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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时间:2024-07-28

□ 夏光

***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不仅首次把生态环境保护与党的特性直接相联,而且将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份量很重,引人深思。认真和深入理解这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政治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分配的过程(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简言之,政治就是运用政权治理国家。只有那些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并需要动用国家权力来推行的事业,才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因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主题,建设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必有之义,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必须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

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主题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了实现这个伟大使命,需要推动解决极为浩繁的各种矛盾,其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领域。***总书记强调,全面小康是政治承诺,不能一边宣布建成小康社会,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这样人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历史检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到了突出的高度。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治国方略。客观地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治国理政体系中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块是相对短缺的,在很多人的认识中,资源、环境、生态这些自然要素都是充分存在和予取予求的,国家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些自然要素开发利用起来,由此生态环境保护一度处在滞后状态,甚至出现“剪刀差”效应:经济社会越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越大,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越多。这种情况对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和政治发展等都造成了诸多不利后果,其中政治后果就是影响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比如就有外媒曾追问“中国会在自己造成的污染中窒息而亡吗?”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我们对于发展成就的自豪感打了很大折扣。自信是需要底气的,如果连自己的生态环境都保护不好,有些地方连清洁的水和空气都不能保证,怎么能让自己的发展模式对世界有说服力呢?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是影响人们对中国发展道路自信的最大短板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十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严格的新环保法开始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明显加大,在强大的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追责问责下,大批“散乱污”企业被取缔关闭,清洁能源大面积替代了散煤燃烧,很多污染重的产能退出了生产,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质量得到优化,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成为各级党政领导者和全社会成员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政治意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是国家治国理政体系开始走向完整和健全的体现。***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目标责任、制度保障、生态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体系。这就是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领域进行全面部署和安排,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总之,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重要命题,必然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点领域。过去在这方面有所忽略和滞后,现在奋起直追、补上短板,是需要动员全体人民共同面对和发力的重大政治问题和政治任务。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因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主题,建设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必有之义,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必须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

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是影响人们对中国发展道路自信的最大短板之一。过去在这方面有所忽略和滞后,现在奋起直追、补上短板,是需要动员全体人民共同面对和发力的重大政治问题和政治任务。

二、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必有之义

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性质决定了国家治理的首要功能和任务是维护和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内在联系,建设生态文明对于保障我国的国家性质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一个国家走什么发展道路,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过程和国情条件紧密联系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旧中国长期经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强烈向往独立自主、平等富裕的生活,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社会主义方向能够满足人民的这种愿望,因此,当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出于“社会正义”的原因。

今天,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正义的历史理由外,还有一个新的原因,那就是我国特殊的人与自然关系。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与自然关系最紧张的国家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众多。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而这片国土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只有一半多一点的国土适合人类生产和生活,其他都是沙漠、高原、戈壁、高山等。这么多人口“挤”在这么有限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二是资源匮乏。满足现代人类生活需要的土地、水源、能源、草原、林木、金属等资源都十分欠缺,人均资源拥有量远不及世界平均水平,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均消耗资源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得不从国际上大量输入资源。三是经济强大。我国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经济门类和最大的制造业产能,使用了巨量的生态空间和环境容量,很多生产活动对生态和环境的消耗和污染已超过环境承载力,给人们的生存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也使今后的经济发展遇到极大的资源环境瓶颈,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程度前所未有,与日俱增。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选择社会主义主要是出于“社会正义”理由的话,那么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加上“生态正义”的理由。

生态环境问题是资本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质是对这种利益冲突进行调节与控制。

我国这种“人口多、资源紧、经济强”同时并存的特殊国情,在世界上几乎是唯一的(美国人少,俄罗斯地广,印度经济弱)。由此形成了最为紧张的人与自然关系,进而产生了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命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集体主义,是为了谋取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正由于我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紧张,所以为了避免出现少数人占有和垄断稀缺自然资源而大多数人落入发展困境的局面,我们必须由全社会共同占有国土(自然)资源,并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带领和组织全体人民,按照满足全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少数人利益的原则,采取公平、合理、可持续、有计划的方式来共同使用国土资源,即坚持国土资源公有制和坚持党的领导,这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为全社会提供普遍的发展机会,保障国家稳定和持续发展。因此,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选择社会主义主要是出于“社会正义”理由的话,那么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加上“生态正义”的理由。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加快,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属性也日益显现出来了。

当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揭示出来大量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例。这些事例表面看是人对自然的伤害,深层看却是少数人对其他人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那些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和地方,实质是把防治污染的成本转嫁给社会承担。当一个地方的污染企业数量较少、自然净化力可以消化污染物、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相对较小的时候,社会还能忍受,但是如果大量企业都这样做,社会损害就显现出来了,利益冲突就爆发了。为什么很多地方的环境污染长期存在、难以根治?就是因为个别资本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对立。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方式搞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少数利益集团非法占有全社会的自然资本价值,资本获利而社会受害,这就是生态不公正,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

资本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在每个国家都可能出现,因此每个国家都会提出“节制资本”的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防止资本坐大进而威胁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也日显迫切了,这就是我国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的意义所在。生态环境问题是资本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质是对这种利益冲突进行调节与控制。其调控的强度和限度,与冲突的严重程度和社会的忍受程度有关。可以说,国家采取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与维护和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内在的联系,这是认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时应有的政治站位。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凡是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行为,不管它能带来多大的局部利益,都应该予以反对和制止,这就是讲政治。

在坚持人民立场的前提下,应该努力增进发展经济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协同效益,这是“生态环境是重大政治问题”的另一重含义。

维护全社会公共的生态环境利益不被资本利益侵蚀,是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有两个特殊的方面要辩证地把握好:

一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的人民立场。***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种人民立场就是执政党的宗旨意识,是把生态环境视为重大政治问题的立足点。从这里出发,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凡是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行为,不管它能带来多大的局部利益,都应该予以反对和制止,这就是讲政治。

生态环保的人民立场在当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曾经有某地方政府官员说“企业搞生产有污染,周围群众闹意见,我站在他们中间,当然尽量照顾企业,否则你给我税收啊?”这说明政治立场决非遥远的概念,它是很现实的事。如果不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很多人在局部的现实利益面前,不会自然站在人民立场上。而如果在生态环境保护这样大范围、持久性影响的事业上失去人民情怀,我们还是人民主权的国家吗?很多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导致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反污染运动,迫使国会通过严格的环保法律和标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不应该等到群众大规模抗议了才采取措施,这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决定的,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所以说生态环境事业与服务人民的宗旨性质有紧密关系。

二是增大生态文明建设中多方主体的利益协同。在生态环境领域内对资本利益进行调控,具有一些特殊性,因为资本带来的利益是多重的,即资本在逐利和增值过程中除了带来生态环境问题等负面影响外,同时也产生就业、增收、税收等正面效益。防止资本抱团结块侵害公共环境利益,是事物的一方面,同时承认并保护资本合法逐利的正当性,是另一方面。因此,对待资本逐利应该兴利除弊,并非都一棍子打死,在泼洗澡水的时候不要连同婴儿一起泼掉。经济发展中的利益格局需要重组,保护生态环境是社会利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也是社会利益,在坚持人民立场的前提下,应该努力增进发展经济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协同效益,这是“生态环境是重大政治问题”的另一重含义。近年来有的地方对企业搞一律关停的“一刀切”,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两种利益的协同和统筹。生态环境部及时制定了《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严格禁止“一律关停,先停再说”,坚决避免集中停工停业停产,而在冬季应对大气重污染过程中及时派出大批人员深入基层调查和解决群众供暖问题,都是讲政治的行动。

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多种利益诉求,增大各方利益协同,是新形势下的新课题,全社会都难免出现本领不足、左支右绌的“窘境”。这并不意外,关键是要在坚持人民情怀和人民立场的前提下,在处理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矛盾中努力推进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很多资源投入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回报,只能通过“讲政治”即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实现。

绿色发展并非单纯是指一种发展方式,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任务。

三、生态环保必须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

***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这就明确了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动员和运用以政治领导力为主导的国家力量。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公益性的宏大事业,必须投入巨大的力量和资源。我们可以把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动员起来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所有资源统称为“生态环保的国家力量”,简称“生态环保国力”。

生态环保国力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而综合国力具有“水桶原理”中的“短板效应”:在一定条件下生态环保的综合实力可能成为影响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人们对我国综合国力的自信越来越有感,也更加关注生态环保对综合国力的贡献。环保专业人士所做的绿色GDP测算,实质是测算生态环保国力的大小。目前我国在生态环保方面离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强化生态环保的政治保障力。

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很多资源投入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回报,只能通过“讲政治”即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实现,即由政治领导力居于中心位置,动员和集聚全社会的力量来增强生态环保国力,共同推进生态环保事业,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发挥我国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总书记指出“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这就是要求把生态环境利益与经济民生利益协同起来,把局部经济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协调起来,这是对各级党政领导者提出的、新时代所需要的一种新型领导能力,更具体说,就是推动绿色发展的能力。

***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可以说,绿色发展并非单纯是指一种发展方式,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任务。

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和能力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而现在就是要培养和锻炼这种观念和本事,这无疑是对我们党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的新挑战,是对各级党政领导者的新考验。在这种重大考验中成长起来的具有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意识的干部队伍,将成为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政治资源,随着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将最终形成一个能担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重任的政治力量,这是对中华民族甚至对世界都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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