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14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演变与发展趋势

李 震 李仁斌 LI Zhen, LI Renbin

2005—2014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演变与发展趋势

李 震 李仁斌 LI Zhen, LI Renbin

2005—2014年，世界遗产保护面对新挑战，世界遗产在申报、遴选和监控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动向，《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构建目标、结构框架和核心内容发生了明显转变：贯穿遗产保护全过程的监控程序日趋完善；参与保护的主体和方法更加丰富有效；申报与遴选的重点转向类型框架、时空框架和专题框架中的空白遗产种类。梳理这一趋势，将为我国世界遗产均衡、可信和更具代表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申报、遴选和监控；演变与趋势；可持续发展

0 引 言

世界遗产的保护是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受到广泛关注。2005—2014年，国际学术界针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总体目标与策略、遴选与监控、类型与地区分布、OUV（突出而普遍的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原真性及完整性的内涵和适用范围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作为指导世界遗产申报、遴选与监控的规范性文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①（以下简称《指南》）及时反映了上述研究成果，在构建目标、结构框架与核心内容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有效控制了世界遗产在数量上的较快增长，调节了世界遗产的种类与分布，促进了世界遗产遴选与保护的可持续的发展。

目前，已有学者对1972—2002年世界遗产的OUV评价标准的演变进行了研究[1]，有学者初步梳理了2005年《指南》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演变，提出了我国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与保护中应及时调整与跟进的建议[2]。有学者针对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世界遗产收录的新类型展开了研究[3-6]，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新动向做出了积极反应。

但是，国内的世界遗产“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还较普遍，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有些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一些世界遗产受到了自然或人为的影响甚至破坏，少数遗产修复工作还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因此，亟需对2005—2014年《指南》的演变与趋势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掌握世界遗产在申报、遴选和监控过程中的新动向，为我国世界遗产的申报与保护提供明确的导向。

本文以2005、2008、2011、2012、2013年颁布的共5个版本的《指南》为主要依据，参考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及相关机构和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指南》的构建目标、结构框架与核心内容三个方面深入剖析其在2005—2014年间的演变，分析其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利用与管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1 构建目标的演变

20世纪末，遗产名录中各种不均衡和代表性有限的现象逐渐显现。世界遗产在保护过程中被过度开发甚至受到破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此，世界遗产委员会联合相关机构与专家相继提出了“全球策略”与“专题研究”[7]，发表了《凯恩斯决议》[8]、《布达佩斯宣言》[9]和《苏州决议》[10]试图解决这一问题。2007年第31届大会对《凯恩斯决议》、《苏州决议》进行了评价和修正，重新制订了遗产提名和收录的先后顺序，即按照：无世界遗产收录国、自然遗产、混合遗产、跨界或跨国遗产、近10年批准《公约》的国家、在考虑上述优先体系的基础上按照完整提交提名的时间决定先后[11]。

2005年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在相关研究支持下提出了填补空白作为今后世界遗产发展的行动计划[12]，提出了用类型框架、时空框架和专题框架三种分类方法分析遗产名录的构成，为寻求名录中不均衡和空白之处提供了类型方面的研究方法，并在2008年发表了“什么是OUV”的权威报告[13-15]，鼓励对包括文化景观在内的能够反映人类遗产与其所在环境相互关系的遗产类型展开研究和保护。

基于上述研究，2005—2014年的《指南》增加了“建立更具代表性、更加均衡和可信的遗产名录”的机制性条款，从遗产申报的类型、数量、优先顺序方面进行定性与定量的约束，规定每年接收的提名数为45项，其中包括上年延迟收录的提名。各国每年最多提名2项，其中1项应为自然或文化景观遗产，并延续了对跨界系列遗产申报的鼓励。2011年对此条款进行了评估，决定自2012年2月开始执行，并于2015年对此机制进行研讨和再评估。

2 结构框架的演变

进入21世纪，原有《指南》的结构框架已显现出局限性，难以对世界遗产的类型与定义、OUV标准与遴选，以及保护程序进行充分而明确的规范，因此，2005年版《指南》[16]结构框架首次出现了大的调整，形成了以世界遗产的“定义与评价标准”、“收录程序”、“监控程序”和“《公约》实施的阶段性报告”四个主要模块构成的体系。之后2008[17]、2011[18]、2012[19]、2013[20]的《指南》延续了这种清晰而系统的结构框架，并不断对其进行修正。

2005—2014年的《指南》中，世界遗产的定义、OUV评价标准及提名程序得以完善与明确。世界遗产的定义与OUV的评价标准相分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21]4类世界遗产有了明确定义，暂时性名录的概念及要求更加清晰。《指南》详细阐释了世界遗产从提名到评估以及收录、延迟收录或拒绝收录的全过程，规定了申报与评估的9条原则，制定了按照紧急程序处理的工作基础、程序、工作要点和注意事项（图1）。

世界遗产的监控程序更加系统、清晰。要求缔约国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包括任何可能影响到遗产OUV的复原或新建活动在内的详细信息，而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帮助其寻求合适的方案以确保遗产的OUV完整，确保每一项技术措施工作到位，尽最大可能不让一项世界遗产被除名（图2）。

图1 2002与2005—2014年《指南》内部结构对照图Fig.1 the comparative chart of the inner structures of the “Guidelines” between 2002 and 2005-2014

2005—2014年的《指南》将“对《公约》实施状况的阶段性报告制度”单独列出，规定缔约国每6年要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阶段性报告。在此基础上讨论和构建后续的区域发展计划，以充分反映区域中世界遗产的需求，有助于与国际援助的直接联系。

上述监控与淘汰机制，有效地控制了世界遗产保护的质量。世界遗产地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Dresden Elbe Valley），因坚持在河谷内建造一条桥梁而对景观产生了负面影响，于2009年被除名，为各国世界遗产的保护敲响了警钟。

3 核心内容的演变

世界遗产的OUV评价标准与原真性、完整性共同构成了《指南》的核心内容。随着世界遗产类型的不断拓展，原有文化与自然遗产相割裂的评价标准难以对“无纪念碑式（Non-monumental）”遗产的价值进行评价，尤其是20世纪末一些国家提出文化景观、非物质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22]的申报，促使相关机构及学者不断探索，2005年来逐步构建与完善了文化及自然遗产的OUV统一评价标准，修订了适用于各类型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标准，补充了对系列、跨界等特殊类型遗产的申报与保护要求。

3.1 OUV评价标准的整合

2005年前，文化与自然遗产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负责遴选与管理，相互完全分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二者保护工作的各自为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已大大拓展，城市或乡村的整体和部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乡村聚落和乡土建筑、工业遗产和20世纪的现代遗产都已被公认为文化遗产。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包括纪念碑、建筑群和遗址在内的文化遗产与其所在的自然、历史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其存在的重要基础，自然与文化遗产相割裂的标准不能够充分评价文化或自然遗产的OUV。由此，2005年后《指南》整合了OUV评价标准，旨在对世界遗产的历史、自然和社会的重要价值进行全面评价。

2005—2014年OUV评价标准发生的变化有：（1）原适用于文化遗产评价的6条指标与原适用于自然遗产评价的4条指标被统一为10条指标；（2）原自然遗产评价标准的第Ⅲ条即“世界遗产的美学价值”被列为统一后的第Ⅶ条，强调其同样适用于文化遗产的属性；（3）统一后的第Ⅴ条中增加了“海洋利用”和“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内容，扩大了文化遗产作为杰出实例代表的范围，强调了文化遗产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代表实例；（4）统一后的标准第Ⅵ条，即文化遗产的关联性中，删除了“只能在例外地情况下”使用，将“要求此条”改为此条“最好与其它评价标准同时使用”，显然将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纳入了这一评价标准[23]。

3.2 原真性与完整性要求的修正

原有《指南》中，文化遗产要求满足原真性，自然遗产要求满足完整性，未能反映1994年《奈良文件》[24]的核心精神。2005—2014年《指南》对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要求做出了更为深入的规定和阐释，为将来遗产类型的拓展提供了较好的结构框架和发展空间。

2005—2014年《指南》指出，凡是适用OUV评价标准第Ⅰ-Ⅵ条的遗产必须满足原真性的要求，这其中就包含了文化、自然、混合以及文化景观等特殊类型的遗产。在《奈良文件》提出的遗产7个原真性属性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管理体系，语言，其它形式的非物质的遗产”方面原真性的要求。这一改动扩展了世界遗产的保护范围——由单纯的物质遗产扩展到包括非物质遗产在内。同时，缔约国在申报世界遗产时，应首先明确阐释其所有可适用的原真性属性，并且对各重要属性的原真性程度进行评价。这些属性的原真性还要经得起包括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多学科、多角度的检验。由此，反映了遗产所在文化内部原真性评价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多样性的取向。同时，《指南》强调了遗产原真性的现实价值，指出既要保护遗产过去的价值也要重视其在当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但遗址、历史建筑或街区的重建，只有建立在充分细致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才被认为具有原真性，既尊重了各种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建筑观念和技术、材料的不同，也强调了重建的科学和严谨性要求。

与之前不同，2005—2014年《指南》对包括文化遗产在内的所有类型的遗产提出了完整性要求，要求遗产应有足够的尺度以表达其特征及其演变过程，遗产发展过程中被忽视的方面和受到的不利影响应被完整表达。同时，能够表达文化景观、历史城镇或其它活着的遗产OUV的各个方面，如人与自然或社会的关系以及其它动态功能演变的过程都应满足完整性。另外，更加强调遗产在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动态的完整性，并专门阐释了有关热带草原、岛屿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各方面要求。

4 发展趋势

4.1 贯穿遗产保护全过程的操作程序日趋完善

世界遗产的申报—遴选—监控—淘汰程序更加细致和完善。遗产所在国必须在国际相关组织和学者的协助下，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建立暂时性名录，从遗产的OUV、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和管理的各方面开展深入系统地研究。在成为世界遗产后，还必须接受UNESCO长期的阶段性监控。当遗产受到侵害时，UNESCO将提供相应的学术和资金支持，并要求遗产国与之密切合作，支持和维护遗产的价值。如果遗产已被列入濒危名录，相关机构还会尽力帮助遗产国采取有效的保护与管理措施，尽量避免侵害的发展。但是，如果经过国际相关专家的考察，认为遗产已经完全丧失了被收录时所认定的OUV， UNESCO也会通过一定程序，取消其世界遗产收录。

图3 截至2014年各类世界遗产比例关系图Fig.3 the proportion diagram of each kind of world heritages up to 2014

由此，《指南》已转变为对遗产的遴选、收录和可持续利用状况的长期监控，将贯穿遗产保护的全过程。

4.2 参与保护的主体和方法更加丰富有效

世界遗产的保护主要由UNESCO及世界遗产委员会、WHC（世界遗产中心，World Heritage Centre）、ICCROM（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ICOMOS与IUCN（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联合缔约国的相关组织开展，同时也欢迎和鼓励个人或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参与。2012—2013年《指南》指出鼓励在申报之前，相关学者对遗产的历史、社会、自然环境以及OUV构成进行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也希望将世界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基本常识通过各种教育、培训手段向遗产地的民众普及，提高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度，促进遗产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融合，真正在遗产保护与人类社会、自然生态以及经济活动中找到均衡，真正实现将世界遗产的保护融入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去。

4.3 保护的重点转向类型框架、时空框架和专题框架中的空白遗产种类

实现世界遗产更加均衡、可信和可持续的发展已成为《指南》构建的主要目标。通过类型框架、时空框架和专题框架的研究，寻求遗产名录中空白或较少的遗产种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为此，UNESCO在鼓励自然或混合遗产，限制文化遗产申报的基本导向下，鼓励开展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互动关系范例的研究和申报。

4.3.1 鼓励对自然遗产及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范例开展研究与申报

截至2014年世界遗产的总数已达到1007项，其中有779项文化遗产，占77%；197项自然遗产，占20%；31项混合遗产，占3%（图3）。在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人类发展主要问题的今天，遗产的类型分布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因此，近年来相关机构持续鼓励各国对自然与混合遗产的申报，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引入城市历史景观理论[25-28]，鼓励开展能够反映人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关系的遗产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申报与研究。以我国为例，2005—2014年新的17项世界遗产中，9项为自然遗产与文化景观，占53%。而我国现有的4项文化景观中，3项为2005年来新增[29]。

4.3.2 重视保护能够反映人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能够反映人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文化遗产包括其非物质属性日益受到重视。“文化线路”由于反映了人类文化的相互作用而备受关注。例如：2010年入选的墨西哥中央铁路（Camino Real de Tierra Adentro），是16—19世纪从墨西哥北部到美国运送白银的重要通道，反映了那一时期西班牙语区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生产和贸易交流；我国2012年新增的1项世界遗产——位于内蒙古草原锡林郭勒盟的元上都遗址，是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融的产物；我国世界遗产暂时性名录中2013年新增的“古瓷窑遗址”、“云南普洱茶景迈古种植园”、“北京中轴线”[30]等遗产均反映了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2014年我国新增的世界遗产“大运河”和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都充分契合了这一倾向。

5 结语与讨论

2005—2014年，在联合国相关机构及学者的努力下，《指南》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概括而统一的世界遗产收录与监控操作体系。这一体系更加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机互动，更加贴近人类及环境发展的本质，贴近世界遗产保护的根本目标，即实现世界遗产保护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发展趋势对当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事业带来了新的启示，促使各界采取有效措施将世界遗产的OUV、原真性和整体性保护与地区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切实统一；加强对遗产保护全过程的持续监管机制；制定操作性更强、更加有效的保护措施保护遗产的非物质属性和非物质遗产。

注释：

①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1977—2013年共颁布20版。

[1] 史晨暄. 世界文化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J]. 风景园林, 2012(01): 58-62.

[2] 张成渝.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年修订对中国世界遗产申报的启示[C]//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世界遗产保护·杭州论坛暨2008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亚太地区会议论文集，杭州: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2008: 19-29.

[3] 郭璇. 中国历史建成遗产真实性中的非物质维度[J]. 新建筑, 2007(06): 74-79.

[4] 刘伯英. 中国工业建筑遗产研究综述[J].新建筑, 2012(02): 4-9.

[5] 吕舟. 文化线路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网络[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06(01): 59-63.

[6] 陈同滨, 傅晶, 刘剑. 世界遗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突出普遍的价值研究[J]. 风景园林, 2012(02): 68-71.

[7] WHC-94/CONF.003/INF.6. Expert meeting on the global strategy and thematic studies for a representative world heritage list[S]. Paris: UNESCO Headquarters, 1994.

[8] UNESCO,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R]. Cairns: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24 Session, 2000.

[9] UNESCO, The Budapest declaration on world heritage[R]. Budapest: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26 Session, 2002.

[10] UNESCO, Evaluation of the Global Strategy for a representative, balanced and credible World Heritage List (1994-2004)[R]. Suzhou: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28 Session, 2004.

[11] UNESCO, Global Strategy: Evaluation of the Cairns-Suzhou Decision[R]. Christchurch: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31 Session, 2007

[12] Jokilehto J.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Filling the gaps-an action plan for the future[R]. Natchitoches: ICOMOS, 2004.

[13] Jokilehto J. World heritage: defning the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EB/OL]. City﹠Time, 2006[2014-12-30]. http:// www.ct.ceci-br.org.

[14] Jokilehto J, Cameron C, Parent M, et al.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What is OUV? Defning the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f cultural world heritage properties[M]. ICOMOS, Berlin: Hendrik Berler verlag, 2008.

[15] Droste B V. The concept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and its application“From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1,000 world heritage places today”[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 1(01): 26-41

[16] WHC.05/01.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S].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 2005.

[17] WHC.08/01.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S].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 2008.

[18] WHC.11/01.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S].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 2011.

[19] WHC.12/01.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S].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 2012.

[20] WHC.13/01.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S].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 2013.

[21]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 世界遗产相关文件选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2] 张松.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汇编[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23] WHC.12/01.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S].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 2012: 77-78.

[24] The Agency organized the Nara Conference in cooperation with UNESCO, ICCROM and ICOMOS. 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R]. Nara: the Nara Conference on Authenticity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1994.

[25]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orld heritage and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managing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R]. Vienna: UNESCO, 2005.

[26] WHC-05/15.GA/7. Declara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s[S]. Paris: UNESCO, 2005.

[27] WHC-07/16.GA/11.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revised recommenda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s[S]. Paris: UNESCO, 2007.

[28] 奥尔斯·罗·范, 韩锋, 王溪. 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及其与文化景观的联系[J]. 中国园林, 2012, 28(05): 16-18.

[29] UNESCO WHC. New Inscribed Properties(EB/OL), UNESCO, 2014 [2014-09-02]. http://whc.unesco.org/en/ newproperties/.

[30] UNESCO WHC. Tentative Lists(EB/ OL), 2014[2014-07-10]. http://whc. unesco.org/en/tentativelists/state=cn.

图片来源：

图1-3：作者绘制

（编辑：袁李姝）

The Evolution and Tendency of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2005-2014

From 2005 to 2014, new tendencies of application/selection and monitoring of world heritages are emerging, faced with the new challenges of world heritages protection. The constructing target, structural framework and main contents of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have changed gradual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monitoring procedures which in the whole protection processes of world heritages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perfect;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and methods used in the processes have been richer and more effective; the properties of nominations and inscriptions have turned to be blank types of typological framework, chronological-regional framework and thematic framework. It will offer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world heritages in our country.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Nomination/Inscription and Monitoring; Evolution and Tendenc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0.13791/j.cnki.hsfwest.20150210

李震, 李仁斌. 2005—2014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演变与发展趋势[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5, 30(02): 49-53.

TU984

B

2095-6304(2015)02-0049-05

李 震：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国防建筑规划与环境工程系，副教授，lucindasteve@163.com

李仁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工程技术应用研究院，副教授

2015-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