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陈璐 刘柏阳 张苏缘

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因素已成为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经贸关系升级的重要变量。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的贸易数据，运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文化距离抑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相比，“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对文化距离变化的敏感性更低。应该不断深化跨国文化交流，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逐步扩大内容文化出口，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国对外贸易。

关键词文化距离   “一带一路”倡议 国际贸易 文化出口 扩展引力模型

一、引 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时期促进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推动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实现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加快贸易结构转变，深化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而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非物质性沉淀，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贸易形式和贸易结构具有深远影响，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中国非常重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2016年文化部出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促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完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五大任务，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在目前纵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背景下，深入分析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文化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響和作用机理，希望能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研究了文化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有学者研究认为，民众对其他国家文化的喜爱或厌恶程度会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这被称为国际贸易中的“爱屋及乌”效应。] Rose A K， “Like me， buy me： The effect of soft power on exports”， Economics & Politics， vol.28， no.2（2016）.]在非正式制度中，人际信任和行为规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贸易惯例、风险认知和偏好，进而影响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 Linders G J M， “Intangible barriers to trade：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distance on patterns of trad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1866919_Intangible_Barriers_to_Trade_The_Impact_of_Institutions_Culture_and_Distance_on_Patterns_of_Trade.]谢孟军将文化因素嵌入扩展引力模型，发现文化差异会影响国际贸易，文化“走出去”能够缩小甚至消除文化差异，从而降低贸易成本，有利于出口贸易。] 谢孟军：《中华文化“走出去”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7年第1期。]韩会朝等指出，文化因素带来的信任基础有利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而全球生产网络不断紧密的过程又会反过来加深文化因素与国际贸易增长之间的联系。] 韩会朝、徐康宁：《地理、文化与贸易增长》，《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9期。]文化差异会形成文化距离，而文化距离则是对文化差异的定量化表达。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宋一淼等选取与中国贸易流量较大的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文化差异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并不稳定，在地域、文化维度上都表现出异质性。] 宋一淼、李卓、杨昊龙：《文化距离、空间距离哪个更重要——文化差异对于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曲如晓等聚焦文化产品出口，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不利于产品出口到新市场，但对集约边际并无影响。] 曲如晓、杨修、刘杨：《文化差异、贸易成本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世界经济》，2015年第9期。]田晖等发现虽然文化距离整体上会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负向影响，但是某些维度的文化距离具有正向影响。] 田晖、蒋辰春：《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基于31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数据的引力模型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3期。] 整体上，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具有负向影响，但是，在分组样本或文化距离的部分维度上的实证结果差异较大。

文化距离主要从两条路径作用于国际贸易。第一条路径是交易成本。Tadesse 等认为，国家间文化距离过大会导致信任降低、风险感知增加，贸易成本增加、规模降低，从而不利于国际贸易。] Tadesse B， White R， “Does cultural distance hinder trade in good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ine OECD member nations”， Open Economies Review， vol.21， no.2（2010）.]陈昊等基于修正引力模型测算了文化距离对贸易的边际影响方向和程度，发现交易成本在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陈昊、陈小明：《文化距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问题》，2011年第6期。]第二条路径是异国消费者需求。这一作用路径又存在两个可能的方向：一是当文化距离越小时，消费者偏好就越相似，越有利于开拓市场;] 曲如晓、杨修、刘杨：《文化差异、贸易成本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世界经济》，2015年第9期。]二是文化距离过大反而会激起出口目的地消费者的猎奇心理，从而促进贸易规模增长。郑义等以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为研究对象，发现文化距离能够满足出口目的地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从而扩大贸易规模。] 郑义、林恩惠、戴永务：《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影响》，《林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6期。]7EE6135F-5969-4040-B423-C71BAC5849A2

部分学者研究了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刘洪铎等指出加强国家间文化交流有利于推动贸易关系深入发展。] 刘洪铎、李文宇、陈和：《文化交融如何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基于1995-2013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检验》，《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2期。]张珺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可以降低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负向影响。] 张珺、林凤娇：《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http：//kns.cnki.net/ kcms/detail/50.1154.c.20210719.1711.010.html。]尹轶立等研究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流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呈现逐渐加强的趋势。] 尹轶立、刘澄：《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往来的影响——基于1993-2015年跨国贸易数据的实证》，《产经评论》，2017年第3期。]这些文献虽有差异，但是在分析框架与所得结论上与关于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类似，忽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殊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含21个亚洲国家、16个欧洲国家和1个非洲国家，它们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文化差异较大。因此，应该加强比较分析，突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特殊性，突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区域差异性。

鉴于此，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数据，运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文化距离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关系中的作用，特别比较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受文化距离影响的差异，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贸易受文化距离影响的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理論模型

1962年，荷兰经济学家Tinbergen在万有引力公式的基础上总结出贸易引力方程，] Tinbergen J，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自此，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Deardroff提出，引力方程中的观测变量不能完全解释贸易流量，贸易伙伴之间的文化距离可能影响贸易流量。] Deardorff A V， “Lo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cos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10， no.1（2014）.]因此，本文将文化距离引入经Anderson和van Wincoop改进后的引力方程，] Anderson J E， van Wincoop E，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3， no.1（2003）.]具体形式为：

Tij=β0Yβ1iYβ2jDβ3ijεij（1）

其中，Tij表示从i国家到j国家的贸易流量，Yi和Yj表示两个贸易国的GDP，Dij代表广义上的双边贸易阻力，εij表示随机误差，β0、β1、β2、β3为模型参数。在引力方程的理论框架内，通常假设εij独立于其他回归变量，且满足Eεij|Yi，Yj，Dij=1，因而有：

ETij|Yi，Yj，Dij=β0Yβ1iYβ2jDβ3ij（2）

假设双边贸易阻力Dij为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的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Dij=expθ1CDijDISTθ2ij（3）

其中，CDij表示i国家与j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是核心解释变量，DISTij表示i国家与j国家之间的物理距离（用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测度）。

（二）文化距离测度

文化距离是指群体之间共同规范和价值观的差异程度。尽管有多种测度文化距离的方法，但是多数以Hofstede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为基础。该理论认为文化的特征主要包括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放纵与克制六个维度。] Hofstede G，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vol.10， no.4（1980）.]文化维度理论为深入探讨文化变量奠定了基础，很多学者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测度文化距离的方法。比如，Kogut等在前五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提出了KSI文化距离指数，] 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19， no.3（1988）.]郑义等将KSI指数与国家之间建交时间的倒数之和作为文化距离的测度，] 郑义、林恩惠、戴永务：《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影响》，《林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6期。]有学者将欧氏空间距离测算方法与文化维度理论相结合提出了EDI文化距离指数。] 綦建红、李丽、杨丽：《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文化距离的门槛效应与检验》，《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12期。] 本文采用基于六个文化维度的KSI文化距离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CDij=16Vk∑6k=1Ckj-Cki247EE6135F-5969-4040-B423-C71BAC5849A2

其中，Ckj表示出口目的地在第k文化维度上的得分，Cki表示中国在第k文化维度上的得分，Vk表示样本数据在第k文化维度上的方差。

（三）非线性模型和泊松广义估计方程法

将公式（3）带入公式（1），并对公式（1）等号两边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如下的贸易流量模型：

lnTij=lnβ0+β1lnYi+β2lnYj+λ1CDij+λ2lnDISTij+γZij+lnεij5

其中，Zij代表控制变量，λ1=β3θ1，λ2=β3θ2，其他变量及参数含义同公式（1）至公式（4）。

通常可以采用最小二乘估计（OLS）对公式（5）进行估计，然而该方法存在两点局限：第一，Tij必须是一个正数才能取对数，虽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给Tij加上一个正数而得到解决，但这样做会导致无法根据原始数据来解释估计结果;第二，估计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独立性假设，即εij的方差不依赖于其他解释变量，但是由于采用了对数形式，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条件才能满足该假设。因此，这里采用非线性模型，将贸易流量表示为指数函数与误差项的乘积，具体形式如下：

Tij=explnβ0+β1lnYi+β2lnYj+λ1CDij+λ2lnDISTij+γZijεij6

因为Eεij|Yi，Yj，Dij，Zij=1，所以有：

ETij|Yi，Yj，Dij，Zij=explnβ0+β1lnYi+β2lnYj+λ1CDij+λ2lnDISTij+γZij 7

在（7）式成立的条件下，Silva 和 Tenreyro 使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 （PPML） 对引力方程（6）进行了估计。] Silva J M C S， Tenreyro S， “The log of grav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88， no.4（2006）.]然而，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并非始终有效，因为它忽略了贸易流量的时间序列相关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基于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的广义估计方程法（GEE），该方法基于广义线性模型 （GLM） 的相关假设，在处理重复测量的纵向数据时能够很好地解决相关性问题，减少信息损失。在公式（6）和假设（7）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变量，最终以下式来估计贸易流量：

Tijt=explnβ0+δlnGDPjt+λ1CDij+λ2lnDISTij+γZijtεijt8

其中，Tijt表示第t年中国与j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流量，GDPjt是j贸易伙伴国在第t年的人均 GDP，控制变量Zijt包括Language和Landlock，分别表示是否使用联合国认定的六种世界通用语言、是否是内陆国家，如果答案为是，则相应的控制变量取值为1，否则其取值为0。

四、数据和实证结果

（一）数据来源

文化距离数据库每5年更新一次，Hofstede Insights （https：//www.hofstede-insights.com/）网站目前共发布了 103 个国家和地区在各个维度上的文化距离得分，剔除贸易流量数据缺失和人均 GDP 数据缺失的国家和地区，共得到98个国家的完整数据，其中38个国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据的时间跨度上选取2006—2020年共15年时间。贸易伙伴国的基本信息如使用的官方语言、是否属于内陆国家、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来源于CEPII数据库。进出口贸易流量数据来源于Trade Map。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GI数据库。表1为样本信息统计。  （二）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

依次对仅包含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子样本和包含98个国家的全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表2和表3分别给出了按照泊松广义估计方程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第（4）、第（7）列对应的模型未纳入核心解释变量文化距离（CD）和两个控制变量（Language和Landlock），第（2）、第（5）、第（8）列对应的模型未纳入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差距，第（3）、第（6）、第（9）列对应的模型纳入了公式（8）中的所有变量。

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国人均GDP、地理距离对各个贸易变量（总贸易量、出口贸易量和进口贸易量）的影响均为显著，前者的影响方向为正，后者的影响方向为负，该结果与传统引力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两个控制变量Language和Landlock的影响存在差异。Landlock对各个贸易变量的影响均为负，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子样本中的影响不显著。Language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全样本情况下，Language对贸易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表现较为复杂。

现在来考察核心解释变量文化距离对贸易的影响。表2和表3均表明，无论针对全样本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子样本，文化距离对贸易（总贸易量、出口贸易量、进口贸易量）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一结果与主流结果一致，更大的文化距离意味着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进而产生更高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这会阻碍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动。对比表2和表3中文化距离对各个贸易变量的影响，可以发现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子样本的估计结果比针对全样本的相应估计结果具有更强的显著性和更大的负向影响。以文化距离对总贸易量的回归系数为例，在全样本上该回归系数为-0.95，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子样本上该回归系数为-1.23。在上述不同样本上文化距离对贸易影响系数的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呢？可以使用Chow检验进行判断。这里使用虚拟变量isBR表示一个国家是否屬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定义各原始解释变量与isBR的交互项，并对所有原始解释变量、isBR及各原始解释变量与isBR的交互项进行联合原假设检验，假设isBR及各原始解释变量与isBR的交互项的系数为零。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7EE6135F-5969-4040-B423-C71BAC5849A2

在对总贸易量的检验结果中，Wald统计量的取值为1065.36，严格拒绝原假设，这表明回归得到的截距项和非常数变量的系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子样本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子样本上存在显著差异。为了弄清楚在前述不同样本上文化距离对贸易的影响系数差异是否仅归因于截距项，需要再次进行联合原假设检验，假设所有原始解释变量与isBR的交互项系数均为零，实验结果同样拒绝原假设（Wald统计量的取值为1097.27），这就表明解释变量也起了作用。这一结论在针对进口贸易量和出口贸易量的Chow检验中同样成立。文化距离确实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对中国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古代起就有很深的贸易联系，相互之间的文化包容性和认同感相对较强，文化距离的变化反而对贸易有更大的影响。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洲域国家贸易受文化距离的影响

由于各大洲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针对区域市场的战略决策也有所区别，] Bedassa T， Roger W， Huang Z， “Does Chinas trade defy cultural barrier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vol.31， no.3（2017）. ]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不同洲域国家贸易的影响也可能不同。本文涉及的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21个亚洲国家、 16个欧洲国家和1个非洲国家。为了深入考察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洲域国家之间的贸易受文化距离的影响，需要在模型（8）的基础上引入虚拟变量Europe及其与文化距离的交互项CD×Europe。当贸易伙伴国属于欧洲时，Europe取值为1;当贸易伙伴国属于亚洲，Europe取值为0。由于涉及的非洲国家样本太少（只有1个），因此不予考虑。表5列出了所有变量的估计系数。

由表5的可知，虚拟变量Europ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流量显著低于“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实情相符。文化距离CD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与前文一致。交互项CD×Europe系数的估计值显著为正，这说明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贸易的抑制效应相对较低，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不同洲域国家贸易受文化距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存在以下原因：第一，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地理距离相对较远，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存在更多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有利于促进跨文化贸易;第二，中国的价值规范和文化习俗等与欧洲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消费者对异域文化及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产品异质性的猎奇心理有利于扩大贸易市场;第三，中国在欧洲建立了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正规中华文化宣传渠道，在促进中国对欧洲国家贸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结 语

本文利用 2006—2020 年中国与98个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数据，基于泊松广义估计方程法对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估计，探讨了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比较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贸易受文化距离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有抑制效应，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子样本的估计结果比针对全样本的相应估计结果有更强的显著性和更大的负向影响，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贸易的抑制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据此，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应该不断深化跨国文化交流。除了依托已有的孔子学院、中国文化节等宣传渠道以外，还应该积极开辟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或民间的文化交流渠道，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弘扬中国理念，缩小文化距离，促进文化包容性，充分发挥文化的“润滑剂”作用，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第二，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当代的一大创举，一定会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应该持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传承丝路精神，宣传中华文化。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领域进行重大项目合作，逐渐促进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使文化与贸易之间形成良性互促关系。第三，扩大内容文化出口，创造具有高附加值的中国特色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强文化产品出口既能弘扬文化又能促进贸易，一举多得，所以要深入挖掘中国优质文化资源，创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出口产品和服务，在交流中传播、在传承中发展，在质量、形式和内容方面实现突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责任编辑：来向红]

作者简介：陈璐，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刘柏阳，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张苏缘，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國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5G时代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研究”（20ZD05）;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研究”（20AZD065）7EE6135F-5969-4040-B423-C71BAC5849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