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货币政策的研究进展及中国特色

范从来 张家祯 于波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货币政策不断调整、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本文以1978-2018年四十年间中国知網和Web of Science收录的有关货币政策的文献为样本，利用信息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文献数据进行文献共被引和聚类分析，分三阶段对国内外货币政策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关键词和核心文献的时代特征、理论基础和发展趋势，形成了国内外货币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对比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中国货币政策既顺应时代潮流，理论基础的演进与国际接轨，由货币主义学派演变为新兴的新古典综合派学派，又结合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转型经济体的客观实际，沿着市场化、稳增长、控风险三条主线探索前行，具有中国特色。知识图谱呈现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三大研究热点：（1）以“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风险承担”为代表的风险管控;（2）以“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为代表的经济转型;（3）以“利率走廊”为代表的利率市场化。

关键词：货币政策;知识图谱;CiteSpace;风险管控;利率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0）02-0015-19

作者简介：范从来，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家祯，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于波，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78-2017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9.59%，而CPI变化率仅为4.91%，整体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中国特征，货币政策的探索、实践及其结果彰显新时代产出、就业、价格等货币经济基本问题解决之道的中国特色。为探究货币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本文以货币政策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两个数据库1978-2018年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对比研究。文献计量学常用工具包括SATI、CiteSpace和Bibexcel，其中SATI和Bibexcel仅能简单呈现数据结果，而CiteSpace可直接呈现知识图谱。为系统梳理并直观展现货币政策研究的脉络，将使用CiteSpace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文献计量学主要研究方法包括词频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共词分析法等。词频分析法较为经典，属于内容分析法，通过考察关键词的频次变化研究目标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通常用于分析目标领域某个阶段的文献关键词。共词分析法同样是内容分析法，通过考察文献中的各个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和共现强度，呈现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分析目标领域的研究结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目前在图书情报、材料学、医学、通信技术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聚类分析法属于数据挖掘方法，通过考察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强度，挑选出研究领域相近的关键词，将这些关键词置于同一个区域形成聚类，并利用可视化工具呈现聚类网络，从而直观地反映该阶段的热点研究领域、核心文献和核心关键词。后文将主要使用这三种方法对货币政策领域进行关键词研究和文献共被引研究。

目前常用的文献计量指标为频数（Frequenc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hty）、激增指数（Burst）和∑指数（sigina）。频数用于反映各个节点在相应研究领域的统计数据中出现的次数，进而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度。中介中心性主要用于量化各个节点的重要程度和研究地位。激增指数用于研究在某段时间内突然爆发的热点主题，对文档某些特征频率进行建模可以有效地识别热点主题在该时段的爆发强度。∑指数基于中介中心性和激增指数进行构建，用于研究文献的创新性。综合而言，频数能够最直观地反映整体研究状况，中介中心性可以反映各个阶段研究主题的重要程度，激增指数主要研究突然爆发的热点问题，∑指数用于研究文献创新性。由于试图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外货币政策的研究脉络和各阶段的研究重点，因此主要采用频数和中介中心性两个指标。

以“金融”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两个数据库2000-2018年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关键词“货币政策”在两个数据库中的重要性差异巨大，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货币政策”的频数高居榜首，中介中心性高达51%，即50%以上金融方面的中文学术文献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而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有54个频数大于200的关键词，但“Monetary Policy”的频数仅为145，中介中心性不足1%，并非研究的重心。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在货币政策领域的理论沿革、实践探索，比较国内外货币政策研究的差异性，进而探究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趋势、特征和理论基础。

借鉴陈雨露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中央银行研究的四阶段划分法（每十年为一阶段），并结合中国国情将中国货币政策发展历程划分为三阶段（图1），分别为“经济高波动、物价高波动”时期（1978-1997年），“经济高增长、物价低通胀”时期（1998-2007年），“经济新常态、物价低通胀”时期（2008-2019年），对这三个阶段的国内外货币政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通过绘制知识图谱直观展示货币政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核心文献、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

二、中外货币政策研究历程与前沿

（一）中国货币政策研究历程与前沿

以货币政策作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的SC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三大数据库进行检索。由于可以检索到的最早相关文献刊发表于1992年，所以结合前述对中国货币政策发展阶段的划分情况，将中国货币政策文献按照刊发时间分为1992-1997年、1998-2007年、2008-2019年三个阶段。

经过筛选和初步处理，三个阶段的文献数量分别为671篇、5920篇、11657篇。将这些数据分别输入CiteSpace，时间切片选择1年，阈值选择20，然后对关键词进行分析（由于中国知网提供的文献数据不包括引文，因而无法对引文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

通过整理中国1992-2019年货币政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得到中介中心性大于等于0.1的名单（表1），其中，1992-1997年共有关鍵词44个，1998-2007年共有关键词31个，2008-2019年共有关键词48个。将这123个关键词分为6类，分别为：经济综合类关键词;数量型调控关键词;价格型调控关键词;汇率类关键词;风险类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及模型类关键词。

为分析中国各阶段货币政策领域的研究重点，统计表1中各分类关键词的频数和占比，结果见表2。

理论层面，中国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从货币主义转向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货币主义认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稳定性，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采用货币供应量，而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则认为货币需求函数并不具有高度稳定性，利率是货币政策最有效的中介目标。目前，中国货币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理论与实际相一致。此外，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同时包括长期价格稳定和短期产出稳定，这与我国当前多目标的动态权衡相一致。

实践层面，共有三大主线：市场化、稳增长、控风险，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一致。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的过程就是货币政策市场化的过程。我国的货币政策市场化共分三步：调控机制市场化、汇率制度市场化、利率市场化。1992-1997年，我国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政策工具由信贷政策转向公开市场操作;1998-2007年，我国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等汇率类关键词数量和占比迅猛增长，我国开始实施“盯住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2008-2018年，利率市场化成为货币政策改革重心，利率市场化等价格型调控关键词数量和占比明显提高，在此期间我国不断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存贷款利率，当前LPR机制的推出进一步解决了存贷款利率双轨问题。第二，稳增长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改革初期，刘鸿儒指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两方面;1995年，《银行法》规定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周小川指出，我国货币政策有四大目标：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稳增长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是2008-2018年的重要关键词之一。第三，控风险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非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逐年上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危机、影子银行等风险爆发类关键词的数量和占比显著提高，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等风险管控类关键词的数量和占比也显著增加，研究重心向系统性金融风险倾斜，中国目前正协同利用金融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经济、金融机构、通货膨胀、银行、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财政金融、金融政策等关键词是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长期关注点。此外，受特殊事件的冲击和中国阶段性货币政策导向的影响，在不同阶段，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热点也具有时代性特征。具体地，针对1998年中国出现的严重通货紧缩现象，范从来提出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仍具有有效性;在1994-2005年中国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期间，谢平和张晓朴提出汇率政策应该是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周小川提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要和金融改革进程相一致;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要研究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随后，王爱俭和王璟怡提出宏观审慎政策应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开启了贸易领域的人民币国际化，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加入SDR，该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纷纷成为研究热点。

2011-2018年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中，中介中心性大于等于0.01的名单如表3所示，共24个主要关键词，可以分为经济综合、利率市场化、风险管控三大类。经济综合类关键词主要有：金融稳定、宏观经济、DSGE模型、溢出效应、新常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工具、SVAR模型、结构性改革、金融周期等;利率市场化类关键词主要有：利率市场化、利率走廊等;风险管控类关键词主要有：影子银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稳定、金融监管、银行风险承担、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等。其中，以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代表的风险管控、以结构性改革和新常态为代表的经济转型、以利率走廊为代表的利率市场化是当前货币政策研究的热点。

（二）国际货币政策研究历程与前沿

以“Monetary Policy”作为关键词，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检索，文献类型设定为“Aricle”，文献年份分别设定为1978-1987年、1988-1997年、1998-2007年、2008-2019年四个阶段。

经过筛选和初步去重处理，四个阶段的国外文献数量分别为319篇、1185篇、3809篇、10132篇。将四个阶段的文献数据分别输入CiteSpaee软件中，时间切片选择1年，阈值选择20，分别对关键词和文献进行分析（由于1978-1987年文献关键词数据缺失，故该阶段不进行关键词分析）。

通过整理国际1988-2019年货币政策领域的关键词可以得到中介中心性大于等于0.1的关键词名单（表4），其中，1988-1997年共有关键词35个，1998-2007年共有关键词27个，2008-2019年共有关键词34个。将这96个关键词分为6类，分别为：经济综合类关键词;数量型调控关键词;价格型调控关键词;汇率类关键词;风险类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及模型类关键词。

为了分析国际各阶段货币政策领域的研究重点，统计表4中各个分类关键词的频数和占比，结果如表5所示。

理论层面，国际上关于货币政策研究的基础理论历经了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新古典主义的三波浪潮“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真实商业周期”彻底击败了旧凯恩斯主义，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通过三波研究“一般不均衡”“理性预期在市场未出清情况下的应用”“价格粘性、实际货币余额”构建起成体系的微观基础，并解释了“看不见的手”对短期宏观经济现象不起作用的原因，从而重新得到多数学者认可。此后，新兴的新古典主义在更高层面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将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维克塞尔主义等众多学派统一了起来。

实践层面，国际上关于货币政策的研究有三大特征，即单一目标为主，重视模型搭建和实证检验，重视风险防范。第一，以德意志联邦银行为代表的中央银行采用货币增长目标制，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中央银行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当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货币需求确定时，两种单一目标制并无差异。除美联储外，大部分西方国家采用的都是单一规则单一目标，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要求同时兼顾产出（就业）和价格，表5显示价格型调控关键词的比例始终高于数量型调控关键词的比例。第二，国际研究更关注计量经济学，注重模型的搭建和分析，计量经济学及模型类关键词占比始终处于高位。第三，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国际货币政策的风险类关键词占比在2008-2018年显著提升，但提升幅度仍明显低于中国，中国风险类关键词占比达到23%，而国际只有18%，说明目前中国更加重视对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

三、1978-1997年货币政策研究脉络和进展

利用CiteSpaee软件可以得到1992-2019年中国货币政策领域关键词的时间序列图谱。图谱将关键词从时间和聚类两个维度进行排序。首先，将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即按领域进行分组;其次，使用LLR算法对各聚类进行命名;最后，将各组关键词按时间序列（年份）进行排序，从而得到知识图谱。图谱右端每一个“#”代表一个聚类，“#”后是该聚类的名称，“#”左侧是该聚类所有的关键词，关键词按年份依次排序。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弧线代表前后关键词之间具有相关性，后一个关键词代表的研究领域以前一个关键词代表的研究领域为基础。时间序列图谱可以清晰地展示国内外关于货币政策研究的脉络和进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历程。

（一）1992-1997年中国货币政策研究脉络

1992-1997年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的关键词演变路径如图2所示。1992-1997年是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改革的阶段，理论基础主要为货币数量论。知识图谱的聚类分别为财政、人民币汇率、美国、经济体制改革、分支机构、货币论。第一，理论方面，该阶段货币数量论成为中国货币政策领域的主流理论，该阶段关键词分属6大聚类，货币论是其中之一，人民币汇率聚类的关键节点包括货币供给量，经济体制改革聚类的关键节点包括公开市场操作，二者分别为数量型调控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充分反映了货币数量论是该阶段中国货币政策领域的理论基础。第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该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是研究重点，而商业银行体系作为经济体制的一环也相应地成为研究热点，1996年央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第三，分支机构方面，我国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市场，因此与银行相关的领域是研究热点，包括1992年的“中央银行”、1994年的“银行法”等。第四，货币政策方面，1998年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式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整体形成了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以币值稳定为单一最终目标、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二）1988-1997年国际货币政策研究脉络

1988-1997年国际货币政策研究的关键词演变路径如图3所示。1988-1997年是国际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货币量转向通货膨胀率的阶段，理论基础从货币数量论过渡到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争辩与交锋。知识图谱的聚类分别为国家、货币政策、经济周期、均衡、期限结构。第一，理论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利用“一般不均衡”“理性预期在市场未出清情况下应用”“价格粘性、实际货币余额”构建起成体系的微观基础，重新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与“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真实商业周期”的新古典主义分庭抗礼。“货币中性”是知识图谱中五大聚类之一，也是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争辩的重点，新古典主义认为货币中性在长期和短期均成立，而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中性在短期不成立，但在長期成立。此外，该阶段计量经济学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的研究热点。第二，中介目标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货币基数偏移”等现象，20世纪90年代部分国家中央银行探索单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行性，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强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并能部分地解决时间不一致带来的困扰，因此“利率期限结构”聚类为该阶段的研究重点。第三，交易成本方面，1982-1990年美国经常项目差额始终为负，1991年实现盈余，但财政赤字问题仍然严重，因此赤字为1991年的研究热点，“均衡”聚类为该阶段的研究重点。

（三）1978-1997年国际货币政策领域的重要文献

通过整理1978-1997年国际货币政策研究领域的核心文献，可以得到被引用量排名前10的文献名单（如表6所示）。总体而言，国际上关于货币政策研究的基础理论历经了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从文献被引量的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理论的变迁过程。

1978-1987年，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击败旧凯恩斯主义，占领学术高地。西方发达国家饱受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困扰，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新古典主义思潮回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和以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被相继提出，掀起了货币数量论和理性预期理论在货币政策领域应用的研究热潮。Sargent和Wallace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提出了一个包含卢卡斯总供给计划的长期中立模型，证明了产出的概率分布与有效的确定性货币供应规则无关。Barro从货币政策反馈控制角度论述了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认为增加货币噪音只会使经济调整过程延长和复杂化。Kydland和Prescott证明了当理性预期合理时，即使有固定的社会目标函数，并且政策制定者知晓政策影响的时间和程度，选择最佳决策也无法实现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Barro假设只有未预料到的货币变动才会影响失业率或产出水平等实际经济变量，并设定了模拟货币增长过程的简单模型，以此为基础说明货币政策对失业产生的影响。Barro等设定了一个声誉均衡（Reputation Equilibrium）的状态，在理性预期情况下得出，货币政策的结果介于自由裁量权和理想规则之间。

1988-1997年，货币政策领域的研究开始从模型研究向计量实证研究转变，价格粘性和一般不均衡理论助力新凯恩斯主义夺得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Rogoff使用包络定理证明了理想的中央银行代理人对通货膨胀有一个很大但有限的权重，同时为选择非通胀率的其他中间货币目标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Engle和Granger提出了一个表示定理，将联合集成系统的移动平均、自回归和纠错表示联系起来，进而提出了一种两步估计法，并通过实例说明消费与收入有协整关系，而工资和价格不是协整的，存在价格粘性。Johansen和Juselius通过指定一个VAR模型解决了经济建模中长期关系的估计和测试问题。Cukierman通过博弈论模型解释了中央银行通过不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使长期通胀为零的原因，并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

四、1998-2007年货币政策研究脉络和进展

（一）1998-2007年中国货币政策研究脉络

1998-2007年是中国外汇领域的改革阶段，理论基础开始从货币数量论转向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知识图谱的聚类分别为汇率、预算赤字、银行、流动性过剩、欧罗（见图4）。

第一，理论方面，该阶段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开始活跃，该学派融合了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核心理论，其理论基础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增长和波动学说，认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长期价格稳定和短期产出稳定，最有效的中介目标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伍志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传统货币数量论在中国存在短期内失效现象，同时该阶段中国货币政策开始淡化货币的数量型调控，探索价格型调控，初步提出了“利率市场化”，体现了中国货币政策领域理论基础的转变。第二，汇率方面，2005年7月中国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标志着中国汇率改革获得阶段性成功，因而汇率制度成为2002-2006年的研究熱点。第三，流动性方面，1998-2000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问题，学术界也对货币政策在通货紧缩时期是否有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赵晓雷从实际利率角度出发判断中国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范从来从名义利率角度出发判断中国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并提出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仍有效。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体，货币政策从相机抉择转向数量型调控，再转向价格型调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渠道相应地成为该阶段的研究热点，盛松成和吴培新提出中国货币政策具有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双中介目标，调控对象则分别对应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二）1998-2007年国际货币政策研究脉络

1998-2007年是国际货币政策重点关注薪资提高和产出增长的阶段，理论层面则体现为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彼此融合。知识图谱的聚类分别为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率（见图5）。

第一，理论方面，学术界开始融合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核心思想。Romer指出，虽然IS-LM模型并非普适性的理论，有许多缺陷，但可以通过取代LM曲线并假设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且遵循实际利率规则的方法提高该模型的有效性。同时，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所讨论的最优货币规则成为该阶段的研究重点。第二，中央银行方面，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各国中央银行在该阶段纷纷实施监管放松的货币政策，过度的金融创新造成了薪资和产出的虚假繁荣，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开始出现。

（三）1998-2007年国际货币政策领域重要文献

1998-2007年，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吸收了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核心理论，在该阶段得到了迅速发展，代表性文献见表7。Gali和Gertler开发并估计了一种关于通货膨胀的结构模型，其中包含纯粹前瞻性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并认为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为通货膨胀提供了良好的初步近似。Clarida、Gali和Gertler基于新凯恩斯主义视角回顾了有关货币政策规则的文献，认为最优的货币政策隐性地包含了通胀目标。Svensson认为中央银行的通胀预测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通胀目标简化了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控。Bernanke和Mihov开发并应用了基于VAR的方法，用以衡量货币政策的立场。Erceg、Henderson和Levin制定了一种优化代理模型，其中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都表现出垄断竞争和交错名义合同。Woodford考虑中央银行仅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逐步调整利率趋势的可行性，证明在一个优化私营部门行为的简单模型背景下，将利率平滑目标分配给中央银行是可行的。

五、2008-2019年货币政策研究脉络和进展

（一）2008-2019年中国货币政策研究脉络

2008-2019年是中国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阶段，理论基础为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开始构建DSGE模型。知识图谱的聚类分别为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金融危机、新常态、金融周期（见图6）。第一，理论方面，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搭建了微观与宏观一致的DSGE模型，相比前一阶段，该阶段中国对于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利率成为研究的重点，DSGE模型成为中国学者研究货币政策最有效的模型。第二，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中国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限制，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深入推进，因而利率市场化成为该阶段的研究热点。易纲梳理了中国1978-2008年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王宇和李宏瑾讨论了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和利率调控模式，此外，利率走廊是2017年的研究热点，以上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宏观调控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第三，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方面，2014年的影子银行，2017的年去杠杆，2018年的银行风险承担和系统性金融风险，2019年的杠杆率相继成为研究热点。党的十九大确立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的调控体系，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互为补充、相辅相成，金融风险成为当前的研究重心。第四，经济转型方面，2014年首次提出新常态，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期叠加”背景下，新常态成为研究重点。

（二）2008-2019年国际货币政策研究脉络

2008-2019年是国际货币政策着重防范金融危机和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阶段，理论上体现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得到了长足发展，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成为主流。知识图谱的聚类分别为价格调整、中央银行、转型经济体（见图7）。

第一，理论方面，学术界将金融周期等因素引入DSGE模型。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利用DSGE模型对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深度融合，使得DSGE模型成为解释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模型框架，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利用DSGE模型完善本国货币政策。第二，金融危机方面，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用以恢复金融体系的正常功能，同时搭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二者结合形成“事前反应和事后救助”体系。

（三）2008-2019年国际货币政策领域重要文献

2008-2019年，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深入研究宏观审慎政策，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金融因素，广泛运用DSGE模型，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成为宏观经济学主流思想，代表性文献见表8。

Smets和Wouters构建了一种DSGE模型，该模型具有欧元区的粘性价格和工资，并且引入了十个正交结构性冲击，通过实证研究了这种冲击的影响及其对欧元区商业周期波动的贡献。Smets和Wouters还使用贝叶斯似然法，利用包含七个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DSGE模型，证明了该模型能够在样本外的预测中与贝叶斯矢量自回归模型相竞争。Gertler和Karadi开发了一种定量货币DSGE模型，模型中的金融中介受限于内生确定的资产负债表，并且利用该模型评估中央银行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抗模拟金融危机的效果。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提出了一种包含适度名义刚性的DSGE模型，可以解释观察到的通货膨胀惯性和产出持续性，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在货币政策遭遇扩张性冲击后，可以避免边际成本急剧上升。Gali和Monacelli提出了一种分析货币联盟最优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可操作模型，说明了最优的政策組合要求共同中央银行将通货膨胀稳定在联盟层面，而财政政策的稳定作用则具有国家特定性。

六、结语

综合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货币政策既顺应时代潮流，理论基础的演进与国际接轨，由货币主义学派演变为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又结合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转型经济体的客观实际，沿着市场化、稳增长、控风险三条主线探索前行，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货币政策理论基础的演进顺应时代潮流，与国际接轨，由货币主义学派演变为新兴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发展历经了旧凯恩斯主义，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真实商业周期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以一般不均衡、价格粘性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融合了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精华的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我国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顺应理论前沿的发展，从货币数量论发展为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是全球较早应用DsGE模型制定货币政策的国家之一。伴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货币政策正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与当今主流货币政策发展方向一致。

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结合自身国情，符合转型经济体的定位，具有中国特色。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转型经济体，2020年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仅要考虑长期的价格稳定，还要能够实现短期的产出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因而货币政策需要从稳定物价的单目标制发展为目前的多目标制，即“把握好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间的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回顾货币政策四十年发展，市场化、稳增长、控风险三条主线始终未变，市场化是转型经济体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稳增长是转型经济体发展的目标，控风险是发展的底线，而同期西方国家则大多遵循单一目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的货币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获得了巨大成功。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研究不断细化，愈加重视计量经济学和理论模型在货币政策研究中的应用。由于目前我国仍是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体，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仍是工作重心，因此，以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风险承担为代表的风险管控，以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为代表的经济转型，以利率走廊为代表的利率市场化是当前货币政策研究的三大热门领域。

（责任编辑：来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