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下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及机制*——以广州中新镇为例

曾 涌，刘玉亭，范俞茹

引言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聚落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农村人口的聚居空间[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从17.9%增长到59.58%[2]，快速城市化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大城市高额的生活成本，大部分农民并不能在大城市中“安居乐业”，导致农民在城市中大量的收入积累回流到农村，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建房热潮；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推进导致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房空置、农村居民点用地空心化等问题凸显[3，4]，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乡协调发展。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人口、资金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农村地区的土地利用以及居民点布局也在城市化影响下发生巨大改变。因此，对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已成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是在自然条件、交通区位可达性及社会经济基础条件综合作用下动态的择优过程[5]。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国内学者对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省域、市域等宏观尺度[6，7]，基于某个时间截面运用景观格局指数[8]、核密度分析[9]等模型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集散特征[10]、用地规模变化[11]、斑块数量变化[12]进行定量分析，但不同时间维度和区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差异较大，单从静态时间截面或间隔时间片段[13]无法全面体现其动态变化特征；此外，省、市域等宏观尺度的研究难以精确反映微观尺度下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及其内在影响机制，也无法具体指导基层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是人地关系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体现，受自然环境、经济产业、社会文化、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不断变化。国外关于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侧重于人文因素方面的描述[14，15]，认为城市化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16]、社会经济发展[17]、人口迁移[18]等对农村居民点的用地扩张产生重要影响。国内部分学者早期总结出地形、水系、耕地、园地[19]等内部因素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之后随着“3S”技术和景观格局指数等定量分析方法的引入，另有一些学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20]、多元线性回归模型[21]等数理模型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7]、用地政策[22]、交通区位[23]等外部因素同样对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产生重要影响，但仍对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缺乏讨论。

综上，既有研究对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等已经开展了相关分析和讨论，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研究范围多集中于区域、省域、市域等宏观尺度，而乡镇作为农村居民点的基层行政管理单元，其农村居民点演变特征研究对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现有研究却鲜有从用地规模和斑块数量角度深入分析其演变特征；（2）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有一定探讨，但由于不同区域尺度以及背景差异，镇域尺度下的影响因素分析有待明晰，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其背后的微观影响机制探讨也较缺乏。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南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城市群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截至2020 年，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率高达86.28%，走在全国前列，为此，本文将以珠三角地区典型城镇为例，从镇域微观尺度出发，分析连续时段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对该区域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珠三角乡镇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的用地管控和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案例概况及模型方法

1.1 案例概况与数据来源

中新镇隶属广州市增城区（图1），2006 年始，为推动建成省中心镇，增城西部重要门户，广州市政府颁布实施《增城市中新镇总体规划》，快速推进其城市化进程。2012 年起，镇域西部邻近的黄埔区开展广东省战略发展新平台-中新知识城建设，连带中新镇产业转型升级与村级工业快速发展；2014年，东部广州教育城规划大大推动教育产业发展与人口集聚；近年来，增城十三五规划及中新旧改等也在如火如荼开展，在促进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的同时，也对农村地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图1 中新镇区位及村庄布局图

作为城市化快速推进城镇，经此十年，中新镇镇域城镇化率10 年间增长近35%[24]，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中新镇也是珠三角地区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典型城镇，截至2018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1057.10hm2，约占全镇总建设用地面积的65%，农村居民点用地占比在市域居于中位；此外，作为广州市东部的门户镇，中新镇地势北高南低，水库河流多，水资源丰富，拥有与众多周边城镇类似的自然生态资源与土地结构特征，因此选取中新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镇域农村居民点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结论，可为其他同类型城镇农村居民点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建制镇用地、耕地、园地、水系等矢量斑块数据来源于2009～2018 年第二次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固定资产投资额、规上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常住人口等经济、人口数据来源于2009～2018年《增城区统计年鉴》[24]、政府统计公报等。

1.2 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分析模型——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法是GIS 空间分析中计算中微观尺度点要素表面密度的一种重要方法[25]，可直观表现农村居民点在中新镇空间分布上的集聚分散情况。通过计算各个农村居民点斑块到设定距离的最近斑块位置的距离，创建平滑曲面，从而通过颜色深浅表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集聚程度。研究结合中新镇行政边界实际范围，以500m 为搜索半径进行测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n(x)表示空间上点(x，y)的核密度估计值，d 表示搜索半径，n 表示观测值，k 为核函数，(x-xi)表示点与第i 个点观测位置的距离。

2 中新镇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

本节从镇域层面分析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和空间分布特点，聚焦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增减、空间集散的结构变化，以反映现阶段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珠三角乡镇典型地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

2.1 外部发展推动—全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总体呈“先慢后快”线性上升趋势

研究基于ArcGis10.3 软件，统计中新镇2009-2018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并测算其年均变化量和年均变化率，以反映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结果如图2 所示。

图2 中新镇2009-2018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

从镇域层面总体上看，中新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在2009～2018 年增长了114.13 ha，规模较大。（1）农村居民点用地初期增长阶段：2009-2015 年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由于珠三角小城镇地区呈现“人增地增”的特殊演变特征，且该阶段农村居民点用地方式相比而言较为集约，使得其年均增长率为1.06%，变化较为平稳。（2）农村居民点用地后期扩张阶段：2015-2018 年中新镇在中新知识城这一广东省战略发展新平台建设以及广州北三环二期施工影响下，建设用地需求激增，年均增长率达到1.72%，在短时间内快速推动了人口的集聚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加。总体而言，中新镇前后两个阶段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速均高于长三角地区的平均水平[26]，且作为珠三角典型城镇，其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总体呈现“先慢后快”的线性上升趋势。

2.2 双镇区“虹吸”强化—各行政村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均有扩张，向镇区转移趋势明显

研究进一步分行政村统计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大小、年均变化量及年均变化率，并绘制生成相应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分布和变化图，以揭示镇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空间特征，统计结果如图3～5 所示:

图3 中新镇2009-2018 年（a-j）分行政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

图4 中新镇分行政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年均变化量

图5 中新镇分行政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年均变化率

从农村居民点的用地面积变化来看，除三星村以外，中新镇其余村庄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在2009～2018 年均不断增加。总体上看，中新镇中南部的五联、三迳、霞迳、团结、九和等村庄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在2009-2018年增量普遍较大，而北部大多数村庄十年间增长幅度停留在0～5 ha 之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量总体呈现“南多北少”的演变特征。

从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的年均变化率来看，中新、福和（现泮霞村）新老双镇区及其周边的三迳、大田、集丰等村庄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较快的区域。受生态本底资源保护的影响，镇域北部大部分村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扩张受到控制，增速停留在0.5%以内。通过各行政村年均变化量和年均变化率的对比可进一步发现，虽然中新镇所有村庄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大体有所增加，但中南部村庄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北部，并呈现一定的空间关联性和集聚性。随着中新镇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中新-福和”双镇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增强，中南部镇区及周边村庄的住房需求扩大，中新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地域差异将会更加明显，呈现向中南部转移以及向镇区集聚的演变趋势。

2.3 社会网络冲击—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总体呈破碎化增加趋势，且阶段性明显

研究运用ArcGis10.3 软件对2009～2018 年中新镇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进行统计（图6），发现十年间中新镇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分阶段来看，2009～2014 年增加954 个，2014-2018 年增加511 个，斑块数量虽然不断增加，但增长速度有所减缓。

图6 中新镇2009-2018 年农村居民点数量统计图

研究进一步将斑块面积分成六个梯度，分类统计相应斑块的数量以及数量占比，细化分析中新镇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变化特征。从不同梯度斑块数量来看，除＞10 ha 梯度外，镇域其余五个面积梯度的斑块数量在十年间不断增加，但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其中，0～0.1 ha 梯度中的农村居民点数量最多，十年间增幅高达89%，其他四个梯度的农村居民点数量则变化较小。从数量占比来看，中新镇0～0.1 ha 的占比最大，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增幅达到10.44%，而＞0.1 ha 的数量占比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概括而言，十年间中新镇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在不同面积梯度中都呈现一定程度的增加，但主要表现出“由大到小”碎片化增加，增加的斑块数量大部分集中在0～0.1 ha 梯度中；而自身原本梯度内的斑块数量的增速远低于0～0.1 ha 梯度，因此逐渐呈现被“稀释”的态势。这是由于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冲击了本土的血缘网络，使其发展成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口混合并存的社会网络关系[27]，以业缘关系和邻里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加速了居住空间的分散，进而造成镇域农村居民点斑块呈现细小化、破碎化增加的演变趋势，与宏观尺度下的农村居民点数量演变特征相符[12]。

2.4 非农转移加强—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的空间集聚程度增强，且地域差异显著

研究通过核密度估计值计算，并绘制生成镇域农村居民点核密度空间集散分布图，揭示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的空间集散变化与地域差异特征。

从图7 可以看出，中新镇农村居民点斑块的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增大，十年间集聚程度增加近三倍。中新镇农村居民点斑块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和分散并存的特点，不同地域差异明显，总体呈现“南密北疏”空间分布格局。2009年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分布于中南部村落，从2013 年开始，镇域中南部的其他村庄的农村居民点也开始集聚；随着时间推移，2014～2018年镇域南、北部的村落空间集散差异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点斑块以团聚形态分布在中南部多个村庄，并以圈层状向四周递减。

图7 中新镇2009-2018 年（k-t）农村居民点空间集散分布格局与变化

中新镇农村居民点的空间集散分布格局具体呈现“两核多团”空间分布格局。“两核”指五联村和乌石村，集聚程度最高且团聚现象明显。其主要原因是五联村与乌石村的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省道S118 纵向穿镇而过，横向有广州北三环高速，连接心岭、茅田等村庄以及东部朱村街道，为农村居民点的建设提供了交通保障和发展动力；同时，乌石村内大量的造纸、陶瓷等工业企业为村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进而推动农村居民知识城建设以及“中新-福和”双镇区规划导向的驱动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广州东部门户的独特区位优势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传统自然条件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影响式微，而城乡经济、人口等要素的流动、综合区位优势的不断扩展和政府用地政策的差异性管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城乡建设用地、耕地、园地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演变。可以说，在经济发展、用地政策、综合区位和自然环境的共同影响下，最后形成了中新镇农村居民点用地特殊的演点的集聚；五联村作为中新镇东南部生态旅游发展的中心村，规划明确限制建设用地向外扩张，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以及村庄规划的导向促使五联村围绕现有建设用地规划更多休闲广场、文化站等公共服务设施，进而推动村民个人建房的热潮，政府外力投入进一步增强了农村居民点的集聚程度。“多团”主要分布在“团结-集丰”、“山美-钟岭”等村落的交界地带，在空间上呈团聚状向四周辐射。经实地调研分析发现，该类村庄内部工业企业相对较少，居民主要以耕种、养殖为主要经济来源，居民会就近在河流、耕地、果园周边申请新的宅基地，导致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增加，在空间上呈现近水系、耕地、果园的分布特征。结合长沙市[4]、海口市[12]和海坛岛[28]等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特征对比发现，快速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镇域虽然处于“人增地增”的发展态势，使得城乡人口、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交融更快，加快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但由于政府的用地管控和规划导向，建设用地增量较少，促使镇域大部分农村居民点在现有建设用地中进一步聚集，呈现高密度小规模集聚和低密度小规模集聚并存的空间格局分布特征。

3 中新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演变影响因素及其机制

3.1 中新镇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机制探讨

中新镇兼具城镇和农村的地域特点，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形成了“人增地增”的发展模式。结合特征分析和实地调研结果来看，中新镇在过去十年间在中新变趋势。本文重点从自然环境资源、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区位条件、政府用地政策等四个维度探讨中新镇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的影响机制（图8）。

图8 中新镇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的基本机制

3.2 分异与趋同影响——自然环境资源构建了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基础格局

水域、地形等自然环境资源是农村居民点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传统农耕社会体系中，河流水域为居民提供生活必须的淡水、食物以及便利的生产运输载体[29]，坡度、坡向则通过影响气候、风向、光照等影响人们日常的居住活动从而人们的居住地选择。而在实地调研中对比镇域中南部近郊村和北部远郊村后发现，传统水域、坡度、坡向等要素虽然是其农村居民点空间选址和用地规模扩张的关键要素，但其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地域分异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道路普及、科技水平提高不断冲击传统自然要素的制约，导致其对不同村庄的影响产生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近郊村庄的影响程度式微，居民对河流水域的距离以及坡度坡向的依赖度降低，而对远郊村庄仍保持统的主导影响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实地考察高海拔新围村和低海拔五联村后发现，高程作为地形的主导因素，并没有因为外部经济社会等要素的冲击而对不同海拔村庄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产生不同影响，说明无论是高海拔村庄还是低海拔村庄，农村居民点均向低海拔地区集聚。可以说，镇域不同海拔的地形基础直接塑造了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整体而言，传统自然环境资源对农村居民点的影响因其受到现代交通、科技等因素冲击而产生地域分异性，但高程因素由于其特殊性对农村居民点影响具有一定的地域趋同性。

3.3 人口集聚与要素流动效应——经济发展提升直接驱动了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

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外化表征，作用于居民点生产收益的调控，构成了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的重要推力。作为选择居住环境，农村居民点以相对可预见、稳定的方式演变，用地规模、空间格局也沿着已形成的轨道发展，但当突破性产业发展提升以及经济快速增长后，农村居民点将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快速变化。生产收益的提高和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预示着居住空间将发生变化，生产结构的调整，生产要素会在不同产业门类和地域之间流动，以便争取到新的盈利机会，而相应的居住空间，也会在其流动过程中推动用地规模的增减和空间结构的调整。随着中新知识城的经济辐射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中新镇在规上工业产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经济方面有了较大提升，进一步促进常住人口规模增长，以及镇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虹吸效应，从而产生较大的居住用地需求。中新镇2009-2018 年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和斑块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其用地扩张速度和空间集聚程度因人口增长和流向呈现地域差异，一方面表现出镇区附近村庄的农村居民点集聚度明显高于其他村庄，另一方面表现出向重点村庄及其周边地区聚集的态势。快速城市化发展所形成的经济效益增长促进城乡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推动农村地域中传统生产要素配置的改变，从而加快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融，以及农村人口等要素向非农化转化，部分居民不再依赖耕作为生，转而投向观光农业、旅游采摘等现代智慧农业。在实地走访中发现，中新镇五联村的许多村民放弃了原本传统的耕地生产模式，他们更愿意与本地熟人或外来投资客合伙从事现代智慧农业，如近年来“绿天然”水培蔬菜基地、亚生园艺基地的建立，恰好与镇域农村居民点斑块在五联村集聚度最高的空间特征相对应。可以说，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提升，直接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演变。

3.4 交通系统与设施供给强化——综合区位条件间接驱动了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

综合区位条件是区域向外扩张的扩展力，间接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地区居住空间的基本载体，在演变过程中会由于区位不同形成各自的特色，村庄本身也会在交通系统、配套设施及其他地方性资源上暴露差异。当村庄间的地理距离较远时，综合区位所体现的外部扩展影响将会更加明显。随着中新知识城战略发展新平台建设与中新镇双镇区模式的推动，镇域道路、教育、文化等基础与公共服务配套建设逐渐增加，综合交通系统也不断完善，综合区位优势日益凸显。镇域综合区位优势的地域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本较为均衡的乡村聚落体系，进而导致不同类型村落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差异，且越远离区位中心的村落，农村居民点对综合区位的依赖程度越高。综合而言，镇域“大基建”的扩展力促使了镇域“集聚—离散”分异的空间格局，区位中心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加强，在交通系统不断完善和集中分布的驱动下，居民不只局限村域内单一的生产模式，跨村、跨区域发展的方式逐渐成为居民优选路径，进而形成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异的演变特征。

3.5 差异管控与滞后监管导向——政府用地政策深刻影响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

政府用地政策是城市化发展的内在抓手，一方面发挥了宏观引导作用，增强了农村居民点分异的动力；另一方面激化了城乡用地无序扩张的矛盾，深刻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结合环渤海地区的研究结果[30]来看，快速城市化发展所导致的农村人口非农化一般应伴随着城镇用地的快速扩张，造成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减少和空心化。但事实上，一方面，广州市东部山水新城总体规划（2012～2020）将中新镇定位山水生态片区，与广州科学城、中新知识城发展成有机整体，积极融入广州东部经济板块。这一举措造成中新镇当前用地政策倾向于突破现有结构，增强中心区域用地指标供给，镇域在为镇区、近郊村庄提供建设用地指标的同时也限制了远郊村庄的建设活动。故而，部分村庄在现有政策环境下被长期锁定，保持持续稳定的状态，最终形成镇区、近郊、远郊村庄分异的建设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城乡制度的隔阂以及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使得大部分村民处于外出镇区打工与回村建房并存的“两栖”状态，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地域中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非农化转化过程加快，村民对传统耕种的需求减弱；此外，当地用地政策在重构过程中缺乏弹性调整空间，政府在农村建房管控过程中容易出现疏忽。这种刚性的政策锁定会对村庄用地有序扩张产生负面影响，部分村民依赖政策漏洞违法占领耕地、园地建造房屋，进一步推动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概括而言，政府对建设用地指标管控的差异性以及对违规建设行为监管的滞后性共同促成了城镇用地规模不断增长而农村居民点亦无序扩张的特殊现象。

结论与讨论

中新镇是珠三角地区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快速城市化区域。本研究以第二次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GIS 空间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分析了中新镇2009～2018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数量时序变化、空间集散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资料梳理，实地调研考察等方式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揭示其演变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在十年间不断扩张，由于城乡人口的增长和流动，农村居民点呈现向中南部转移及向镇区及其周边地区集聚的演变特征；（2）镇域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呈现细小化、破碎化增加的演变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程度上升且地域差异显著，总体呈现“南密北疏”及“两核多团”的空间分布格局；（3）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新镇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是自然环境资源、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区位条件、政府用地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资源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约束力具有地域分异性和趋同性；经济发展提升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综合区位条件是城市扩张的重要推力，间接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政府建设用地指标的差异管控促使城镇用地空间扩大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政府对违法建设行为的滞后监管导致村民通过违规占用耕地和园地的方式进一步助推农村居民点无序扩张。

珠三角乡镇地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加快农村土地、人口等要素的非农化转变，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因此本文区别于单一用地指标[21]，选择从用地规模总量和斑块空间结构两个方面总结其时空演变特征，分析更为全面。同时，本文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与已有研究[31]的结论相呼应，发现城镇用地规模增加并未限制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此外，本研究聚焦镇域微观尺度，以典型镇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域、市域等宏观尺度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的特殊性，可为同类型乡镇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和用地管控提供参考。然而，本文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对地域文化、村民自主意愿等因素的探究有待深入挖掘；此外，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村庄聚落体系将会更加复杂，本文受限于篇幅，仅从镇域尺度分析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而对不同农村居民点的类型划分以及空间布局优化仍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图片来源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