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核心家庭成员生殖健康状况调查

张洁，罗英，黄露，肖京京，刘家瑄，陈莹

1.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卫生管理系，贵州遵义 563006；2.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贵州遵义 563000

WHO 将生殖健康定义为在生命所有阶段与生殖系统，生殖功能和生殖过程有关的一切事物中，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都处于的完好状态，不仅仅指没有疾病或不虚弱[1]。这不仅是涉及女性的健康问题，也是男性应该拥有的健康权力。 缺乏生殖健康知识可能会增加发生各类生殖道疾病感染、性传播疾病及生殖道恶性肿瘤的风险、也可能会出现不孕不育、流产、出生缺陷等问题，这将会严重损害下一代健康、家庭稳定甚至社会发展[2]。为了解遵义市核心家庭（一对夫妻及至少一个未婚子女）夫妻的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和行为情况，2018年11月—2019年1月开展了该项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 以期发现问题，为下一阶段实施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促进核心家庭的整体生殖健康水平。 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随机抽取贵州省遵义市主城区内5 个街道中符合核心家庭标准的311 户家庭，对所抽取的核心家庭中的丈夫及妻子进行调查，其中丈夫、妻子各311 人，共计622 人。

1.2 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通过研究文献和咨询相关专家后，自行设计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4 个维度：生殖健康知识维度、生殖健康态度维度、生殖健康行为维度、生殖健康自我效能维度。问卷整体信度Cronbach α 系数是0.916，问卷中各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0.8，效度分析KMO=0.857（Bartlett 球形检验χ2=18433.224，sig=0.000），该问卷信度较好。

1.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s）表示，多组组间差异比较用方差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差异比较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年龄均在50 岁及以下。74.0%的调查对象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调查对象中32.0%是各类企事业单位人员，月收入占比最大的是3000～6000 元人群。

2.2 核心家庭成员生殖健康知晓情况

生殖健康知识包括生殖健康知识、孕期知识、生殖道疾病知识3 方面，计算每个方面的回答正确率后进行比较。调查结果显示，该研究中的核心家庭生殖健康总知晓率为60.7%，与各类研究家庭生殖健康知晓率相似。 女性在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方面较高于男性。 见表1。

表1 核心家庭成员生殖健康知晓率比较

2.3 核心家庭成员生殖健康知晓途径及需求情况

生殖健康知识来源排在前3 位的分别是：医生（85.1%）、网络（80.9%）、社区宣传（76.6%）。而调查对象最希望能够得到的生殖健康保健知识排在前3 位的分别是：婚育有关疾病和遗传病知识（82.9%）、性心理知识（81.9%）、性传播疾病危害与预防知识（71.3%）。 仅19.0%的受访对象会“当有生殖健康服务需求时会首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6%的受访女性表示曾参与过社区生殖健康咨询。

2.4 核心家庭成员对生殖健康态度情况

通过调查显示，接受婚前性行为：男性占66.2%、女性占4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5.483，P＜0.05）；应由对方主动承担避孕措施：男性占39.1%，女性占59.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2.439，P＜0.05）；因伴侣建议使用避孕措施感到尴尬：男性占57.9%，女性占6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511，P＞0.05）。

2.5 核心家庭成员的生殖健康行为情况及影响因素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生殖健康知识得分、态度得分、自我效能得分与生殖健康行为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将预防行为得分作为因变量（1～2分=1，3～4 分=2，5 分=3，参考类别为3），将知识得分、态度得分、自我效能得分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知识得分、自我效能得分是预防行为得分的影响因素，见表3。

表2 核心家庭成员生殖健康行为得分单因素方差分析（n=622）

表3 核心家庭成员预防行为得分Logistic 回归分析（n=622）

3 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女性在自我保健的意识方面及社会提供给女性的相关卫生保健服务方面更加完善，如女性可以免费参加育龄妇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且有研究证明，城市社区的生殖保健服务能够直接影响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水平[3]。据调查结果而言，妻子在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上确实比丈夫高。 在主动承担避孕措施选择时，有39.9%的丈夫认为应该由妻子承担。这与王瑞平等[4]、李亦然等[5]的调查结果相似。同时在面对婚外性行为和认同青少年性行为的问题上，男性的容忍度更高，这都反映男性在生殖健康过程中参与不足，应重视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的责任[6]，夫妻双方共同参与生殖健康将也会增加对家庭的责任感及使命感[7]。通过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生殖健康知识得分及自我效能得分高低能影响生殖健康预防行为得分， 而学历、态度得分并没有直接影响预防行为发生， 这可能就是KAP 理论中存在的“知而不行”问题，也提示当预防行为的发生时，本质上还是通过信息的传播并主要依赖自我效能作用而产生的。 说明拥有更多知识和当自我效能感更高时对行为的选择才更重要。

从生殖健康知识的来源调查显示，医生、网络、社区宣传排在前3 位，特别要注意的是网络信息这个来源，当今网络中充斥着大量鱼龙混杂的信息，如何辨别这些消息是对核心家庭父母的考验，他们的不实信息传递容易给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

针对研究结果，结合调查地的基本情况提出以下相关建议：①加强对男性生殖健康关注程度及提高生殖健康知晓率：男性的参与有助于家庭结构稳定，也有助于减少性传播疾病发生和流行[8]。 当父母是主要的信息提供者时，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将明显提高，应提升家长的生殖健康教育理念及能力[9]。 就上述结果而言该地核心家庭生殖健康总知晓率并不是太理想，因此进行夫妻双方同时开展健康教育才是提高家庭生殖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②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机构及社区的宣传作用，提高核心家庭在社区中参与生殖健康服务的意识：此次调查结果发现，愿意或曾经参与过社区相关生殖健康服务的对象都较少，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社区家庭成员们都是被动接受健康教育，导致参与意识缺乏。为避免网络虚假信息影响，社区及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应采取多形式、有创新性地、有针对性地对核心家庭成员的薄弱环节进行宣教，提高家庭成员参与意识的同时满足核心家庭生殖健康的共性与个性化需求。③提高自我效能在干预措施中的重要性，国外有研究显示，自我效能低是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10]，针对核心家庭成员进行提高对生殖健康的自我效能集中指导、个别指导和鼓励自学等综合干预措施，提高自我效能水平，养成良好的预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人人享有生殖健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