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山”之路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内生发展之路——浙江省十年“两山”发展之路的探索与启示

□ 张孝德

“两山”之路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内生发展之路
——浙江省十年“两山”发展之路的探索与启示

□ 张孝德

十年前***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浙江要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十年过去了，浙江省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发展理念，初步走出了一条保护环境、培育生态资源、让自然资本增值的“两山”发展之路。

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其中最难、最重要是生态经济建设。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之基础，也是中国走向动力内生、源头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重大创新。浙江十年“两山”发展之路，不仅是对***提出的“两山”重要思想的验证，更是对中国走生态文明建设内生发展之路的新探索。

一、浙江“两山”发展之路，破解了生态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

2015年3月24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正式把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进中央文件。浙江十年两山发展之路实践证明，“绿水青山不仅可以变成金山银山”，而且还破解了在传统工业经济系统内无法解决的诸多难题。

（一）破解了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不能兼得难题，找了自然资本增值与环境改善良性互动的生态经济新模式。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一种认识的误区，认为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是对立的关系，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不能兼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采取了一种消极被动的态度。而浙江省十年治理环境的实践证明，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呈现为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绿水青山不仅可以变成金山银山，而且依靠“两山”创造的财富，还是可持续的绿色财富。浙江省是如何破解了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对立的难题，有以下几点启示，值得我们的研究：

第一，走出就环境保护环境的思路，通过环境保护与推进生态经济相结合，破解两者对立的矛盾。

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的对立，属于工业经济范畴。在传统的工业经济理论体系中，参与财富生产的只有劳动、资本、土地等三大要素，生产过程中也只为这三个要素支付补偿成本。由于环境没有列入创造财富的要素，所以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没有必要进行补偿。但在生态经济经济学体系中恰恰相反，环境不仅要参与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生产最重要的资源和自然资本。由此决定了在生态经济财富的生产体系中，不仅要对使用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与补偿，还有依靠生态资源创造财富。所以在生态经济的范畴内，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是一种密不可分互动关系。要走出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对立的困境，就是必须把环境保护与发展生态经济结合，把生态自然资源看成稀缺资本资源来对待与经营。浙江十年“两山”发展之路，恰恰走的是一条环境保护与大力生态经济的结合互动之路。

浙江省安吉就是实现依靠自然资源增值实现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良性互动的典型。安吉是2005年，***到安吉考察，第一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地方，同时也是在1998年在轰动全国太湖治污“零点行动”中，首当其冲的重点县之一。仅仅十年时间，安吉就完成了从一个污染严重的县，拥有诸多称誉的生态文明县的转型。安吉的转型发展之路，就是一条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立县之路。2014年，安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5.06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50.05亿元，分别是2005年的3.22倍和6.41倍，增长速度快于全省以及湖州市平均水平；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7000元出头，2014年达到21562元，比全省的19373元高了2189元。

安吉财富是真正绿色财富、生态资本创造的财富。安吉财富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环境治理，恢复自然资源创造财富能力。安吉痛定思痛，从2003年开始，大刀阔斧启动生态立县建设，以壮士断腕式的自我救赎，启动对112家污染企业的综合治理，强制关闭33家严重污染企业。其中规模和税利在全县名列第一（安吉三分之一的税源）的孝丰造纸厂制浆生产线也被无情拆除。

二是依托绿水青山发展生态农业，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生态农业的转型。安吉的108万亩竹海，每年直接给农民带来11亿元收入。围绕17万亩白茶园，由15800余户种植户、350家茶叶加工企业、31家茶叶专业合作社，形成的白茶产业链从业人员达到20多万人次，每年平均为每位农民创收5800元。

三是依靠生态资源的生态工业成为财富创造的新模式。在安吉，每一根竹子都要“吃干榨净”，竹制品从单一的竹凉席发展到了竹地板、竹家具、竹饮料等七大系列3000多个品种。深度加工，让一根竹子的价值从15元提高到了60元。仅竹制品加工一年产值就达15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从业人员近5万，全县现有竹产品配套企业2400余家，竹地板产量已占世界产量的60%以上，竹工机械制造业占据了80%的国内市场。

四是依托绿水青山资源的生态旅游。2014年一年安吉就吸引1200多万人次游客，仅门票收入一项达2.16亿元，旅游总收入 127.5亿元。近年来，安吉“农家乐”旅游人次、门票收入和旅游收入年均增幅在40%以上。

十年来，安吉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两山”发展的样本。这个样本告诉我们，环境保护不仅没有断了安吉财富发展之路，而走出了一条比工业经济还有可持续性的绿色财富发展之路。

第二，把环境保护与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使环境保护成为产业升级的倒逼动力机制。

浙江省丽水市瓯江源头龙泉溪

浙江十年痛下决心的环境保护，不仅促进了生态经济发展，也形成推动企业产业升级的倒逼机制。浙江在环境治理上采取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做法：一是抓制度建设要硬，把治理环境制度建设上升为生态立省的第一要务。十年来浙江省围绕环境保护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环境治理、监督、考核管理制度。许多环境治理制度走在全国前面：浙江首先在全国实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一类目标”完成情况实行“一票否决制”。在全国，首次将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万水资源消耗、“三废”排放总量等指标引入统计体系。二是落实制度要狠。十年浙江在落实环境治理制度上，不是搞运动，而是持之以恒，不断跟进，彻底堵死反弹之路。仅在2014年，全省就淘汰落后产能企业3500多家，关停取缔“低小散”问题突出企业（作坊）1.88万家。

这种持续高压的环境治理，不仅没有把浙江经济搞垮，反而在倒逼动力下使浙江走向产业转型之路。据有关部门测算，尽管因为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减少全省2014年工业增加值增幅1.5个百分点以上，但当年全省工业利润、全员劳动生产率、制造业税收、工业从业人员薪酬、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等五项关键指标，均呈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的良好态势。全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6.7%。

第三，把环境保护与改变政府管理方式结合起来进行，为环境保护与绿色财富良性循环创造良好环境。

环境破坏容易，修复难。生态财富的生产属于长周期、慢增长的经济。依靠货币资本的工业经济，今年投资当年就可以产出GDP，而要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做不到。如果长期以来形成为工业经济服务的GDP考核体制不改变，地方政府就很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态经济上来。为了创造有利于生态经济发展环境，浙江探索一套新的考核体系和管理体制。如浙江用发展成本与发展成果挂钩的考核制度，替代不计代价“GDP至上”考核办法。根据国土功能区发展的需要，按照各地主体功能定位实施分类考核评价，把环境保护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特别是为了使具有生态资源资源禀赋优势地区，发展生态经济创造良好环境，浙江省对丽水市作出“不考核GDP和工业总产值”决定。随后，丽水市对下属9县（市、区）也取消GDP考核和工业考核。2014年，衢州对钱江源头的开化取消GDP和工业经济考核。紧随开化之后，拥有千岛湖一湖碧水的淳安，也被纳入不再考核GDP行列，取而代之的是以生态为先、民生为重的单列考核。

第四，环境保护与推进资源产权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让市场机制在绿色财富增长中发挥作用。

十八大提出推进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是推进生态经济市场化的重要改革。资源产权明晰是建设生态经济市场化重要前提。浙江省在经过十年践行“两山”重要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将自然资本纳入市场定价的生态市场经济的雏形已经形成。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浙江省在发挥市场对生态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一次走在全国前列。浙江在推动资源市场化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通过政府推动的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唤醒社会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在这个时期，虽然自然资源的价值尚未创造财富，但政府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大幅度降低和纠正了市场调节解决不了的负财富效应。比如，在浙江连续多年“五水共治”工程，随着时间推移，目前已经成为治水任重、匹夫有责群众活动。全省各级机关公务员带头为治水捐款，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场全民治水的热潮在全省兴起。

第二个阶段，通过把环境保护与发展生态经济相结合，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生态经济领域，市场机制开始在生态经济中发挥作用。长期推进的生态保护与生态经济发展同步发展的结果，形成的“谁保护，谁受益”、“谁改善，谁得益”、“谁贡献大、谁多得益”的调节机制，就会是市场机制在配置生态资源中逐步发挥作用，最终走向生态经济发展市场化的阶段。

目前浙江走向生态经济市场正走在第三个阶段。当生态资源开始被社会所认识，被市场所接纳后，适应不断发展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就需要有新规则和新制度来约束。目前浙江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处在这个阶段。2009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相关规定。2010年，开始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节能量交易制度；2014年，探索建立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收费制度等。

（二）破解了美丽乡村建设缺乏经济支撑的大难题，找到了乡村+城市两元共生发展的新城镇化之路。

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中国传统文化发育之温床，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2013年的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2015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的“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这是中央对农村和农民在中国发展中具有的不可动摇战略定位的肯定。但是美丽乡村建设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是，美丽乡村的建设缺乏经济支撑。而浙江十年坚持“两山”发展之路，为破解这个难题找到了答案。浙江发展实践证明，乡村虽然无法成为发展工业经济载体，但乡村特有的绿水青山和乡土文化的禀赋，却具有发展生态经济的新优势。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正是充分利用乡村的这个优势，探索出一条以乡村生态产业为基础，以现代物联网为手段，在政府扶持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目前在浙江乡村生态呈现出多样化、生机勃勃发展新趋势。首先，依托绿水青山资源的乡村旅游表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到2014年底，全省已有农家乐休闲旅游村856个、乡村旅游点2336个。2014年，全省旅游总收入超过6300亿元，比上年增长13.8%。其中乡村旅游的贡献功不可没。

人员：研究生认为专家培训更能吸引学生学习；师哥师姐一样的等级人员进行交流，可以有共同的话题探讨。跟着榜样或者优秀的人才会进步更多。

其次，利用物联网技术，大量发展农村电商，解决了农产品进城的难题。遂昌县，一个五万人口的县城却聚集了几千家网店。2013年10月，阿里研究中心，社科院发布“遂昌模式”，被认为是中国首个以服务平台为驱动的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竹炭、烤薯、笋干、菊米、土鸡、土猪等，以前都只是遂昌本地人自己吃或送礼、待客的土特农产品，而如今成为网络火爆的稀缺的高价土特农产品。2014年浙江龙游馆实现农产品销售额6600多万元，让农民凭借生态资源享受上了互联网经济的红利。

浙江乡村产业红红火火的发展，是政府支持、物联网助力、市场需求推动等合力作用的结果。2014年，浙江省投入“美丽乡村”建设资金达208亿元。全省97%的村实现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37%的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户受益率达到42%。除了创造美丽生态环境外，政府对乡村规划也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如在“美丽乡村”建设一开始，安吉就把整个县域的187个村作为一盘棋来统一规划。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业，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的思路，把乡村纳入全县一盘棋的规划中国。现在，安吉已建成“美丽乡村”精品村164个，12个乡镇实现全覆盖，创建总覆盖率达95.7%。

（三）破解了欠发达地区依靠工业化无法脱贫难题，找到了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新脱贫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缺乏发展工业条件的地区，长期处在发展落后的状态。浙江实践“两山”发展的过程中，正是通过在欠发达地区发展生态经济找到了破解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难题。通过“两山”发展破解乡村发展的难题与破解欠发达地区发展难题是同样的道理，越是欠发达地区，越是青山绿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在地缘与资源禀赋上，欠发达地区虽然不具备发展工业经济的优势，但却是发展生态经济的新后发优势。

十多年来，浙江省针对全省26个欠发达县，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发展战略，顺应生态经济发展规律，在解决欠发达县的发展上实现了重大突破。经过十年的发展，全省26个县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多已超过全国县域经济的平均水平。浙江也成为全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2015年2 月27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会议，给淳安等26个原欠发达县摘掉了“欠发达县”的帽子。

二、浙江省践行“两山”发展之路的意义

浙江省十年践行***提出的“两山”发展之路，所取得的经验与效果，不仅仅是适应浙江发展之路，对于如何推进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先行、先试是探索意义。

首先，浙江“两山”发展之路，为中国走动力内生、源头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进行了先行、先试的有效探索。

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方略，其中难度最大、最重要的是生态经济的建设。因为，造成现代能源与环境危机的深层根源，来自于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模式。要探索出一条从根源解决能源环境危机之路，必须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走的是一条通过税收、制度、技术、以及污染转移等途径，而进行的外部治理之路。这是一种在没有改变原有经济模式前提下的不可持续、损人利己、高成本的外部治理模式。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恰恰是要探索一种不同西方的内生治理之路，也就是要源头治理之路。十年前***主席，以通俗语言提出的“两山”重要思想，恰恰是中国要走内生之路。内生发展之路，在经济学理论上，就是要探索建立成本内化的新经济模式。所谓成本内化的新经济模式，就是要将在传统工业经济学体系中，被排斥在外的生态环境资源，纳入到经济系统中，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资源和要素，最终实现环境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同步增长。

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北京发表了《迈向绿色经济时代》报告，提出绿色经济就是依托自然资本经济，是环境收益与经济收益同步实现的经济。该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而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

安吉群山之间

浙江十年所走“两山”发展之路，正是联合国所呼吁的绿色发展之路。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局部和行业，都有发展绿色经济的试验，但像中国浙江以省域为单位进行绿色发展试验，开辟了世界发展绿色经济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浙江“两山”发展之路取得的初步成效，不仅使***提出的两山理论开花结果，更是中国走生态文明建设内生发展之路的重大突破性探索。

其次，浙江“两山”发展之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开拓了新空间，提供了新思路。

目前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更多停留在环境保护上。浙江十年践行“两山”发展之路的实践证明，虽然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大力推进环境保护，但生态文明绝不等于环境保护。在***“两山”重要思想指导下环境保护与治理，是一次经济模式转型的革命，是让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本的转型，也是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生态化、绿色化产业的转型。

在生态文明导航中国未来发展时代的大背景下，生态经济发展将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重要内容与目标。在***“两山”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经济不是单纯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的转型，而是以发展生态经济为目标的复合转型。目前中国尚未完成的工业化，不能继续沿着原来的传统道路走下去，而是要在绿色化发展引导下，走工业生态化、信息化转型之路。浙江十年的“两山”发展之路，正是这样一条全新的经济转型发展之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开拓了新空间，提供了思路。

第三，浙江“两山”发展之路，为中国向生态市场经济提供了新探索。

将市场机制导入生态经济发展，是***提出“两山”重要思想能否落地的重要制度。产权制度改革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为了推进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战略决策。可以说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改革。20年前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最优关键性的改革，就是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也同样是让市场在生态资源保护和使用中发挥作用的重大改革。

浙江十年“两山”发展之路，也是一条逐步走向生态经济市场的改革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是中国最早进入市场经济的省份，30多年后的今天，浙江再度创新，为中国走向生态市场经济进行了先行、先试的新探索。

第四，浙江“两山”发展之路，为破解中国特色城乡两元共生、城乡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模式进行新探索。

当代中国的城镇化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让承载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乡村与城市实现协同发展。西方的城镇化之路，走的是一条城乡两元对立、城市替代乡村的城镇化之路。而中国国情和历史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西方式的城市替代乡村，以乡村文明终结为代价的城镇化。但是中国要走向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城镇化之路，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由于乡村无法承载工业经济。缺乏经济支撑的乡村无法留住人，无法跟上时代文明步伐，导致的乡村萧条、空心化成为中国乡村发展的最大难题。而浙江在“两山”发展指导下，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破解了这个难题，使中国乡村发展看到了希望。

第五，浙江“两山”发展之路，为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实践支持。

浙江“两山”发展之路，解决了在传统工业经济范围内无法解决的许多难题的同时，也为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经济理论、自然资本理论、生态市场理论、城乡发展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实践支持。任何时候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实践的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走向世界前列，在实践的支持下，西方的理论研究也同样走向世界前列。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不仅需要实践的创新，更需要理论的创新。浙江“两山”发展创新之路，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创新，提供了丰富素材和研究模本。

总之，浙江“两山”发展之路，是一条以生态文明为导航，以绿色生态经济发展为中心，建设幸福浙江为目标的新浙江模式。新浙江模式可概括为“三浙江模式”，即文明浙江、绿色浙江、幸福浙江。浙江“两山”发展新模式，虽然只具雏形，但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希望、新机遇和文明发展的新道路。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