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及发展路径

申国昌 吴艳君 史降云

摘 要：从现实的维度审视，建设教育强国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不仅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而且将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等多个维度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教育事业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中历来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建设教育强国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夙愿和热切企盼。古代“重教兴学”的传统为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的提出培育了丰厚的历史沃土，近代“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新中国“科教兴国”的路径则为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持。当前，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由规模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在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要重视推动教育公平发展，促进教育质量提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育治理。

关键词：教育强国;教育现代化;时代使命;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3-0001-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3.001

强国需有强教，强国必先强教。十九大报告在对当代中国国情全面研判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历史性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为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举旗定向。教育改革与国家事业的发展“同频共振”，党和国家也对新时代的教育工作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的新要求。建设教育强国成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教育振兴得到了全民共识性的支持，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迈上了新征程。为此，本文从新时代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科技创新、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等维度阐释教育强国战略的重大意义，考察背后承载教育强国战略的历史和传统，从而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和实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跨越提出几点建议。

一、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意义和使命

“教育强国”作为一项具有历史纵深意义的战略举措，不仅是教育自身面对国际新形势为成功实现“弯道超越”的发展需要，也是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不仅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而且将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1.建设教育强国有利于推动新时代经济建设

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根据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提出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理论，通过教育的中介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的无形积累，即增加各种生产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存量总和，从而推动科技进步，激发创造活力，带动经济持续增长。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技术和能力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要成功实现发展模式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培育和发展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教育是提升人口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新时代通过强化教育，可以发挥教育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效作用，在人力资本服务方面寻找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从而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协同互补的产业体系，推动新时代经济发展。

2.建设教育强国有利于推动新时代政治建设

教育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教育强国的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和突出教育在新时代政治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也将促进新时代政治建设：一是建设教育强国为新时代政治建设筛选和培养了专门的政治管理人才。政治建设离不开专门的政治管理人才的引领，这些人才的培养依靠着教育，而教育强国的建设又将打造出一批具有敏锐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意识、科学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能力的专门人才。二是建设教育强国为新时代政治建设净化了社會舆论空间，发挥了思想引导的作用。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包含了为特定社会所推行的生活目标、理想、知识和经验、角色模式等内容的一套行为规范体系[2]。打造强而有力的教育，通过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及宣传工作的进行传播社会的政治要求和政治思想，对净化社会的舆论空间，推动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3.建设教育强国有利于促进新时代科技进步

从本质上来说，现代各国间的竞争核心是科学技术竞争，而科学技术的竞争则反映着教育的竞争。教育与科技二者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为科技进步提供所需要的智力支持，而科技又进一步丰富教育的内容，提供先进的教学设备。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得益于其科技知识本身的积累和进步，同样也离不开雄厚的科技队伍，高精尖端人才的贡献。而学校教育通过发挥育人功能，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科学研究，产出了优秀的科技成果，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培养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科学技术水平。

4.建设教育强国有利于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

教育系统作为文化传递和文化创造的主阵地，通过教育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培养一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促进文化繁荣，增强文化自信，是教育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3]。在教育领域集中发力，将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高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智慧输出地位，增强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做出更大的贡献。此外，教育系统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开展全民学习活动，加强国际交往和文化传播等方面也大有作为。通过教育振兴带动文化繁荣，打造健康积极的文化生态，将供给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到整体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因此，建设教育强国，能够切实把社会文化转化为个体文化，外在文化转化为内在文化，从而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公民，提升民族整体思想文化素质，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

5.建设教育强国有利于优化新时代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却也积累了不少沉疴旧疾，就业、医疗、贫富差距、养老等社会问题亟待关注和解決。与此同时，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教育事业本身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育人功能没有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有论：“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4]由此可见，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必须转变观念，从整顿和发展教育入手。在社会保障方面，教育系统可以利用理论优势，给予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特别的关注和研究，发挥才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而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要打赢脱贫攻坚战，更加离不开教育扶贫的支持。精准扶贫只有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才能根本解决贫困问题，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链条。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从来不是就教育论教育，而是需要将教育事业纳入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加以考虑和设计[5]。因此，只有真正实现教育的全面崛起和强大，才能为社会的“软硬件配套”做好储备和对接;只有真正实现教育体系的高质量细密化，才能全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局面。

二、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和传统

如前所述，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建设教育强国不仅是新时代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从古代重教兴学的传统到近代教育救国的理想，从新中国科教兴国的路径选择，再到新世纪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在这几千年的文明兴衰和历史演变过程中，教育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的内在基因。

1.古代重教兴学的传统：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沃土

回顾厚重的华夏历史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兴学重教的传统，教育与国家始终命运相连，某种程度上说，一部王朝浮沉史就是一部教育兴衰史。早在夏、商、周时期，国家统治者就意识到教育以及加强教育管理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诸多有关教育的主张和规定，如夏代提出“尊四时政教之命”，商代宣扬“神道设教”思想。西周时期，周公姬旦从夏、商覆灭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教训，强调统治者要“敬德保民”“往敬用治”。国家对教育高度重视，产生了“学术官守”的现象，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学校既是教育场所，又是政治活动场所，既担负着教育职能，又发挥着政治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先哲追寻前人的思想源流，践行先辈的教育理想，创造了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空前教育盛世，进一步延续和强化了重教兴学传统，也对后世教育制度的发展和衍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世界上最早的教育专著《学记》就明确提出了“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命题，认为实现良好政治的最佳途径是“化民成俗”，即兴办学校，推行教育，培育人才，以教化人民群众遵守社会秩序，养成良风美俗[6]。由此，明确了“教育为立国之本”的重要地位，点明了教育具有“培养人才”和“化民成俗”两大功能。

汉代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提出“教化为立国之大务”，建议汉代统治者“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7]，经由孔、孟、荀三代掌门人创生和发展的原始儒学，在百家崛起、私学兴盛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吸收其他学派思想完善自身体系，从而在汉武帝即位后，由“乡野”走向“殿堂”，由传统的“学术儒学”上升为“政治儒学”，获得了独尊的统治地位。儒学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学说内涵的重教兴学传统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重教兴学成为汉以后历朝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教育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有力工具。同时，作为古代教育的主流，“学在官府”“学术官守”这一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始终没有因社会形态的改变与朝代更迭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重教兴学的传统积淀为一种文化意识，成为这个文明国度的民族传统。

2.近代教育救国的理想：建设教育强国的理论先声

到了近代，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的“声光电化”无情打破，鸦片战争的炮火划破了东方这片沉睡土地的苍穹，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被迫拯救岌岌可危的政权。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教育事业，也不得不“在西方文化教育的强大攻势下被动走上改革之路” [8]。以洋务官员为代表的洋务派率先垂范，成为“教育救国”思潮的先声代表。他们通过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专门人才，通过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促进民智开化。譬如，为满足国家外交和翻译需要，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上海广方言学馆、湖北自强学堂等;为学习西方现代科技和军事，开办了电报学堂、矿学堂、化学堂和工艺学堂等。继洋务派而起的维新派，以“变法图强”为口号，将教育改革的关注点转移到教育制度，使教育改革走向新的高峰，“教育救国”运动迎来新一波高潮。步入20世纪，中华民族的危机依然没有解除，甚至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内忧外患局面。在清末新政十余年间，社会动荡不断，政权更迭频繁，教育被视作拯救多难民族的法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教育救国”成为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和希冀。而新政时期进行的教育改革，涉及教育立法、教育管理、教育结构、教育内容等方方面面，从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等方面指明了教育革新的方向，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制度化基础，完成了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性变革。诚如陈旭麓所言，清末新政进行的教育改革，是“晚清新政中最富积极意义而又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9]。

之后，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教育救国”的实践活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席卷而来，呈现出势不可挡的燎原之势，诸多先进知识分子投身于教育革新的实践之中，形成了“教育救国”思潮的不同流派和主张，譬如，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救国”思想，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救国”思想，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救国”思想，张伯苓、马相伯等人的“学术救国”思想，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救国”思想。无论何种教育方式，其最终的目的指向都在于“救国”二字，将教育视作拯救积重难返的华夏民族的唯一“救命稻草”。这种热切心理过分夸大了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将教育的发展悬置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条件之上，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教育救国”论的悲剧命运。

近代以来，从戊戌变法高喊“兴学图强”口号的爱国志士到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知识分子，从重在“言技”的晚清洋务派到重在“言教”“言政”的晚清“维新派”[10]，从五四时期提倡“实业教育救国”“国民教育救国”的学术泰斗到二三十年代倡导“乡村教育救国”“平民教育救国”的文化先锋，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华民族兴国富民之道的探寻与求索，教育秉承着“救国”的使命在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中龃龉前行。尽管历史已经证明“教育救国”只是当时一代人的主观谵妄，教育本身无法独立承担起“救国”的历史使命，但这却反映出“教育救国”论者对教育之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信仰。近代“教育救国”的理想，不仅是我国几千年来重教兴学传统的延续，也成为之后“科教兴国”“教育强国”等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论先声。

3.新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建设教育强国的初步构想

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前，我国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发展都比较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11]。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抓手和依托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78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2]48由此，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大重要着力点，分别是科学和教育。之后，邓小平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思考科技进步、教育发展二者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12]274的重要论断，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中国迎来了科学和教育蓬勃发展的春天，从而为“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并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要“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13]。“科教兴国”思想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党中央领导人不断发展完善，不断深入人心，已经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教育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國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更加凸显了“科教兴国”政策的战略远见。在此观念引导下，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入学率持续提高，很快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新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表明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对国家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重要地位。

回溯从中国几千年来积淀形成的重教兴学传统，到民族危难之时涌现的教育救国思潮，再到国家兴盛之时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教育强国战略有着深远悠久的历史源流。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重教兴学”传统，使得教育成为社会运行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融入华夏民族的血肉，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近代“教育救国”的理想虽然破产，也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但其背后蕴含的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重要精神，被后来“科教兴国”“教育强国”战略传承了下来。之后，“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从国家战略层面确立了教育在一国发展中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正是华夏自古形成的重教兴学传统，为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的提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沃土;近代教育救国的理想，为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先声;新中国科教兴国战略，为教育强国战略提供了初步的方案构想。

第二，教育具有社会功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教育所承担的使命不同。在国家危难时期，教育成为一代人实现救国的骐骥;在国家和平发展时期，教育又担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而在当前，教育又顺时地被赋予了促进国家强盛的伟大使命。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发展矛盾的变化，国际发展主题的更迭，国人对教育的认知程度不断深化，教育所担负的时代使命也随之变化。不管是在外力牵引下形成的“教育救国”思潮，还是面对国际发展形势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都将教育视作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反映出了教育对于改造社会的重大价值。

三、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路径和策略

历史已经证明，教育的普及与发展确实对“兴国”“强国”有着积极作用，它“虽然不能救近现代中国于危难中，却是兴国、强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当适合历史发展的社会制度建立后，教育可以发挥兴国的重大作用”[14]。因此，在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要重视推动教育公平发展，促进教育质量提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育治理。

1.保证教育公平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要求

教育公平是衡量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准。任何一个教育强国，首先应该要保证教育公平。从保证受教育过程公平的视角来看，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资源配置公平是其基本表现，而重中之重又在于缩小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发展差距，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同时，推动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要协调发展好各级各类教育，全力发挥各级各类教育的联动作用。要办好学前教育，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提高学前教育质量;要办好特殊教育，为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提供免费高中阶段教育，保障残疾人基本教育权利;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不断提高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树立公平发展观，对于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要求不能搞“一刀切”，要有重点、有层次，对于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应适当降低标准同时提供财政支持，而对于教育资源丰富、实力雄厚的地区，应在其原有发展基础之上提高发展标准。此外，还要继续推进“教育精准扶贫”，让人民共享教育事业发展成果，帮助贫困子女接受教育，阻遏智力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不会因为经济贫困失去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2.打造有质量的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环节

随着近年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全面深化，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可喜可赞的成就，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教育发展已经由规模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打造有质量的教育成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中之重和关键环节。一是在高中教育方面，要从思想和制度层面入手实现有质量的普及，避免低水平的数量增加，树立人文关怀观，关注人的发展与成长，关注人的真正的教育需求，为其提供有价值的教育。二是在职业教育方面，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产教深度融合。着眼于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融合协调发展，共同优化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机制，增强各类人才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三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加快“双一流建设”，推动建设一批世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从而形成示范效应和联动效应。四是在继续教育和网络教育方面，要进一步办好网络教育、继续教育，打造符合国情实际的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增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此外，还要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研前沿，进行协同创新和协同攻坚。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经验，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度超前规划我国高等教育，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能力。

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师资保障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成败，系于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师是关键。建设教育强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一是在教师待遇方面，要切实提高教师待遇，提升教师福利，真正使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针对老少边穷等艰苦偏远地区，应建立教师津贴制度，根据国家财力状况，实行“岗位+业绩”的津贴发放机制，从而鼓励优秀教师扎根祖国边远地区，缓解农村师资缺乏、质量低下等问题。二是在教师培养方面，要强化师范类高校的师范属性，在财政支持上对师范类高校作一定的政策倾斜，并积极鼓励综合类大学开办师范类专业，制定相应的师范学科建设标准和师范生培养标准。此外，还要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弘扬中华民族“贵师重傅”的优良传统，使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营造一种人人愿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学有所乐的学习型社会，为教书育人创设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

4.优化教育治理是建设教育强国的路径选择

优化教育治理，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求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还要求促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从主体来看，教育治理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学校和社会[15]。从教育治理主体的视角出发，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落实政府责任担当，发挥主导作用。厘清政府以前在教育方面扮演的诸如管理者、举办者等多重角色，并对其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使其职能由“管理”和“主办”向“服务”和“监督”转变。这就要求政府简政放权，一方面将更多的教育管理权利转移给社会，从而调动民间办学力量;另一方面也要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学校，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其次需要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作用。社会是一个强大且复杂的大系统，蕴含着丰富的硬件资源和优质的人力资源，可以为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社会参与性支持和资源性支持：一方面，教育事务管理需要充分吸纳民间力量，发挥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在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及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学校作为社会运转的一个细胞，其生存与發展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作为学校发展的外部环境，社会可以为学校提供丰富的硬件资源、雄厚的资金支持和有力的人才保障。最后要切实提升学校内部治理能力，发挥主体作用，需要“从学校组织机构和治理结构入手，不断完善现代学校制度，充分调动起师生参与学校内部治理的积极性，发挥师生在学校管理事务中的作用”[16]。

回望历史，可以看出，教育事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教育自信始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坚实基底，通过发展教育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千百年来中华儿女共同的价值追求。立足当下，建设教育强国，则是关系到社会进步和改革发展全局的关键一环。教育事业的全面振兴和腾飞，将在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完成新时代的使命，为新时代的奋进突围再立新功。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教育改革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和建设教育强国，必将成为未来几十年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建设教育强国的号令已然吹响，在教育事业又一次迎来战略机遇期的当下，或许我们教育工作者更应该不断追问：什么是教育强国的真谛？建设教育强国的桎梏应该如何打破？建设教育强国又该怎样完善顶层设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不断反思中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才能合时合适地选择正确的强国之路。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G]//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6-37.

[2]瞿振元，王建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义和使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1.

[3]王建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义与使命——基于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09（12）：1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

[5]石中英.树立教育自信，加快教育强国建设[J].人民教育，2017（21）：24.

[6]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89.

[7]班固.董仲舒传：卷五十六[M]//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2 509.

[8]周洪宇，申国昌.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32-133.

[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63.

[10]张良才，孙传宏.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中国教育社会价值观的百年嬗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3）：75.

[11]曹寄奴.教育优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117-118.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G].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 813.

[14]黄书光.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教育动力[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106.

[15]王永颜.大数据与教育治理现代化[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7（2）：42.

[16]刘冬冬，张新平，教育治理现代化：科学内涵、价值维度、实践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17（7）：5-6.

The Epoch Miss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Building a Powerful Nation in Education

SHEN Guochang1，WU Yanjun1， SHI Jiangyun2

（1.College of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China， 430079;2.College of Marxism，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China， 430079）

Abstract：From a realistic point of view， building a powerful nation in education is a strategy chosen the state. It has brought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t will serve the overall layout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aspect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so 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given special meaning i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ilding a powerful nation in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common aspiration and wish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emphasizing education and prospering learning” has cultivated a rich historical fertile soil for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through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ideal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and the path of “invigor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provide a profou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is strategy.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has shifted from the phase of growth in scale to tha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us， building a powerful nation in education shall emphasize on and promote education equity， improve education qualit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optimize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n this new stage.

Key words：a powerful nation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epoch mission; development path

（責任编辑：杨 波 钟昭会）

收稿日期：2021-02-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VGA180002）。

作者简介：

申国昌，男，山西山阴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教育史与教育政策等。

吴艳君，女，四川达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史降云，女，山西五台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