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农学、历史学：百年传统农书研究的范式转移与反思

摘 要自清末学术转型以来，中国传统农书研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一代代学人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这一历程既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与发展总过程的组成部分，也是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总实践的具体内容之一。文献学范式、农学范式及包括经济史范式、社会史范式、环境史范式、灾害史范式、思想史范式等在内的历史学范式的兴起及嬗变，反映了传统农书研究对时代主题的因应。对时代主题的因应是传统农书研究深入发展的保证，理论借鉴、学术创新是传统农书研究范式转移的学理基础和内生动力。只有因应时代主题、从社会潜在需要中发掘学术新议题，借鉴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持续推动学术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

关键词传统农书 传统农学 学术转型 研究范式 范式转移 时代主题

农学简言之即研究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则中国传统农学（或称“古农学”）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有关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传统农书就是传统农学的物化载体。这一定义反映了现代农学学科建立后学者反观传统社会的历史情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农学会创办《农学报》，翻译刊发国外农学论著和中国传统农书，这是传统农书第一次出现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自此以降，中国传统农书研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这一历程既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与发展总过程的组成部分，也是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总实践的具体内容之一。其间，一代代学人努力耕耘，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不同研究范式的形成及嬗变，反映了传统农书研究对时代主题的因应。从这一角度反观百年传统农书研究史，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认识、深刻的启发和经验教训，对推动传统农书、传统农学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结束之际，学术界纷纷进行回顾与总结，传统农书、农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最早者为张波《我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其后有惠富平《中国传统农书整理综论》（《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农书研究综述》（《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卜风贤《二十世纪农业科技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5期）等。大体言之，均将20世纪的研究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加以评价，最后指出今后研究的重点或趋势。这对于了解农史学科发展过程及研究前沿、热点具有重要价值。亦有针对某一断代农书、农学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回顾，如唐秋雅《魏晋南北朝农史研究述评》（《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6年第1期），黄颖、王思明《中国农学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10期）等。]

一、传统农学的现代转型与文献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一）传统农学的现代转型

晚清以降，中華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先是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的学习（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开始转向更深一层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学习，遂有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有识之士栉沐此风频频发出学习西方农学的号召：光绪二年（1876）前往费城参观美国建国100周年博览会的李圭，认为中国不仅要学习美国农业机械的“便巧”，更要学习其种植之法。]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页。]光绪十七年（1891），孙中山撰文建议“参仿西法”以“急兴农学”，]孙中山：《农功》，《孙中山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1页。]后为康有为公车上书所见采。]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罗振玉从传统农学向西方农学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自言少时所观皆古农书，而后“读欧人农书译本，谓新法可增收获”]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集蓼编》，《民国丛书》第5编第96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7页b、第8页a。]，乃于上海创立务农会（后更名农学会、江南农学总会），倡言“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参见《务农会章（程）》，《知新报》第13册，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第4页b。]以发展中国农业。随着学习西方农学的呼声愈来愈大，统治阶层认识到学习推广西方农学好处甚巨。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謇奏称：“以中国今日所有之土田，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新法，岁增入款可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 张謇：《请兴农会奏》，《张謇全集》第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7页。]次年光绪皇帝发动变法，《明定国是》诏指出，“农务为国家根本，亟宜振兴”，要求“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发展农业，设立农学会，编译“外洋农学诸书”]参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228页。]，并在通商口岸及出丝茶省份设立蚕桑公院及茶务学堂。虽然戊戌变法仅维新百日，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比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政府仍决定继续“选译农工商矿各书”，并“续派高等留学生出洋肄业”]参见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折》，《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上《游学门》，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影印本，第5321-5323页。]。连著名的保守派、直隶总督荣禄也拟在其辖区设“农、工务学堂，延聘东、西农学博[士]，选择英敏学生入学肄业，将上海《农学会报》以及东、西各报，凡有关农事者，广为翻译购置刊布”]参见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奏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17册《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395页。]。1903年，朝廷更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农务学堂、农务试验场。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农科学校——湖北农务学堂。1904年癸卯学制实施，规定大学堂分为八科，农科为其中之一，下设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四门;高等农业学堂分为农学、森林、兽医三科;还兴办了很多中等、初等农业学堂。1905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分科大学，其中有农科大学，后农科大学开设本科，分农艺、农艺化学两学门。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研习农学等“有用之学”的才智杰出之士甚多。至1909年，全国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在校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 所，在校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在校生2272人。]杨士谋、彭干梓、王金昌编著：《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史略》，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页。]至清朝灭亡（1911），农科留学生已达175人。]曹幸穗：《启蒙与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古今农业》，2003年第2期。]民国时期，政府继续利用美、英等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将派遣学生留学（主要是留美）常态化，1912—1924年，共派出留学生689人，]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年，第44-48页。]其中1909—1920年赴美的农科留学生就有74人。]刘曰仁主编：《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改革学制，至1920年代初，全国有农科大学4所、农业专门学校8所、甲种农业学校79所、乙种农业学校327所。]邹秉文：《吾国农业教育之现状及将来之希望》，《中国农业教育问题》，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4-25页。]C07FE95F-CF58-4D75-ADC1-B718617454A0

这些事实表明，晚清有识之士“学习西方农學”的号召到了民国已经变成了现实，换言之，中国传统农学在20世纪初叶完成了现代转型。考察上述农科大学、农业专门学校的地理分布，可知我国现代农学的中心是东部沿海地区，全国4所农科大学中有3所位于江苏，拥有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和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南京更是现代农学中心的中心。这不仅是今天我们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后得出的结论，作为时代的经历者，胡适也有同样的感受：“民国三年以后的中国农业教育和科研中心是在南京。南京的中心先在金陵大学的农林科，后来加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农科。这就是后来金大农学院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农学院。”]胡适：《序》，沈宗翰：《沈宗翰自述》第2部，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页。]两校汇聚、培养了大量农学人才，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绝佳缩影。

（二）文献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中国现代农学学科在20世纪头20年形成之后，必然会反观自身历史，即关注中国历史时期农学的发展情况，这既是一个学科真正成立的标志，更是学科体系化建设的要求。1923年秋，金陵大学农林科拨款在图书馆成立农业图书研究部，目的是“汇集并整理我国农业文献”。这一宏大任务完全是在文献学研究范式下进行的，首先便是目录学工作：“欲图整理我国农业文献，其第一步必将各种有关农业之图书杂志等，一一考其源委，辨其优劣，以为收集整理之根据。故自初即着手于《中国农书目录汇编》之编纂”]金陵大学图书馆编：《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金陵大学图书馆，1929年，第14页。]。该书于1924年出版，共收书2000多种，虽略如主事者所谦言“遗漏固必甚多，而所采集亦必有不甚称旨者”][美]克乃文：《序》，毛雝编：《中国农书目录汇编》，金陵大学图书馆，1924年，第1页。]，但这一工作是在现代农学背景下对传统农书的首次全面检视，其学术格局之恢宏、工作量之巨大令人惊叹，当然其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次“结数千年农学之总账”]金陵大学图书馆编：《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金陵大学图书馆，1929年，第13页。]，“以为进求中国农书内容之阶梯”][美]克乃文：《序》，毛雝编：《中国农书目录汇编》，金陵大学图书馆，1924年，第1页。]。这种具有时代开创性、标志性的成果出现在（也只能出现在）中国农学随着时代转型、发展的中心金陵大学农林科，这个现象本身就昭示着背后的学术逻辑——文献学研究范式的确立是以现代农学研究为目标取向的。

在《中国农书目录汇编》的基础上，金陵大学图书馆农业图书研究部主持推动了四项与传统农书研究相关的重大项目。一是编纂《先农集成》即传统农书类编全集，因为“但恃书目及索引，不足以竟整理之功”]金陵大学图书馆编：《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金陵大学图书馆，1929年，第13页。]。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终整理成420册3000多万字的皇皇大典（后增编36册并更名为《中国农业史资料》）。1956—1959年，时任中国农业遗产室主任的万国鼎又组织编纂了《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册，总计1500多万字。万氏还组织编纂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计划分4类112个专辑：甲集为植物各论，如稻、麦、棉、茶、柑橘等;乙集为动物各论，如牛、马、羊、猪、鱼、蚕等;丙集为农事技术，如土壤肥料、耕作技术等;丁集为农业经济，如灾荒问题、土地制度等。当时出版了陈祖椝编《稻（上编）》《棉（上编）》、胡锡文编《麦（上编）》《粮食作物（上编）》、李长年编《麻（上编）》《豆类（上编）》《油料作物（上编）》、叶静渊编《柑橘（上编）》等专辑。二是传统农书版本研究，对各书之撰者、内容、版本、真伪、存佚、全缺等一一加以考订。三是传统农书校刊，选择重要农书，择善本校勘笺注后出版。四是整理方志中的农史材料，1926年编印《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地理书目》，后增订为《金陵大学方志目》，收方志2104种，并陆续对所收方志加以考订，此项工作亦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方克完成。1960年代初，中国农业遗产室组织研究人员分赴全国各地，从8000多部地方志中搜集了3600万字的农史资料，编成《方志综合资料》120册、《方志分类资料》120册、《方志物产资料》449册。

中国传统农书的文献学研究范式看似“一蹴而就”，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其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光绪二十三年（1897）罗振玉在上海创办《农学》半月刊（翌年改旬刊并更名为《农学报》），虽发刊词云“专译东（指日本）西农学各报及各种农书”]《农会报馆略例》，《时务报》第22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24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影印本，第1519页。]，实际上亦刊载传统农书。之后，罗振玉又将《农学报》所刊内容选编为《农学丛书》，其中也包括传统农书。虽然这一行为出现在传统农学转型的众声喧哗之中，让人有不一样的观感，但其出版方式与明清重刊唐宋农书完全一样，都只是将全书照原本刊行而已。1918年底，刚从康奈尔大学取得农学硕士学位的钱天鹤（次年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发表《讲农古籍汇录》，将75种传统农书分别录其作者、时代，并列其英文译名。最重要的是，该文将全部农书分为花草、果蔬、杂类三种类型使部居之。]钱天鹤：《讲农古籍汇录》，《科学》，1918年第3期。]这虽然只是现代农学研究对中国传统农书不经意的一瞥，但已体现出将其整合纳入自身学科体系的要求。可以说，《讲农古籍汇录》这篇短文揭开了用文献学方法整理研究传统农书的序幕，也是上揭金陵大学图书馆对传统农书进行文献学研究之滥觞。1924年，随着《中国农书目录汇编》的出版及金陵大学图书馆其他相关项目的推进，传统农书的文献学研究范式由具体研究实践进一步被概括为经验和理论文章，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如万国鼎在1928年前后发表《古农书概论》《整理古农书》等，论述了传统农书的性质、源流、分类、数量以及用文献学方法加以研究整理的原因及目的;陆费执于1927—1929年在《中华农学会报》陆续刊发《中国农书提要》，古今兼收，对每一书的叙录虽少创见，为例亦不善，但开创之功也是不可抹杀的。C07FE95F-CF58-4D75-ADC1-B718617454A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的三十年：农学范式蔚为主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国在战争的废墟上成立了，但总体科学技术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农业生产条件与传统社会相差无几，基本上还是牛耕加有机肥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因此，中央政府提出了“自力更生”“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发出了“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号召。整理的主要目的是“致用”，即用传统农书中的知识技术指导现实农业生产活动，这一明确的目的和要求决定了此后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间传统农书农学研究范式的主流地位。所谓传统农书的农学研究范式，用石声汉的话说，就是对传统农书“先作一些服务性质的加工整理”，然后再“作科学的分析，择取其中有用的，以实践验证后，改进提高，让它们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应有的效果，达到古为今用的最后目的”]石声汉：《论我国古代几部大型农书的整理》，《中国农业科学》，1963年第10期。]。概括言之，即运用现代农学理论和方法对传统农书加以研究并应用于生产实践。农业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召开后，南京农学院、西北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学院相继成立了专门机构，对传统农书的整理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这四所高校也因之更上层楼，成为传统农书、农学研究的“四大门派”，产生了“东万（国鼎）西石（声汉）、北王（毓瑚）南梁（家勉）”四大家。他们的研究活动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的三十年传统农书研究学术画卷的主要图景，其成果当然也是这一时期农学研究范式的代表性论著。

万国鼎一方面带领南京农学院同仁继续推进着原金陵大学文献学范式的宏大计划（到1960年代前期才基本完成，成果《中国农史资料》《中国农史资料续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方志综合资料》《方志分类资料》《方志物产资料》当然属于文献学范式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迅速展开了农学范式的研究活动，先后完成了《氾胜之书辑释》（1957）、《王祯农书》（1962）、《陈旉农书校注》（1965）等;并于1958年组织编写了《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1959年出版，下册1984年方继出），此书的编写原则是“古为今用”，“供农业实践者参考”]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中国农学史（初稿）》，科学出版社，1959年，序第3页。]，可谓农学研究范式下第一部由“书”进入“学”的贯通性的传统农学研究专著。

石声汉为了“进一步整理其他篇幅较大、内容较复杂的农书”，1956年先对西汉《氾胜之书》进行“今释”，“用来指导生产”]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前言第1页。]。这种方法（即上揭文献整理→科学分析→实验验证→服务生产的方法）受到了广泛好评，被推许为“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氾胜之书》”]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7年，序第6页。]。石氏遂执之再撰《齐民要术今释》（1958），《农桑辑要校注》（1963年脱稿、1982年始出版），《四民月令校注》（1965），《农政全书校注》（1965年脱稿、1979年始出版）。石氏虽也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1963年撰成、1980年始出版）一类文献学范式的研究成果，但更多为《齐民要术今释》一类农学范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献学范式其表、农学范式其里的研究成果。当时很多“校释”“校注”“今译”成果大多类此，正如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所言：“管子地员篇……历来注释的人虽不少，但大多是作文字上的考证解释;现在这个校释是从土地与植物的关系出发……与历来的校注是很不相同的。”]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中华书局，1958年，版权页。]赘言之，这些“校释”“校注”“今译”著作表面看似乎是文献学成果，实质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献学范式研究是大异其趣的。

王毓瑚于1955年辑录《区种十种》之后，又相继辑录、点校了《秦晋农言》（1957），《农圃便览》（1957），《梭山农圃》（1960），《农桑衣食撮要》（1962），《王祯农书》（完成于1966年、1981年始出版），《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撰于1970年代、1981年始出版）等书。王氏整理的多为北方农书，他还汇编了《中国畜牧史资料》（1958）。

梁家勉虽亦常为用文献学方法整理传统农书鼓与呼，也写过若干文献学范式的论文，但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农学范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衔命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间上涵盖整个古代，内容上包括广义农业的各个领域，更是传统农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换言之，该书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传统农书农学研究范式所取得的全部成果进行了完美总结。只是，该书编纂任务虽于1965年即已提出，但直到1979年才具体实施，出版更是在改革开放十多年之后，农学研究范式已成明日黄花。该书序言虽仍指出，“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至今仍有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但是更强调“对传统农业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分析，正确认识它的生命力及其局限性……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要用社会主义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刘瑞龙：《序》，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5-6页。]这说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深切认识到传统农学知识已不能“古为今用”地拿来“指导农业生产”了，显然，传统农书的研究范式即将迎来新的嬗递。

就四大家此期研究来说，万国鼎是文献学范式为主而兼农学范式，石声汉是文献学范式、农学范式并重，梁家勉是农学范式为主，王毓瑚基本是文献学范式。除万、石、王、梁之外，夏纬瑛、胡道静、缪启愉三人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亦堪与之并称。夏纬瑛工作的重心是先秦文献涉农内容的整理与研究。]除前揭《管子地员篇校释》外，尚有《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1956），《〈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1967年成书、1979年始出版），《夏小正经文校释》（1975年撰成、1981年始出版）和《〈诗经〉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1975年撰成、1981年始出版）。]胡道静的贡献主要是对《琐碎录》《梦溪忘怀录》等稀见农书的辑佚和研究。《琐碎录》等长期不为人知，经胡氏辑出后一时影响颇大，甚至中国传统农学发展史局部因之而有某种程度的改写。这些虽然是纯粹文献学范式的成果，但胡道静也强调：“整理农学遗产，从农业技术角度看，是要吸收其中对今天农艺仍然有用的部分，使之为生产服务。”]胡道静：《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古农学资料概述》，《胡道静文集：农史论集、古农书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7页。]于兹可见时代主题对学者研究取向的巨大影响。缪启愉的很多工作都完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的三十年间，但成果基本出版于改革开放之后。]主要有《四民月令辑释》（撰于1960年代初、1978年修订、1981年出版），《四时纂要校释》（1965年完稿、1978年修订、1981年出版），《齐民要术校释》（1965年完稿、1979年修订、1982年出版），《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1965年完稿、1980年修订、1985年出版）。]将缪氏在改革开放以后修订过的《齐民要术校释》《四民月令辑释》与前揭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四民月令校注》对照，即可明见其间研究范式转移之迹——相对而言，石书究心于“学”，而缪书更偏于版本、校勘、集注集疏，着重在“书”。C07FE95F-CF58-4D75-ADC1-B718617454A0

除上述“文献学其表、农学其里”的研究外，此期尚有纯粹的农学范式研究，土壤、肥料方面，如万国鼎《中国古代对于土壤种类及其分布的知识》（《南京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桑润生《我国古代对施肥的认识及其经验》（《土壤通报》1963年第1期）;耕作、栽培方面，如万国鼎《我国二千二百年前对于等距密植全苗的理论与方法》（《农业学报》1956年第1期），唐启宇编著《中国作物栽培史稿》（1966年完稿、1986年始出版）;生产工具及农业加工方面，如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1963）;园艺方面，如吴耕民《祖国的蔬菜园艺》（1952），辛树帜《我国果树历史的研究》（1962）;虫害防治及益虫利用方面，如周尧《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初稿）》（1957）;畜牧兽医方面，如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实为研究论文集，编成于1964年，1986年始出版），谢成侠《中国养马史》（1959）;林业方面，如于铎《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1964）;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上文所述，由于时代原因，有不少启动、完成于此期的农学范式、文献学范式的研究成果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版面世的，本文将之纳入这一时期予以考察。

三、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范式的创新与多元

1978年（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中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传统农书研究原来的主流范式——农学范式已不再适应时代、学术发展需要，逐渐形成了很多新的研究范式，如经济史范式、社会史范式、环境史范式、灾害史范式、思想史范式等，可总称为历史学研究范式。文献学、农学研究范式虽然不再居于主流地位，但作为基础范式，自有其老树新枝的学术价值，仍然继续发展。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农书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一）新范式的嬗递

1.经济史范式

20世纪20—30年代，知识界掀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引发了中国社会史大讨论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热潮。1979年以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行各业以“搞活经济”为主要工作，一时百废俱兴，经济史研究随之迎来第二次发展热潮。不仅在理论、方法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实证研究领域更是得到极大拓展，横向包括经济全领域，纵向覆盖历史全过程，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此社会、学术背景下，传统农书研究取径经济史范式寻求突破，自为理之必然。传统农书经济史范式的研究，即以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处理书中材料（并结合其他材料），探讨历史时期的农业经济问题。当然，农业史本身即为经济史的一个部门，早在20世纪初就已有相关论著问世，但数量极少，大量成果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史研究范式成为主流范式之一才出现的。这些成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农业通史、断代史或区域农业史，代表性著作除农业部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中国农业通史》（按朝代分为8卷，包括《总论卷》《附录卷》共10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后陆续出版）外，赵冈、李根蟠、任继周、樊志民、李伯重、方健、衣保中等学者的专著亦为重要成果。]赵冈、陈钟毅：《中国农业经济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李根蟠：《中国农业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任继周主编：《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方健：《南宋农业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二是农业部门史或专题史，除种植业外，可能由于和生活息息相关而又通向风雅之路，茶业研究成果最为宏富。]主要有朱自振《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学海出版社2000年版，后修订为《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余悦总主编《中华茶史》（仅出唐代卷、宋辽金元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016年版），姚国坤《惠及世界的一片神奇树叶——茶文化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年版），等等。茶业为茶叶种植、采制、贸易等行业的总称，属于农业经济研究范畴;饮茶习俗、礼仪属于下文所述饮食文化研究范畴，但很多茶研究专著都包括两部分内容，这里亦合并述之，下不再及。]最后要指出的是，在经济通史、断代史或区域经济史著作中，农业史也是重要内容，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濟史稿》（1957），“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书系（后定名为《中国经济通史》，1999年出版），等等。传统农书经济史范式的研究，颇具价值的论文成果还有很多，兹不一一。] 参见李根蟠、王小嘉《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今农业》2003年第3期），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张芳《中国地区农业史的研究现状与趋势》（《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

2.社会史范式

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初即受到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频见报端，“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之语耳熟能详，“××花卉节”“××水果节”不一而足。了解、反观古代民众生活方式、岁时习俗等历史知识成为一种现实需求。职是之故，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史研究都指向了社会生活史，如理论上王玉波认为“社会史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演进史”] 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光明日报》，1986年9月10日。]，冯尔康强调“社会史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研究实践中，宋德金的《金代社会生活》（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织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1990年代陆续出版）等都是典范之作。换言之，传统农书社会史范式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史料探讨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故也可称为社会生活史研究范式;研究焦点集中在岁时民俗、饮食文化两个方面，多以民俗学理论方法为分析工具，故亦可称为民俗学（民俗史）研究范式。中国是农业古国，历代皆以农立国，从起源和习俗上看，传统社会岁时节日均深受农业文化影响。因此岁时民俗研究非常重视对（岁）时（节）令类、食品加工类、园艺类传统农书的利用，重要成果如郭兴文、李惠芳、萧放、张勃等学者的论著。]郭兴文、韩养民：《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惠芳：《传统岁时节日的形成及特点》，《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此外，众多名标“社会史”“社会生活史”“民俗史”“风俗史”的通史、断代史或区域史著作也都将传统农书与地方志、笔记史料结合起来，专论或辟专章论述历史时期各种生产及生活习俗。C07FE95F-CF58-4D75-ADC1-B718617454A0

饮食文化方面，除上揭综合性社会史、民俗史著作多有论述外，还涌现出了众多专著、专文。虽然此类论著伴随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早在20世纪初即已产生，但总体上讲也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史研究复兴才真正繁荣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贯通性综合研究，代表性成果如陶文台、林乃燊、赵荣光、姚伟钧、俞为洁、徐兴海等学者的著作。]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姚伟钧：《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姚伟钧、刘朴兵、鞠明库：《中国饮食典籍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俞为洁：《中国食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徐兴海、胡付照：《中国饮食思想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徐海荣主编的《中国饮食史》（按朝代分为6卷，1999年出版）和赵荣光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史》（按地域分为10卷，2013年出版）则为集大成之作。二是断代性、区域性研究，主要包括姚淦铭、黎虎、王子辉、刘朴兵、伊永文、王利华、熊四智、姚伟钧等学者的著作。]姚淦铭：《先秦饮食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刘朴兵：《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伊永文：《明清饮食研究》，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熊四智、杜莉：《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姚伟钧：《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三是专题性研究。主要有林正秋、徐海荣、陈梅清《中国宋代菜点概述》（1989），邱庞同《中国面点史》（1995）和《中国菜肴史》（2001），张平真《中国蔬菜名称考释》（2006）等;此外，黄时鉴、李华瑞、何满子等关于酒文化的论著，刘云、李春祥、张景明等关于饮食器具的论著，洪光住、季鸿崑关于食品加工技术史的论著] 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年。季鸿崑：《中国饮食科学技术史稿》，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也是重要成果。饮食文化史论文成果极富，不再枚举。] 参见徐吉军、姚伟钧《二十世纪中国饮食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姚伟钧、罗秋雨《二十一世纪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的新发展》（《浙江学刊》2015年第1期）。]

3.环境史范式

环境史（或称生态史）研究最早兴起于美国，是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系发展变化的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之一。传统农书的环境史范式，就是利用传统农书中的有关记载及其他材料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气候变迁与农业生产，如倪根金、秦冬梅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等。二是森林资源与环境，如蓝勇、周宏伟对长江流域森林资源分布变迁的研究，王子今、陈登林对秦汉、宋代林业发展及造林育林措施的研究，等等。三是水利、水环境与农业生产，如张芳、王利华、王建革对古代南北方水环境、水利治理、渔业生产与环境变迁的研究等。四是生态环境与农业灾害，如许怀林、陈业新对水旱、虫灾与生态环境的研究等。五是综合性探讨，如赵敏《中国古代生态农学研究》（2002）和张全明《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2015）等。

灾害史本属于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灾害对人类的巨大影响，遂由附庸而为大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早在环境史概念产生之前，学者即已开始对灾害史加以研究。在中国传统社会灾害与救荒（救灾赈灾）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灾害史研究亦常被称作灾荒史研究。] 严格地说，这两个概念当然是有区别的，前者属于科学史的分支学科，后者属于历史学学科，但研究者实际上往往不加分别——这也涉及灾害史定义及其学科定位的争议。]早期研究者多为自然科学工作者，这对灾害史研究范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即具有较强的自然科学色彩。直至20 世纪末，灾害史研究领域很多重要成果都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完成的。正因为这一点，夏明方才指陈“历史学家的长期缺场以及由此造成的灾害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取向乃至某种‘非人文化倾向，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灾害史乃至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國频发重大灾害，灾害史研究赢得更多关注，成为学术热点之一。更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加入到灾害史研究队伍中，传统农书研究援此视角与方法，遂有灾害史研究范式之勃兴。历史时期的灾害材料主要保存在史书、方志及传统农书（尤其是救荒书）中。传统农书的灾害书写重点是灾害种类和相应的减灾技术措施，涉及风雨水旱、霜雪雹雷等气象灾害和虫鼠鸟雀等生物灾害。所以，传统农书灾害史范式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农书史料和其他史料进行农业灾害史研究，主要内容是历史时期的农业灾害及其成因、减灾赈灾措施、灾民生活等。代表性成果有袁林《西北灾荒史》（1994）、高文学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史》（1997）、李华瑞《宋代救荒史》（2014）、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1995）、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2000）、袁祖亮主编《中国灾害通史》（2008—2009）等。

4.思想史范式

从思想史角度研究传统农书，探讨中国传统农学（农书、农学家、学派）的重要思想、理论及其发展历程，传统农业、农学思想理论与中国哲学、文化的关系及其贡献等内容，即所谓思想史范式的研究。这一范式的前提是不证自明的——农家在历史上确为一个重要学派，与儒、墨、道、法、名、释等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骨架。这一范式的研究兴起于1980年代末期，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重要农书和学者的农学思想、农业思想的研究，如樊志民、巫宝三、乐爱国、盛邦跃对《吕氏春秋》《管子》《齐民要术》的研究，孙振民、范楚玉、郭文韬、陈晓利对氾胜之、陈旉、王祯、徐光启的研究。二是对传统农学重要理论范畴及农业、农学领域哲学基础的研究，如梁家勉、李根蟠对“三才”理论的研究，金善宝等主编的《农业哲学基础》（1990）对农业、农学领域哲学问题的系统阐述（侧重于当代）。三是对农学思想、农业思想的断代或通史性研究，如朱森溥、鲁奇、程遥、赵敏、阎万英、钟祥财、胡火金等学者的论著，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2001）、杨直民《农学思想史》（2006）二书尤为体大思精，成绩卓著。郭书分为“传统农业哲学研究”“传统农学思想研究”及“专题研究”三个部分，对三才论、气论、阴阳说、五行说、圜道观、尚中观、时气论、土壤论、物性论、耕道论、粪壤论、水利论、农器论、畜牧论、树艺论、生态农学等范畴或理论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研究。杨书在深入探讨重要农学家、学派及农业著作理论与思想的基础上清楚地揭示了农学理论、思想的产生与演变图景（不局限于中国）。C07FE95F-CF58-4D75-ADC1-B718617454A0

此外，一些综合性著作亦多涉此，如前揭《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在重点探讨农业科学技术的同时，对历代农学思想也有论述。前揭《中国农业通史》中的战国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亦辟专章论述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及农学思想。此风流被，学者对非农书典籍如儒、道典籍中的农学思想亦多加考察。

（二）“旧”范式的新进展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农书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原有文献学、农学研究范式虽然不再居于主流地位，作为基础范式仍然得到继续发展。

文献学范式一方面在原有研究领域进一步深耕，如缪启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1988）、《东鲁王氏农书译注》（1994）、《齐民要术译注》（2006）等。万国鼎主持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也在继续推进，陆续出版了王达等编《稻（下编）》，叶静渊主编《常绿果树》《落叶果树（上编）》等专辑。又如彭世奖编著《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1998），邹介正等著《司牧安骥集校注》（1982），于船等著《元亨疗马集校注（丁宾序本）》（1990），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编《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1992）等。惠富平、牛文智《中国农书概况》（1999）则将传统农书目录学由叙录推至综论阶段。另一方面扩展到前此较少关注的农书类别之中，最典型的是对茶书、食谱食疗、水利及救荒类文献的整理研究。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1981），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1991），吴觉农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1990），郑培凯、朱自振主编《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2014）等。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2010），赵连赏、翟清福主编《中国历代荒政史料》（2010）。食谱食疗文献如1982—1993年出版的《中国烹饪古籍丛刊》（36册），水利类文献如《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1981—1998）及《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981）等。

农学范式的主要成果有中国农业遗产室《北方旱地农业》（1986），游修龄《中国稻作史》（1995），何红中、惠富平《中国古代粟作史》（2015），郭文韬、曹隆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1989），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2000），曾雄生《中国农学史》（2008）等。农具方面，以周昕的研究最为杰出，其毕生精力萃于其间，自1980年出版《农具史话》之后，又陆续撰成《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1998）、《中国农具发展史》（2005）、《中国农具通史》（2010）等多部专著，尤其是《中国农具通史》，可谓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研究集大成的代表性成果。此外，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1991）等亦为重要成果。农田水利方面，主要有集体署名的《中国水利史稿》（1979—1989），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1987）与《黄河水利史研究》（2003），周魁一《农田水利史略》（1986）与《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2002），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1987），汪家伦、张芳编著《中国农田水利史》（1990），张芳《明清农田水利研究》（1998），谭徐明主编《中国灌溉与防洪史》（2005）等。畜牧兽医方面有谢成侠编著《中国养牛羊史》（1985）和《中国养禽史》（1995），张仲葛《中国古代的牛种——它的起源、种别、分类和分布》（《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徐旺生编著《中国养猪史》（2009），于船、牛家藩编著《中兽医学史简编》（1993），邹介正等编著《中国古代畜牧兽医史》（1994），薄吾成《中国家畜起源论文集》（1993）等。熊大桐等主编《中国林业科学技术史》（1994）则是林学方面的重要成果。

四、中国传统农书研究范式转移之反思

根据上文梳理，可见一百多年的传统农书研究历程既是一个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的过程，也是研究范式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初期基本上是单一的文献学范式;中期以农学范式为主，文献学范式为辅;后期则产生了可以统称为历史学范式的经济史范式、社会史范式、环境史范式、灾害史范式、思想史范式等，同时农学范式、文献学范式等“旧”范式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回顾、反思传统农书百年研究史，可以得出两点启示：对时代主题的因应是传统农书研究深入发展的保证，理论借鉴、学术创新是传统农书研究范式转移的学理基础和内生动力。

（一）对时代主题的因应是传统农书研究深入发展的保证

传统农书文献学研究范式的确立是中国传统农学现代转型成功后对农业、农学有了更深刻认识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农学学科体系化建设的要求。如1929年万国鼎在回答“为什么要整理古农书”问题时强调，农学是一种应用科学，非可与纯粹科学相比：“因地方的土壤、气候、风俗等关系，甲地的农业不同于乙地”，“外国的农业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我们想要改进中国的农业，不专在研究外国人发明的科学的农业，而应当做两件工作：第一是从事实地调查中国的农业状况，第二便是从事于整理古农书”，因为“古农书是过去农家经验的结晶”，“现代科学的农业以为最新的学说，有的早在中国古农书里潜伏着”]万国鼎：《整理古农书》，《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326页。]。此外，这一研究范式的形成也受到清末以降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深刻影响。

晚清庚子以来，在中国社会及学术的现代转型過程中，救亡的时代主题日渐迫切，于是上承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朝野渐兴“保存国粹”之运动。“国粹”一词最早由梁启超提出，他认为当时应“以保国粹为主义”。马叙伦进一步阐明：“国之立也，有大宝焉，是名曰国粹。国粹存则国存，国粹亡则国亡，国粹盛则国盛，国粹衰则国衰”]马叙伦：《中国无史辩》，《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9期。]。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更以“研求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高扬保种、爱国、存学之纛。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揭开“整理国故”运动的序幕，虽然他严厉批评国粹派：“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99页。按：该文初刊于《新青年》1919年第1号。]，但二者的根本立场可说并无不同，都是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区别仅在于胡氏更强调继承发扬须经过去其糟粕的整理过程。C07FE95F-CF58-4D75-ADC1-B718617454A0

在“保存国粹”“整理国故”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旧派、新派农学学者都将整理传统农书视为延续国脉、再造文明的途径之一。如罗振玉表示，自己在翻译国外农书百余种之后，“始知其（指西方农学）精奥处我古籍固已先言之……其可补我所不足者，惟选种、除虫及以显微镜验病菌数事而已”，“一切学术求之古人记述已足，固无待旁求也”]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集蓼编》，《民国丛书》第5编第96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8页a。]。万国鼎表示：“我国以文物旧邦，自古重农，讲农专集及散见于各书者甚多，而知者殊少。晚近学者，每趋新法而遗忘旧有，祖国瑰宝，岂容淹没……古农书所记，不乏经验之言。往往欧美耗巨资，费时日，累加考验而仅得者，已于数百年前载诸我国农书，其价值可知……是则前代遗书，尤不可不加之意，以为研究改良之参考焉……此又整理之不可缓也。”]万国鼎：《古农书概论》，《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328-330页。]高润生更加明确地指出：“今农校教科书纯用东瀛译本，于本国农家言皆摈而不录”，“既非保全国粹之义，且气候、土壤中外各殊。削足适履，恐新步未得，转并故步而出之矣”。为此，他提出了全面整理和继承古代农学的方案，计划出版《笠园古农学丛书》，只是计划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整理祖国农学遗产”“古为今用”的号召下，对传统农书的研究几乎都是以服务现实生产为目的的。如石声汉整理《氾胜之书》时明确说：“我们祖国，农业科学方面的遗产，极为丰富……如何将这些丰富遗产加以发扬光大，并且利用着来为农业生产服务……古农书，必须经过一番整理……用来指导生产。”]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前言第1页。]万国鼎也表示，研究传统农书的目的就是“帮助农业科学研究为农业生产服务”]万国鼎：《中国农业史料整理研究计划草案》，《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和文献学范式相比，农学范式更是因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这意味着真正实现这一研究范式的嬗递还需要“补课”，即完成上一阶段未完成的文献学研究任务。首先，虽然毛雝《中国农书目录汇编》让研究者对古代的农书大体有数，但收书存佚皆录，全国到底有多少古农书传世仍是一本糊涂账。因此，从1956年开始，全国各省图书馆、各有关高校图书馆开展了馆藏古农书普查工作，编刊了一大批《××图书馆馆藏古农书目录》，后由北京图书馆编辑出版了《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收书643种，基本摸清了传世农书的“家底”。其次，《中国农书目录汇编》仅列书名而已，尚需一部介绍较为详明的目录学著作作为普通研究人员的入门津梁。1947年，梁家勉曾打算撰写《中国古农书解题》以解决此问题而未毕功，直到1957年王毓瑚出版《中国农学书录》才算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农学书录》收书542种，涵盖整个中国传统时期，分类较为简明，叙录较为翔实，故深受欢迎而影响广大，沾溉非只一代，时至今日仍为初学者必备之案头书。石声汉于1963年也撰成《中国古代农书评介》，该书虽更为深入精到，然仅介绍重要农书，收书明显偏少，且当时未能出版，故影响远逊王书。三位大家不约而同想做且做了同样的工作，说明当时延续文献学范式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上，万国鼎领导的原金陵大学的研究计划之所以得以继续，也正因这项工作是必要的“补课”。所以，农学范式下的传统农书研究，一开始大都采取注释、今译的形式。初看起来，注释、今译属于文献学研究，但整理注译的目的不是疏通文义、恢复书的原貌，而是弄清书中所记农业技术以指导现实农业生产。直到1978年，汤逸人在《中国畜牧史料集》的序中仍然强调：“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对古代农业文献的搜集、校勘、注释，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中国畜牧史料集》的编纂，目的是更好地促进这项工作的开展，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畜牧业作出新的贡献。”]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页。]总之，这种文献学研究其表而农学研究其里的农学范式成果，正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传统农书研究因应时代主题的一个特殊表现。

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完全过渡到现代农业（以化石能源和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及药剂、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等为标志），传统农书中的农学知识显然无法再指导现代农业生产活动。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传统农书研究便由农学范式转向历史学范式，认识、发掘其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潜在价值取向，经济史范式、社会史范式、环境史范式、灾害史范式、思想史范式纷起竞秀，传统农书研究再次迎来新的突破和发展。夏纬瑛本拟撰《先秦农学》，后改为《先秦农业史》——由农学范式改为经济史范式——就是一个著例：

解放初期，农学界的朋友们都在响应党的号召，整理祖国农业遗产……有人给我出题目，要我写《先秦农学》，我答应了……（改革开放后）有研究历史的朋友同我闲谈……说农业在我国古代社会经济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农业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如改过去的《先秦农学》为《先秦农业史》。我同意他们的说法。]夏纬瑛：《〈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序言第1页。]

综上，对时代主题的因应是传统农书研究深入发展的保证。

（二）理论借鉴、学术创新是传统农书研究范式转移的学理基础和内生动力

传统农书只是研究材料，各种研究范式都是在汲取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历史学范式。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一切学科，自然援引各学科研究方法为方法，故自然科学兴起时有“史学科学化”转向，社会科学鼎盛则有“经济学转向”“社会学转向”“人类学转向”，后现代思潮滥觞则有包括“语言学转向”“身体史转向”等在内的所谓“后现代转向”。传统农书研究在历史学范式指导下吸收借鉴各学科理论、方法以获得新发展既为题中应有之义，也为研究实践所证明：理论借鉴是传统农书研究范式转移的学理基础，是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深入推进的前提条件。兹以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为例略予说明。

水利史研究自1930年代郑肇经《中国水利史》肇端，传统取向为水利技术史，主要探讨历史时期江河治理、水利工程、农田水利技术等内容，前揭姚汉源、周魁一的著作便是典型代表。1980年代社会史复兴之后，学者汲取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以水利为切入点，将目光投向国家、基层组织、宗族、信仰、民俗、区域社会等以往不太受學界注意的对象和关系，提出了“水利共同体”“水利社会”等新范畴，涌现出一大批极具分量的创新性成果。仅水权纠纷问题，便涌现出大量新成果，这些成果深入探讨了用水纠纷、排水纠纷、水利产权纠纷等各种纠纷类型。可见，水利史在社会史范式引领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改写为“水利社会史”。非常明显，传统农书研究的发展、研究范式的转移离不开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与运用。

学术创新是传统农书研究范式转移的内生动力，是传统农书研究深入发展的根本性推动力量，此理极显，毋庸赘言。

总之，因应时代主题，从社会现实潜在需要中发掘学术新议题，必须借鉴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必须坚持学术创新，才能取得真正具有进步意义的研究成果。借鉴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学术创新为基本要求，必须落实到对时代主题的关注上，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传统农书研究不断迈上新的台阶，研究成果才能满足社会需求，才能对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加以继承和发扬。质言之，只有因应时代主题、从社会潜在需要中发掘学术新议题，借鉴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持续推动学术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

〔责任编辑：沈 丹〕

作者简介：邱志诚，历史学博士，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瓯江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代农书研究”（15BZS067）C07FE95F-CF58-4D75-ADC1-B718617454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