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两宋女子教育生活再审视

摘 要：两宋处于轴心后时代的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期，文明开化的政治及社会生态，给两宋女子的教育生活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呈现出多元、向上、自觉、自主之态势，不仅成为两宋社会生活中最具活力的一大场域，且上承汉唐多有超越，下启近世又多为元、明、清三代所不及，实乃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生活的黄金时代，更在同时代的世界舞台上成为女子教育的领跑者。

关键词：两宋女子;女子教育;教育生活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4-0017-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4.003

Abstract：the Song Dynasty is in a period of great social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 axial era. The civilized politics and social ecology have brought rare opportunities and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educational life in the Song Dynasty， showing a trend of pluralism， upward， self-consciousness and independence. It has not only become the most dynamic field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s surpassed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opened up the modern world more tha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is the golden age of ancient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and life，and it has become the leader of women's education on the world stage of the same era.

Key words：women of Song Dynasty; women's education;educational life

处在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一切都在“变”之中，如钱穆所言：“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1]日本学者也因此提出“唐宋变革说”。然两宋之“变”，并非变得“腐败”“积弱不振”“积贫难疗”乃至“民穷财尽”，而是朝向文明理性、经济繁荣、文化及社会生活多元时尚开放之变，甚至如张舜徽所言“曾一度形成小康局面”[2]。社会如此之变，也带来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巨变，诱发因素既有国家层面的又有家族家庭及个人层面的，既有政治经济上的又有社会生活习俗上的，既有身体方面的又有个性心理方面的，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既有内在的又有外在的，诸多因素聚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多维的、动态的、复杂的“女子教育生活场”。因而，只是简单地用“上升”或“下降”，则难以准确地表达两宋女子教育生活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果将其置于两宋、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来考察，则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进步与辉煌。

一、以两宋史视野来看，实乃两宋社会生活中最具活力的一大场域

两宋的开国气象呈现出理性与文明之态势，主要得益于“右文”治国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在政治上，表现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宰相须是读书人”“取士不问家世”，以及契约制度让佃户成为自由民等，以致有学者称两宋政治系“平民政治”，两宋社会系“平民社会”。在经济上，两宋农业经济、城镇商业十分繁荣，还与五十多个国家保持着商贸往来。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称，在公元1000年即宋真宗咸平三年时，宋朝的GDP就占世界GDP总量的22.7%，“中国无疑是这个世界上的领先经济”[3]。以致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认为，在宋朝确实“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4]。政治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巨大创新与发展，雕版印刷技术的改进及活字印刷术的问世，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印刷革命，使得普通家庭、普通民众都能买得起书，看得起书;在“轴心时代”生成于中国的儒学、道学，及生成于古印度后又传入中国的佛教，三教自两汉以降相互碰撞、吸纳及与政治结缘，至两宋时儒学仍高高在上，佛道亦颇有社会基础，尤其是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对儒学进行援佛道于儒的大手笔改造，建构起一套博大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即理学，无疑使得轴心后时代的两宋又迎来一个“小轴心时代”;两宋文学从“雅”到“俗”带来了宋词的繁荣与绝唱，书法从碑书到帖书转向，绘画从政治及宗教画到山水、花鸟画转型。特别是在“右文”政策引领下，宋初的“三次兴学”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官学教育体系，还促成了自上而下的重教、兴学、劝学之风，使得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新兴教育组织形式即书院，以及民间私学、义学与家学等都获得快速滚动发展，至南宋都城內外，无论官学抑或是私学，居然“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5]。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在其《中国社会史》一书中，将宋朝文化上的巨变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或与“文艺复兴”有诸多相似之处，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从“平民政治”“商业革命”到“文艺复兴”，无不表明两宋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经受的巨大变革，从而带给世人一个全新的世界。然而，这一切又在极大地促动并改变着两宋的社会生活，以其活跃、开放、时尚、闲适的人性化表现，完全可以说是步入了一个市场化、大众化“享受生活”的时代。与此同时，女子的自主自觉意识开始觉醒，因而，其社会生活也得以吐故纳新，不仅可以婚姻自主、继承财产、成一家之主、诉讼维权，还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家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又能从事除家务之外的诸如农耕桑蚕、店铺经营、公益慈善、受雇打工、行医治病、文学创作、杂艺表演乃至习武从戎等社会性事务。更可贵的是，这又为女子教育生活的拓展与变向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

在“源头活水”的浇灌下，两宋女子教育生活如雨后春笋般地充满生机与活力，既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又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推动力。刘智峰在《国家治理论》一书中曾言，相对于掌握国家治理大权的统治者来说，“沉默的大多数似乎没有多少发言权，但长期来看，则是那些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成千上万的小民的日常生活和无数的选择，他们的习惯、思想的变化在决定着统治者的命运。”[6]之所以会有如此效果，是因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所做的事情“常常是风化”，风化日久必将会山石俱焚，因而，“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7]。那么，两宋女子就是这“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部分，多元的教育生活使其知识、技艺及经验不断得以丰富与改造，以致能够冲出“内外”之间的藩篱而进行社会角色的不断重构与转换。她们虽不直接从政，却能承揽全部家务，让丈夫尽心于政，关键时候还能为丈夫出谋划策、抉择是非，使之为官期间敢于担当、清明廉洁。她们虽无机会步入仕途，却承载着调教子女的重任，为宋廷输送了一批批新科甚至是寒门进士。她们虽无多少机会为国尽忠，却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即寄希望于丈夫或儿子来替自己实现为国尽忠的梦想，或勉励丈夫“不以家事辞王事”[8]，或教育儿子国難当头要“当捐身以报国恩”“尽忠报国”或“当宣力国事，毋以私废公”[9]。她们虽多在及笄就嫁为人妇，但在磨砺中学会了理家治业，维持着家庭的稳定与家族的和谐。每当自己的意愿与传统规训发生冲突，诸如命其嫁人、强其守节、劝其改嫁、夺其应得财产时，她们敢于挑战或反叛传统，坚持己见，甚至是诉讼衙门或“宁死不从”。每当遭受他人凌侮而不甘受辱之时，为坚守自身清白，她们往往会“舍生取义”而以死抗争。每当政府颁布禁令杜绝“服妖”“胡服”时，她们也往往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勇于追求生活中的美。正是这些女子默默无闻的承受、点点滴滴的付出和合情合理的抗争，才汇聚成社会生活的强大推动力，社会生活才变得如此精彩纷呈。

相比较而言，两宋之间女子教育生活的同一性远大于差异性。从地理版图上看，宋室南移后，北方大约有1/3的国土被金朝所占，剩余的2/3仍继续为赵宋王朝所有，也就是说，南宋时的国土一直是与宋王朝相存亡的。把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实乃一个相对的时空概念，多为便于学术研究而为之。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宋室南移前后，宋廷治国方略的可持续性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态势。各种史料表明，宋初所颁行的尊孔崇儒、整饬风俗、重建社会人伦秩序等重要律令及相关政策，在宋室南移后仍持续发酵。从朝廷颁发的涉及婚俗、服饰、褒奖等各种诏令及地方官员发布的一系列劝谕文中，可以明显看出统治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以及对社会道德及社会生活秩序重建的进一步加强。另从北宋司马光的《家范》《居家杂仪》到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从北宋吕氏兄弟的《吕氏乡约》到南宋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其中对女子的种种规训基本上是对传统礼教的恪守，且多本之于《礼记》《列女传》等经典文献。从两宋墓志铭所载墓主人的生平事迹来看，几无例外地都会赞美她们孝敬父母及公婆、相夫以礼、教子以法、治家有度、和睦邻里等美德，喜好读书的女子所读书目也大同小异，经史子集、诗词书画都有涉及。当然，在恪守传统的同时，两宋之间也会表现出比较一致的灵活性，诸如因袭唐朝婚俗观念，对女子的性需求以及是否再嫁等，都能保持一种肯定、包容和开放的心态，使守节者能成全“共姜”之志，再嫁者亦能继续找寻人生的伴侣。因此，可以说两宋女子的教育生活，从形式到内容，从时间到空间，无论是变亦还是不变，都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然相对于同一性而言，因南北方的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及风俗习惯有所不同，女子教育生活内容及方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尤其是宋室南移带给南方更多的发展机会，相比之下北宋比较保守和传统，南宋更加自由和开放。如女子聚会，北宋时多家庭宴饮、姻亲聚会，而在“举世重交游”的南宋则出现了专业女子社团;又如女子受教，北宋女子自幼多受女工操练，南宋则在“商业革命”浪潮的洗礼下，多数女子能走出家庭从事茶业、药业、餐饮、客店等各种经营技能的训练。而导致两宋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宋廷南移后的统治力在下降，地方治理力比较薄弱，从宫廷朝臣再到普通民众对时尚生活的青睐与追逐，使得经济及社会生活日益活跃。如果说宋廷是一棵“病树”，那么生活万象就是一处“万木春”景观，女子教育生活便是这万木之春中的一朵奇葩。

二、以中国史视野来看，实乃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生活的黄金时代

毫无疑问，女子教育生活是伴随人类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又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最初的辉煌显然是在母系制时期，女子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生产及生活事务，又要从事教民稼穑、治丝、驯兽、占卜等，教育生活简单而又原始。进入父系制或宗法制社会后，最初的社会分工及一夫一妻多妾制，使得女子的生活空间大为减缩，直至局限在家庭之内。男子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还为维系父权制而建构起一整套礼制及道德规范，“女主内”及“三从”“四德”等观念开始生成，《礼记》中的“内则”就是对女子“主内”生活的整体设计及全面规训，既确立了女子在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又成为后世规训女子教育生活的蓝本。与此同时，“贞节”观念开始孕育，齐国退隐大夫王蠋有“贞女不更二夫”之言[10]，《礼记》中亦有“夫死不嫁”之说。秦汉时开始收拾春秋以降“礼乐崩坏”之残局，重建礼制与社会秩序，女子的教育生活也被重新建构。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之策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得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妻等一系列伦理纲常之教开始发挥作用，女子被正式纳入男权社会的框架中来，按照社会的角色期待分别施与不同的教育。尤其是女子的“贞节”观念得到强化，政府有旌表贞节之举，刘向在《列女传》中还专置“贞顺”“节义”篇目进行说教，但似乎收效甚微，诸如朱买臣之妻等都有改嫁、再嫁的自由。“继汉开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根基虽有动摇，但与宗法制实为生死两兄弟，故依然占据官学位置，对女子的贞节及不妒之教有所加强，但因受到玄学的冲击及王朝更替的影响，“名教”对女子的约束似有所放松，现实生活中改嫁及再嫁女子也为数不少。还出现韦逞之母宋氏居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以授业”[11]的惊人之举，尽管这是受前秦苻坚之命而为之，唯此一例，也使得女子的潜能及个性得以彰显。

宋之前夜的唐朝国势强盛、文化多元及生活空间开放，使得女子教育生活再度辉煌，甚至呈现出“奔腾豪放、毫无拘束的态势”[12]。诸如：宫廷设有教坊、梨园等艺伎训练机构，但尚未有女子入学的记载;贞节观念比较淡薄，择偶及再嫁比较自由，但政府也多有旌表“贞顺之妇”之举;袒胸装、透装等着装大胆、开放和浪漫，甚至是京城女子喜着男装穿梭于人群之间;可以从事户外的击球、蹴鞠、拔河、戏秋千等健身活动，如史载“教女伎乘驴击球”[13]，“与近臣观宫女拔河”[14]等。然《女孝经》《女论语》等女教读物的相继问世，应该是对女子奔放生活状态的一种反思性回应。

至两宋时期，伴随社会的变革与转型，两宋女子的教育生活更呈现出新的秩序及格局，在传承汉唐以来女子规训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更加多元与开放的态势。她们能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以社会生活主人的姿态实施生命自救，诸如：贞节及性观念少受礼教的约束，改嫁、再嫁、三嫁、夫死后父母强制其再嫁者不乏于史载，以棋、诗论嫁者有之，权益受损时将对方告上公堂者有之，等等。尤其是，她们能突破“女不主外”“女不言外”的羁绊，勇敢地走出家门，以其技艺和智慧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身体的自由度增大，蹴鞠中男女可以对踢，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可以从事相扑表演;聘请“厨娘”成为官员摆阔的一种生活方式等;积极参与治荒、修坝以及赈灾、济贫等各类公益及慈善活动;居家或借居，傾奁资办理家塾、私塾;国难当头勉励丈夫、儿子“尽忠报国”，或亲自上阵指挥作战，或赠与金银首饰以激励兵卒保卫家园;她们可以大方地步入学堂，男女同学，甚至是在男子独霸场屋之际，林幼玉、吴志端两位八九岁的幼女竟能应试童子科，震动朝野;有关商贸、表演、交游、宗教等方面的女子专业社团开始出现，成为女子扩展交游及丰富社会阅历、增加社会适应能力的新平台等。这一切，无不彰显着女子自主自觉意识的觉醒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激情，也是前朝后代所无法比拟的。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备受后世诟病的“缠足”“守节”问题，在两宋时期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缠足，显然是男权社会对女子身体的一种畸形塑造与控制。对缠足的最早记载，当是两宋之际学者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所称：“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15]南宋末学者车若水最早对缠足质疑，说：“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16]而缠足具体始于何时，则是周密在《浩然斋雅谈》中引用宋人所著《道山新闻》之说，最早提到缠足始于南唐时的“窅娘以帛绕脚”。张邦基则提出始于“近世”，应该是在北宋的中后期。而宋元之际学者白珽在《湛渊静语》中，记述程颐六世孙、度宗咸淳年间曾为安庆守官的程淮所言，称程氏家族女子“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17]。两宋学者所言，当是一种实录，可以说两宋时已有女子缠足，但为数非常少，多是艺妓及仕宦之家女子。部分文人学者总是带着猎奇心理或为搜集创作素材之需，对个别女子的缠足之举赋诗填词予以极度赞美，结果给人一种两宋女子缠足甚是普遍的错觉，其实并非有些学者所言“盛于宋”，更与理学发展和倡导无多大关联。

关于“守节”，以往谈及两宋女子或女子教育问题时，多数学者会拿理学家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及“存天理”“灭人欲”等说教来说事，似乎一下子就让两宋女子生活变得“水深火热”，或完全成为男人的“性奴”，或从社会生活中彻底“消失”。如此定论，不免有些以偏概全。事实上，宋之前《礼记》《史记》中就有“夫死不嫁”“不更二夫”之论。程颐是在回答门生所问时有感而发，认为寡妇再嫁为失节，男子迎娶寡妇亦是失节，故不独对女子而言，也包括男子。接着在回答生存难以为继“可再嫁否”问题时，才引出他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经典之语[18]。直到朱熹将二程著述编为《程氏遗书》加以刊行后，程颐的“失节”之论才广为人知。又如理学家的“天理”之说，无外乎“三纲五常”等维系统治格局及社会秩序之理，如缺乏或丧失此理，就会出现“人欲横流”“天下大乱”，因此必须重建社会秩序与社会道德，使人人“明天理”“存天理”，同时还要克制、遏制有悖于天理的种种欲望，如此才能“尽天理”，当然也包括女子“守节”在内。

然而，理学家的至理名言并未因此而成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座右铭。从二程、张载及朱熹晚年的遭遇，可以看出他们思想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程颐晚年因党争被贬，虽门生故友众多，但死时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四位弟子斗胆前往为其送葬。张载虽在外为官多年，在带病告归途中客死潼关旅舍。朱熹亦因庆元党案被弹劾，还被罗列“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怀卵翼之私议”“害于风教”六大罪状，乞“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之戒”[19]。可以说，他们的思想还仅仅是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或一直处在“曲高和寡”的状态，时而因党争还会加之“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遏制或打击，尚未成为一种共识而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更不可能因此而成为一种制度或生活习惯。尤其是理学从初创到鼎盛之时，社会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变，从北宋到南宋，从城镇到乡村，从王室到寒舍，虽“禁欲”守节者为数不少，然“放欲”再嫁女子亦举不胜举。范仲淹随母亲改嫁到朱家，还更姓改名为“朱说”，步入仕途后才恢复“范”姓。不仅如此，范仲淹还将守寡的儿媳嫁给丧妻的门生王陶。在他所定的《范氏义庄田约》中，给付再嫁者的费用也高出再娶者。王安石为使儿媳不再受儿子的虐待，居然为她另择新君而改嫁之。即便是程颐也未遵其言，亲自将守寡的外甥女嫁给他人。南宋地方官员在处理与改嫁有关的案件时，也不得不倾向于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再嫁女子。朱熹在写给陈师中的书信中，也不免认为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论，“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20]。墓志铭中，初嫁即为继室及父母规劝改嫁者的情况为数不少，三嫁者亦非个别现象。因此，制造理学束缚两宋女子“冤案”的不是理学家本人，而是后世的研究者。

遗憾的是，如此良性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态势，在几无衰退迹象的情况下，却伴随南宋的灭亡和元朝的建立而来了一个急刹车。元朝统治者虽“遵用汉法”，但非完全沿袭唐宋变革之制，且在民族问题上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汉人和南人地位低下，又都属于大宋遗民;在社会分工问题上，将人的职业分为官、吏、僧、道、工、卒、猎、娼、儒、丐十等，让社会生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士人位列第九等，比之娼妓还低一等。尤其是统治者对程朱理学开始推崇，如元朝史臣阿鲁图在《进宋史表》中称赞程朱理学“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21]14 255。史臣在《宋史·道学传》中又称：“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21]12 710于是，程朱理学就被升格为官学，开科取士必考《四书章句集注》，理学家苦心建构的社会秩序及道德重建方案也开始发挥作用，元朝的社会生活不但没有延续两宋的自由、包容与开放态势，反而在各种禁令的施压下渐次被禁锢，也使得两宋女子教育生活业态从此风光不现。特别是对女子约束力极强的“缠足”等陋俗也自元朝得以提倡和强化。清朝学者钱泳曾专论“裹足”，称：“元、明以来，士大夫家以至编民小户，莫不缠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之一助也。”[22]

明清时期继续推崇程朱理学，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对知识分子采取既笼络又高压政策，对女子的规训亦更加严格，专为女子编撰的读物也频繁问世，诸如明朝的《女范捷錄》《内训》《女小儿语》《闺范》《温氏母训》，以及清朝的《内则衍义》《女学》《教女遗规》《改良女儿经》《闺门女儿经》《闺门千字文》等。尤其是明初朱元璋亲自下令旌表“节妇”，称“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23]457，导致明清时期节妇烈女较之前朝成倍增长。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称，“二十四史”中收入节妇烈女最多的“莫如《明史》”，达到308人，而修《明史》时所收集到的则“不下万余人”。而之前的《后汉书》中有21人，《旧唐书》《新唐书》中有54人，《宋史》中有55人，《元史》中有187人[24]。缠足之风，在明清两朝也比之前代“有进无退”，可谓登峰造极。至如士人所言“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更为时人所曲解，直接导致对女子受教的歧视。虽然明清之际女子教育生活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与拓展，诸如江南一带出现职业女塾师，部分私塾明确开招女弟子，女子文学社团的出现，清廷屡次禁止缠足以及女子在诗词、曲赋、书画方面的不凡成就等，但就整体水平来看无法与两宋相比。

可以说，两宋业已形成的女子教育生活良性业态在元朝发生了巨大改变，主要是多元、开放、自主的一面没有被复制和传承，反而“对女性身体的禁忌、对性的禁忌和对婚姻关系，渐渐有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25]217，与其他经济文化生活一样直到近代才让人看到一丝丝曙光。因此，诸多学者都把两宋断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26]引言1，甚至有学者称“我们现在记忆中的或是生活中所遇到的，其实不是真正古代的传统，而是宋代的传统，家族、伦理、道德等历史和常识，往往都是宋代给我们留下来的”[25]212。日本学者陈舜臣在其《中国历史风云录》一书中，也曾言“宋朝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距离很近的时代”[27]。如果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8]245，那么，女子教育生活同样历经千载之传承与创新，至两宋时既超越汉唐，又为元明清三代所不及，可谓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生活史上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她们不仅是受教者，还扮演着重要的教育者角色，“既成就了子女的幸福人生和辉煌事业，又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母教佳话，更彰显了她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半边天'地位”[29]。

三、以世界史视野来看，两宋女子教育生活实乃同时代世界舞台上的领跑者

处于轴心前时代的文明古国不外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克里特及中国，都曾“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教育光芒四射，给蒙昧的人类以光明”。然而，“能够悠久而又绵延不断，源远而又流长，古老而又风韵长存的，唯有中国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哺育的教育”[30]序2。这不仅因为中国教育文化的丰满成熟、博大精深及切于实用，还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及同化力、适应力，使得各族军事上的胜利者同时又成为文化教育上的臣服者，而其他的古老文明，均因外族入侵或自然灾害等而导致文化血脉的中断。因而，在世界教育文明史上，源远流长的中国教育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亚洲来看，美国学者斯图亚特·戈登（Stewart Gordon）在《极简亚洲千年史》中，认为公元618年至1521年之间欧洲处在“黑暗时代”，而同时期的亚洲则正处于最辉煌的巅峰，可说是世界中心在亚洲，“亚洲即世界”[31]。而汉唐以降，中国又一直都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扮演着文化输出国的重要角色，即通过留学、商贸、使节往来、战争、移民、通婚、传教等多种方式，将中国文化传播或辐射到周边诸多国家和地区，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活深深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从而形成一个中国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而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日本、朝鲜及越南等国，以至有学者称，古代的日本“没有历史和传统所支持的、整体的、根本的解释系统，它的许多文化是借来的，拼凑而成，所以不大有主体性”，或者说日本没有“体”只有“用”的文化[25]228。与两宋同时代的平安及镰仓时期，日本贵族家庭的女子同样要遵从儒家妇道，阅读《孝经》《史记》《千字文》《蒙求》等书籍，平时还要习字、和歌和赋诗;普通家庭的女子要学习机织、染色、裁缝等“女艺”，类似中国的“女红”或“女工”。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还曾描述日本女子着装不仅“衣大袖而短，不用带”，且“所衣皆布，有极细者，得中国绫绢则珍之”[32]。同时代的朝鲜也强调对女子进行忠孝、节义及贞烈等儒家伦理之教。《高丽史》中亦置有“烈女”传，如：胡寿之妻俞氏，高丽高宗四十四年（1256）胡寿遇害时，她“恐为贼所污，投水而死”;玄文奕之妻史氏，元宗十一年（1269年）因不为贼所辱，“携二女投水而死”等[33]。足见日本、朝鲜等国的女子教育生活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颇为深刻，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教育曾经像古代中国文化教育那样给予邻近的国家和民族以如此巨大深刻的影响”[30]序4。以至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通论》中，认为一部东洋史“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34]。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费正清中国史》中，认为“中国是所谓东亚文明的母源与主体”[35]3。也正因为这样，日本、朝鲜等国的女子教育生活远不如同时期的两宋那样丰富、深刻和开放。

再从欧洲来看，宋之前的中国与欧洲之间尚未有正式的直接对话，但在宋元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浪潮中，“中国文化由地中海沿岸向西欧各国扩散，对欧洲社会变革和文化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两宋时期的三大发明对欧洲变革的影响最为深刻[26]513。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称宋朝的三大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36]。马克思在评价宋朝的三大发明时，指出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7]67。可见两宋的科技文化传入欧洲后，成为欧洲“科学复兴的手段”，尤其是印刷术变为“新教”掌控社会生活的“工具”，借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话来说，中国文化发展到宋朝时已“居于世界最前列”[38]。

而与两宋同时期的中世纪欧洲，却被学界普遍称为“黑暗时代”，也有学者形容为“文明的土壤进入了休耕期”[39]118，或认为此时“文化的变迁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40]。之所以有如此認知，是因为在公元1000年之际，“几乎整个欧洲大陆都皈依了基督教”[41]，而在教会眼里唯有《圣经》，故对教育、学校及教师予以高度垄断，“把普遍知识限制在它的兴趣和教义固定范围之内”[42]，道德教育被宗教灌输所取代，使得“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43]，甚至成为宗教的奴仆。哪怕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都要受制于教义，如此扼杀现实人生及独立思考的蒙昧局势在西欧居然持续了一千多年。而对于当时的世俗封建主家庭女子来说，其教育主要是在官邸中进行的，旨在“养成贤妻良母”，故学习内容主要是编织、缝纫，“尤其注重的是如何持家、管理财产的训练”[44]120。除此之外，还会进行礼仪、音乐、舞蹈方面的训练，然“竟绝少见有知识方面的教育”[45]68。相对于同时代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而言，也确实逊色不少。

因此，可以说，两宋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46]，又处在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生活的黄金时代，那么自然也是同时期世界舞台上女子教育生活的领跑者。

四、结语

总之，论及教育，有一个朝代不能绕过，那就是宋朝;论及教育生活，有一个群体不能绕过，那就是两宋女子。两宋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又是古代教育的鼎盛期，更是女子教育生活的黄金期。多元、开放、自主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既受教于他又自教于我，既变向于形而上又践行于形而下，既显于内又彰于外，既承继汉唐传统又开启近世新气象，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教育生活史上可谓独领风骚，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诚然，也不能否认男权社会中对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种种不合理乃至于非人性化的约束，何况这也是古代各个时期女子教育的一个共性问题，是时代局限所致。

参考文献：

[1] 钱穆.理学与艺术[C]//宋史研究集：第7辑.台北：台湾书局，1974.

[2]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21.

[3]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前言6.

[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0.

[5]耐得翁.都城纪胜[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6.

[6]刘智峰.国家治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3.

[7]吕思勉.中国的历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

[8]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0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24.

[9]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9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54.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 457.

[1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 522.

[12]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62.

[13]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 546.

[14]康骈.剧谈录[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8.

[15]张邦基.墨庄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220.

[16]车若水.脚气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2008：516.

[17]白珽.湛渊静语[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2008：287.

[18]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01.

[19]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 964-4 966.

[20]朱熹.与陈师中书[M]//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1 173-1 174.

[2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2]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629.

[23]申时行，等修.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4]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80-181.

[25]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6]龚书铎.中国文化发展史：宋元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27]陈舜臣.中国历史风云录[M].陈亚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62.

[28]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M]//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9]赵国权.角色与责任：两宋母亲的教子生活[J].教育文化论坛，2019，61（5）：6.

[30]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1]斯图亚特·戈登.极简亚洲千年史[M].冯奕达，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175.

[32]周密.癸辛杂识[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 811.

[33]郑麟趾，等.高丽史：第75册[M].汉城大学奎章阁档案馆本.

[34]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M].夏应元，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绪言3.

[35]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史[M].张沛，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3.

[36]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3.

[37]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67.

[38]宫崎市定.宋代的煤与铁[J].日本东方学会会刊《东方学》，1957（13）.

[39]房龙.给大家看的全球通史[M].高雅，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118.

[40]海斯，穆恩，韦兰.全球通史[M].冰心，费孝通，等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162.

[41]菲利普·J.阿德勒，等.世界文明史：上[M].林骧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378.

[42]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M].任宝祥，吴元训，主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99.

[43]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00.

[44]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20.

[45]格莱夫斯.中世教育史[M].吴康，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8.

[46]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M]//哈佛中国史：第4卷.李文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