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美育思想与中国早期教育电影的美学取向——以金陵大学摄制的教育电影为中心

李 媛，周慧梅

(1.广东省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30；2.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以商务印书馆摄制教育电影为开端，中国早期教育电影形成了政府和民间两条摄制路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政府行政力的大力介入下，教育电影被纳入官营渠道，先后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成为“国家事业”。与此同时，以私立金陵大学理学院为代表的民间团体，亦是拍摄教育电影的主要力量，据统计，1934—1948年期间，金陵大学共拍摄教育电影120余部。相比于官营电影，民间资本所摄的教育电影的光影表达更为自由灵活，更突显拍摄机构与拍摄者的个人风格。因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之间合作密切等原因，金陵大学影音教育一直受到蔡元培的高度关注，摄影师孙明经等所拍摄的教育电影也受到蔡元培美育思想的重要影响，不仅延续着“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传统，传递着推崇理性与科学的启蒙现代性，同时也富含关照内在情感与哲学信仰的审美表达。在以往的研究中，多以金陵大学教育电影或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作为主体进行独立研究，甚少将二者关联，更无从蔡元培美育思想出发对中国早期教育电影的价值取向进行美学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美学向度下分析蔡元培的电影教育理念，在此基础上以金陵大学摄制的教育电影为中心，探索中国早期教育电影现代性品格中的美学取向。

一、美学向度下蔡元培的电影教育理念

蔡元培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美学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反对封建思想、反对宗教，提倡科学、提倡感性解放。蔡元培早年留学德国，在康德、席勒等人的美学思想影响下，开始在“中学”框架下重新审视西方美学，尝试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本主义，将美育作为“教育救国”的重要工具加入中国现代性启蒙当中。美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而电影教育则是在实践层面对其美育思想内容的建构与丰富，并且在民国社会教育领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为此，有必要在美学理论向度下重新审视蔡元培的电影教育理念。

1.沟通“现象”与“实体”实现人的启蒙

电影教育抑或教育电影，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电影的艺术形式达到民众教育目的，是电影社会性启蒙功能的体现。但在蔡元培的美学理念之下，电影教育的意义并不止于大众启蒙，而是要透过现象世界指向人的精神价值追求。蔡元培曾吸收康德美学思想提出，世界分为现象与实体两面，其中现象隶属于政治，实体则超越政治，从精神层面感知，追求精神自由的境界。与此同时，他又摒弃了康德不可知论部分，认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并非不可逾越，“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1]，而能够沟通此二世界的有且唯有美育。由此，从蔡元培的美育理念出发，电影教育作为实施美育的重要载体，自然成为了沟通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重要枢纽，在审美功能的建构中使其更为接近美学的本质。

民国初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首次提出“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即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对应到人的培养，他认为，德、智、体、美“要无一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2]，而美育在其中的作用是“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3]104，其目的在于沟通理性与情感实现全人发展。蔡元培认为：“人人都有情感，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情感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德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4]为此，从美学层面来讲，蔡元培的电影教育思想可以看作其美育思想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看作其美育思想的本身，即“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培养感情为目的者也”，通过心灵的陶养以“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5]，强调人在现代性视域下的解放和自由[6]。曾有学者就将蔡元培美学思想所理解的人的存在，归纳为“一种已经呼吸着‘五四’新文化气息的现代‘启蒙人’的世界性存在”[7]。

2.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实现社会的启蒙

近代以来，所有启蒙思想的落脚点都在于通过更新民众思想、改变其生活习惯以达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一场基于自身传统的社会变革，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实现了人权对神权的更替，那么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其被迫回应式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便决定了以国家与民族为主体的现代性探索，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成为此时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点。蔡元培在将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并没有将美学狭隘地定义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而是将其广义化成一种与社会相关联的艺术实践：“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8]蔡元培对教育电影的提倡，是其美育思想内容的深化与补充，同时也是其教育救国思想背景下的具体实践。

在蔡元培看来，美育的实施场域不仅包括学校，还有家庭和社会，其中教育电影是社会美育的重要实施路径。1922年6月，蔡元培在《美育实施的办法》中指出，“社会美育从专设的机关起”[9]。1930年，蔡元培又在《美育》一文中提出，所谓美育，美术馆、剧场与影院“均在所包”，“设公立剧院及影戏院，专演文学家所著名剧及有关学术，能引起高等情感之影片，以廉价之入场券引人入览”[3]104。从美育向度来看，蔡元培提倡教育电影的目的是通过情感的陶养，“断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娱，侈靡之习，而可言救国者”[10]。教育电影的实施本质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从个人到社会各阶层民众中的发酵，通过对其价值认识的不断强化，使民众从被动说教转为主动形成思维惯习，并能够在实践中付诸行动。正如有学者所说，蔡元培并非将“美育”作为一种固定化的思想观念，而是当作“文化运动”的主要方式来推广[11]。

二、金陵大学摄制的教育电影美学取向

金陵大学作为早期中国教育电影事业的重要民间支持机构，从引进和翻译教学影片到摄制本国教育电影过程中，不仅得到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南京国民政府等的经济支持，主要拍摄者孙明经等的电影观也受到蔡元培美育思想重要影响。1931年，蔡元培与郭有守应邀到金陵大学电影教育委员会，以“电影与教育”为题作大会报告。当时，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孙明经为记录员，据其子孙健三称，孙明经整理的演讲稿得到蔡元培和郭有守的赏识[12]。1932年，蔡元培参与筹划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开始指导与支持孙明经进行教育电影的创作。在一次聚会上，蔡元培提到以前在上海看过一部讲述雁妈妈在空中向小雁们介绍大地上山川河流的美国动画短电影，并展臂做飞行状，如痴如醉。此情此景使得正在为其做记录的孙明经深受启发，并将蔡元培的飞鸟思想归纳为“鸟瞰美学”[13]。后来，在蔡元培“鸟瞰美学”思想影响及其本人的支持下，孙明经实现了“鸟瞰”《南京》的空中拍摄。该影片不仅展现了南京的最美形象，更增加了民众对祖国的热爱。在蔡元培的影响下，孙明经深信电影的美学价值并表现在其所摄制的教育电影中。

1.现代性的科学信仰

“五四运动”前后，民治主义教育思想激荡。在重新审视“中体西用”教育主张前提下，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国家欲破旧图强，必须从精神层面变革国民思想，培养科学精神。1920年代的“科玄论战”更加给予科学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胡适曾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写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4]可见，此时的科学不再只是一种实证方法或具体的知识形态，而早已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现代信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理论的提出，部分目的在于破除宗教对人的辖制，在科学体制之外建立美育，推动美学与科学的共同发展。

金陵大学理学院自拍摄教育电影以来，除自行摄制影片外，还积极为教育部、事业部、财政部等社会机关代摄教育、科学、工业方面的影片[15]。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常务执行委员郭有守草拟《中国教育电影取材标准》，将“灌输科学知识”作为摄制教育电影五大标准之一。为实现“教育电影化”与“电影教育化”的发展目标，1934年，该协会与金陵大学正式合作，共同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推广委员会”，且拨定专款聘孙明经为专任技师进行拍摄，题材以科学教育为主[16]。据《孙明经教育电影年表》统计显示，孙明经所参与拍摄的教育电影中，工业常识片确实最多，共37部。在舒新城看来，科学教育的目的，消极方面在于破除迷信，积极方面在于普及科学方法于民众而培养其创造能力[17]。孙明经所拍摄的科学影片，恰恰就是想通过教育电影这种现代媒体向中国四万万普通大众传递科学之美，以此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与文化素质，并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灯泡制造》是1936年由孙明经亲自编导拍摄的一部科技短片，主要通过图文交叉配合介绍灯泡的发明与制造。影片一开始即是一黑暗的小空间依次被豆油灯、煤油灯等各种灯光照亮，照明灯具的逐渐变亮代表着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随后镜头切换白幕并在中央插入楷体黑字：“但是这些都不能达到光度适宜，使用便利的目的”“美国爱迪生苦心研究，发明了现代电灯，使沉沉的黑夜大放光明”(1)《灯泡制造》影片字幕，中国电影资料馆藏。，从而引出灯泡制造的电影主题。玻璃罩下弯曲闪耀的钨丝以及工厂上整齐划一的制造流水线，让人们不仅看到了科学技术的魅力，更看到了现代文明的未来图景。其他科教片如《防空电厂》《长寿水力发电》《电话制造》《机械工业》等皆是如此，让民众在接受科学教育的同时享受现代性的科学之美。《防毒》属于国防系列电影，但同时也是一部化学知识的科普片。孙明经化身科学家出现在镜头前，通过自己及群众演员的表演，向观众们传达“氯气虽然猛烈，但不能持久，且易防御”(2)《防毒》影片字幕，中国电影资料馆藏。的信息，并演示防毒面具的戴法及如何正确防毒。催泪弹前敌人流泪不止、喷嚏剂妙用后战斗胜利等搬演镜头，让民众们感叹原来应用科学离他们如此之近。“看电影好像看戏，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18]在孙明经看来：“电影是通讯工具中最有效的一种，可以给观众以直接的印象，可以给观众刺激，可以打破文字语言隔阂，化除空间的障碍，超出时间的限制，并且能由具体的环境进入到抽象的幻境，而领悟更多的事实和理论。”[19]相比于剧情丰富的商业电影，孙明经所拍摄的科学影片虽少戏剧化表达，但科学之美感的呈现却可以让民众产生心灵上的共鸣，透过科学的神秘看到愈发真实的未来。

2.神圣的劳工价值

民国成立前后，以工人动员为目标的团体组织的出现颇具提示性，它既表征了工人的社会角色开始得到社会其他阶层的关注和认可，也揭示了工人力量的日益壮大及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20]。1918年11月15、16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协约国大会上，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校长”“劳工神圣”两篇演说，认为此次协约国的胜利是世界黑暗与光明的转折点，并发出口号：“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我们要认识自己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21]464蔡元培的此次演讲得到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五四运动”后，“劳工神圣”声势愈发浩大，这不仅成为电影界中左翼电影的主题思想之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孙明经的电影美学创作。

在孙明经所拍摄的教育电影中曾出现过很多劳工形象，且这里的劳工正符合蔡元培的定义：“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21]4641936年，孙明经赴烟台拍摄《烟台花边》，他将镜头对准那些通过劳动获得经济地位的胶东妇女。这些民间妇女都衣着整洁，灵活的手指娴熟地编织着细细的丝线，仿佛拨动琴弦，她们脸上洋溢着现代女性的自信和对劳动的热情。《景德镇》一片则记录了中国传统陶瓷工艺的制作流程。画面中那个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转动的轮子，象征着中国的传统文明和普通劳动工匠的智慧。影片中似乎有意安排了两个制作场景：一个是一位年轻男子在制作简单的陶瓷定型工作，他表情认真，并将每一件制作好的陶瓷物件摆放整齐；而另一个场景是一位年长者在为陶瓷做复杂的喷绘上色。通过两个场景的对比，孙明经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价值的创造在于劳动，也表达了其对中国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当然，除手工业外，还有一些现代工业影片，如《开采煤矿》《淮海北盐》等。

3.积极的人生态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情势正如时人所形容的那样，“中国时常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四面楚歌之中”[22]。面对如此破败的国民生活，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率先发起国民教育运动(也称“新生活运动”)，拟“以中国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础，利用最简易而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寻求国民之生活合理化”[23]。而此时中国电影事业如洪深之前所说：“最根本最迫切的要点，不可不使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彻底地改善。像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得散漫、颓唐、顽固，决不能接受近代科学的文化的，决不能使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具体实现的。”[24]电影检查制度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逐渐完善，教育电影运动也自此全面展开。其中，在孙明经所拍摄的教育影片中，公民类电影最为少数，但每部影片无不表现出其对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向往及积极的人生态度。如在1937编写的《新生活》剧本当中，孙明经并没有如寻常编剧一样采取对比的手法，即为表扬新生活先展示骄奢淫逸的旧生活，而是从影片一开始就直奔主题，以小学生为对象，童声歌谣为旁白，到重要部分反复合唱。至于不良生活习惯，影片概不介绍，镜头里简单而童真的儿童给人以新生活的向往，重复合唱的歌词更可以让观者记忆犹新，油然改变其生活习惯。

“五四运动”后，新一轮的体育热潮迅速形成，体育运动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曾提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根治愚、穷、弱、私，而治弱就必须加强全民族的体育锻炼意识，因为“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凡吾身体与精神，均含一种潜势力，随外围之环境而发达”[25]。在蔡元培倡导下，教育部委托金陵大学理学院拍摄了一批关于体育教育的电影，孙明经将东吴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作为体育教育的范本向全国推行，其中《健身运动》一片是1936年孙明经与东吴大学合作拍摄的。东吴大学曾是华东八大学田径运动会上的冠军团体，但此时的东吴大学体育系已停办10年，体操队中并没有一个专业运动员，很多高难的体操动作都是队员们自己编创的。影片中东吴大学体操队分别表演了两种体操项目，即器械运动和徒手翻滚。片中男子依次展示鞍马、单双杠等运动，这些动作与现在的体操比起来身体造型略显简单随意，但跟随镜头的时快时慢，男子肌肉充满力量与节奏的美感。片中也有女子，她们一律短发，身材匀称，表演各种花样造型，最后以在女子体育中颇为流行的项目叠罗汉谢幕。孙明经在同一年内共拍摄了5部与体育有关的教育电影，其中《女子教育》是一部专门录制女子运动的教育影片，这部影片的主角是金陵大学女子学院的学生。女孩们身着白色短袖衬衣、黑色超短裙裤和白色运动鞋列队操场，脸上笑容洋溢的镜头特写让这些姑娘们更显青春美丽。正式锻炼前女生们经过视力、牙齿、耳朵、体重、身高等项目体检，随后镜头逐次在各种现代化体育项目中切换：击剑、拔河、体操、棒球等，每一运动项目女孩们都身着不同服装，其中射箭时所穿着的民国改良式旗袍最为好看，用力拉弓的姿势与高昂瞄准的神态，不但显示着中国女子的古典美，更兼具现代女性的时尚与健康。

4.社会性民族认同

国民党中央第49次会议厘定了电影生产的基本准则：“表现中华民族之尊严”“表扬本党革命史迹”“发扬中国固有文化”“激励民族意识”等。1932年，陈立夫发表《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长篇讲演，他指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职责应该从积极方面努力，鼓励甚或设法资助中国有希望的影业家，提高他们的趣味，充实他们的内容。创造不违背中国历史精神和适应于现代中国环境的作品，满足中国现代人的需要。”[26]陈氏将“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和平”定为电影的最高准则。次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二届年会积极响应陈立夫的讲话，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定为优秀电影的取材标准。金陵大学理学院的主事者在谈及拍摄教育电影缘起时说：“本院职责所在，益当勖勉将事，协助政府，肩此重任，以副国家崇学至意，亦本院提倡教育电影之初衷也。”(3)参见：《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概况》，金陵大学理学院,1937年1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运筹下，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无缝对接，并在民族主义电影思潮中得以高度融合，与“左翼电影运动”张扬的阶级意识形成强烈对冲。抗战全面爆发后，教育电影的摄制工作转移至大后方的金大理学院，以及“中电”“中制”等几个官营电影制作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艺术的主旋律必然是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渴望自由民主的全民族的强烈意志”[27]，而“抗日救亡”与社会性的民族认同已然成为孙明经教育电影的主题。

1939年1月1日西康建省，在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开发西部以为抗战张本”的主张下，由中英庚款会出资主办川康科学考察团，组织各高校师生深入西康考察。孙明经随行，偕金陵大学理学院完成了《西康》系列影片8部，展示了西康地理、风景、政治、军事、交通、物产、宗教、教育、农牧和生活场景。《西康》放映解说词开篇便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西康的地貌地产，直接话锋一转，道出拍摄此片的真实目的：“无限宝藏，唯待开发。……正需有志青年置身其中，从事建设也。”用电影叙事手法，浓墨重彩地描绘出刘文辉重视的“全城出动”的国民月会，解说词中如此描述：“康定虽处边陲，但各种活动一如内地，全市各界联合举行国民月会，参加者颇见踊跃，征集致前方将士慰劳信，第一次得五千封。”在解说词的结尾，用充满康巴色彩的《巴安情歌》“我们携手前进，我们携手前进”直接点题[28]。因《西康》影片遗失，我们只能从时人评价来窥探其影响力：“《西康》是一部国内不可多得的纪实片，不但在量上是凤毛麟角，在质上也是中流砥柱，再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部成功的片子，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见到西康若干部分的人情风物，还给我们以及每一个看到这部片子的观众若干有意义的教育和鼓励。”[29]

《自贡井盐》是一部拍摄于1938年的工业常识类影片，影片当中孙明经很有策略性地用了许多远景镜头来描述当时自贡井盐工业的繁荣和壮观，渲染了一片足以自给自足且前景无限的中国盐业图景，这对处于抗战相持阶段，国统区被日本切断海盐供应造成的人心惶惶起到了极大的安定作用，给观众传递了一种国民党领导下国家一定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念，大大鼓舞了军民士气。随着此类影片的广泛放映，群众通过镜头不仅看到了用光影描述的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祖国，更会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一种社会自信与民族认同感。

纵观孙明经所拍摄的教育影片，从艺术手法来说，虽多平铺直叙且科教片居多，民俗风情类电影也多猎奇，缺少像英美纪录电影一样戏剧性的艺术表达，但其实孙明经也在不断向其影片当中加入现代性审美元素以达到影像的美感。如在部分影片中开始运用手绘、动画，并尽可能做到数字、图形奇偶对称，保持画面的平衡与美观。影片《防空》开片即以动画绘制的机群在空中排出“防空”字样，之后利用动画和特技字幕对俄、美、法、英、意、日六国的空军力量进行对比。影片中依然没有连贯的故事剧情，但富有逻辑的叙事风格，缓动相宜的节奏控制，以及实景与动画的交叉剪辑，同样给影片增加了美学力量。除此之外，善于运用字幕也是孙明经电影的一大特色，这些字幕不仅在电影中起到了提纲挈领、内容衔接的作用，讲究刚劲的笔体也为电影增加了几分文化底蕴。

三、结语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从传统制度的崩溃，可能导致心理的解体和紊乱，因而产生对新认同和新效忠的需要。”[30]清政府自覆灭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就长期致力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探索当中。然而，统治者与社会精英们在一味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富民强的社会启蒙时，往往容易忽视民众个体的心智孱弱与价值观的空虚。20世纪初，以蔡元培、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家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中，将审美与艺术从日常活动中区分出来，关注空灵虚幻的美感经验，并努力建立中国现代美学体系。如果说王国维的美学是超脱世俗的、没有经过伦理检验的形而上的人生境界，那么蔡元培所倡导的美学则是强调社会实践，体现其以整个社会精神文化改造为目的的社会责任感，而孙明经教育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即可理解为蔡元培美学理想的社会实践，他通过电影这种光影形式，实践着对个人及社会的审美表达。如影片中凡有青年人影像的，不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无不神采奕奕、自信满满；凡有传统民俗、山河风光的，无不让人心生爱慕、流连忘返。

当然，教育电影作为舶来品，之所以能得到社会各界精英的提倡和大力推广，“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是最大动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更是看中教育电影的思想意识灌输与党政宣传的奇效而将其纳入官营系统中加以重视。蔡元培曾在其口授的《电影事业之出路》中说道，面对国家的穷、弱、愚、私、乱的现状，中国电影在教育上当肩负起“指导民众以救贫致富之道”“指导民众以起弱图强之路”“灌输以切要的常识”“提倡个人及集体的道德”“指示以组织的知识和能力”[31]的重任。显然，在蔡元培的眼中，教育电影已不仅仅是外在的知识灌输，更是能给予民众以内在的精神启迪的思想工具。孙明经对教育与电影之间关系更是赋予了哲学层面的理解，他说：“教育就是人生的真、人生的美和人生的善的培植，它的目标就是要使人生更丰富、更有价值。”而电影则是“艺术和科学的综合”[32]，是沟通理性与感性世界的思想津梁，可以帮助教育达到更完美的呈现。于是，作为民间力量代表，孙明经选择了教育电影作为其一生为之努力的事业，并以美轮美奂的光影形式向广大民众传达着科学教育、劳工神圣、积极人生态度，塑造集体记忆，唤起民众的民族认同。

现代性的社会发展，往往根据其自身发展逻辑产生两种趋势：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在西方，社会现代性是与理性现代性相一致的，代表了一种在社会经济层面强烈追求现代性的理想，是功利性现代化意义的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而审美现代性，因具有审美的感性特征而往往包含一种否定现实的情感性存在。但在中国的早期现代性探索中，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目标是一致的，且审美现代性包含在社会现代性当中，以共同实现对广大民众的现代性启蒙。如果说社会现代性是用理性的手段所进行的群体知识灌输，那么审美现代性则是从感性层面对个体进行的价值熏染。在蔡元培美育思想影响下，金陵大学摄制的教育电影恰恰具备了对下层民众社会启蒙的社会功用与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启蒙，以致在两者合一中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性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