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养老研究：理论回顾与未来机会

左美云，沈原燕杭，段睿睿

(1.中国人民大学 信息学院，北京 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 智慧养老研究所，北京 100872)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老龄事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作了专门部署。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该文件指出我国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科技创新和产品支撑有待加强等方面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智慧养老领域备受瞩目。

自2011年 “智慧养老”术语提出以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近五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该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果。智慧养老是指利用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在生活、安全、医疗、保健、娱乐、学习等各方面支持老年人，对涉老信息自动检测、预警甚至主动处置，实现技术与老年人的友好、自助式、个性化智能交互，让老年人过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更有价值[1]。

然而，智慧养老到底适合运用哪些理论进行研究？这些理论都基于什么视角？研究了智慧养老的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研究机会？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1)在智慧养老研究中，有哪些可以参考借鉴的理论？(2)在智慧养老研究中，存在哪些未来的机会？

一、文献检索策略与结果

为了系统地回顾国内外智慧养老领域的研究，本文选取Web of Science核心库作为英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作为中文数据库，以近五年即2017—2021年为时间范围，进行相关文献检索。

英文检索式详情如下所示(“*”是表达式中代表任意长度的通配符；比如，在搜索technolog*时，会在文献数据库中搜索含有technology、technologies、technological等以“technolog”开头的关键词)：

{老年人相关关键词：“older adult*” OR “older people” OR “older user*” OR “elder*” OR “senior citizen*” OR “senior adult*” OR “senior people” OR “senior user*” OR [(“ageing” OR “aging”) AND “adult*”]} AND {技术相关关键词：“technolog*” OR “smart” OR “information system*” OR “intelligen*”}。

中文检索式详情如下所示(“%”表示篇名模糊检索)：

{篇名%“智慧养老” OR “智能养老” OR “养老信息化”} AND {主题=“老龄化” OR “老年人” OR “老人”}。

在检索式的基础上，筛选出论文类型为期刊完整论文与综述的文章，分别收集到212篇英文文献和735篇中文文献。针对这些文献，通过阅读题目、摘要与正文，将不是研究“老年人”和“智慧养老”的文章以及对智慧养老描述不足的文章删除，留下187篇英文文献与600篇中文文献。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又删除了未采用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文章，留下了57篇英文文献与63篇中文文献。本文正是基于这120篇使用了相关理论的文献(1)由于篇幅限制，文末“参考文献”中只给出了主要的文献，其余文献可联系本文通讯作者获取。进行分析。

二、智慧养老研究选用的理论分析

智慧养老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智慧养老的产品与服务展开，可利用 “造”(即制造)与“用”(即使用)的视角[2]，系统地分析现有研究中所选理论的情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从一种研发与使用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的角度，更全面地整合理论，实现研发与管理两个方面的分离与融合。在“造”的角度，细分为需求分析与产品研发模块；在“用”的角度，按照“使用前因-使用效果”的框架，归纳总结使用到的理论。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 1 智慧养老现有文献中使用的理论

(一)“造”视角下的理论回顾与梳理

从“造”的视角出发，现有文献中用到的理论聚焦于智慧养老的需求分析与产品研发这两个主题。下面，我们从理论名称、理论含义、在智慧养老领域的应用举例及其学科背景的情况分别进行阐述。

1.智慧养老的需求分析研究

在需求分析的研究中，马斯洛需求层次与KANO模型这两个理论常被用来指导分析过程，对老年人的需求类型、需求特征以及智慧养老的产品功能进行探索。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认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可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学者们对智慧养老的需求进行了研究。比如，左美云等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总结了不同类型智慧养老产品的需求水平，不同类型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的需求特征，以及这些老年人未来的智慧养老需求[3]。又如，江加贝等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了居家养老相关的互联网产品特征，并指出现有产品较多关注低层次需求，进而提出了未来产品开发类型的建议[4]。

KANO模型(KANO是日本学者狩野纪昭的英文简称，全称为Noriaki Kano)通过分析用户对产品功能的满意程度，对用户需求进行分类，进而确定产品实现过程中的优先级。一般将影响用户满意度的因素分为五类：基本型需求、期望型需求、魅力型需求、无关型需求、逆向型需求。如龚娜基于KANO模型，得到了老年人的需求以及满足相应需求的智慧养老技术功能分类[5]。

SWOT-CLPV矩阵模型(SWOT-CLPV Theory)是在SWOT模型基础上修改而成，用于找出事件中有利的放大因素和不利的规避因素。S(Strength，优势)、W(Weakness，劣势)、O(Opportunity，机会)、T(Threat，威胁)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杠杆效应(Leverage)、抑制性(Control)、 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问题性(Problem)四种市场环境和战略态势。依据该矩阵模型，学者们能够对智慧养老研发技术的优劣势、机会、威胁等现状以及未来建设路径进行更有效的实证分析[6]。

精细化管理理论(Delicacy Management)指通过友好合作协商，改善原有经验引导的生产方式，规范工作标准、程序，尽可能达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共同治理的目标。福利多元主义理论(Welfare Pluralism)表示社会福利的来源和内容都应该多元化，来源多元是指供给者包含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内容多元是指变革原来单一补贴式的社会福利为内容多样的福利体系。二者作为管理学领域的理论，也被学者应用于智慧养老领域的治理问题上。比如，一些学者基于两种理论的组合分析了社区治理的养老服务设计问题及其应对策略[7]。

2.智慧养老的产品研发研究

在技术研发的研究中，常用的理论来自于个体认知与行为，以及产品设计等领域。

(1)个体认知与行为

在个体的认知与行为领域，现有文献基于人类信息加工模型[8]、活动理论[9]、行为变化理论[10]、认知复杂性理论[11]等，分析了老年人认知与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通过在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设计中融入这些因素，实现适老化的目标。

人类信息加工模型(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通常被用来解释人类如何接收、存取、整合、检索和使用信息。学者可通过识别老年人信息加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帮助促进语音接口、用户界面等方面的交互设计[8]。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认为活动作为一种层次实体，包含了一系列分层的动作。基于活动理论，学者们探索了智能辅助系统的开发框架，构建老年用户个人活动的结构，从而促进老年用户的积极参与[9]。

行为变化理论(Behavior Change Theory)认为能够通过干预改变目标行为。现有文献通常基于该理论，识别能够帮助老年用户改变行为的因素，进而实现智慧助老。比如，一些学者设计了智能虚拟助手，帮助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实现行为改变和自我照护[10]。

认知复杂性理论(Cognitive Complexity Theory)认为用户在接受和使用新技术时的困难在于需要经历额外的认知负担。学者基于认知复杂性理论，从智慧养老产品使用的技术复杂性及其带来的认知成本入手，探索老年用户对技术的感知，并为智慧养老的产品研发与设计提供建议。利用认知复杂性理论，智慧养老领域的学者可以通过测量技术的感知复杂度，来预测老年用户对于相关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的接受程度[11]。

(2)产品设计

在产品设计领域，现有文献通过产品交互设计理论[12]、场景理论[13]、努力-准确性框架[11]等，分析技术与用户的交互现状，给出优化建议。

产品交互设计理论(Product Interaction Design)注重用户与产品进行交互，以建立人与产品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基于该理论，学者们分析了智慧养老产品与用户的交互现状，并由此得到智慧养老产品发展的瓶颈，为产品的设计提出有效建议[12]。

场景理论(Theory of Scenes)认为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用户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和事件，达到某种目的。基于该理论，学者们识别出影响服务过程的关键因素，如人物关系、时空环境、叙事情节、目标体验等，进行智慧养老产品的交互设计[13]。

努力-准确性框架(Effort-Accuracy Framework)主张决策者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减少认知努力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因而需要在努力和准确性之间进行权衡。努力-准确性框架帮助学者从决策的视角，探索应如何研发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以减少老年用户的认知努力，提升老年用户的决策准确性，为技术设计与评估等方面提供建议。比如，一项针对在线推荐代理(Online Recommendation Agents)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在使用技术时存在权衡取舍的矛盾：他们认为高度综合的在线推荐代理更复杂，但在提供推荐产品时也更有用；认知能力强的老年人则认为高度综合的在线推荐代理更有用[11]。

(二)“用”视角下的理论回顾与梳理

从“用”的视角出发，现有文献采纳的理论聚焦于智慧养老技术使用前因、使用效果这两个主题。

1.使用前因

在对于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使用前因的探索中，常用的理论来自于认知交互以及心理意愿等领域的理论。

(1)认知交互

在认知交互领域，研究通过社会认知理论[14]、环境压力理论[15]等，识别了社会环境中能够影响老人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使用的前因，从而增强对老年人使用行为的理解。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认为，在社会学习过程中，行为、认知和环境三者彼此联结、相互决定。认知起主导作用，认知中的核心要素是自我效能感。比如有学者基于该理论，识别、探索潜在的社会认知因素，并研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老年人使用以主动健康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14]。

环境压力理论(Environmental Press Theory)用在养老领域又被称为老龄化的生态学理论(Ecological Theory of Aging)。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自身能力来满足环境的需求。个人的价值观、经验和所处环境会影响他们使用环境中物品的过程。有学者基于该理论探索了与环境以及老人本身相关的因素是否会影响老年人使用日常技术的状况，发现认知能力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5]。

(2)心理意愿

在心理意愿领域，基于双因素理论[16]、消费价值理论、赋权的消费者导向理论[17]等，学者从个体心理动机与消费者心理意愿的视角，探究了老年人使用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的影响因素。

双因素理论(Enabler-Inhibitor Perspective)认为技术的长期使用和客户留存不仅取决于技术，更取决于使能因素与抑制因素。使能因素促进用户的持续使用，抑制因素阻碍用户使用行为，二者间存在着复杂的协同作用。比如，学者通过双因素理论识别了可穿戴智能健康设备持续使用的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16]。

消费价值理论(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s)的主要观点是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态度是多种价值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价值观可能包括社会、认知、情感、功能、条件价值等。消费者价值理论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针对具体环境，但具备相对灵活性的理论框架。一些学者基于消费者价值理论，识别并验证了老人持续使用可穿戴智能健康设备的重要影响因素[16]。

赋权的消费者导向理论(Consumer Direction Theory of Empowerment)认为在制定残疾政策和提供康复服务方面增强消费者导向，将有效提高残疾人的社区融入、赋权和生活质量。基于该理论，有学者探索了为以老年痴呆症患者为代表的特殊老年群体提供信息技术支撑的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时遇到的问题与挑战[17]。

(3)行为触发

在行为触发方面，基于福格行为模型、技术接受模型[18]、计划行为理论[19]、综合行为模型[20]等理论，学者们从个体、家庭、社会等角度系统地探索影响老人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使用的重要前因变量，并提供技术设计、家庭支持、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建议。

福格行为模型(Fogg Behavior Model)主张个体在发生某个行为时，一定具备三个要素：足够的动机、实施这个行为的能力以及实施这个行为的触发点。基于该模型，学者们识别了智慧养老技术接受行为的影响因素，比如有学者利用福格行为模型，探寻了社区老人的智慧型养老需求，并提出相关建议[21]。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认为，信息系统的使用由行为意向决定，行为意向由态度和感知有用性决定，态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技术接受模型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技术接受行为的解释性框架。学者基于这一模型，进一步识别了可能影响老年人态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以及行为意向的因素。比如，一些学者发现未来时间观念对感知易用性有积极的影响，在技术接受模型中纳入这些因素，能够更好地解释老年人的技术接受行为[18]。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指出，对目标行为的态度、感知的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会影响行为意图和实际行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人员通过识别感知行为控制等构念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解释老年人的技术接受行为。比如，通过计划行为理论，一些学者发现感知社交隔离(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与感知行为控制负向相关，而感知行为控制与老人的在线购物持续使用意愿正向相关[19]。

综合行为模型(Integrated Behavioral Model)主张参与特定行为的意图受到态度、感知规范、个人能动性等驱动因素的影响。综合行为模型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框架，能够指导研究人员发现影响老年人使用技术的实用因素、享乐因素，进而分析这些因素背后隐藏的老年用户实际需求。如有学者基于该模型识别出了使老年人喜爱某项技术的实用因素和享乐因素，以及老年用户对心理满足、身体愉悦、社交等方面的需求[22]。

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认为与健康相关的行为取决于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利益、感知障碍、行动线索(Cues to Action)和自我效能几个因素的组合。有学者通过采纳该模型，解释了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参与以技术使用为主题的健康促进研究的可能性因素[23]。

(4)行为决策

在行为决策领域中，研究人员通过可行能力框架，基于资源利用视角探索老人如何感知并使用智慧养老技术[24]。可行能力框架(Capability Approach Framework)描述人们如何利用资源改善日常生活。框架关注个体的功能能力，指的是这个人能够做什么或能够成为什么。比如，一些研究人员在可行能力框架的基础上，发现老年人在决定是否使用数字医疗技术时，会考虑这些技术会如何提高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够以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方式生活[24]。

(5)技术管理

除了从用户与个体的角度审视智慧养老，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创新扩散理论[25]探究新技术的采纳行为。通过将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应用到智慧养老领域，研究人员提出了Elderadopt模型来解释老人采纳智能技术的可能性。Elderadopt模型归纳了四类影响因素：来自感知到的个人或环境问题的压力水平；复原力和他们应对问题的能力以及接受智能技术等新解决方案的意愿；对通过外部信息来源(包括媒体、朋友、家人和专业人士)提出的新选择的接受程度；从以往经验中获得的内部信息。研究发现，在社区居住的老年人对采用智能家居技术支持独居生活持开放态度，但是他们对安全性和隐私问题有一些担忧[25]。

2.使用效果

在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使用效果的研究中，现有研究基于老化态度、认知交互等方面的理论进行探索。

(1)老化态度

基于积极老化理论[26]、成功老化理论[27]以及成功老化的社会生产函数理论[28]等，学者们探析了智慧养老技术的使用是否可以达成预期效果(比如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独立性、心理健康等)。

积极老化理论(Theory of Active Ageing)认为通过独立、参与、照料、自我实现、尊严等权利的实现，可以让老年人充分融入社会，获得幸福感。通过积极老化理论，研究人员认为智慧养老技术可以让老年人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参与活动以及自我决定的机会。比如，有学者基于该理论，发现老年人利用智慧养老技术积极装饰自己的家，精心挑选充满回忆的照片、视频展示在家中[26]。

成功老化理论(Theory of Successful Ageing)认为成功老化的老年人具有三个核心特点：低概率的疾病和疾病相关残疾、高认知和身体功能能力以及积极参与生活。基于成功老化理论，学者们致力于探索如何通过技术手段，降低患病几率、保持认知与身体功能水平以及帮助老年人积极参与生活。比如，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的接触与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老年人增加社会参与[27]。

成功老化的社会生产函数理论(The Social Production Functions Theory of Successful Aging)认为社会需求可分为三类：感情、行为确认和地位。满足三种需求比只满足其中一种社会需求更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基于该理论框架，学者们认为满足老人们的社会需求能够帮助提升他们的总体幸福感，在此过程中，社交技术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28]。

(2)认知交互

除了健康老化领域，已有研究还通过认知交互领域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29]以及依恋理论[30]，探索各类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的使用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心理健康。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认为，老年人更喜欢情感密切的社会联系而非边缘化的社会关系。这是因为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时间开始被认为是有限的，基于此，老年人可能更希望建立亲密关系网络。通过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学者探索了老年人如何利用技术不断地重新定义和选择他们所参与的行动和关系的意义[26]。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主张婴儿与照护者之间会形成特定依恋关系，且这种早期依恋经验会对其成年后的社会关系和压力调节有长期影响。心理学与营销学领域的研究表明，依恋关系可以存在于人与品牌、人与公司、人与物质财富(例如技术设备等)之间。学者通过探索老年人是否会对他们的技术设备产生同样的情感依恋，将依恋理论成功地扩展到了智慧养老领域，发现使用频率和情感依恋以及使用频率和自我价值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30]。

认知丰富理论(Cognitive Enrichment Theory)认为老年人可以通过参与有益的智力、身体和社交活动来保持甚至增强他们的认知能力。利用该理论能够有助于探索智慧养老在认知方面的效果。比如，一些学者基于认知丰富理论，通过纵向研究的方式，发现技术使用能够帮助老年人提升认知表现，保持一定的认知能力[15]。

(三)作用于“造”与“用”环境的理论回顾与梳理

从作用于“造”与“用”的环境视角出发，理论的应用范围较为集中在社会资源方面。常用的理论包括可供性理论[31]、护送模型[32]等。通过这些理论，学者以一种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技术、个体与社会进行交互的更为宏观的视角，探索在某个动态的环境中，老人是如何感知、如何使用、如何得益于智慧养老技术的。

可供性理论(Affordance Theory)认为物品并不是“本身”就存在的，尽管物品本身有一定的便利性或实用性，但是物品是与它的使用者以及使用者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可供性便是指人类行为者和物体之间产生的行动可能性。通过可供性理论，学者可以基于老年用户与产品互动的视角，探究智慧养老产品及其使用过程。比如，一些学者基于可供性理论，探索了老年用户对于新型信息通信技术的采纳如何受到其设计、学习环境和周围社会参与者的影响，为数字不平等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31]。

护送模型(Convoy Model)认为个体在其社交资源的支持下度过一生。每个成员在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但又有所不同的角色，成员之间的关系质量与情感和认知有关。护送模型有助于学者从个体与个体交互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同关系的背景下对个人进行多维度的观察。一些学者基于护送模型，探索了社交技术对于老年人认知与情感的影响，发现电话和电子邮件沟通，与老年抑郁症和认知功能有显著关系[32]。

三、智慧养老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机会

老龄化与数智化的趋势让智慧养老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尽管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还存在大量的研究机会。

(一)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薄弱，应加强理论应用

在智慧养老研究的现有文献中，使用了理论作为分析基础的文献较为有限，仅占全部文献的15%左右。其中，英文文献中有30%的文章，而中文文献仅有10%左右的文章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探索。在缺乏理论指导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访谈收集数据并使用内容分析、编码分析等质性数据分析方法进行“造”与“用”两方面的探索性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基于二手数据，使用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智慧养老进行了描述性或探索性研究。这类研究能够较为清晰地描述现状，为后续研究指出方向，但可能受限于简单表层的描述性与探索性状态，较难触及根本，也难以解释深层机制。如果能够使用现有理论，则可以帮助学者的探索更具针对性、系统性、深刻性。因此，未来研究可参考图1中的理论或借用其他理论，围绕智慧养老技术，基于成熟的理论开展更深层、更高质的学术探索。

(二)理论缺乏多样性，应争取发展自有理论基础

在智慧养老研究中，过多地使用了技术接受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理论基础的多样性较为有限。在回顾所有基于理论的文献中，有超过一半的研究使用了技术接受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尽管技术接受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经受住了大量研究的考证，具备较强的解释力以及较高的成熟度，但是仍旧需要发现更多如积极老化等老年人相关理论，提升智慧养老研究中的创新性、理论多样性以及模型解释力。此外，除了从其它领域借用理论外，智慧养老领域也需要开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进行更多有关模型结构、预测能力及其边界条件的探索，争取创建智慧养老领域特有的理论体系。

(三)“造”与“用”的研究类型失衡，应优化研究主题

除了理论之外，现有智慧养老领域关注的技术类型较为多样，但是“造”与“用”两个视角下研究关注的技术类型较为失衡，有关“用”的研究中技术类型远远多于“造”的研究。在“造”的视角下，研究更多关注怎样合理设计智能家居系统、智能监测系统、智能药物管理系统等功能性较强的辅助技术。在“用”的视角下，研究关注的技术类型更为多样，比如探索了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推荐系统、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机器人的技术接受、持续使用以及使用效果等主题。“造”与“用”两方面研究的失衡，尤其是“造”的视角下研究对前沿技术存在一定忽视，将会限制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与研发，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产品研发与产品应用发展节奏不匹配的情况。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在“造”的视角下，进一步探究如何使用更多样、更新型的技术研发智慧养老产品，满足老年人日益增强的智慧养老需求。在“用”的视角下，未来可以围绕使用新型技术的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在老年群体中的教育与推广展开更深层的研究。与此同时，学者也需要兼顾“造”与“用”的视角，进行系统、平衡、统一的探索。

(四)国内关注度低，应进一步细化和加强研究

对比国外研究，国内研究对于智慧养老领域的关注度较低，相关领域研究数量较少且研究的理论基础更为薄弱，并且理论的多样性也更低。这也意味着国内智慧养老领域的研究视角更为狭窄，研究发现更同质，不能有效且系统地挖掘领域的核心问题并给出相应对策。具体而言，从“造”的角度出发，在研发方面，国内研究关注的技术较为有限，侧重“互联网+”等本土化情境下的智慧养老平台等的建设与发展，较为忽视具体技术，尤其是前沿技术在智慧养老产品设计与研发中的作用。从“用”的角度出发，在智慧养老产品使用方面，国内研究较少关注某类特定产品与服务的应用，更多关注概括性的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的使用行为、问题与相应对策。总结上述研究的差异，国内研究在研发与应用方面的理论基础及其多样性、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的前沿性与多样性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国内学者需要在本土化的情境下，发现、应用、扩展各个相关领域的理论，提升国内智慧养老产业对于前沿技术“造”与“用”的研究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从“造”与“用”的视角归纳与总结了智慧养老研究中使用理论的情况，为感兴趣的学者们提供了智慧养老研究初步的理论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并整理了两个领域中的研究机会，为学者们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由于文献数量较多，加上篇幅有限，理论回顾具备了较好的广度，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细节。另外，我们只考察了2017—2021年的文献，早期发表的相关研究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有待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