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逻辑与理性选择

李颖芳 辛晓青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经历了以“两培训”为中心的政策探索阶段、以标准化建设为核心的政策形成阶段，以均衡发展为动力的政策发展阶段，以及以深化应用为抓手的政策多样化阶段。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呈现出以信息化建设为推力的政策形成机制，以工具价值转向人本价值的政策价值取向，以选择适切政策工具为支持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的政策话语规则等演进逻辑。未来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要有非均衡化发展的政策动力机制、多样性的政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使用政策工具和规范合理引导民意参与的政策话语规则。

关键词：教师教育政策;教育信息化;政策价值;政策话语;政策工具

中图分类号：G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4-0094-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4.014

教师教育信息化是在教师教育（包括职前培养、职后培训和在职研修）过程中，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应用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改革传统的教师教育模式和内容，实现教师信息化教育和教师教育过程信息化管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信息素养、信息化教学与信息化管理能力的现代教师[1]。教师教育信息化既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新冠疫情发生后被迫全面开展的线上教学，更加彰显了信息技术对各级各类教师教育教学的重要价值，更加需要教师教育政策助力教师信息技术水平的有效提升。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研究，厘清政策文本的历史演进，展望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未来走向，理性选择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内容，完善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

一、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变迁的演进历程

历史分期的目的即通过研究历史的“质变”与“量变”，把握历史的“变点”，进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3]。在对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后，依据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家重大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出台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以“两培训”为中心的政策探索阶段（1978—200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化教育和计算机教育的发展，对教师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表现为教师的电化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以及计算机应用能力等方面。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等，大力培训师资。”[4]再次，此次讲话表明要用现代化手段培训在职教师，同时也指明了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次年6月，针对如何培养电教人员，师范院校开设了电化教育公共课，组织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电教短训班，并就如何开设电教专业等问题进行了座谈[5]。这一阶段，国家陆续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1991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綱要》（1993年）、《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计算机培训”指导纲要》（1994年）、《中小学计算机教育五年发展纲要（1996—2000年）》（1996年）、《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关于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1996年）、《中小学校电化教育规程》（1997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1999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这一阶段的政策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重点培训在职教师掌握关于教育信息化的知识和技能。由于我国计算机网络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教师教育领域发挥的作用有限，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意识到计算机网络对于教育事业的优势，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在职教师作为直接接触学生的人群，若要培养新一代学生掌握信息技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便是对在职教师进行信息化培训，因而，国家通过出台政策积极引导培训在职教师在电化教育、计算机辅助教学等方面的能力。例如，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指出，“要为在职教师举办函授和广播电视讲座”。

其次，通过开设电化教育和计算机应用课程，培养职前教师在信息化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技能。1999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中小学专任教师及师范学校在校生都要接受计算机基础知识培训”。国家培训在职教师的同时，对职前教师（主要为师范院校在校生）也进行了信息化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培养，体现了国家在信息化培养方面努力构建职前教师培训和在职教师培训一体化体系。经过国家对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信息化知识与技能的培训，电教队伍稳步发展，形成了专兼职相结合的近20万人的电教队伍[6]。

再次，教师教育信息化无专门政策文件出台。这个阶段，虽然出台了不少关于教育信息化方面的政策文件，但由于我国计算机网络尚处于起步阶段，应用范围还较为狭窄，尤其是在教师教育方面更是非常少。对于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阐述大都属于探索层面，实践层面的尝试也是从小范围开始应用，因而，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条文只是散落分布在全局性的教育政策、继续教育政策等一些相关政策中。

2.以标准化建设为核心的政策形成阶段（2001—2005）

2001年7月，国家出台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明确指出，要“建设一支适应教育信息化需要的师资队伍”，并且不断推进信息化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应用，不仅应用在教学方面，还有学校管理等各个方面。该文件进一步表明了加快推进教师掌握基本的信息化知识和技能以及应用信息技术的必要性。随后，教育部在2002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以及《关于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简称2002年《建设意见》），提出了新时代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信息技术教师，以及未来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措施等。2003年9月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实施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表明，发挥信息技术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水平。为了促进教师教育信息化的专业化发展，教育部在2004年12月出台了《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于2005年4月出台了《关于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的通知》，这两份文件均是对教师信息化应掌握的基本内容以及应达到的专业水平等方面提出的标准化要求。这一阶段的政策主要有两个特征：

首先，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开始作为独立政策出台实施，并且对教师教育信息化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其中，以2002年《建设意见》为主要代表，文件中提出要为教师接受信息化培养提供必要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推进信息化水平在教师教育领域中应用，提高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信息技术水平和信息素养。该文件对于教师信息化专业能力以及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方向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于教师教育信息化的认识不断提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

其次，从制度体系上规定了第一个教师技术能力标准，建立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和考试认证体系。教师教育信息化从起步阶段发展到有专门标准，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及高等学校培养培训教师提供了依据，也为教师在这方面应达到的水平提供了参考依据，从而有利于推动教师教育信息化向更加深入、全面的方向发展。建立的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和考试认证体系，将教师掌握信息化的水平和能力纳入评价体系中，从外在方面提出强制性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后，逐渐加强这方面的认同感，从而使教师更加重视信息化能力的学习和提高。

3.以均衡发展为动力的政策发展阶段（2006—2012）

纵观之前的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大多是在宏观方针和顶层设计上对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进行规定，缺少政策执行方面的措施。例如，职前和在职教师一体化培养落实的情况如何，哪些类型的教师需要掌握信息化能力并到何种程度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阶段，国家出台的政策主要有2006—2012年的中小学国家级远程培训项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简称2011年《标准》）、《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0—2020）>的通知》（简称2011年《信息化规划》）、《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简称2011年《改革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简称2012年《教师队伍建设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简称2012年《质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简称2012年《教师教育改革意见》）、《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2012年）等政策文件。这一阶段的政策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信息技术能力成为各级各类教师必备的职业能力。2011年《标准》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能力作为所有教师必备的能力，要求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作为幼儿园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标准之一。宏观层面的政策目标被细化到具体的政策文件中，政策目标更加清晰和具体，更便于执行。2012年《质量》明确指出，师范院校必须作好师范生信息技术培训，为教育事业培养更多掌握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师。

其次，制定面向农村的国家级专项培训计划，以具体项目来推动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国家通过出台一系列细化政策，针对经济发展薄弱地方的师资进行培训，用信息化手段来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例如，2006年至2012年国家每年实施的远程培训项目，大都侧重于農村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的培训。每年培训项目的实施工作都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更加贴近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现状，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目标。2012年《教师教育改革意见》对教师培训实行学分制管理，将其作为教师考核与聘任的条件，进而推动了教师培训管理信息化。

再次，重视教师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建设，积极构建互联网精品课程平台。2011年《课程改革意见》和2012年《教师队伍建设意见》指出，大力开发多样的、高质量的教师教育精品课程资源，共享优质课程资源，供教师学习和使用。2011年《信息化规划》提出，逐步构建优质课程资源平台供广大教师学习，以期建成一个人人可以享用的信息化学习环境。截至2012年末，“网络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建设”项目通过验收。该平台支持百万量级用户规模，整合不少于5 000门课程，容量达500 TB，初步建立起资源共享的机制和模式[7]。通过这样的平台，既可以锻炼教师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又可以使身处资源最薄弱地区的教师通过网络化学习方式享用到丰富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促进教育公平。

4.以深化应用为抓手的政策多元化阶段（2013至今）

2013年10月，国家根据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建立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体系”，通过项目培训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教育教学能力及其主动意识，推进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该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进入了以深化应用为抓手的政策多样化阶段。这一阶段，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简称2014年《培训标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简称2014年《应用标准》）、《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2016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简称2018年《教师队伍改革意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2018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简称2018年《行动计划》）、《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简称2018年《试点通知》）、《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2018年）、《教育部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意见》（简称2019年《提升工程2.0》）等政策文件。这一阶段的政策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信息技术应用成为教师培训的必修课程。国家通过出台专门政策将教师教育信息化列入教师培训中，并且将其作为“国培计划”等培训项目的一项专项培训，满足教师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发展需求。同时，为了提高培训质量，对信息化骨干培训人员进行再培训。2014年，围绕应用这一核心任务，举办了4期高级研修班，共培训1100名骨干管理者和培训者[8]。2019年《提升工程2.0》提出，要通过示范项目带动各地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通过组织实施“提升工程”项目，完成1472万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诊断测评，近1000万名中小学教师、10万多名中小学校长、20多万名职业院校教师经过培训，信息素养得到有效提升[9]。

其次，积极构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体系。2014年的《培训标准》和《应用标准》，为国家培训、培养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进行了规范，也为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提供了依据。2019年《提升工程2.0》提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推进本省（区、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测评，建立成果导向的能力评估模型，将教师研修学习、教学实践等活动纳入评估范畴，以评促用。在标准的基础上不断构建新的评估模式，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有效地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再次，加强教师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创新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融合模式，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2018年的《深化教师改革意见》《行动计划》《人工智能》以及2019年的《提升工程2.0》等政策文件均提出，教师在面对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些新技术要有主动意识，而不是一味地在外部强制力量的压迫下被动地使用。“十三五”期间，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教育等新兴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融合不断创新，有效地实现了信息技术在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深度应用。在注重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同时加强教师信息素养的养成，培养教师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的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且将其运用到教育教学中。

二、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变迁的演进逻辑

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从“两培训”、标准化建设、均衡发展到深化应用的政策阶段，从宏观政策指导到具体的政策推行，体现了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渐进性、复杂性演变特点。一般来说，教育政策分析可以概括为四种分析模式：发生学取向分析模式、过程取向分析模式、目的取向分析模式和政策话语分析模式。对一个具体教育政策的分析，往往需要多个分析模式的综合应用[10]，继而在四种分析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逻辑进行反思和分析，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政策的演进逻辑。

1.以信息化建设为推力的政策形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推动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成为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信息化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影响了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变迁。以信息化发展为核心的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形成的动力机制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教育信息化缓慢发展阶段（1978—2000）。改革开放初期，限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发展现状，只能继续发展电化教育促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1994年，互联网正式接入我国后，相继启动了金卡、金桥等国家重大信息化建设工程。1997年，国务院在深圳召开了首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信息技术在我国开始发展。为了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新技术革命人才的要求，国家陆续出台了以培训在职教师和培养职前教师掌握信息化为中心的政策。这一阶段，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建设主要在国家宏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上位政策中有所体现。

第二，教育信息化加快发展阶段（2001—2015）。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把信息化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十五计划”提出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教育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此时，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技术在我国开始发展，之前的电化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将信息技术融入教育教学的发展之中，不断探索信息时代下的新型教学模式。教师教育信息化成为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一系列关于教师教育信息化的政策开始出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是2006年国家出台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该文件提出大力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和应用支持平台，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二是2010年教育部组织编发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0—2020）》。该文件提出要建设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以教育信息化来带动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经过21世纪前十年的建设驱动期，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基础网络设施和应用支撑平台已初具规模[11]。

第三，教育信息化深层次发展阶段（2016至今）。2016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2018年《行动计划》和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政策，重点强调了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变革的内生力量，引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为了适应教育信息化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进入深化应用发展阶段，重点解决将工具层面的信息化教学转变为教育系统变革的内生力量，推动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让教师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创新，全面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

2.以工具价值转向人本价值的政策价值取向

教育政策实质上是对实际存在的教育资源和利益进行分配的过程，分配的结果体现了政府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过程分析发现，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从工具价值逐步转向个人价值，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又对立统一。

第一，“效率优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阶段（1978—200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出台的教育政策主要为国家建设服务，强调效率优先。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等政策都强调，教師教育信息化建设要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因此，这一阶段国家教育政策的目标是，大力培训职前和在职教师掌握电视、广播、电化教育等现代化手段，体现出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

第二，“以人为本、注重公平的意识觉醒”阶段（2001—2013）。进入21世纪后，尽管大部分教师接受了信息化教学培训，但教师对于信息化教学的意识还没有形成，观念层面上认识浅显，仅仅将其作为国家强制要求掌握。而且区域、城乡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不协调，信息化师资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制约着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基于此，国家从教师专业发展出发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教师教育信息技术能力标准化建设的政策，关注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同时也出台了关于西部教师、农村教师的专项培训计划的政策，协调区域、城乡师资分布不合理的局面，开始有意识地促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公平发展。

第三，“推进以人为本、教育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率”阶段（2014至今）。2016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2017年《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和2018年《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强调，教师要主动适应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培养教师终身学习理念，构建信息化学习体系和环境，供教师教学和个体专业发展需要，为教师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继续开展培训项目，对在职教师进行多轮培训，使大部分老教师也能够在教育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并且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帮扶信息化发展薄弱的地区和学校，缩小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3.以选择适切政策工具为支持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

政策工具是政府能够用以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一系列机制、手段、方法与技术，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纽带和桥梁[12]。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对于教育政策的执行和教育政策目标的达成具有关键作用。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分析发，现使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命令工具、能力建设工具、激励工具、权威重组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等。

第一，命令工具是政府使用最频繁的一种工具，主要通过行政、管制等强制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在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实施中可以看到，“必须对现有教师进行培训”“所有职前教师都要接受计算机基础知识培训”“2005年，全国初中及以上学校基本上均开设信息技术教育必修课”“组织全国中小学教师完成不低于50学时的教育技术培训”等一些用语。命令式工具虽然可以大幅度提高教师培训效率，但对于经济薄弱地区的学校达成这样的目标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实现的，减弱了这些地区追求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的动力。但国家在建立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应用能力标准等一些标准设立方面采用命令工具，对于政策执行效果是有效的。

第二，能力建设工具主要适用于为达成宏观目标而进行的长期投资，背后需要有充足的财政支持作为保障。在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实施中可以发现，能力建设工具贯穿于整个发展过程，有效促进了政策目标的达成。同时，尽管制定的专项培训项目的资金支持机构从教育部到财政部联合支持，资金来源扩大了，但满足全国教师信息化培训还存在一定困难。

第三，激励工具主要是依靠实际回报来促使人们遵从和使用的一种工具。21世纪以来，激励工具开始在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实施中出现，表现为将教师应用教育技术能力水平与教师资格认定和职务晋升挂钩，从而鼓励广大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技术水平。

第四，权威重组工具指的是通过权威的转移实现组织结构的变化。在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中，主要体现在教师教育信息化管理、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建设、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监督等方面。

第五，象征与劝诫工具指通过价值倡导、认同、整合、同化等策略 诱导目标群体按照政策所倡导的理念和目的去行动[13]。政府通过象征与劝诫工具推进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主要体现在“提高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政策内容。

4.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的政策话语规则

政策话语视角的教育政策分析，是通过对教育政策文本所使用的语言、词汇和逻辑修辞等，来分析教育政策的目标指向和价值取向，揭示政策所蕴含的文化规则以及其中存在的权力背景[14]。从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可以发现，前两个阶段主要是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的政策话语规则，之后趋向于多样化的政策话语表达阶段。

第一，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的阶段（1978—2005）。我国教育经济学话语体系有丰富的话语分支，包括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教育投资和教育财政经济、教育成本和收益、教育制度变革和创新、教育资源利用和效益[15]。例如，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通过培养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教育工作者，进而培养新一代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教育投资和教育财政上，主要体现为教育经费筹集、分配、使用等方面。国家对于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资金在所有地区均衡分配，主要以公平为分配原则。因此，各地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所需资金大部分需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教师信息化发展受制于地方的經济发展水平。

第二，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话语趋向于多样化（2006至今）。随着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不断发展演进，国家开始重点关注处于经济发展薄弱地区教师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出台国家级专项培训项目，缩小城乡教师信息化水平的差距，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体现了从社会学角度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的举措。对各级各类教师提出信息化应用标准，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对信息资源进行科学化管理，这些都体现了从公共管理角度进行的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话语不断从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伦理学等多个方面切入，共同推动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

三、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理性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网络信息化的不断建设，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政策形成机制、政策目标价值取向、政策工具过程保障、政策话语规则等方面的演进逻辑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继续改进，不断调整完善。

1.以非均衡化发展为核心的政策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教育信息化促进区域资源协调发展，并出台了专项培训项目对城乡教师进行信息化培训。但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教育资源配备不均，教育信息化“在促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可能带来新的不公平问题”[16]。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的不同，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和优质教师向城市地区集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级区域资源配置不平衡和教师教育信息化水平差别较大。因此，面对不同地区、城市和乡村以及不同群体等信息化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情况，需要秉持差异平等原则，在政策上向教师教育信息化薄弱地区和群体倾斜，采取非均衡化政策来促进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均衡发展，缩小城乡之间教师的差距。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大力建设农村学校信息化资源基础设施，配备保质保量的信息化设备。落实“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基本实现各级各类学校宽带网络全覆盖与网络教学环境全覆盖，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基本满足信息化教学需求和个性化学习需求，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的目标，财政资金的支出向农村地区倾斜，进而使农村地区教师信息化教学成为现实。

其次，要大力提高农村教师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落实《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大力支持以‘三区三州为重点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推进网络条件下的精准扶智”。具体体现为：建立国家级、省级、县级多层次的培训教师信息化专项行动计划;网络培训与实践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借助“云计算”开设教师学习专门平台，提供特级教师、名校教师的优质信息教学课程供农村教师学习，用学分来检测教师的自我学习;尽可能提升农村学校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和学习优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从而让农村学生能够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最后，提高农村学校教师的薪资水平，继续开展特岗教师、免费师范生等政策扶持，吸引高校师范毕业生到农村教学，从而提高整个农村学校教师的信息化水平，缩小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之间的数字化鸿沟，进而促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

2.多样性的政策价值取向

教师教育信息化作为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体现出新的要求。因此，在制定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时，应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基础上追求“以人为本”“公平发展”“多元主体”的价值取向，推动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价值取向多样性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价值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国家主义中心”转向“兼顾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虽然会受到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但其最终指向的政策对象是教师，而且每一教师个体有自身发展规律，在制定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目标时应秉持“以教师发展为本”的价值取向，构建信息化学习环境中教师的全面发展体系，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和信息素养，培养教师终身学习的观念和意识。

第二，由“效率优先”转向“公平发展，兼顾效率”。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优质师资和资源设备不可避免地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集中，导致以农村为主的贫困地区教师的教学信息化能力低下，学生学习很难达到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信息技术课程要求。因而，在制定政策时，应对资源和师资薄弱地区有所倾斜，有差别地对待不同地区，实现农村学生接受国家课程标准中规定的信息技术课目标。

第三，由“工具本位”转向“教育本位”。教师教育信息化培养和培训过程中不应简单地追求外在形式上的目标达成，而应深层次地追求教师质量的提升，关注每一位教师信息化学习、应用和创新能力，深度推进教师将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地有机融合，使教师创新性地应用信息技术。

3.多样化使用政策工具的政策过程保障

未来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要根据政策执行的效果及时调整政策工具的使用程度、方式和类型，多样化使用政策工具，形成政策合力，进而有效地解决教师教育信息化区域、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

第一，合理使用命令工具。政府应继续细化政策条款，完善教师教育信息化在具体操作层面的标准体系[17]。国家层面出台的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大多属于宏观政策，带有全局性和方向引领的特点，缺少操作层面的标准设立。因此，地方政府应在教育技术专家、教育学专家等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下，结合我国目前教师信息化水平的程度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制定各级各类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方面的具体标准，构建完善的监测和评价体系。

第二，进一步加强激励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的运用。制定明确合理的农村专项教师信息化培训和资金支持政策，而且在制定政策时，地方政府可以先对本地区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学校的信息基础设备作抽样调查，明确问题，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对于特别贫困的地区，政府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推进当地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同时加强教师的信息化培训。

4.規范合理引导民意参与的政策话语规则

长期以来，在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政策话语往往表达的是政府的意见，而作为边缘参与者的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话语表达、利益诉求等民意往往被忽视。随着政府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话语也将发生进一步改变。

第一，鼓励利益相关群体表达自己的意见，综合起来加以科学评估后，吸纳合理、有效的信息。在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前，应先向社会公布信息，利用互联网平台向社会大众征集意见，尤其是各级各类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意见，他们是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利益直接相关者，要鼓励他们积极表达意见，可以请一些专家、学者参与政策制定，再综合所有的信息进行科学、民主评估，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问题。

第二，将民众参与纳入政策制定之中，作为制度性法规确立下来，从法律上保障民众的参与权，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同时，政府应做好反馈和评价机制。政府对收集到的公众意见，应及时地进行整理和讨论，并且将结果向公众公布。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价，应以教师为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指标之一，从而推动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向更加科学、民主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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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teac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policy has gone through the policy exploration stage centered on “two training”， the policy formation stage with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the policy development stage with balanced development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the policy diversification stage with deepening appli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 thi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policy of teacher education presents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policy formation mechanism with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s the thrust， the policy value orientation with the tool value turning to the human-oriented value，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guarantee with the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policy tools as the support， and the policy discourse rules with the economic discourse as the leading. In the future， teacher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olicy in China should have a policy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 diversified policy value orientation， a diversified use of policy tools， and a standard and reasonable policy discourse rules that guide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olicy value; policy discourse; policy tools

（责任编辑：蒲应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