和总结这场历时十年的动乱发生的原因。陈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陈云看来，它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党内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乃至破坏。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很深刻。这个问题关系到民主集中制。 ”[6]（P1151）后来，1982 年 6 月 24 日，陈云在审阅中共十二大报告讨论稿时又进一步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7]（P274）陈云还认为，我们党在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所经历的曲折，是有其具体、历史原因的。对此应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和认识。他分析说，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应该说，解放以后，也有帮倒忙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经验。大家都没有经验，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7]（P242）这是一个方面。其实这里所说的“不谨慎”，不光是有些“帮倒忙”的同志“不谨慎”，毛泽东自己也有“不谨慎”的问题。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分析的那样：“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8]（P818-819）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像叶剑英在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1975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①指毛远新。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那时像叶剑英那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华国锋那时也见不到毛主席，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7]（P242-243）

复次，发扬民主、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一件大事”。基于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情况的历史回顾及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陈云进一步认识到，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努力实现毛泽东要求全党实现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一件大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要求，已经写入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和我国的宪法。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9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7]（P239-240）

三、身体力行致力于推动新时期党内民主的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仅积极倡导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和作风，深刻总结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而且身体力行致力于推动新时期党内民主的发展，为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积极营造党内民主的环境和氛围，推动了党内民主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恢复发扬。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前，先行于11月10至12月15日召开了为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三项议题是：一、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开始时，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原定议题之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然后再讨论原定的议题。11月10日，陈云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2日，陈云到东北组参加讨论，并事先准备了发言提纲。陈云首先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主张，即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他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但现在“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顾虑是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还没有给以考虑和作出决定。[7]（P232）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党内外的安定团结，影响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陈云列举了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6个问题。②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错误定为叛徒，陶铸、王鹤寿等人的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以及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的严重错误。这都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他的这个重要发言，立刻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也在东北组参加讨论的王平回忆说：“陈云同志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9]（P614-615）11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要求从当天下午起（用6天时间），“转入讨论农业问题”。但实际上从陈云发言那天开始，会上的发言始终紧紧围绕着陈云提出的那些话题展开，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宣布了对有关事件、案件和问题应予平反的决定。而中央宣布的这几项重大决定，许多正是陈云提出来的。由于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随后于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应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能开得很成功，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所以能得到恢复和发扬，与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参加讨论时的发言是密切相关的。正是陈云的这个重要发言，为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恢复和发扬，为中央工作会议及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成功，营造了民主的环境和氛围。

二是把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包括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纪检机关的根本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和地方的监察机构被取消。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由100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首先要抓的事情是整顿党风。1979年1月4日至22日，陈云主持召开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在开幕会上讲话，明确提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7]（P240）纪检部门要抓党风，是 1978 年 12 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他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10]（P147）陈云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王鹤寿回忆说：“中纪委建立后，我和黄克诚同志去陈云同志处，请示党的纪检机构的工作方针，陈云同志当即明确而坚定地说：‘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11]陈云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在恢复党的优良作风、实现生动活泼政治局面方面带了一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发，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出发，陈云殷切地期望：“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的基本任务认真地担负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7]（P243）陈云所说的党风问题，在当时，重点是健全民主集中制。[6]（P1513）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三是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和发扬民主的作风，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既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得到恢复和发扬,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他强调:“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还特别要求“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7]（P353）要注意养成民主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陈云认为，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坚持和发扬民主的作风，重要的一点是要尊重和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内要允许讲话,允许讲不同意见,还要允许讲错话,允许保留自己的意见。他强调在党内和人民内部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他一再强调:“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 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 ”[7]（P270）他认为,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待不同意见应当采取的态度是:“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 ”[7]（P275）

四是注意加强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主持修改政治生活准则，用制度规范党内生活。健全党内民主,要有制度保证。陈云十分重视党的制度的作用,强调党内生活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维护党规党法。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前，中央组织部已根据中央的指示，起草了一份《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十二条准则》的草稿。1978年12月19日，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前三天，中央组织部将这份文件报送陈云等领导审查修改。这个《准则》实际上是以党内立法的方式，进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使党内政治生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1979年1月4日至22日，陈云主持召开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准则》（草稿）。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原则批准了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通过的《准则》。会后，中央纪委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又对《准则》作了修改。根据陈云的意见，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发至县、团级征求意见。各地对这个文件十分重视，在讨论中提出1800多条意见。中央纪委先后进行了7次讨论和修改。到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部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法规。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全文共12条，以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中心，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是非界限、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原则，系统化和规范化了，这是端正党风的党内法规依据。此外，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作机构。陈云在全会上讲话中特别建议,“书记处的工作方法,我认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强调“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7]（P270）到了晚年,陈云更深切感到发扬党内民主,仅仅强调让大家讲话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证。1987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7]（P359）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领导全党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积极倡导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和作风、深刻总结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身体力行致力于推动新时期党内民主的发展，为恢复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生活、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内生活的正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1]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3]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第9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4]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7]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王平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王鹤寿.沉痛悼念陈云同志[N].人民日报，1995-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