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中国城市韧性治理及其国际比较

庄国波，王雪莹

(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研究背景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暴发以来，截至2022年1月2日，全球(中国除外)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人数已超2.8亿，死亡人数高达456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32万例，新增死亡病例5000余例。法国确诊病例达1 019万例，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确诊病例均超千万。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5 576万例；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84万例[1]。中国抗疫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和对世界抗疫的积极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这一成就的背后，体现了中国城市在抗击疫情中韧性治理的积极作用。虽然2021年夏季以来，我国的一些城市疫情出现反复，但我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措施是十分有效的。城市是国家的重要基础单元，国家在疫情中的状态取决于这个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城市在抗疫中的表现。

韧性最早被物理学家用来描述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变形之后的复原能力，后来人们将“韧性”概念引入城市建设与管理中，用于描述城市整体功能受到不确定性冲击时，城市所具有的抗冲击以及恢复的能力。城市“韧性治理”的目的就在于帮助城市应对风险，提高城市抵抗突如其来的冲击以及事后恢复的能力，借此降低城市发展中的脆弱性。

面对疫情，如何减少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如何进行韧性治理？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城市在抗疫中表现出来的“韧性”进行对比，分析我国城市在抗疫中的成功经验，以期为城市治理提供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参考。

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城市韧性治理的经验

从图1显示的2020年1至4月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病例新增确诊、治愈、死亡数据可以看出，疫情暴发1个月内，中国就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2个月内，本土每日新增病例被控制在个位数；3个月左右的时间，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2]。在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解放军、国有企业、民间组织和群众，多方鼎力相助，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国家先后组织四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武汉等地，全国各地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体现了中国城市所具有的强大韧性。

图1 中国2020年1—4月新冠肺炎疫情病例数据图注：本图根据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的数据整理绘制

(一)意志韧性：“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抗疫理念

面对疫情，党和政府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置于首要地位，充分彰显了抗疫意志的强大韧性。什么是最大的人权？钟南山说：“人的命是最重要的人权！我们保住了这么多人的命，这是我们最大人权的表现”。[3]从健康监测、社区防控到集中隔离、集中救治，从免费检测、免费治疗到物资保障、科研攻关，从生活照料、困难帮扶到情感关怀、心理疏导，时时处处表现出中国政府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总书记多次强调“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求“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生命(见表1)。数据显示，武汉确诊的2 500名80岁以上高龄患者中，救治成功率接近70%，年纪最长者达108岁[4]。“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抗疫理念是中国能够成功阻止疫情扩散的重要因素。

(二)资源韧性：强大的资源供应与调配能力

丰富的资源是突发重大疫情下提升医疗救治效率、稳定救治防疫秩序、增强应急防控能力的重要保障，而建立完善的资源统筹调配体系则是政府应对重大疫情的有效路径。在这场疫情中，中国表现出了高效快速的资源配置能力。疫情期间，国家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切实保障抗疫物资迅速到位，为防疫取得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物资运输系统是城市的动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民航、铁路、公路等各部门纷纷行动，重点保障应急物资运输，各大物流平台纷纷为抗疫物资免费开放全国仓储资源，提供应急中转仓储和应急仓储运营服务，免费仓储资源涉及全国100多个物流中心，涵盖全国数十个城市[5]。工信部数据显示，疫情发生后至2020年2月2日，全社会累计向湖北发送医用防护服13.6万件， N95口罩13.4万件[6]，极大缓解了疫情暴发初期湖北防疫物资告急的压力。财政部迅速对疫情作出反应，提高湖北省的防控经费支出，社会各阶层也以最快的速度，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持续驰援湖北武汉。截至2020年4月底，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499亿元[7]，社会捐款达到172.87亿元(社会捐款数据截至2020年2月3日)[8]。

除物质资源之外，人是抗击疫情战斗中最核心的资源，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高素质有担当的人民群众，疫情不可能迅速得到有效控制。武汉因疫情暴发而封城后，全国各地200多支医疗队、25 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奋战在各大医院，其中1 400名军队医护人员奋战在武汉火神山医院[9]。解放军、司机、快递员、医疗物资生产线上的技术人员等各行各业的人坚守岗位，无私奉献，迎难而上，为城市疫情控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三)制度韧性：优越的政治与经济制度

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此次抗疫中体现出突出的优越性。抗击疫情过程中，我国构建了合力打赢疫情防控决战的“统一战线”，充分体现出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2020年1月，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10]，发出最强动员令，党中央对于国家大事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具有强大的公信力，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2020年2月10日，为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卫健委建立了省际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地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机制，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武汉市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11]。“一省包一市”，不计经济成本驰援湖北，以“对口支援”的方式全面阻断疫情。举全国之力控制疫情发展，这充分彰显了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彰显了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正因我们有政治制度优势，面对疫情才能既沉稳有序，又快速高效。进入疫情常态化控制之后，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表2是从东北、西北、华北、华中、东南、西南各地区分别选择一个省份呈现其相关政策要点。

表2 我国部分省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相关政策

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才能保证国家在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领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在疫情期间，我国可以不计成本，即使在人们未交费的情况下也要正常通水、通电、通气和供暖，保障人们的日常生活，解决人们的生活困难。上汽大通、北汽集团等车企也在第一时间加入驰援湖北的疫情防控队伍当中。各大国有企业快速启动专项基金，如蔚来快速启动200万元社会公益基金，以100万直接捐助及100万配资捐助的方式，由武汉当地车友会送往抗疫前线；大众集团携手合资企业，共同捐资1.2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防治工作[18]。作为抗疫核心主体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本次抗疫中承担着组织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各项职责，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力量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执行韧性：强大的政府号召力与民众向心力

没有执行力，任何优势都将是空谈。疫情暴发伊始，为了尽快控制疫情，政府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对暴发地区进行封闭管理，阻断传播；二是基层群防群治、联防联控。这些都离不开群众的配合，党和政府与14亿中国人民的积极配合是我国能够在3个月内成功控制疫情的关键。疫情防控期间，400万名社区工作者奋战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监测疫情、测量体温、排查人员、站岗值守、宣传政策、消毒杀菌，守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关口，为亿万居民筑起阻断疫情传播的牢固防线。张贴公告、宣传防疫知识，细致摸排、逐户登记信息……社区工作是一分部署，九分执行。社区工作者们手持扩音器、肩背消毒桶，走遍辖区每一个单元、每一条楼道、每一户家庭。国家动员令一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步调一致，广大民众积极配合，创造了抗疫奇迹。除此之外，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成则是抗疫的另一“奇迹”。2020年1月，仿照非典时期“小汤山”的医院模式，这两所应急专科医院拔地而起。7 000余名建设者日夜鏖战，集中全城乃至全国的资源，十天时间完成从设计到交工的全过程，“两山”医院建设展现了中国速度，充分彰显了我国基层组织、人民群众、国有企业超强的执行力。

(五)技术韧性：科技高速发展与成果迅速转化

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是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重要支撑。

首先，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在挽救患者生命、提高患者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19年底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发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起，至2020年1月，半个月内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即获得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研制出高特异性的检测试剂。我国科研人员在“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五个方向推进了疫苗的科研攻关[19]。2021年2月25日，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上市注册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2021年9月9日，中国已完成针对德尔塔变异株灭活疫苗的临床前研究，各疫苗研发单位还开展了针对贝塔株、德尔塔株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研发工作[20]。

其次，信息化技术在抗击疫情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为有效抗击疫情提供了支持，成为抗疫的硬核力量。第一，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新技术催生下的智能化呼吸机、监护仪、制氧机、负压救护车等医疗产品在危重病人抢救以及抑制病毒扩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在疫情监控方面，全国各地都建设了新冠肺炎疫情监控大数据平台、发热门诊监测大屏及新冠病毒医学观察者管理平台，为公众及政府提供疫情分析报告；健康码是根据健康状况分类的“数字化通行证”，保障政府对民众健康的动态管理；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的城市疫情动态热力图可以还原城市疫情发生全过程；智能分析及预测可以为政府决策、应急管理、资源调度、重大事件研判及预测提供直接的支持。第三，复工复产过程中，远程办公成为疫情期间较为普遍的办公形式。疫情提高了大众对线上模式的接受与适应程度，传统商务活动中销售、合约签订、客服等各个关键环节也开始积极探索网络签约等线上形式。这些新兴科技在疫情防控各个方面的应用，充分体现出科学技术不仅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不竭动力，更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守护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巨大作用。

三、中国城市韧性治理的国际差异比较

本文从抗冲击韧性、资源供给韧性、社会制度韧性、执行韧性四个方面对中外疫情防治情况进行对比，深层挖掘抗疫效果差异巨大的原因。

(一)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差异与抗冲击韧性

抗冲击韧性就是一个城市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时，能够迅速反应，识别并分散风险，应对冲击的能力。良好的抗冲击韧性能够为城市应对冲击争取更多的时间。而一个城市要具备较强的抗冲击韧性，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的支撑。硬实力包括组织机构、基础设施、科技装备等要素；软实力主要包括公共应急法制保障、预警指标体系、紧急行为方式等要素[21]。

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体现了良好的抗冲击韧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能够对疫情迅速作出反应，通过采取有序且有效的防控措施，最终使确诊病例人数峰值定格在了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的3个月内。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我国政府各部门清晰的职责分配与按计划行动的能力是有序应对突发冲击的基础，政府敏锐地发现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当机立断，综合施策，雷厉风行，采取了建国以来最全面、最广泛、最彻底、最严格的举措。经国务院批准，将新冠病毒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应急机制。

然而在中国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时，部分西方国家并未成功识别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反而是轻视警告，低估疫情。2020年1月22日，美国发现本土的0号病例，直到3月底各州才逐渐采取措施，期间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没有对这场疫情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漫长的反应时间是导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多次无视世卫组织和国内外专家警告，声称疫情是大号流感、完全可控，并自称抗疫物资充足、病毒检测能力世界最强，甚至宣称口罩可以清洁后重复使用等，最终错失了抗疫良机，导致疫情在美国境内迅速蔓延。至2020年3月13日，由于疫情暴发引发民众恐慌和美股熔断，美国联邦政府才不得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由于疫情初期美国低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政府没有进行有效防控，错过窗口期，导致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死亡病例快速攀升。表3列出了部分国家发现新冠肺炎病例的时间及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

表3 部分国家出现病例时间及政府措施

(二)物资生产与协调能力差异与资源供给韧性

丰富的资源是增强城市韧性的物质基础，面对突如其来、性质不明的未知冲击和破坏，具有资源供给韧性是城市社会系统快速有效应对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能够快速地整合各类资源，具有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是抗击疫情过程中资源韧性最直观的体现。

与建立起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疫情暴发之际，部分西方国家由于缺少完整的产业链和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抗疫物资紧缺，因而无法弥补巨大的医疗物资缺口。德国截留出口物资，法国警察因缺少口罩而罢工，日本发放可重复使用的棉布口罩，意大利发放布条口罩[27]。美国政府曾要求停止向加拿大及拉丁美洲的国家和地区出口美国制造的N95防护口罩，一边限制国内生产医疗物资的企业出口，一边又在海外设法购买可用的口罩，并堵上向其他国家运送物资的途径。同时，群众恐慌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影响了抗疫效果。此外，很多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关于物资问题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美国疫情暴发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没有采取有力措施甚至参与竞价，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各州政府之间在储备和采购医疗物资方面产生矛盾，相互抢夺医疗资源。联邦政府的指令形同虚设，各州自行其是，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州因对联邦政府不满，联合起来公开对抗联邦政府政策，错过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机。2021年4月中旬开始，印度每天感染病例超过20万人，床位紧缺、医疗资源缺口大，导致印度民众产生失望恐慌的情绪。新德里的所有医院都报告氧气瓶严重短缺，不少医院对外发出“剩余氧气只够维持2～18小时”的警告。印度第二波疫情的全面崩盘充分反映了资源韧性在城市应对疫情冲击过程中的重要性。

(三)政府行动能力差异与社会制度韧性

从央地关系的层面看，中西方的政治制度具有“集中统一”与“多元分权”的巨大差异。美国的国家制度以“两党制”和“联邦制”为特色。不同于我国“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韧性，美国“两党制”制度之下，民主党与共和党未能携手抗击疫情，而是各行其是。因为政党纷争走向政治极化，决策效率低下，丧失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另外，在两党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由于美国重灾区各州的州长多为民主党人，由共和党主导的联邦政府和由民主党主导的各州政府也开始产生严重分歧。围绕“纽约是否封城”问题，纽约州州长曾做出“纽约封城就是联邦向纽约宣战”的强硬表示；围绕复工复产问题，民主党执政的加利福尼亚等州公开对抗联邦政府的政策。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围绕何时启动紧急状态、何时恢复经济等议题争论不休，各州之间为了争抢防疫资源恶性竞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互相拆台，各种判断频频失误，坐失一个又一个防控良机。

从政府权限的维度看，中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之所以认同“群体免疫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政府的权力有限，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强势主导之下，西方政府一向大力推行加强个体责任、社区自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等措施，将公共服务职能交由社会力量承担，形成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如果城市治理中的强制力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疫情的传播将会变得不可控。针对城市中民众的不同诉求，在危机时期更要提高城市治理的强制力，这是特殊阶段必须要采取的措施[28]，然而在西方这很难实现。西方国家由于难以通过行政机构对社会力量进行干预，导致自我恢复能力较差的地区迅速沦陷。欧美国家城市的基础设施、科技装备等并不差，但由于政府管控能力弱而错过了最佳反应期，为后期的防疫工作增加了难度。

(四)民众凝聚力差异与执行韧性

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政府的力量之源，缺少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政府很难对社会出现的紧急情况进行快速而有效的控制。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西方文化追求个人主义，部分西方城市的民众一味追求所谓的“自由”和“人权”，对政府抗疫措施表达了严重的不满情绪，对政府政策视若无物。2020年3月16日，法国巴黎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民众纷纷上街反对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封城。美国密歇根州首府兰新市以及俄亥俄州、肯塔基州的民众在2020年4月15日前后连续举行了一周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们开着汽车在政府大楼周围游行，鸣响喇叭，举着要求取消禁令的标语，并站在州议会大厦外高喊口号。在这些抗议民众中，还出现了不少持枪的示威者。2020年5月份，德国和英国的多地也发生了反对疫情限制措施的民众抗议活动。单是在亚历山大广场和柏林人民剧院前就聚集上千名示威者。柏林出动约1 000名警力到各个示威地点戒备，约200人被拘留。直到2021年5月22日，德国柏林还发生多起针对防疫措施的示威活动，大约100人被“临时限制自由”[29]。正是由于西方部分国家民众配合意愿不强，从而导致政府政策难以有效落实，执行韧性差。

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加强中国城市韧性治理的策略

当前正处于全球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世界范围内许多城市疫情还有反复。研究如何提升城市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时的抵御力、适应力和恢复力，如何不断提升城市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城市治理包括常态化治理和应急治理，扎实有序的常态化治理是应急治理的基础。因此，面对逐渐成为常态的“未知”的压力和冲击，只有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做好韧性治理工作，不断完善城市韧性治理体系，我国城市才能在疫情反复时有效应对冲击。

(一)提高城市“风险警惕性”，增强抗冲击韧性

在应对2020年初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我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但并不等于我国城市面对突发事件的抗冲击体系已经无懈可击。突发事件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降临，每类事件既有其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因此，我们应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应急预案，着力于建设一个全面、完整的城市抗冲击体系。一要开展城市风险评估。结合自然条件、地理区位、人口产业特点等，定期开展城市综合风险评估，识别城市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经济危机等方面的软硬件短板[30]。针对暴雨、洪灾、火灾、爆炸事故等城市危机，我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已经实施了预警管理，制定了从源头进行治理的解决方案。结合城市自身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特点等，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风险防范预案及应急措施清单[31]。二要完善我国公共应急管理法制体系。结合此次疫情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城市应急管理相关法律，强化各主体的责任，在基层管理、生活救助等领域专门立法，完善现行的具体制度、实施细则和办法，使各项工作均能有法可依。三要通过开展健康教育、应急危机知识培训与演练等，不断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提升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处置能力，提高民众的自救互救能力，提高社会整体警惕性。

(二)健全应急资源调配网络，增强资源韧性

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暴露出不少应急物资保障方面的短板和问题。部分地区制度建设和执行力不够，特别是在疫情暴发的早期，工作人员应急管理能力不足，缺乏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渠道，应急物资保障方面的社会协同不畅，难以实现高效统一的指挥和有效调度管理。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各级政府要推动应急物资的资源共享和供需衔接，建设应急物资保障数据服务平台，搭建使用单位与应急物资生产、销售企业的供需平台，建立应急物资储备需求动态清单，为应急、医疗、公安、消防等有关部门提供综合性服务，架起应急物资信息互通的桥梁。建立部门间、地区间的应急物资快速互助机制，做好各地区或跨区域各类资源共享、物资协调配置和生产布局工作。捐赠程序透明化，明确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健全捐赠物资的管理机制，最大程度地提升应急物资保障效率，提高资源的整体利用率。

(三)构建多元复合型治理体系，增强制度韧性

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维护者，在其职责范围内担当着城市抗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协调员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建立更具抗灾能力的公共安全体系。我国政府在统筹协调和组织动员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在危机情境下能够将关键资源进行集中配置。但在许多地方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基层领导者临机决策能力有待提高，跨部门沟通与协调仍有待加强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等多方面出发，总结反思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治理提出的要求，加快补齐短板，不断增强制度韧性，提升治理水平。首先，各级政府应重视智慧城市建设。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是大城市全面掌握、有效处置疫情的有力工具，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使城市治理更加高效精细。因此，政府想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必须不断提升城市数字化和精细化治理水平。其次，为了提高城市公共安全组织韧性，政府管理思路需要向协同治理转变。整体性城市疫情防控治理模式并不是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恰恰相反，它要求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因此，应扩大社会力量有序参与[32]，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及媒体的积极性，构建起多元主体间良性互动的复合型治理体系，实现公共安全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后，应注重社区基层治理工作，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作用，鼓励和组织机关干部下基层，用社区群众组织充实社区基层工作队伍，上下联动，充实社区基层组织力量，确保城市社区治理工作顺利开展，促进城市社区治理落到实处。

(四)发展新兴技术产业，增强科技韧性

疫情防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要经历许多环节，如检测、查找、隔离、收治，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只有尊重科学，依靠技术，才能有效开展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因此，面对突发灾害，要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水平。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信息化手段能够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提升医疗诊治与病原检测效率。在医疗技术水平提升方面，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在临床诊疗上的应用；在检测技术和疫苗研制方面，积极借助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不断提高公共卫生相关检测和治疗技术水平，为早期排查、病毒溯源、新型疫苗研制等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更加强大的技术支撑。新型技术产业作为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支柱，同时也是技术与知识的密集区，对于经济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发展新兴技术产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先进，从而激活城市的经济韧性。

五、结语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33]推动城市的韧性治理，不仅是解决各种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韧性城市建设是一种城市风险治理的新思路，如何提高城市抵御、消解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建设有韧性的城市，逐渐成为城市建设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城市韧性的内涵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在我国疫情防治中的表现，将城市韧性解读为意志韧性、资源韧性、制度韧性、执行韧性等，并提出增强城市韧性的路径。后续的研究拟对城市韧性内涵作进一步深化，形成韧性评价的一二级指标体系。此次疫情是全球性危机，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必须形成抗疫共同体，不断提升城市系统韧性，才能早日打赢疫情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