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与血吸虫病流行

王毓洁 黄殷殷 张世清 操治国 汪天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开掘于春秋时期，完工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浚于明清。大运河全长约1 797 km，南起余杭(今杭州)，北止涿郡(今北京)，流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其里程之长，工程之巨，堪称世界之最。运河的建设汇集了中国自古至今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流经南北的同时，给沿线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往往与疾病的发生与流行息息相关，水利建设带来环境的改变，工农业发展导致人口流动等均可能造成一些疾病的兴起、传播或者消除。本文就京杭大运河与血吸虫病流行的关系进行探究与分析。

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修建与通航运行

1.开凿引水

大运河始于春秋，最早一段为吴王伐齐所建，自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今里运河)，因途径邗城，故名“邗沟”；战国时代魏惠王开挖鸿沟，自河南省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之后引水东流经开封折而南下，入颍河通淮河，把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主要河道连接起来。邗沟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以后京杭大运河的其中一段，它是沟通江淮之间的重要水运通道，同时又有利于农田灌溉[1]。

2.贯通南北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混战，使得黄河流域的北方经济受到重创，南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此后隋朝统一天下，统治者出于政治(稳定南方)和经济(物资供应北方)上的考虑，从而作出了贯通南北运河的决定。此前全国各地已先后开凿多条运河，但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或年久失修，有些已经淤废，或各自独立不成水系。隋朝是历史上运河大发展时期，“隋唐大运河”分为四段，即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永济渠连接洛阳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通济渠连接洛阳至江苏清江(今淮安市)；改造邗沟山阳渎，自山阳(今淮安市淮安区)至江都(今扬州市)西南接长江；开凿江南运河沟通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自此洛阳与杭州之间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通航。此时期运河的开凿主要为政治军事服务，以及君王个人享乐[2]。

3.取直京杭

元弃洛阳定都北京后，为控制江南广大地区，同时将南方粮食运至北方，先后开凿“济州河”、“会通河”，将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北京与天津之间新修“通惠河”，建成以大都(北京)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元三十年大运河全线通航，成为今京杭运河前身。元代运河山东段会通河水源不足，济宁地势北高南下，北运易搁浅，此外，新开河道，岸狭水浅，不能重负，加上黄河泛滥时常中断水道或淤抬河床，因此运河辐射范围有限。至明清两代以漕运为军国大计、国家命脉，在元朝运河的基础上为保障通航和漕运，曾进行河道治理改造、清淤疏通、新建河堤、水闸等工程，四五百年间，运河河道稳定，畅通持续，逐渐形成了一个贯通南北的黄金流通水道。自此，大运河发挥出它的巨大能量，逐渐显示其重要的经济价值[3]。

4.使命终结

鸦片战争后，西方先进轮船的出现使海运的安全度大大提高，至太平天国时期，江苏、安徽沿江一带被控制，运河漕运被迫中断，同时粮盐改道海运至北京，连年战争延续14年，沉重打击了漕运。1901年漕运制度废止，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肩负封建时代南粮北运的使命终告结束。

5.赋予新生

千百年来，从历史上的南粮北运、盐运通道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煤南运干线以及防洪灌溉干流，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江苏省就开始利用京杭大运河河道向北调水。在运河与长江交会的江都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抽水站，将长江水调入古运河中。每年枯水季节，通过设在古运河上的10个梯级泵站逐级翻水将江水送达江苏淮北地区和山东南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便是在此工程基础上借用京杭大运河断面湖泊扩大延伸，以江都抽水站为起点，京杭大运河为输水主干线逐级提水北送，连通沿途作为调蓄水库的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再继续向北送水，全线提升水位达30多米。2002年京杭大运河纳入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国家重大水利项目，给古老的运河赋予了新的使命，开启了新的篇章。目前济宁以南、江苏浙江两省可通航。

二、京杭大运河与血吸虫病流行的历史考究

血吸虫病对我国劳动人民造成的危害自古已然。中医将其归为 “蛊告”、“蛊胀”、“鼓胀”、“水毒”等。东汉《说文解字》解释“蛊”字，为“腹中虫也，从虫从皿”；《黄帝内经》中《水胀第五十七》记载：‘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文献中描述的特征与晚期血吸虫病腹水的症状相似，直至近代考古发现湖南马王堆西汉女尸的直肠和肝脏内存有血吸虫虫卵，以及湖北江陵西汉男尸的肝肠组织内有大量血吸虫虫卵，证实了早在2300多年前，我国长江中游及两湖地区已有血吸虫病流行。

1.三国魏晋南北朝

这段时期历史上与血吸虫病有关的记载也仅限于“蛊毒”之类，并且可供考究的记录极少。虽然有学者指出三国赤壁之战导致曹操兵败的疫病就是血吸虫病，但仅限于推断。东晋《肘后备急方》中记载：“水毒中人，一名中溪，一名中酒，一名水病，似射弓而无物”、“今东闲诸山县，无不病溪毒，春月皆得”，描述的“水毒”、“春月”得病，均与血吸虫病接触疫水感染方式和感染高峰季节相符合。

2.隋唐时期

隋朝为运河大开发时期，此时统治者做出贯通南北运河的决策，疏通各地淤塞或荒废的运河，以及于江浙一带开凿江南运河等，同时由于南方经济发展，大量人口南迁，农业开发与河道工程极易造成血吸虫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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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各种史书或地方县志等对蛊的记载较多，除此之外，医术对血吸虫病相似症状的描述也较详尽。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水毒候》描述“水毒病”：“自三吴以东及南诸山郡、山县，有山谷溪源处，有水毒病，春秋辄得。”其中三吴以东及南，实为今江苏、浙江一带；《射弓候》记载“江南有射弓毒虫……夏月在水内，人行水上，及以水洗浴，或大雨潦时，仍逐水便流入人家，或遇上牛、马等迹内亦停住……初得时，或如伤寒，或似中毒……或恶或寒。”该书还对两者疾病进行了鉴别：“其实有异，有疮是射弓，无疮是溪病(水毒)。”此类疾病描述与血吸虫病流行范围，感染季节与感染方式，以及感染症状等均相似，可推断隋朝时期，江南已开始流行血吸虫病。唐王焘《外台秘要》中描述“石水”、“四肢小，其腹肿独大”；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有人患水肿，腹大四肢细，腹坚如石。小劳苦足胫肿，小饮食便气急，此终身疾不可强治”，“凡卒患血痢或赤或黑无有多少。此皆是蛊毒，粗医以断痢药处之，此大非也”，对此类症状的描述实与晚期血吸虫病相似。据上述医术的记载推测、考究，血吸虫病在隋唐时期对人的危害已较严重，且春秋易得，不可治愈。

3.宋元时期

元朝之前，北方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完全统一。随着草原霸主入主中原，元朝开始对北方河道进行疏浚和开通，对大运河“截弯取直”，不再转经洛阳、开封。此段时间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血吸虫病非流行区北京、天津一带，以南则衔接隋朝运河。之前运河被赋予“漕粮运输”的主要任务，在元代逐渐被“海运”所取代，进一步缩减了运河使用频率。北宋有苏颂《本草经》描述“蛊痢下血，男妇小儿腹大，下黑血，茶脚色或脓血如淀色”；南宋真州(今江苏仪征)医学家许叔微《本事方》记载“只腹胀而四肢不肿者为蛊”；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描述血吸虫病：“胀满得之未久，或胀或消，腹皮稍软，不泄不喘，随治随瘥。若脐心突起，利后复胀急，久病羸之，喘息不得安，名曰脾肾俱败，无有愈期。”等。宋元时期医家类似血吸虫病的记录较少，间接说明这一时期由于大运河逐渐被海运取代，血吸虫病流行的记录也相对沉寂。

4.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研究疑似血吸虫病的医家暴增，推测此一时期血吸虫病迎来一轮新的蔓延和流行。明万历二十七年《嘉兴许府志》乡村篇有“腹肿则死”的记载；《嘉善县志》记：“明万历三十一年大疫，腹肿则死”。明末清初居住于江苏常熟的著名中医学家喻昌在《医门法律·胀病论》中记载道：“凡有症瘕积块痞，即是胀病之根，日积月累，腹大如箕，腹大如瓮是名单腹胀，不似水气散于皮肤，面目四肢也。”又有《寓意草》议郭台尹将成血蛊之病记载：“男子病此者甚多，而东方沿海一带，比他处更多……一似妇女受孕者然。至弥月时，腹如抱瓮矣。”清翁藻《医钞类编》：“蛊胀者，中实有物腹形充大，非蛊及血也，其症腹大按之有块，四肢瘦削，发热不退。”清末民初桐乡名中医金之久、张艺成医案中有“腹膨便血”、“形瘦腹大如鼓”等症状描述，极似晚期血吸虫病。医术中记载的病征：日积月累(病程长)、发热、腹大(肝脾肿大)以及东方沿海一带更多(流行病学特征)，这些描述极可能就是血吸虫病。至1908年，在嘉兴4名患者粪便中检出血吸虫卵，只比湖南常德证实的血吸虫病人晚了3年。

5.近现代

近现代大运河“南粮北运”的历史使命虽早已终结，然而几千年的运河文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依旧影响深远。运河带给沿岸城市城镇化发展，带来了财富和文明。直至今日，运河流经的沿岸城镇仍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医学的进步，对于血吸虫病的诊断和治疗也迈入新时代。历史上，余杭县血吸虫病危害甚剧，素有“二年黄胖、三年鼓胀、五年阎罗王抵账”的悲嚎，而疾病流行始于何时较难查考。1917年绍兴医院有了收治血吸虫病人的记录[8]。1924年，美国学者福斯特在《日本血吸虫病的研究》一书中绘制了“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血吸虫病分布图”，之后我国学者陈方之、李赋京在浙江江苏等地调查，撰写了《血蛭病之研究》一书，记载“太湖流域为血蛭病之阳性地且浓，浙江流域之上游6县亦为浓厚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开展大规模的血吸虫病流行状况调查，显示浙江和江苏省为血吸虫病流行的重疫区。据1981年底的统计，曾有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有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346个县(市)，其中江苏省和浙江省各有60%和63.4%的县(市)为血吸虫病流行县，病人数分别占全国总数的21.75%和17.95%[9]。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浙江省于1987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1995年达到传播阻断标准，1996年进入监测巩固阶段以来，迄今未发现本地新感染病人(畜)、急性病人和感染性钉螺[10]。江苏省于2007年达到血吸虫病疫情控制标准，2011年达到传播控制标准[11]，目前已是我国血吸虫病主要流行区湖区五省中疫情最轻的省份。

三、运河工程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影响

1.京杭大运河的建设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影响

人类历史上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常常导致血吸虫病等疾病的兴衰。世界上最典型的工程是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建成，由于当时人们缺乏对疾病的认识与防护，造成尼罗河三角洲血吸虫病的扩散与蔓延；我国亦有福建福清县水库的建成，因蓄水淹灭了钉螺，继而消除血吸虫病的事例[12]。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血吸虫病的认知有限，在修建维护大运河这样的大型工程时，人们并无有效的防护措施，同时江南地区工农业的兴盛，导致大量北方移民迁入，成为易感人群。平行史料的对比，推测京杭大运河在开凿和维护使用的过程中可能曾经造成血吸虫病局部流行。值得指出的是，现代大量实验研究证实钉螺在北纬33.15°以北地区无法繁衍生存[13，14]，因此即便是工程量浩大的京杭大运河，也并未造成血吸虫病北移传播。

2.京杭大运河的运行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影响

漕运在运河城镇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漕运兴盛而繁荣的明清时代，大运河沿线城市扬州、淮安、苏州与杭州并称运河沿岸的“四大都市”。“漕运全盛时，粮船之水手，河岸之纤夫，集镇之穷黎，藉此为衣食者不啻数百万人”，运河上运输的货物丰富了沿岸城市商业市场的贸易品种，依附运河而生的大量的理漕官兵、从漕杂役，纤夫、脚夫等增加了商品市场的消费需求。运河通则漕运盛，漕运盛则城镇荣。繁荣发展的经济贸易还带来了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进步，以及巨大的历史变迁[15]。至清末，漕粮海运以后，运河往来船只减少，商品缺乏，消费衰退，使得运河沿线城镇一度日趋衰落，京杭大运河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区域环境的改变导致多处淤废断流。而随着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以来，运河流经的区域由于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成为最有前景的城市带，于是大量农田、湿地被征用，河渠被填埋和改造，水系采弯取直，堤岸沟渠硬化，连续的水网日趋断裂分散[16]。知识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到来，城市化建设进入开发与保护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对大运河的全面整治与综合利用，使得运河滋养的一方水土成为全国现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贫穷、文化教育水平落后、卫生设施缺乏等是导致疾病流行扩散的重要因素。社会经济不仅影响血吸虫病的感染和传播，同时影响防治技术措施的可行性、可持续性和实施效果[17]。因此自然环境的人为改造以及城市化带来的繁荣富庶和社会进步，是控制和消除血吸虫病的重要基础和有利条件。

3.现代水利工程建设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影响

大运河开凿之初由于自然环境较差，并非理想的航道，当初统治者付出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能将先天不足的庞大的水利工程延续运行千年，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水利技术的高超[18]。运河开通后，由于河道中河床高低起伏，以及南宋后期黄河夺淮入海等导致水情复杂，对运河疏通维护以及航运船只的要求随之提高，运河上的水坝、水闸的修建与改进等工程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促进了中国的航运技术与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带来医学的发展，如今我们对血吸虫病的感染与流行，治疗与防护等有了更科学的认知，特别是新中国的水利血防工程在科学防治血吸虫病的实践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结合水利工程建设改变钉螺孳生环境是防治血吸虫病的有效举措，我国在血吸虫病流行区设计、建设如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工程时，设计之初就对疾病流行的风险进行综合论证及科学评估[19]；建设中采取江堤水泥硬化，取水口和重要灌溉区涵闸阻螺设施建设[20]，灭螺与沿岸地区改水改厕等措施严密防范；运行后对钉螺和血吸虫病开展长期的监测与预警，结合工程区开展血防措施降低疾病传播风险[21，22]。南水北调东线宝应县以南输水沿线均为血吸虫病流行区，历史上有大量钉螺分布，关于南水北调是否会造成钉螺扩散和血吸虫病流行受到各界学者关注。有学者对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运行的江水北调工程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发现工程受水区钉螺面积消长与水源区钉螺面积变化以及工程调水量均无相关性，输水干线的钉螺无明显北移现象，同时未有证据表明工程造成钉螺和血吸虫病扩散[23]。建立在江水北调基础上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至今已全面通水五年，未发现工程区有血吸虫病扩散。一系列将水利工程与血吸虫病防治相结合的科学严谨的举措，保证了京杭大运河的今生——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自运行起并未造成钉螺及血吸虫病的扩散与蔓延。不仅如此，目前仍可通航的大运河济宁以南以及浙东段，均已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四、结语

京杭大运河见证了两岸中华大地的社会变迁，沉积了上下几千年的文化精髓，川流不息的运河航运更是促进了沿线区域城镇化发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血吸虫病是一种水源性、社会性极强的疾病，本文对京杭大运河与血吸虫病流行关系所作的历史考究，推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几千年，由于人们对大运河与血吸虫病的影响缺乏认知，在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江浙两省开展运河修建、运行中存在血吸虫病感染、流行和蔓延的巨大风险和危害。然而运河带来的沿岸城镇化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控制和消除血吸虫病的重要基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下人们对血吸虫病认知加深，在现代水利工程建设时结合科学防治，开展一系列措施例如综合治理控制取水区钉螺、工程区实施传染源控制、密切监测螺情和病情、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等，更有效地防止了血吸虫病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