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强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 本刊记者 曹俊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确定之后，煤炭消费成为最热话题之一。其实，这个话题多年来一直很热。从“十一五”到“十三五”，大气污染物减排的所有重大战役，燃煤治理都是主攻方向。说污染，必说煤。现在又加上一条，说降碳，必说煤。

痛点，仅仅是数量大吗？

燃煤问题，被称为碳减排和大气污染治理的一大痛点。

这里的所谓痛点，不仅是指煤炭消费量大，更是说压减很难。

目前煤炭在全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达56%左右。我国煤炭产量、消费量和进口量都是全球第一，其中产量和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5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都主要来自燃煤排放。2011到2018年的有关数据表明，煤炭消费量与碳排放量表现出明确的正相关。前者上升，后者也随之上升，反之亦然。煤炭消费量与大气污染物排放之间，也是这种关系。

我们需要压煤，又离不开煤。一个基本常识是，燃煤是现阶段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另一个基本常识是，煤炭是现阶段的主要能源。

如何直击痛点，减少燃煤造成的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方向很清楚，首先要减少消费量，这是不能动摇的大前提；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实现清洁高效利用。

应该看到，我国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从而进一步加大了碳排放总量。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18年，中国煤炭的碳排放量占能源总碳排放量的79.8%，而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59%，也就是说，煤炭的碳排放量比重是煤炭消费量比重的1.35倍。如果不能清洁高效利用，即使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的占比降到了50%，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改善和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仍将难以实现。

显然，清洁高效利用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的内在要求。尤其是在压减目标明确以后，清洁高效利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压煤的幅度可以再大一些吗？

全国要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达峰，其后煤炭在能源中的比重，由目前的56%左右下降到50%左右。就是说，碳减排的目标锁定了，压减煤炭消费量的目标也锁定了。无论从碳达峰、碳中和以及污染物减排的需要来看，还是从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都必须压煤，使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降到50%左右，不能再高了。

既然压煤这么重要，压减的幅度更大一些行不行呢？也不可行。

我国的资源禀赋是缺油、少气、相对富煤，从而决定了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基本国情。在全国已探明的化石能源资源储量中，煤炭占了将近95%。从全球尺度来看，我国煤炭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11%，排名前三；而石油储量只占全球总储量的2.4%，天然气仅占全球总储量的1.2%。

相对于其他化石能源，煤炭不仅最丰富、最经济、最方便，更重要的是最稳定、自主保障能力最强。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先立后破，这是大原则。作为能源生产的“主粮”，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50%左右，起码在十年之内应该是刚需。作为压舱石，关键时候必须依靠煤炭来兜底。

从72%到56%，减的是绝对量吗？

为了调整能源结构和防治环境污染，我国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压缩煤炭消费量，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在3个五年期间降低了15个百分点，从“十五”末2005年的72.4%，降到“十三五”末2021年的56%左右，平均每五年降低5个百分点。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上述降幅是指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而不是煤炭消费量的绝对值。在同一时间段里，每年煤炭消费量的绝对值是不断增加的。从“十一五”末2005年的21.4亿吨，增加到“十三五”末2021年的41.3亿吨，增长了将近一倍。中间虽然有3年是减少的，但总体是逐年递增的。

煤炭消费量绝对数的增长，反映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反映了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煤炭消费量最大的两大产业，是钢铁和火电。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的15年，煤炭消费数量的增长，对应着钢铁和火力发电量的增长。

其中火力发电量由2005年的2万亿千瓦时，增加到2021年5.88万亿千瓦时；钢铁产量从2005年的3.97亿吨，增加到2021年的13.37亿吨。火力发电量和钢铁产量的逐年增长，拉动着煤炭消费量不断增加。我国以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量支撑了全球最大的钢铁产能，也支撑了全球最大的发电量。

2005~2021年我国火力发电量和钢材产量示意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最大的成功案例是什么？

在正视我国煤炭消费的绝对值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充分看到一个重要事实，即大气污染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连年降低，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二氧化硫治理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大气污染物减排和碳减排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可以说，二氧化硫治理是迄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最大的成功案例。

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已经从2005年的2549万吨，降到目前的200多万吨。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平均浓度高达每立方米50微克，而2020年，全国二氧化硫平均浓度只有每立方米10微克，97%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从“十四五”开始，二氧化硫退出了污染物减排的约束性指标。

这标志着着我国大气环境治理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果，也意味着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了一个新高度，即在继续严管常规污染物的同时，更加重视新污染物治理，更加关注人体健康，更加注重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我们的发展更加绿色化了。

大规模消减二氧化硫排放量，首先是从排放量最大的燃煤电厂开始的。“十一五”初期，电厂用煤占全国燃煤总量的一半；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也占了全国总量的50%。经过“十一五”期间的艰苦努力，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在全国总量中的占比，从50%下降到34%。现在，全国95%以上的燃煤电厂实现了超低排放，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燃煤电厂率先取得突破。

这时候，钢铁行业的问题就变得突出了。“十二五”期间，重点集中于钢铁行业，在大力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突出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现在，全国有6.2亿吨的钢铁产能实现超低排放。在随后的“十三五”，二氧化硫治理的重点转向散烧煤，也同样取得了预定成果。

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燃煤发电量持续增加、钢铁产量持续增加，拉动煤炭消费绝对量也在持续增加，但二氧化硫排放却持续大幅度降低。纵观二氧化硫减排过程，实际上是与燃煤的一场博弈，全过程都是压减消费量占比与清洁高效利用同时强力推进的。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只是技术路线吗？

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召开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统筹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篇大文章，科学有序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作为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我们要用远远比发达国家更少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任务相当艰巨。据有关部门测算，“十四五”时期，煤炭消费仍将处于峰值平台期，2025年煤炭当年需求量仍有41亿吨。即使到2030年，煤炭消费量仍可能达到36亿吨。压煤不是局部微调，而是结构性大修，与解锁产业结构的高碳锁定紧密联系，需要一定时间；新能源替代燃煤等化石能源，必须稳妥有序，也需要一定时间。这就要求进一步强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要求加强统筹谋划，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合力。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点领域，仍然是电力、钢铁等用煤行业的节能降碳改造以及散烧煤治理。要加强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特别是要因地制宜推广阶梯式分级分质利用，为煤炭集约化高效利用找到新的出路。还要完善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所有这些，已经不只是技术路线问题，而是重要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