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陈莲芳,严 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地域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了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及公共政策等领域的热门话题。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世界银行等,都把发展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不仅如此,Belleflamme et al.(2000)运用理论模型解释了进入21世纪经济主体和经济行为,将不会因为技术发展降低交易成本而导致经济分散化,相反,可能会加强产业的空间集聚,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上的主要经济发展形式之一[1]。美国硅谷IT产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IT产业集群、意大利萨梭罗瓷砖产业集群,以及我国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温州制造业产业集群等的成功,都现实地展现了产业集群的无限魅力,这给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国一些学者已对油气资源产业集群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目的就是对这些有限的研究进行梳理,从中把握研究的不足,进而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因、集聚度测量、区域功能和发展等四个方面。下面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油气资源作为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核心(吴巧生,2007)[2],如何实现其高效益发展,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并作了一定的研究。然而,何为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其形成的动因是什么?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认识。西安财经学院的胡健教授等(2007)基于已有集群概念的差异,认为产业集群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产业集群对应于一定的区域而言,是经济活动的一种空间集聚现象;其次,产业集群是一个包含了某一产业从投入到产出以及流通的各种相关行为主体的完备的价值增值网络;最后,产业集群是一个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新型、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3]。这一认识,反映了集群的地理集中性、产业相关性和组织形式的独特性。李勇(2009)基于油气资源产业的特点,认为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应该是一个由点、线、面、网组成的多层次、多侧面、多领域的网络结构,它要求在与社会生产力布局的联系上,应按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的原则,合理分工,协调发展[4]。由此可见,该观点强调油气资源集群的网络特点。胡健等(2007a,2007b,2008a)进一步认为,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资源禀赋优势,因为油气资源行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开采与加工行业,目前我国油气资源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集中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北三省和西部地区,这些区域具有油气资源禀赋优势[5-7];张雄化等(2008)则在认同油气资源产业集群自然资源禀赋这一传统驱动因素同时,认同交通运输成本、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等传统驱动因素,不过这些传统因素在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风险,表现为交通成本受市场函数的影响、分工专业化中外部分工不尽合理、交易费用理论的局限性等[8]。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形成动因的分析还不够丰富,远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主要局限于对重点传统资源禀赋因素的分析。因而,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形成动因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
胡健等(2007,2007c)选取了我国油气资源富集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四川、青海、新疆和甘肃等八省区为研究样本,利用CR指数、H指数、Ellison-Glaeser指数等组合评价这八省区油气资源开发行业的产业集聚程度。其中,前两个指数主要用来衡量产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后一指数用来衡量产业的区域集中程度。评价结果表明,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油气资源开发上游产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群性,但是油气资源开发下游产业却没有体现出相应的集群性,导致我国油气资源开发行业产业链布局的缺陷,这是我国油气资源富集区油气资源禀赋优势不能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3,9]。上述研究中,H指数直观性较差,并且需要全面统计资料;CR指数仅考虑前几家企业的信息,未能综合考虑企业总数和企业市场分布两个因素变化对集群集聚度的影响;Ellison-Glaeser计算偏复杂,并且需要较系统的定量资料。由此看来,产业集群的产业集聚度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尽管如此,基于以上指标的评价,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如胡健等(2007a,2007c)依托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运用以上三个指标评价中国西部油气资源集聚度和比较评价中国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东北地区的油气集聚度,发现中国西部和东北地区油气资源开采业集中程度极高,而油气资源加工业的集中程度显著下降,石油天然气化工业(油气资源产业的下游加工产业)的集中程度则很低的“上游大,下游小”的畸形石油石化产业链条[5][9];随后,张雄化等(2008)在分析新疆油气产业集群企业内部分工和油气企业之间分工的基础上,指出低附加值的上游产业链企业多,而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链企业少,即上、下游集聚度存在差异[8]。这说明西部新疆油气产业集群上、下游配置并不合理,产业链出现了畸形。除以上研究外,张伟(2008)采用企业数量区位熵(是某地区某产业的企业数量占该产业全国企业总数百分比与该地区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百分比的比值,当该比值大于1,判断该行业在该地区具有聚集现象,否则没有)和行业产值区位熵(是某地区某产业的企业产值占该产业全国总产值的百分比与该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百分比的比值,当该比值大于1,判断该行业具有聚集现象,否则没有)评价西部地区13个二位数工业行业(其中9个是矿产资源型行业,其中2个是油气资源产业,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集聚度,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油气产业链前向延伸不足[10]。上述研究中,所运用的企业数量区位熵指标只重视企业数量,忽略了企业规模对集聚度的影响,结果导致当某地区某行业拥有大批小规模企业时,造成数量区位熵偏高而产值区位熵偏低的现象,影响评判结果的客观性。因而,如何弱化或剔除企业规模、企业市场分布对油气产业集聚度的影响,同时,在我国产业集群统计系统尚不完善的客观事实下,结合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特点,寻找更加科学、合理的油气产业集聚度的判断指标,是今后的研究内容之一。
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区域功能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两个方面。
胡健等(2007,2008b)认为,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充分体现我国西部地区油气资源富集区的优势特点,围绕油气资源开发和石油化工产业形成产业集群,以油气产业集群模式实现我国西部油气资源优势尽快向区域产业优势转化,推动西部区域经济显著发展[3,11]。表明了我国西部油气资源集群对西部区域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为了深入地研究集聚程度对区域经济的作用程度,胡健等在另两篇文献(2007b,2007c)中,分别以油气资源行业的上、下游作为研究对象,定量地研究产业集聚程度(用Ellison-Glaeser指数表示)与区域经济(用区域工业总产值表示)增长的相关性,利用产业集群弹性来反映某地区工业总产值对该地区油气资源产业集群集聚程度变动的敏感程度[6,9]。研究表明,油气资源行业的产业集群弹性较大,且下游加工业的集群弹性又大于上游开采业的集群弹性,表明油气资源加工业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要强于油气资源开采业。因而,我国西部要着重发展一批大型的油气资源炼制加工和石油化工企业,提高油气集聚的区域经济推动效应。
集群发展得力于集群竞争优势,而集群竞争优势与集群区域创新紧密相关,使得区域和国家获得竞争优势(Porter,1998;Furman and Porter,2002)[12-13]。集群竞争力是集群竞争优势的本质所在,据Lynn和Fulvia(2000)的观点,产业集群竞争力就是集群的能力,主要体现为集群的创新能力[14]。我国学者李君华等(2004)也提出相似的观点,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表现为由竞争性治理机制所推动的集群的持续创新能力[15];刘友金等(2001)认为产业集群能够带来区域创新优势,其来源于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资源的可得性、“追赶效应”和“拉拨效应”以及植根性等五个方面[16]。以上研究充分说明,集群发展与区域创新相互促进:集群促进了区域创新,区域创新活动推动了集群发展,两者之间的互动是集群所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以上述研究为理论基础,胡健等(2007,2008a)在油气资源集聚度测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油气资源产业集聚度(用Ellison-Glaeser指数表示)与油气区域创新能力(表示为研发成果,用专利申请量和核心论文数量来定量表示)之间的关系。为此,作者构建了油气资源开发的技术外溢函数,将研发活动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及油气资源产业集聚度一并作为自变量,区域创新能力即研发成果作为应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发明专利的数量会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而有明显的增加;同时,无论是我国的东北地区还是西部地区,油气产业集聚均对所在区域的创新活动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尽管本质上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仍然是研发活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产业集聚程度的技术溢出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显现,并且集聚程度越高,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的整体效率也越高[3,7]。
以上研究表明,目前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对区域作用的研究,尚只关注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动的正面作用,且尚停留在这种作用程度的研究上,并未进行这种作用内在机理的研究;同时,也尚未开展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对区域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研究;另外,对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对区域产业配套和劳动力市场完善的作用功能,也未进行研究。这些将成为油气资源产业集群今后的研究方向。
胡健(2007,2008a)基于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活动的互动促进效应,建议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以自身油气资源优势为基础,以大型油气资源开发企业为主体,辅助以相应的研究机构构成区域创新体系;同时,构建完善的油气资源产业链条,提高油气资源附加值[3,7]。张伟(2008)针对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包括油气资源产业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集群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为目标,从产业集群的结构、集群成员之间的知识流动和功能定位三个方面,提出促进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实现机理[10]。这些研究,对我国西部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李勇(2009)认为,我国西部油气化工产业集群的发展定位是培育成为区域(或当地)新的经济增长极,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总体发展思路[4]。显然,以上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油气资源产业集群自身的产业链条、区域创新体系、集群结构、集群成员交流和功能定位等集群层面进行探讨。从国家宏观优惠政策和集群企业层面进行的研究极少,因而,加强国家政策和集群层面的研究,构建包括以上三个层面的立体型的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根据以上对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研究不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体系不够完善。目前研究涉及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因、集聚度测量、对区域的功能,及自身发展等四个方面,缺乏对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生命周期,及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内涵、形成机理与度量等方面的研究。
二是已有四个方面的研究尚不够系统或深入。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形成动因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传统因素如资源禀赋因素的探讨,尚未从更广和更深入的角度进行分析;油气资源产业集群集聚度测量指标选取,尚需进一步研究;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区域功能研究中,目前只关注油气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动作用程度的研究,缺乏其内在作用机理和油气资源产业集群负面效应的研究;最后,从国家宏观和油气企业微观层面展开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不足,同时,也缺乏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三是油气集群实证研究不足。目前仅见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及油气资源产业集群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针对以上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研究的不足,笔者认为,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的研究趋势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加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生命周期,及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内涵、形成机理与度量等方面的研究,以逐渐完善我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体系。
二是进一步拓深已有研究。我国油气资源集群形成动因研究方面,加强油气资源富集区域的优惠政策、外部经济性、科研力量配套等因素对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形成的作用的研究;油气资源产业集群集聚度测量研究方面,结合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特点,探讨更加科学、合理的油气资源产业集群集聚指标;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区域功能研究方面,探讨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创新活动的内在作用机理,同时,分析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对区域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后,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方面,加强从国家宏观政策和油气集群企业自身层面进行研究,同时,开展油气资源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研究。
三是增强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因、形成机理、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实证研究,以提高油气资源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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