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习，或在去补习路上

罗燕

“不是在上课外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孩子被越来越多的课外补习压得苦不堪言，家长们则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从女儿小学一年级开始上课外班，到如今高三补课，王茹发现，课外班的费用已经成为家里最大一项开支。

幸亏家里房子是很早就买下来的，没有其他诸如房贷这样的大项开支，王茹觉得还勉强可以承受，但她不敢想象如果再有一个孩子会怎么样。

在高房价及二孩的双重压力下，高昂的教育成本可能会让越来越多的一二线城市的家庭不堪重负。

记者近日在采访多个家庭之后发现，正常的公共教育（学校教育）给每个家庭带来的压力并不大，然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让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进各式各样的培训机构。

有家长戏称，每逢周末，“不是在上课外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孩子被越来越多的课外补习压得苦不堪言，家长们则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相比“压力山大”的家长、四处奔波补习的孩子，各种类型、档次不一的补习班或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城市中冒出。“能不能真正帮到孩子”，成为每一个家长的担忧，一次次尝试，不厌其烦地考察，孩子也累，家长也累，更关键的是，有多少个家庭花了一笔又一笔的冤枉钱。

不断攀升的补课费

“北京的培训机构一直在涨价。”一路补课上来，王茹对此印象深刻。

她记得女儿小雅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刚上兴趣班，学时费平均只有几十元，每个月下来，花费不到800元，每学期大概3000元。“那时女儿主要学画画、舞蹈和古筝，三年级以后，女儿开始学奥数和英语，课外补习费用开始逐渐增加。”王茹说，就像温水煮青蛙，每次多报一个班，看似每个月多几百不觉得，可日积月累下来，孩子的补习班费用就变成了整个家庭支出的“大头”。

“上奥数是最纠结的，不上吧，初中提前招生要考；上吧，实在是难受。”王茹说。那时女儿上课，她在陪听，但很多题目老师讲过后她也很难搞懂，更别说孩子了，“简直是不让人正常思维。”

小学五年级时，小雅考过了古筝十级，当时小升初要向中学投简历，多一份证书便多一个亮点。王茹记得，为了这个证书，小雅学了三年，家里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元。但是上初中以后，小雅就很少有时间弹古筝了，每天不是在上学，就是在补课。时间长了，指法生疏，也弹不出像样的曲子了。

当小雅升到了初中，课外的补课费用开始成倍地往上涨，这让王茹始料不及。“主要还是补数学和英语，每学期至少要6000元。”王茹说。

小雅到了初三，面临中考，补课强度又增加了，而且因为感觉大班课效果不好，浪费时间，王茹将补课换成了一对一。

对于小雅来说，一对一补课更有针对性，但费用也更高了。王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一对一补课最初还有150元/小时的，后来涨到300元/小时，现在基本上是400元/小时。每次补课两小时，这样一次的补课费就要800元。

也许是形成了习惯，高中以后，小雅一直是一对一补课，哪科弱就补哪科。现在小雅已经高三了，主要补习数学、政治和地理，一个月的补课费在6000元以上。

王茹坦承，补课费的支出至少已经占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了，压力很大。“好在我们快熬出来了。”她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忙碌的孩子

与王茹算着清楚的补课账不同，张瑞对自己孩子未来的教育投入还不敢预估。他的女儿苗苗现在上五年级，是在以“拼娃”著称的海淀区上学。

虽然还只是小学，但现在苗苗每天都有补习班课程，语文、数学、英语3门课都补，另外还有美术、体育类的课外班。下午3点多放学后，苗苗就要去补习班了，一般到6点结束，有时候还有晚上的课程，到晚上9点多才结束。周六、周日也都排得满满的。张瑞和妻子都有工作，夫妻二人只能轮流调剂时间去接送，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委托补习班的老师去学校门口接。

张瑞大概算了一下，苗苗的课外补习费每门每学期都在4000元左右，一个学期大约要花3万多元，寒暑假另算，一年的补习费近10万元。

但相对于钱，张瑞更心疼孩子。女儿才十来岁，过得却比他上班还忙。她没有时间跟伙伴玩，很久没看过动画片了，每天都是补课、做题……

“我们也想放松点，给她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是他们班同学都补课，我们不能不补。”张瑞很无奈地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像很多家长一样，张瑞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更不想让孩子在“中途跑”中掉队。

近年来，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一直都在提倡减负，学校的课业负担确实减了，小学基本上早早放学，不留作业，但让众多家长感觉到无奈的是，孩子的课外负担却越来越重。

张瑞发现，学校减负了，老师在课堂上不教得那么细了，但考试难度还在那里，不补课就很难考出好成绩。而且海淀区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强区，比较好的中学都有提前招生考试，不补课考上的可能性很小。另外，比如像奥数，已经被明令禁止很多年了，但一些中学的提前招生考试、学校的分班考试里还是会有奥数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禁令成了摆设。

张瑞给苗苗报了数学课外班，有时也陪着上课。“教的东西很多是超前的，有的是中考的内容，有的甚至是高中的知识点。比如排列组合，我记得我是高中才学的。”

这些知识孩子很难理解，只能由家长回来再讲讲，孩子也不一定能弄明白，挫败感很强。“她不愿意去上补习班，我们也没办法，只能买点玩具、买些零食哄着去了。”

“二孩”下的焦虑

更焦虑的是宋永。2014年，随着“单独二孩”政策落地，他迎來了小儿子。那一年，他的女儿刚上五年级。

女儿小升初时只考上了朝阳区一所普通初中。“她本来成绩很好，是我们疏忽了。”宋永一直觉得对女儿有些愧疚。“好在女儿学习很努力，初中也补了一些课，现在成绩还不错。”宋永说，希望女儿能学得更扎实一些，考个好一点的高中，哪怕再多花一些钱给女儿补课。

去年9月，儿子也上幼儿园了，是一所私立幼儿园，每个月收费3000多元。儿子的幼儿园费用加上女儿的补课费，宋永家里的经济压力陡然增加。

他的妻子也开始发愁，这几年她一直在家全职带孩子，如今迫于逐渐增加的教育支出，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去找个工作。“可是都快40岁了，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呢？”宋永说。

宋永说他本来计划置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让家人住得舒服点，但现在不敢换了，“过几年再说吧，先将就住着。”宋永说，他心里清楚，接下来的几年，女儿要上高中了，儿子也要上小学，教育支出肯定会比现在更多，如果再加上房贷，家里肯定捉襟见肘。

在丰台区居住的高树彬与宋永的情况有些相似，两个儿子的他，如今也在发愁，不仅仅是经济上，更是在孩子的陪伴上。

高树彬的两个儿子，一个上小学三年级，一个在幼儿园小班，平日里夫妻俩各自负责一个孩子的接送。“我要负责小儿子的放学，因为没办法下午4点多就赶到幼儿园，所以就给孩子报了幼儿园的课外班，一周5天，只有周五不上课外班。这样，我每天下午6点半回来能接到孩子。”为此，高树彬付出的是每个月2000元的补课费。

小儿子日常的接送问题得到解决，大儿子则需要在周末去上课外补习班。“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人很少能在周末聚在一起。”

课外班，一方面帮高树彬解决了接小儿子幼儿园放学的难题，却又让高树彬夫妻俩每周每天疲于奔忙。“现在对课外班这个话题，我也说不上到底是该说它好还是说它不好，各有需求吧。”高树彬说。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