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文化设施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单卓然 张馨月 袁 满 黄亚平

0 引言

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化设施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件，是城市文化活动的主要物质载体[1]。对文化设施时空分布格局和影响机制的深入理解，能够为文化要素的布局优化和城市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2000年后，文化设施研究兴起，并持续受到关注。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在研究关注的文化设施类型上，现有研究多聚焦城市公益性文化设施，特别是图书馆、体育馆、影剧院、活动中心等与市民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设施[2,5]。二是研究内容上，多围绕文化设施的发展特征、空间集聚特征、服务绩效评价、布局优化与发展策略等议题开展实证分析[3]。三是研究方法上，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大量应用空间分析工具和数据统计的方法观察、描述城市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而通过实证研究挖掘城市文化设施分布的特征及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措施。近年来，应用地理探测器来揭示和解析影响文化设施空间集聚的因素日益发展为成熟的研究范式[4-6]。

关于城市文化设施分布特点与影响因素的理论认识，多年的国内外研究大体建立了一些共识：第一，城市文化设施普遍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1,2]。第二，这种集聚性总体表现为文化设施规模分布的核心—边缘结构[5,7]，但伴随时间推移逐渐展露出适度均衡的发展态势。第三，经营性文化设施的数量增速明显快于公益性文化设施[5-6]；第四，不同类型的文化设施，其在城市地域空间中的分布格局很可能具有显著异质性[1,6,8]。第五，对关键影响因素的认识普遍落脚在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居民消费水平等维度上，不同研究对影响机制的理解并不统一[1,9]。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城市文化设施格局的探究已经初见成果，但也存有一定局限。例如既有研究将目光更多地锁定在城市公益性文化设施上，对规模日益增长的城市非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关注还不够充分；又如多数研究意识到文化设施类型细分的必要性，但细分方式有待更多探索，特别是对不同类型文化设施的分布规律差异、影响因素区别，均有待进一步认识；此外，多数研究的基础数据为截面型，重在对某一年份城市文化设施布局的描述，缺乏基于多年份历时态数据来考察设施格局演化特点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以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武汉为实证案例，将2010—2020年作为研究时段，通过细分并建构城市文化设施类型，考察不同类型文化设施空间分布异质性的具体表现。以期为特大城市文化设施配置和空间布局优化提供更多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武汉作为中国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发展历史悠久，文化与旅游资源丰富，市井气息浓厚。全市辖13个行政区，包含江岸区、江汉区、桥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7个中心城区和东西湖区、汉南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6个远城区（图1）。武汉市现状土地面积8 569.15 km2，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武汉市常住人口1 233万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武汉市政府提出到2035年武汉将建成文化强市，着力完善武汉的文化设施，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兴盛，全面提升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图1 武汉市行政区划图Fig.1 Wuhan Cit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map

1.2 研究数据

文化设施的类型丰富多样，对其分类尚未形成统一标准[2]。本文以《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11]和《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12]为基础，结合武汉市地方规划需求和经典做法，将武汉市文化设施分为5大类：文艺博览类、文艺平台类、文体休闲类、文娱产业类及文化传媒类，其中前三类以公益性文化设施为主，后两类以经营性文化设施为主。采集武汉市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的文化设施POI①（获取于高德API开发平台），进行筛选、去重和坐标转换后，得到有效数据共8 609个，其中2010年1 539个，2015年3 027个，2020年4 023个（表1）。影响因子分析中的人口密度、GDP总值、区域面积、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2010年、2015年及2020年的武汉市统计年鉴[13]，而路网密度数据来自开放街道地图（OpenStreetMap）历史数据，数据地理坐标系均采用 WGS_1984。

表1 武汉市文化设施POI数据分类表Tab.1 Wuhan cultural facilities POI data classification table

1.3 研究方法

1.3.1 标准差椭圆

该方法用于度量文化设施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椭圆的长短轴方向分别表示文化设施在城市空间分布的主趋势方向和次趋势方向，长短轴的长度表示文化设施在空间分布趋势方向上的离散程度。椭圆的面积表示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的集中或发散程度。

1.3.2 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

该方法用于分析文化设施在不同时期的空间集聚程度，通过测量最近邻点对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布模式中最近邻点对的平均距离，判断点要素的分布格局。计算结果中的平均距离小于假设随机分布中的平均距离，则会将所分析要素为聚类要素，反之，则为分散要素，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E表示在随机分布状态下平均预期距离，n为样本数量，A为研究区域面积，DO表示实际数据的平均最邻近距离，di为每个要素与其最近邻要素之间的平均距离，n为样本数量。

1.3.3 核密度估计法

该方法能更直观地反映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状况，从而测度文化设施空间集聚的特征和格局。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x)为研究区域内文化设施分布的核密度估计值，k为核函数，i为研究区域内的各个地区，h为宽带(即核密度函数的搜索半径)，n为文化设施POI数量总数，x-ci为点x到样本ci处的距离。

1.3.4 地理探测器

该方法用于研究武汉市文化设施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运用因子探测来分析某环境因素与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是否具有显著的一致性，若具有一致性，说明这一环境因素对地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L表示因子X或因变量Y的分层；h=1，2，…，L；N、 N h 分别表示样本总量和h层的样本量；σ2、σh2分别表示样本方差和第h层的样本方差；SSW、SST分别表示层内方差之和全区总方差。q的取值范围为[0，1]，数值接近1，表明该因素对武汉市文化设施空间集聚的影响较强；数值接近0，表明该因素的影响较弱。

2 武汉市文化设施数量及空间格局的演化

2.1 文化设施数量的总体演化

文化设施数量总体扩增，增速放缓。通过武汉市各区文化设施POI数量对比可见（图2）：从2010年到2020年，文化设施数量总体扩增。特别是在2010年到2015年，不少区域呈现倍数增长的现象，甚至有区域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50%。但不难发现，总体文化设施的数量虽然在增加，但其增长速度放缓，2010年到2015年间，文化设施多出现成倍增长，2015年到2020年间，增长速度多在50%以下。

图2 2015—2020年间武汉市各行政分区文化设施数量变化情况Fig.2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cultural facilities by administrative subdistrict in Wuhan City from 2015 to 2020

各区总体文化设施数量区域分布差异大，呈现“内密外疏”的特征。文化设施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区域分布稀疏，文化设施数量最多的区域为洪山区、武昌区和江岸区，而远离中心城区的汉南区则是典型“洼地”。区域间文化设施的增长速度也有所差异。汉南、江夏、黄陂、东西湖等区年均增速较快，而建设较早，发展相对成熟的区域，例如洪山区、江汉区、汉阳区，其文化设施的数量相对稳定。

2.2 文化设施集聚形态的总体演化

为进一步探究武汉市文化设施的总体空间集聚特征，采用了最近邻指数来测度其聚集程度。结果如下（表2）：武汉市文化设施的总体分布在2010年、2015年、2020年三个时间节点的NNI值均小于1，同时Z检验值的结果也远小于-2.58，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武汉市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具有集聚性，但10年间集聚程度有所下降，布局趋向分散。文化设施总体呈“中心集聚，圈层递减”，向西南扩散的态势。

表2 2010—2020年武汉市文化设施的平均最近邻指数变化Tab.2 changes in the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Wuhan from 2010 to 2020

对武汉市文化设施POI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图3），分析发现2010年到2020年间，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三环线内的中心城区，尤其是江岸—汉江—硚口的沿江区域，武昌区的中南路—中北路片区、洪山区的街道口片区。总体呈现中心城区集聚，沿圈层扩散，外围多个聚集中心并存的特征。在时间上，10年间长江东西两岸的集聚中心不断发展，连成一片，并向中心城区外围蔓延，其中向西南方向，即车谷副城方向扩散明显。中心城区外围的集聚中心也在不断发展，但其变化幅度相对不显著。总的来看，武汉市文化设施在空间上形成中心城区块状集聚，圈层式递减的态势。

图3 基于核密度测算的2010—2020年武汉市文化设施地域分布演化Fig.3 evolu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Wuhan City from 2010 to 2020 based on nuclear density measurements

2.3 分类型文化设施数量的演化差异

比较武汉市各类型文化设施的POI点数量（图4），结果显示：第一，文艺博览类设施数量“底子薄、增速快、占比快速攀升”。数据显示，2010年武汉市文艺博览类设施数量仅有不足200处，但短短20年间数量已上升至约800处，占全部文化设施的比例从2010年的14%跃升至2020年的20%，对比具体数据条目，发现博物馆、图书馆数量增加明显，这可能受益于武汉推进博物馆建设的行动和24 h图书馆的建设；第二，文艺平台类设施数量“相对稳定，增长缓慢，占比明显下降”。此类设施在10年间共增长不足300处，占比由2010年的21%下降至2020年的15%。这可能与消费水平提升，人们文化活动更加多样化，因此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需求降低有关；第三，文体休闲类设施数量“增速波动明显，占比先增后降”，其在2010—2015年间数量成倍增长，从2010年的约200处增长至2015年的约600处，此后增速放缓；第四，文娱产业类设施“数量占据首位，但占比下降”，其数量在10年间仍然保持增长，但增速较慢，占全部文化设施的比例下降明显，由2010年的近35%下降至2020年的25%。可能是由于当前文娱产业发展质量不高，与消费者需求脱节，单一的供给难以激活新的消费潜力；第五，文化传媒类设施数量发展规模较大，同时在10年间呈现成倍增长的趋势。第六，总体上，各类型文化设施的数量都有所增长，同时，其数量分布趋于均衡。

图4 2010—2020年武汉市分类型文化设施的数量演化情况Fig.4 evolution of the number of cultural facilities by type in Wuhan from 2010 to 2020

2.4 分类型文化设施集聚形态的演化差异

2.4.1 集聚程度不同

通过对各类文化设施的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可知（表3）：各类文化设施中，以经营性文化设施为主的文娱产业类和文化传媒类设施聚集程度较高，其中文娱产业类文化设施的集聚程度始终是最高的，维持在0.25～0.29之间。同时，文化传媒类设施的聚集程度在不断升高，在2020年其最近邻指数达到0.30。此类型文化设施主要分布在武广商圈、洪山广场、江汉路等商业繁华地段，呈现组团与零散分布结合的方式，集中分布在人流量较大的商业地段或与城市大型广场结合形成特定文化区域。而公益类文化设施其聚集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布局趋于扩散。其中文艺博览类与文艺平台类文化设施的集聚程度虽有所上升，但相对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发展活力不足，重地标性，对居民现实需求考虑较少。

表3 2010—2020年武汉市各类型文化设施分布的平均最近邻指数测算Tab.3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calculation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Wuhan City from 2010 to 2020

3.4.2 集聚重心存异

通过对各类文化设施的标准差椭圆分析可知（图5）：文艺博览类和文体休闲类设施整体外扩明显，外扩幅度倾向西南方向的蔡甸、东西湖区域，这与武汉近年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向西部辐射发展有关。其中文艺博览类设施沿江发展的倾向性增强，在布局规划中较多与城市风貌规划相结合，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10年间以公益性设施为主文化设施大都呈现明显的外扩趋势，且椭圆覆盖范围较广，服务范围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武汉市十年间公益性文化设施分布趋向均衡的态势。文化传媒类设施椭圆的长半轴大幅内缩，重心与武汉主要商圈②高度重叠，反映出该类设施向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向性显著，具有明显的文化集群趋势。

图5 基于标准差椭圆识别2010—2020年武汉市各类型文化设施地域分布演化情况Fig.5 identific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Wuhan from 2010 to 2020 based on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

3.4.3 集聚格局有别

为了从微观方面进一步了解各类文化设施集聚的情况，对5类文化设施进行核密度分析，分别考察各类文化设施在2010年、2015年、2020年的空间分布格局（图6-8），从聚集程度和时空变化上，可将五类设施的格局特征归纳为两大类型。

图6 基于核密度分析的2010年武汉市各类型文化设施地域分布格局Fig.6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various types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Wuhan City in 2010 based on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图7 基于核密度分析的2015年武汉市各类型文化设施地域分布格局Fig.7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various types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Wuhan City in 2015 based on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图8 基于核密度分析的2020年武汉市各类型文化设施地域分布格局Fig.8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various types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Wuhan City in 2020 based on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第一类格局的突出特点是：外延态势明显，向心较低密度聚集。包括文艺博览类、文体休闲类和文艺平台类在内的以公益性性质为主的类别。它们所在的集聚热点区域扩散特征更明显。10年间，其聚集程度呈下降趋势，分布不断向外围区域蔓延。分别来看：第一，文艺博览类设施的分布中心向长江沿线靠近，高值区位于武昌的中南路—中北路片区、洪山的街道口等区域。其规划布局与区域发展历史和定位相关。武昌区历史底蕴深厚，红色革命资源丰富，其博物馆、陈列馆众多，其中湖北省图书馆、群众艺术馆等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是城市重要景观节点；而洪山区高校林立，文化艺术气息浓厚，图书馆、科技馆丰富；第二，文艺平台类设施在10年间空间格局变化幅度不大，区域分布较为均衡，该类设施需要满足基层文化需求，常与区域其他公共设施结合布置，规划布局稳定；第三，文体休闲类的空间分布由2010年长江两岸汉口、光谷的“双核心”模式发展到“单中心”均匀蔓延的模式，并在中心城区外围形成了吴家山新城、军运村等次中心。

第二类格局的显著特征为：始终呈现向心高密度聚集。包括文娱产业类和文化传媒类在内的以经营性质为主的类别。它们虽然也有向外蔓延的趋势，但其在中心城区的聚集程度始终较高，且不断提升。分别来看：第一，文娱产业类设施在2015年形成了 “双核心”模式后进一步向中心城区聚集，城区外围该类设施也明显向各区发展中心聚集，在除汉南区以外的行政区都形成了次集聚中心，大都靠近武汉重要水系，如滠水、举水等；第二，文化传媒类设施在中心城区集聚的表现最强，这与现代传媒业要求高时效性、交通便捷最大化有关。其高值区始终位于江岸区香港路以东及武昌区沙湖公园周边。均为武汉市发展程度较高，路网密集交通便捷的区域。

总体上，以公益性质为主的文化设施，向城区外围蔓延扩散态势明显，分布趋向均衡。以非公益性质为主的文化设施则始终表现出较强向心集聚，集中分布在武汉的中央文化区，与武汉商圈的分布重合度较高。

3 武汉市文化设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3.1 探测因子及指标选取

在了解武汉市文化设施三个年份时空分布的格局及特征后，进一步探究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别从文化设施整体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不同类型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陈占彪提出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莫过于地域、政治、经济、技术四者[14]；其中人口、交通、经济等已被证明是影响文化产业及文化设施布局的主要因素[1,5,8-9]，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被证明是影响文化设施布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5]。结合武汉市文化设施相关规划与研究报告的地方常规做法，选取2015年和2020年的5个典型指标作为影响文化设施布局的因子（表4）。将自变量运用自然断点法进行离散处理后分为3类，1～3类影响因子解释力逐渐增强。

表4 影响因素及指标选择Tab.4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dicator selection

3.2 影响因素分析

3.2.1 关键影响因素识别及时间稳健性分析

首先，在2015年，路网密度是影响文化设施布局的最重要因素，对总体文化设施布局的因子解释力达到了0.41，显著大于其他因子的解释力。但随着武汉市杨泗港长江大桥、金山大道改扩建工程、四环线青山长江公路大桥等项目加快建设，武汉市的路网系统进一步完善，区域间交通可达性的差异缩小。在2020年，路网密度对文化设施布局的影响力下降明显，对总体文化设施布局的因子解释力下降至0.23。

其次，人口密度对文化设施布局的影响具有稳健性，且始终是影响文化设施布局的重要因素，对总体文化设施的因子解释力维持在0.25左右。

再者，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居民文化活动的最基础物质保障，经济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城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拉动文化产业增长。至2020年，武汉市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城市前十，经济发展呈平稳增长态势，成为了影响武汉市文化设施布局的首要因素，且对总体文化设施布局的影响具有时间稳健性，从2015年到2020年，其因子解释力波动变化较小，2015年和2020年的因子解释力分别为0.27和0.28。

此外，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入，武汉市主城区局地的人口分布已相当紧凑，甚至存在拥挤[15]。10年间，武汉市区域面积对各类文化设施布局的因子解释力都有所上升，可见部分区域出现发展空间局促的情况，区域面积对文化设施布局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最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武汉市总体文化设施布局的影响较为稳定，从2015年到2020年，其因子解释力始终较低（不超过0.2），原因在于武汉市现有的大部分生产性文化设施的消费门槛较低，同时存在大量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因此消费能力对文化设施分布解释力偏低。

总体来看，人口密度始终是武汉市文化设施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武汉市文化设施布局的首要因素，经济的平稳增长释放大量文化消费潜力，促进了文化设施的建设。同时，武汉市交通网络布局逐渐完善，城市总体交通通达性提升，交通因素对文化设施布局的限制减少。随着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新增可开发土地减少，城市用地局促，区域面积对文化设施用地新增的影响增强。

表5 地理探测器交互建模结果Tab.5 geographic probe interaction modeling result

3.2.2 不同类型文化设施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分析五类因素对不同类型文化设施的影响机制差异（图9），结果显示：一是人口规模对文娱产业类设施影响显著高于对其他文化设施的影响，特别是在2015年，对其因子解释力达到了0.34。这是由于文娱产业主要依靠居民消费拉动，而现有大部分文娱产业类设施例如：书店、影院等的人均消费较低，因此受消费人群数量影响更大。而在2015年其因子解释力明显下降，是因为虽然从2015年到2020年，人口进一步在武汉市集聚，但文娱产业的发展空间和用地有限，难以应对人口需求进一步大量建设；二是地区GDP总值对文化传媒类设施的影响显著高于对其他类文化设施的影响，并且其影响力始终较高，2015年和2020年的因子解释力分别为0.39和0.37，这是因为文化传媒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持，更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投入，地区经济水平的稳定发展能够为文化传媒事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和支撑；同时，在2015年到2020年间，地区GDP对文娱产业类设施的影响有小幅上升。近年来，武汉市“互联网+文化”的持续深入融合，文娱核心产业的迅速发展[17]，吸引了大量投资，文娱产业的资本活跃度较高。同时，巨头投资并购频繁，拉高了文娱行业平均大笔融资额，文娱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三是区域面积虽然对整体文化设施的布局影响较小，但对于文体休闲类和文艺博览类文化设施的影响较为明显，这是因为此类设施的规模往往较大，占地面积大，服务人群广泛，对于用地面积的要求较高。

图9 2015年、2020年五类影响因素在各类型文化设施中的解释效力差异Fig.9 differences in the explanatory validity of the five types of impact factors in 2015 and 2020 across types of cultural facilities

由此可见，不同类型文化设施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经营性文化设施发展由市场主导，其布局受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影响更大，布局中更多分布在人口流量较大的商圈，集群化布局；而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小，而其由于一般建设规模较大，受区域面积的限制作用更大，规划布局时应更多地考虑人口指标和交通可达性等因素。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当前城市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研究的主要成果，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对武汉市文化设施的时空格局进行了探究，并利用地理探测器研究武汉市文化设施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10年间，武汉市文化设施总量扩增明显。特别是在2010—2015年，不少区域呈现倍数增长现象，但其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文化设施数量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呈现“内密外疏”的特征；文化设施的布局具有时间稳健性，文化设施总体沿汉江分布，集聚程度明显。

第二，各类文化设施在集聚程度、重心偏移、分布格局三方面，均呈现出较大差异。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以公益性质为主的文化设施，向城区外围蔓延扩散态势明显，分布趋向均衡。以非公益性质为主的文化设施则始终表现出较强向心集聚，集中分布在武汉的中央文化区，与武汉商圈的分布重合度较高。

第三，五类因素较为显著地影响了武汉市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从总体上看，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武汉市文化设施空间格局的基础因素；交通通达度是影响武汉市文化设施空间格局的强化因素，但近年的影响力显著下降；人口规模和区域面积是影响武汉市文化设施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具有时间稳健性。从分类型文化设施上看，不同类型文化设施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人口规模对文娱产业类设施影响显著较高；地区GDP总值对文化传媒类设施的影响高于对其他类文化设施的影响；区域面积对于文体休闲类和文艺博览类文化设施的影响较为明显。

4.2 讨论

文化设施的布局是城市规划中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优化文化设施的配置，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空间是特大城市面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武汉市文化设施的布局研究，对优化中国特大城市的文化设施布局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资源配置上，倡导刚弹结合，进行差异化布局。不同类型的文化设施在空间分布中具有异质性，应根据不同需求，差异化布局。对于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实施严格的刚性控制，保证其数量和质量，统筹特大城市中各区域的协调发展。对于经营性文化设施，应充分尊重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其发展特性进行配置。如鼓励文化传媒类产业集群式发展，通过共享信息资源、刺激创新、降低交易费用等方式提升发展竞争力，打造区域品牌。例如北京CBD—定福庄国际传媒走廊通过文化传媒设施和产业的集聚，打造了国际传媒枢纽，引领国内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

第二，规划体系上，结合城市发展，强化规划衔接。特大城市的文化设施布局需要结合城市自身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中，应将文化设施建设作为重要规划内容统筹开展。以城市发展规划为战略统领，将文化建设融入城市长远发展目标中，探索文化设施配置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的路径；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空间保障，合理评估特大城市中所存续的文化资源，结合文化资源进行文化设施的配置[18]；以城市专项规划为支撑，科学编制文化设施专项规划，将其与城市经济产业、公共服务等规划相衔接，通过优化文化设施规划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设施布局上，依托资源优势，塑造特色文化空间。文化设施的布局塑造着城市的整体文化空间，合理的文化空间布局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纽约的文化空间总体呈现“一主多副，多中心”的特征，曼哈顿中城和下城集聚了大量创意文化产业和金融文化产业形成文化集聚中心，而以时尚文化为主的威廉斯堡和以社区文化为主的阿斯托利亚形成其文化副中心[18]。极具特色和活力的文化空间布局使得所有纽约人都能轻松接触文化资源和活动，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和居民生活质量。特大城市应依托现有资源优势，结合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塑造城市战略文化空间格局，打造城市魅力空间，提升城市的文化竞争力。

当前城市发展由原有的单一经济要素驱动转向以经济、文化、生态等多要素融合驱动，文化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的经济利益增长极[21]。如何优化文化设施布局，促进文化设施公平高效利用，从而驱动城市发展是需要进一步思考探讨的。同时，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中，如何编制文化空间规划，并与相关规划有机衔接，引导塑造具有特色的城市文化空间也是值得持续深入的课题。

注释：

① POI（一般作为Point of Interest的缩写，也有Point of Information的说法），通常称作兴趣点，泛指互联网电子地图中的点类数据，基本包含名称、地址、坐标、类别四个属性。

② 这里指武汉市主城区内的五大主流商圈，包括光谷商圈、江汉路商圈、武广商圈、街道口商圈和中南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