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利为基础的遗产话语

摘 要自2010年以来，遗产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从正统遗产到非正统遗产的转变过程。人们逐渐认识到，遗产并不完全取决于物件，而是取决于遗产话语对物件做出的价值赋义和价值增值。遗产不是与社会隔离开来的静态对象，而是与生活质量、社会福祉密切相关的价值抉择过程，而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的根本则在于保障并维护基本人权。这种以权利为基础的遗产话语，既是文明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输入和传播文明理念的一种有效途径。

关键词正统遗产 非正统遗产 权利 话语

在当今中国，正像在其他国家一样，“遗产”如雨后春笋般布满大街小巷，从学界和媒体进入官方话语和日常用语，甚至被界定为文化外交领域中的软实力。①一方面，被列入遗产名录并且被保存和展示为遗产的文化景观和日常物品呈指数级增长;另一方面，“遗产”的定义迅速扩大，由此导致社会被持续而普遍地遗产化。新遗产的不断涌现使我们面临一种“积累危机”，改变了我们的集体记忆生产，②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中国已经进入遗产时代。

一、遗产的价值赋义与社会建构

这些年来，我们不时地看到有人用秦砖汉瓦砌猪圈、盖茅厕的报道，正如贾尔卡在《雙城记》中所写：

在外地人看来十分宝贵的秦砖汉瓦，也许就在这座城市的郊区某家农户的猪圈垒了墙，这里家家户户皆少不了几件古老的家具坛罐，被随意地放在储藏室或和蜂窝煤一起放在楼道。③

可见，所谓“遗产”并不等于年代久远的“秦砖汉瓦”，相反，“秦砖汉瓦”是不是遗产或者是否具有遗产价值，取决于人们的遗产观念和价值理念，取决于人们是否视之为遗产并且给它赋予多少遗产价值。也就是说，遗产并不完全取决于物件，而是取决于遗产话语对物件做出的价值赋义和价值增值。在把物件视为遗产来加以保护的过程中，价值不仅得到阐释和修改，而且可能创造出新的价值。][美]玛尔塔·德拉托瑞：《遗产保护的价值问题》，张亮译，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编：《遗产》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页。]实际上，遗产并非老物件本身，而是有关老物件及其价值的新话语。因此，近代晚期遗产的一个重大转变部分地就是为了回应人们日益清晰的一种认识，即遗产价值是归因的，而不是内在的。]Harrison R，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p.197.]遗产不是一种客观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英]德瑞克·吉尔曼：《文化遗产的观念》，唐璐璐、向勇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9页。]

既然遗产是人为选择和赋予价值的过程与结果，那么，如果过去的物件在某个社会语境和历史情境中不被认为有用或有价值，它就不会成为遗产。]解彩霞：《遗产何以可能？——一种现代性的反思》，《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更确切地说，遗产不是简单的物件，而是无形的和非物质的对话关系。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遗产为了谁？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表明：遗产并不试图描述世界，而是改变了世界。遗产的主要用途是调动人员和资源，改革话语，改变实践。]Hafstein V T， “Cultural heritage”， in Bendix R F， Hasan-Rokem G， A Companion to Folklore， Wiley-Blackwell， 2012， p.502.]由此看来，遗产是变革性的。它改变了人们与他们自己的实践的关系，也改变了他们感知自己和周围事物的方式。]Hafstein V T， “Cultural heritage”， in Bendix R F， Hasan-Rokem G， A Companion to Folklore， Wiley-Blackwell， 2012， p.511.]更重要的是，遗产涉及的主要不是人们与过去的关系，而是人们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因为遗产并非简单地保存过去遗物这一被动过程，而是一系列主动选择能够反映现在的物件、地点的积极实践，与人们希望带入未来的一套特定价值观密切相关。]Harrison R，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p.4.]遗产不仅是被赋予价值的东西，还是一种“增值的”产业。]Kirshenblatt-Gimblett B， “Theorizing heritage”， Ethnomusicology， vol.39， no.3（1995）.]正如珍妮特·布莱克所指出，把文化的哪些要素当作值得作为未来的继承物来加以保存是一种积极的选择，通过这种识别方式，人们认识到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象征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正因为这种选择和决定通常由国家权力机构在国家层面或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在国际层面做出，所以文化遗产才被赋予强大的政治维度并且必然会产生相互竞争和有争议的不同主张。不仅关于文化遗产的选择和决定往往具有重要的政治后果，而且更根本的一点在于，文化遗产的识别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Blake J， “On defin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49， no.1（2000）.]

从更加宏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所谓遗产既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物，也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生者。]Harrison R，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p.39.关于“heritage”（遗产）一词的词源和简史，参见该书第43页和第68页。]“文化遗产”这个词创造于19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Hafstein V T， “Cultural heritage”， in Bendix R F， Hasan-Rokem G， A Companion to Folklore， Wiley-Blackwell， 2012， p.501.]“遗产”和“文化遗产”与现代性的伴生关系纠缠得越来越紧。]解彩霞：《遗产何以可能？——一种现代性的反思》，《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这些概念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里又得到新的理解，被赋予新的理念，而这恰恰是这些概念在现代性语境中获得新拓展和新生命的重要体现。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中国在1985年12月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迄今为止，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自然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数量、遗产的类别数均名列世界前茅。]张柔然：《“文化—自然之旅”——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新思潮》，《中国文化遗产》，2020年第4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公约的形式展开全球性的国际保护行动，这本身就表明，遗产保护已经不是简单的、朴素的感性认知行动，而是一项专业性、复杂性、技术性强且具有明确伦理目的的理性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现代遗产体系是一整套与历史、文化、政治、道德、法律等相关的全新话语，绝非新瓶装旧酒式的名词更换。]李春霞：《公约》，《民族艺术》，2013年第6期。]尽管遗产以及遗产保护的观念早就存在，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有关遗产的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关于《世界遗产公约》的前史，参见Harrison R，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pp.56-61.]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集中表现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人类作为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得到组织化体现，与此同时，文化遗产所遭受的大规模破坏也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权和文化都产生了新的认识，世界遗产的观念逐渐明晰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国际共识。但是，正如林恩·梅斯克尔所指出，虽然废墟的重建被纳入议事日程，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修复伟大的建筑、博物馆和艺术品，而是为了对过去本身加以规制，以便使过去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一部分。]Meskell L， A Future in Ruins： UNESCO， World Heritage， and the Dream of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reface.]于是，通过文化和文化遗产来维护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和人类基本自由就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身坚守并向全球推广的普遍价值观，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中明确表明，“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1996年，这句话以十种语言被镌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前的石墙上。]Cave C， Negussie E，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Linking Culture and Na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17， p.16.]该《组织法》序言还说，“和平若全然以政府间之政治、经济措施为基础则不能确保世界人民对其一致、持久又真诚之支持。为使其免遭失败，和平尚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上之团结。”这就进一步表明，文化上的理性理念才是塑造人的思想和心理的决定性因素，只有首先改变观念，才能改变人的思想和心理，正如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所说，“人心有了改变，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至于那些衣食住等有形物质，必将随自然的趋势，不招而至，不求而得。所以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移，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一尺。”][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页。]对遗产的重新理解既是文明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播文明理念的一种有效途径。A99AF84D-7B84-430C-8667-4B83EA1C63E7

二、从正统遗产到非正统遗产的观念转变

《世界遗产公约》的履约过程就是一个在全球播撒文明理念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遗产的观念和实践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尤其自2010年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日渐明显的转变，即从正统的遗产保护实践转向非正统的遗产保护实践，从自上而下的遗产过程转向自下而上的新保护途径，从服从专家规则并且过度依赖客观的艺术或历史价值转向遗产的民主化及试图更好地了解普通人眼中的遗产价值和意义，]Wells J C， Lixinski L， “Heritage values and legal rules：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via an adaptive regulatory framework （part 1）”，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6， no.3（2016）.]由此就有了正統遗产（orthodox heritage）与非正统遗产（heterodox heritage）的区分。按照杰里米·韦尔斯和卢卡斯·利辛斯基的概括，正统遗产侧重于遗产对象本身，非正统遗产侧重于人及其与遗产的关系。由于非正统遗产理论基于当代社会文化意义，需要一种适应性的监管工具来实施指导历史环境保护的规则，所以这些意义在各个方面都是动态的。正统遗产的特征如下：]Wells J C， Lixinski L， “Heritage values and legal rules：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via an adaptive regulatory framework （part 1）”，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6， no.3（2016）.

（1）其价值体系通过保存论（preservation doctrine）和构造物的有形品质来定义;

（2）法律被用来强化这种保存论;

（3）遗产是稀有的和独特的;

（4）遗产的鉴定和处理是专家的领域;

（5）它的本体论/认识论取向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

（6）历史的意义基于一种实证主义的历史观;

（7）意义在于过去，而不在于现在;

（8）用理由而非证据来证明实践;

（9）历史的真实性取决于经历过过去事件和人物的构造物的有形在场;

（10）建筑遗产的处理试图通过避免“虚假的历史感”来揭示某个建筑物或处所的“真实性质或状况”;

（11）遗产价值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并且通过名录的使用来加以固定。

非正统遗产的特征是：

（1）其价值系统基于当代广泛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的社会的、文化的和个人的信念、感知和情感;

（2）专家们使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理解这些价值观，或通过参与性方法赋予共同体作为共同研究人员的权力;在后一种模式下，专家成为使权力差别平等化的专业“促进者”;

（3）遗产能够随处发现;

（4）人人都是遗产专家;

（5）遗产弥合了自然与文化的鸿沟;

（6）它的本体论/认识论取向（即它对现实本质和知识体系的看法）受到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的影响;

（7）意义是多维的，由文化习俗、人与地方的关系、与地方的情感纽带组成;

（8）意义在于现在，而不在于过去;换句话说，意义是由人们此时此刻针对某个遗产对象的特征认为什么东西重要来界定的，不取决于历史事实;

（9）意义对历史保存的实际实践影响不大，但强调应当用证据来证实实践的变化;

（10）真实性是多元的，不受任何一个实体的控制，并由社会的、文化的或个人的价值来界定，而且可能与物质上的构造物没有直接关联;理念可以是“真实的”;

（11）遗产价值不是固定的，最好把它们理解为处于永久流动之中的过程。

在笔者看来，从正统遗产到非正统遗产的转变，主要是在遗产观念上体现出来的认识论范式和价值观范式的重大转变：在认识论范式上，从正统遗产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范式转向非正统遗产的建构主义范式;在价值观范式上，从正统遗产主要定位于过去的、单一的、固定的客观价值转向非正统遗产定位于现在和将来的、多元的、流动的主观价值。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与遗产有关的世界观发生了整体性的根本转变。由此带来遗产主体从专家主导向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这一根本转变，也就相应地促成了以权利为基础的遗产话语。当然，所谓正统遗产与非正统遗产是一种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论区分，它们的对立也更多是理论上的对立，而在现实中，它们往往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从正统遗产到非正统遗产的转变更多是遗产观念和遗产理念的转变，相当于卢卡斯·利辛斯基所谓从将遗产理解为与社会和政治背景脱节的文物、纪念碑、遗址和表现形式的集合转向在语境上把遗产理解为话语（a contextual understanding of heritage as a discourse）。]Lixinski L， “Between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The troubl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ritage studies and heritage la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21， no.3（2015）.]这也对应于另一位学者总结的有关文化产品概念演变的三个具体阶段：]Barile S， “Towards a novel conception of bene culturale”， in Golinelli G M， Cultural Heritage and Value Creation： Towards New Pathways， Springer， 2015， p.54.]A99AF84D-7B84-430C-8667-4B83EA1C63E7

第一个阶段对文化“商品”的普遍看法主要集中在其物质（物理）特征上，主要是对其历史和自然情景要素上的编目和保存，试图还原其被假定的内在价值;

第二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纯粹的还原论观点，试图确立文化产品的“流动性”概念，也可以说发生了从“对象本身”到“产品”的概念转变;

第三个阶段在文化商品无形的、更主观的和语境化的层面上发展文化价值概念，突显出它与身份等价值系统的关联。

这些转变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遗产理论和遗产实践的一系列根本变化：

第一，既然遗产与人们的选择权和价值观紧密相连，那么，普遍人权与遗产价值就发生了“捆绑”关系，如何应对不同形式的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冲突和不平等就成为格外需要注意的问题。]Harrison R，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p.157.]

第二，世界遗产概念或“普遍”遗产价值概念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保持其普遍性的考验，这意味着它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由遗产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不同的遗产概念及其主张。]Harrison R，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p.204.]

第三，由于遗产不仅与过去和现在有关，而且与未来及其创造性有关，所以，人们需要发展出遗产的对话模式，并且努力让过去在未来的现在保持活力，]Harrison R，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p.229.]在遗产中推行并实践民主对话的决策过程，改变现实中的种种不平等权力关系，减少在遗产保护过程中孤立、排斥特定的个人和社会群体的霸权行径，在遗产决策、管理和展示的各个环节都把重点放在当下不断地重塑文化的过程上，而不是放在轻易诉诸传统上，也就是说，不能以传统为借口来维持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不平等并且容忍非人道的或伤害他人的种种实践。]Harrison R，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p.230.]

第四，遗产并非孤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而是一项对社会福祉至关重要的事业，它能够促进全人类的相互理解并且建立“思想中的共同体”（community in the minds）。]Tucker H， Carnegie E， “World heritag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universal valu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47， no.1（2014）.]

因此，遗产学者需要探索人权如何为抗议社会不公正提供修辞资源，坚持新形式的社会正义，并在不同社会领域维护对人类尊严的独特理解，进一步关注权利的社会生活。]Coombe R J， Weiss L M， “Neoliberalism， heritage regimes， and cultural rights”， in Meskell L， Global Heritage： A Reader， Wiley-Blackwell， 2015， p.53.]2016年，《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把在涉及土著人民时需要他们自由的、事先的和知情的同意事项写入条款，而此前世界遗产委员会一直拒绝设立土著专家小组就世界遗产问题提供咨询意见。]Meskell L， A Future in Ruins： UNESCO， World Heritage， and the Dream of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219-220.]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全球遗产并非物件本身，而是一套在政治上曲折变化的物质实践，这种实践被转译和颁布到国家层面，并对当地居民产生连带的具体影响。]Meskell L， “Introduction： globalizing heritage”， in Meskell L， Global Heritage： A Reader， Wiley-Blackwell， 2015， p.2.]

三、以人权为中心的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

一旦把价值从主要放在纪念碑、遗址、文物和其他物品等物质遗产上的范式转向放在人类记忆和人类共同体上的范式，那就必须建立一种从根本上以人和人权为基础的遗产保护思路（an essentially people-based and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heritage safeguarding）。]Blake J， “From global to loc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ole of the Museum”， Anthrop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vol.10， no.1（2015）.]现在，遗产被看作过程，而归因于遗产的不同价值观实际上就是追求更广泛的社会目的、政治目的和法律目的的工具。]Lixinski L， “Between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The troubl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ritage studies and heritage la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21， no.3（2015）.]从经典的正统遗产角度来看，遗产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领域，需要理解并应用真实性、完整性和保护等概念。从批判性的非正统遗产角度来看，遗产是身份形成、身份竞争和身份谈判的一种手段，是更广泛的政治进程的组成部分。]Lixinski L， “Between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The troubl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ritage studies and heritage la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21， no.3（2015）.]遗产不再被看作具有固定意义的静态对象，而是一个被有意赋予纪念功能和价值含义的社会过程。][美]玛尔塔·德拉托瑞：《遗产保护的价值问题》，张亮译，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编：《遗产》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页。]正是在这样的遗产理念影响下，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在与遗产保护新理念相伴相生、相互促进的过程之中，《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也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对《操作指南》文本的修订表明，世界遗产委员会多年来逐渐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1994年版的《操作指南》首次提到可持续性，在2015年版中，“可持续利用”一词更广泛地应用于所有世界遗产。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通过了《2012—2022年实施公约战略行动计划》，要求委员会继续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世界遗产政策。]Cave C， Negussie E，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Linking Culture and Na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17， p.29.]2015年11月，《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开创性的《将可持续发展愿景纳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Polic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nto the Processes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以下簡称《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政策》），]“Polic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nto the processes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https：//whc.unesco.org/document/139146.]旨在使世界遗产体系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致，并且正式承诺世界遗产要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该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协助缔约国、从业者、机构和共同体利用世界遗产和其他遗产的潜力，在环境、社会、经济、和平与安全等方面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尊重《世界遗产公约》在保护世界遗产时突出普遍价值的首要宗旨和任务。《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政策》无疑代表《世界遗产公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这个政策的采纳标志着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号召缔约国采取“以人权为基础的思路”（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来保存并管理世界遗产，这实际上也是该委员会在其主要决定或政策文件中首次提到人权，]Disko S， Ooft M， “The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 a turning point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n Larsen P B， Logan W，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Directions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Routledge， 2018， p.113.]这个政策被广泛地认为是在世界遗产权利实践方面树立了新的先例。]Larsen P B， Buckley K，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and human rights： Learning from event ethnography”， in Larsen P B， World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Lessons from the Asia-Pacific and Global Arena， Routledge， 2018， p.30.]A99AF84D-7B84-430C-8667-4B83EA1C63E7

我们可以看一看《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相关条款：

第5条：将可持续发展愿景纳入《世界遗产公约》将使参与执行《公约》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在国家一级，能够以社会责任感行事。这一过程将加强世界遗产作为全球领导者和最佳实践标准制定者的地位，并通过全球1000多个列入名录的财产帮助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此外，引入这项政策似乎是必要的，因为归根结底，如果遗产部门不充分接受可持续发展，不控制遗产和社会的互惠利益，它将发现自己是更广泛变革的受害者，而不是催化剂。

第10条：缔约国应进一步认识到，对于许多世界遗产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将需要以比遗产本身大得多的规模采取行动，而且在此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的某些方面可能证明比其他方面更有意义。因此，缔约国应将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办法纳入其更大的区域规划框架，特别考虑到社会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这方面，应充分利用缓冲区（和其他类似工具）的潜力。它们不仅需要被理解为额外的保护层，而且需要被理解为规划工具，以加强地方和其他有关共同体以及遗产本身的互惠互利。此外，该政策应被视为一般指导，因为其个别规定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世界遗产，需要建立机制以确保在相关情况下适用这些规定。

第20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第1条规定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承诺将人权纳入其工作的主流，并同意对方案拟订采取基于人权的思路。为确保在保护和管理世界遗产方面的政策一致性，缔约国应承诺维护、尊重和促进实施各种国际人权标准，以此作为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为此目的，缔约国应：

一、确保世界遗产从提名到管理的整个周期符合并支持人权;

二、采取基于权利的思路，促进世界遗产成为适用尊重和实现人权的最高标准的典范场所;

三、通过有关人员的公平参与，制定相关标准和保障措施、指导工具和业务机制，以评估、提名、管理、评价和报告程序，对现有和潜在的新财产采取有效的基于权利的思路;

四、促进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以确保采取有效的基于权利的思路。

第22条第4分条：通过承认世界遗产管理系统中的普遍价值和地方价值，支持有助于在土著人民和地方共同体中建立共同责任感的适当活动。

该政策“附录”中的关键术语解释把“以人权为基础的思路”理解为：

对联合国系统而言，将人权纳入主流意味着：

1.所有发展合作方案、政策和技术援助方案都应进一步实现《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人权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

2.《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中所载的人权标准和由此产生的原则指导着方案拟订过程所有部门和所有阶段的所有发展合作和方案拟订。

3.发展合作有助于发展“责任承担者”履行其义务的能力和（或）“权利持有者”要求其权利的能力。

“附录”中对“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解释是：

生活质量是用社会指标（例如投票、示威或参加政党的可能性）而不是以收入和生产的“定量”衡量的人类福利（福祉）概念。

由此可见，让世界遗产能够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就是让人们学会与遗产共存，而不是把遗产作为与社会隔离开来的某种东西来加以保护。这个政策在遗产共同体与其余的世界之间建立了根本的联系，这等于承认，要保护遗产，人们就必须关注遗产之外的种种问题，而且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保存遗产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相关共同体包括现在和未来几代人的福祉。]Boccardi G， Scott L， “A view from the inside： An account of the process leading to the adoption of the polic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within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in Larsen P B， Logan W，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Directions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Routledge， 2018， pp.22-34.]另一方面，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和经济上的福利，更重要的是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而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的根本则在于保障并维护基本人权。

由此看来，把文化和遗产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需要一场哥白尼革命。]Labadi 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international considerations on culture，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Larsen P B， Logan W，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Directions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Routledge， 2018， p.47.]《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政策》旨在减少社会不平等和由于性别、种族、民族和各种身份而造成的剥夺、排挤和打压权利的行为，推行包容性的社会发展。]Hosagrahar J， “Inclusiv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orld Heritage in urban areas”， in Larsen P B， Logan W，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Directions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Routledge， 2018， p.68.]这种由紧迫性、国际干预和世界主义驱动的全球遗产救赎机制本来以人类大共同体的理念为基石，但是，如果这种物质救援叙事忽视了当地人的权利，那就可能成为世界遗产范式的“原罪”，因为《世界遗产公约》优先考虑的是对世界遗产的救赎行动，而不是作为当地人民和共同体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人格与权利。所以，世界遗产体系在某些权利持有人和权利问题上仍然存在多个盲点。]Larsen P B， “Introduction： World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sia-Pacific and global arena”， in Larsen P B， World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Lessons from the Asia-Pacific and Global Arena， Routledge， 2018， pp.3-11.]近年来，以往被忽视的遗产权利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在国家惯于扮演强硬的遗产管理角色的那些地区，往往缺乏共同体的参与和受益。正因如此，建立以权利为基础的世界遗产体系不是乌托邦，而是政治意识和制度意愿的问题。我们亟须将权利和社会公平问题纳入世界遗产实践的核心，在设计和改革世界遗产时认真对待“我们的共同尊严”（Our Common Dignity）进程并且将目光从以突出普遍价值为中心的狭隘视角扩大到对其他社会和环境标准的政策承诺的广阔视角。]Larsen P B， “Human rights， wrong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orld Heritage”， Larsen P B， Logan W，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Directions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Routledge， 2018， p.129.]显然，目前的世界遗产保护国际机制及其政策并不完善，还需要设计确保各个缔约国采取行动并促进民间社会参与的种种机制。]Larsen P B， Buckley K，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and human rights： Learning from event ethnography”， in Larsen P B， World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Lessons from the Asia-Pacific and Global Arena， Routledge， 2018， pp.44-45.]因為“法治”（rule of law）的治理国家可以利用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改善普通人生活质量的工具，让普通人更好地充当责任人和权利拥有者，而“法制”（rule by law）的国家则会得到中央当局的授权，以文化遗产保护的名义无视人民的人权。]Hyem H， “Empowerment and human rights： Comparing two cultural heritage cases in Xian， China”， in Larsen P B， World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Lessons from the Asia-Pacific and Global Arena， Routledge， 2018， pp.100-101.]全球化社会的治理制度依赖于众多国际的和地方的行为者和政策框架，能够分散政府权力，因而，如何让利益相关方和当地共同体得到并且抓住在遗产保护决策过程中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就显得至关重要。]Cave C， Negussie E，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Linking Culture and Na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17， p.76.]这些认识和理解标志着过去50多年来世界文化遗产理论和实践已经从“支持遗产”（sustaining heritage）转向“遗产支持更广泛的社会福祉和利益”（heritage sustaining broader societal wellbeing and benefits）。]Thompson J， Wijesuriya G， “From ‘Sustainable heritage to ‘Heritage sustaining broader societal wellbeing and benefits： An ICCROM perspective”， in Larsen P B， Logan W，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Directions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Routledge， 2018， pp.182-185.]

〔责任编辑：来向红〕

作者简介：户晓辉，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A99AF84D-7B84-430C-8667-4B83EA1C63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