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杨伟昊,张 卫,周洳帆
唐代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最为鼎盛的时期,以长安城佛寺最为著名。唐长安城佛寺奠定了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基本形制,同时对周边地区的佛寺建筑产生重要影响[1]。然而,唐长安城佛寺的实际景象已经在历史的变迁中成为陈迹,地面遗迹已无现存实物,目前对于其内部空间的了解并非十分清晰。
目前国内外对于唐长安城佛寺的研究十分丰富,在已有对于唐长安城佛寺空间研究成果中,主要是通过参考文献记载、考古遗迹,从而推断佛寺的建筑布局与园林形象。如龚国强先生采用历史考古学方法,整合了隋唐长安城佛寺的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从而论述了佛寺在城内空间分布及佛寺的形制布局[2]48-194;王贵祥先生在其著作中基于史料梳理,对于唐代佛寺基本格局和建筑类型进行了阐述[3]673-738;杨澍、陈知行、赵东娜等学者通过佛经图典、壁画石刻等记载,对唐代佛寺格局进行了初步复原及空间布局研究[4-6];王早娟等在其研究中运用生态文化学研究方法,以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提炼了唐代佛寺园林的植物特点[7]61-81。传统理论对佛寺空间的分析暂时停滞在感性和定性的角度,基于理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不够充分[8]。当今,如何从新的视角重新探索唐长安城佛寺的空间关系,了解其空间形制是目前的关注点。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或可尝试从历史古籍中挖掘出信息数据,并透视数据背后的真相和意义[9],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可得出新的观点和结论。本文将数据量化分析与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试图从唐代咏长安城佛寺的古诗中探析其建筑空间形制特点。
唐代长安城中涌现出大量佛教寺院,并广泛分布在城中,虽然其佛寺类型丰富、规模不一,但是其内部空间均是由汉传佛教寺院的基本形制演变而来。汉传佛教寺院与宫殿、廨署等非宗教建筑接近,拥有院落、楼阁、廊庑、池沼、园林等内容而接近世间[10]。位于中轴线上的佛殿院一般是较大的中心院落,其东、西廊外排列布置有若干个小的庭院,典型的唐代佛寺是由乌头门、水渠石桥、三门、方池、左右戒坛、佛塔及左右对峙的钟楼和经楼、佛殿、法堂、后殿、三重阁所构成的六进院落[3]680。如李菁根据《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以下简称《戒坛图经》)绘制的祇洹寺道场(图1)及王贵祥绘制的长安大兴善寺复原想象平面图(图2),后者(大兴善寺)坐落在全长安城中心的九五至尊高地上,是城中最高等级的佛寺之一[3]708,其空间布局具有代表性。
图1 李菁绘《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的佛寺
图2 王贵祥绘长安大兴善寺复原想象平面图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用于研究社会活动中不同行动者的相互关系[11,12]。将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应用在空间分析中,不仅可以表达空间内各个节点之间的网络关系,也能反映空间中的各个节点个体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具有可视化和量化的优点[13]。社会网络分析目前在城乡规划、公共空间更新与改造等领域已有部分应用。在宏观规划层面,如利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演变、历史城镇形态特征及相应保护对策等[14-16]。在中观层面,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传统村落、社区、公园中的公共空间的评价与优化研究[17-19]。已有研究开始将此方法介入校园空间形态、民居空间形态等中微观层面[20-21]。然而,此方法目前在中微观角度还具有探索空间,对于历史建筑群落空间分析的应用尚不充分。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唐长安城佛寺的空间网络结构展开分析。以网络密度、平均度、网络平均路径等指标作为总结空间网络整体特征的依据,了解整体空间中各节点的聚集和连通情况;采用聚类系数、离心度作为分析空间网络局部特征的指标,了解各区域中节点的聚集情况以及在空间中所处位置;采用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等指标总结空间网络的个体特征,了解佛寺中各个节点在整体空间中的权重及作用。构建网络结构分析框架,并解释各项指标的内涵、表征以及在空间网络中的内涵(表1)。
表1 关键性指标及含义[13,18,20,22]
3.1.1 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文所选诗歌源于《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全唐诗外编》等开源数据库。所选唐长安城内佛寺,则参照小野胜年编写的《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中的史料部分、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中的关内道京兆府部分,以及李健超在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基础上所做的增订等权威著作,以上著作中均包含有详尽的原始资料。关于城内佛寺诗的筛选,则参考暨南大学郭瑞蕾和陕西师范大学王金格等文史界研究唐长安佛寺与诗歌的最新成果[23,24],吸取相应方法以尽可能准确地收集作于唐长安城佛寺的诗作。基于以上界定,本文确立有古诗描写的唐长安城内佛寺有名可考共有44 所,其中能确定位置的有41 所,由此发现330 篇古诗。将诗文中是否直接描述内部空间作为筛选标准,可筛得260 篇古诗。使用ROST CM6 文本挖掘工具提取出名词词性词条,从中人工筛选出古诗中出现的与佛寺相关的物态要素词条。经过将表义相近的词条进行标准化处理,可总结出共有32 种物态要素词条(表2),即代表着佛寺空间内的32处节点。
表2 唐长安城佛寺空间节点组成
唐代初期道玄撰写的《戒坛图经》代表了唐代佛寺的理想模式[3]640(图3),根据图中各物态要素内容所处的位置,并考虑节点词性之间的关联性,尽量将相同词性的词组进行归类,就近落位,最终将以上32 处节点按所处位置分为五组分别对应佛寺的五个区域:包括入口区、佛殿区、内院生活区、内院园林、寺外。入口区包含游人、宝塔、钟磬等节点;佛殿区包含佛殿、菊花、松柏、旗帜、高台、院墙、僧人、楼阁等节点;内院生活区包含宅舍、门窗、鲜花、灯光、行道、亭廊、水井、庭院等节点;内院园林包含湖池、莲花、树叶、树枝、树木、苔藓、山体、岩石、翠竹、水流等节点;寺外包含车马、江河、城镇等节点。下面以长安城大兴善寺平面图为示例(图4)。
图3 《戒坛图经》全图[25]
图4 唐长安佛寺分区及空间节点落位示意
3.1.2 模型构建
基于古诗文本中各词条之间的共词关系,将物态要素词条抽象为“点”单元,各要素之间的共词关系为“线”,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构建各物态要素之间的网络结构,探索各要素之间的网络关系。具体实验过程是:使用ROST CM6 中的语义网络分析功能,将古诗txt 文本导入软件并生成共词矩阵csv 格式文件(图5),再将导出的csv 文件导入到Gephi 图示软件中,可生成社会网络图,共得到32 个节点和120 条有向边。然后将其网络分布结果对应于佛寺平面图中(图6-1),最后观察其实验结果(表3),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相关研究理论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与探讨。
表3 唐长安城佛寺空间各节点数据表
图5 共词矩阵
图6 唐长安城佛寺内部空间网络分析
在空间网络中,网络密度的数值大小可以反映网络中各节点的联系紧密程度以及网络的疏密情况。如表4所示,该空间网络中网络密度指数偏低,说明各节点之间连接相对松散,互相之间联系不紧密。平均度可以反映空间网络整体的连通性,该空间网络的平均度值不高,说明空间的连通性一般。根据文献记载,唐代长安城中多院式佛寺较为盛行[2]130,佛寺各区域被院墙分隔开来,并未直接连接。唐代诗人广宣在随圣驾来到昭福寺写道:“深殿虔心随宝辇,广庭徐步引金轮。”车马能在佛寺中自如行走,显示寺內空间开阔,庭院宽广。
表4 唐长安城佛寺空间网络特征参数
平均路径长度可以反映节点之间的离散程度,该空间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为1.65,代表节点之间的距离平均仅需要经过1.65 个以上节点,该空间网络的通达性较好。以上说明了佛寺内部空间分隔合理,佛寺整体方正的布局适合人们行动,人们能够通过廊道到达各个场所,空间通达度良好。诗文中有相应证明,诗人郑谷在定水寺礼佛时写道“听经看画绕虚廊,风拂金炉待赐香。”即说明人们可以通过穿梭于佛寺中廊道通往各个空间体验不同活动。
聚类系数反映了空间各节点之间的抱团程度,特别是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各节点之间倾向于形成密度相对较高的网络。在图6-2 中,可以看到内院生活区、内院园林、入口区的各个节点聚类系数值较大,在0.5~1 之间,网络的群聚程度较高,内部节点联系紧密,各节点之间形成系统,内部聚集性强。佛殿区的节点群聚集程度在0.4~0.7 之间,说明了这一区域的节点之间衔接程度较弱,没有形成密度高的网群。由此说明佛殿区空间开阔,内部元素尚且单一,各座建筑物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相互之间联系不紧密。诗文中也曾体现,为了突出描写佛寺中殿宇楼阁的高大和院落的开阔,唐高宗来到大慈恩寺写道“日宫开万仞,月殿耸千寻”。而中轴两侧院落内部空间尺度较小巧,内部元素复杂丰富且联系紧密,空间紧凑。唐代诗人李山甫在描写慈云寺僧院中写道:“红叶去寒树,碧峰来晓窗。烟霞生净土,苔鲜上高幢。”文中勾勒出一副精巧纤妙的尺幅小景。
在空间网络中,离心度可作为量化指标,论述与验证各区域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值越高的在空间的中部,而数值低的在空间的外围。观察到内院生活区中的节点的度值均较高,平均值为2.875(图6-3)。入口区、内院园林的数值中等,平均值分别为2 和2.1。而佛殿区的数值偏低,其平均值为1.625。由此说明佛殿区位于佛寺空间中的中心方位,而内院生活区处于最边缘的位置。研究发现,以上结果与莫高窟所绘佛寺壁画中的图像记载相符(图7)。
图7 莫高窟第148 窟东壁南侧所绘寺院
从空间网络上来看,点度中心度高的节点即是更吸引人们到达地方,被关注程度更高的地点。从整体上来看(图6-4),空间网络中点度中心度中央高,外围低,各区域均有中心。
空间网络中度数中心度值最高集中在佛殿、树木、山体三处节点,数值分别为27、26、22。以上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连接次数最高,大部分节点都与之产生关联,是整个佛寺空间中最吸引人到达之处。佛殿的一词在古诗文本中总出现频次位列第三位,而其点度中心度排名第一位,则说明佛殿是佛寺中名副其实的核心。
通过分析点度中心度可以得出局部区域内各节点的连接边数,从而得出区域中的中心性。从各区域的角度,钟楼是入口区的中心,钟之于佛寺是不可缺少之物,晨昏作息、讲经、饭僧、法事等均需打钟,钟磬声常响彻于佛寺之中;佛殿与楼阁是佛殿区的中心,佛殿是佛寺中最重要的建筑,特别是名寺佛殿,规模大小可比拟宫殿,位置也在最中央。唐代盛行建造高大佛像,故佛寺中高阁建筑越来越普及,高阁往往配置在佛殿的两侧后佛寺后部。在中晚唐,高阁的地位已高于佛塔[2]174;树木和山体是内院园林的中心。在空间范围有限的情况下,在佛寺中采用了堆砌假山,引河流之水入寺等做法打造山水园林景象[7]64;宅舍和庭院是内院生活区的中心,在多院式的佛寺中,庭院中常举行不同类型的活动,最主要的是供人住宿修养,供僧人和游人居住[3]177-178。
中间中心度是统计某个节点被其他节点以最短路径通过的数量与图中最短路径总数之比,高度值的节点即是空间网络中的中介区域。从中间中心度值来看(图6-5),在空间网络中,除树木之外各节点的中间中心度均不高,树木的数值高达99.46,十分突出,说明佛寺中树木是可达性最强的节点,显示出节点的高效率和低约束性特性。同时也证明了树木广泛分布在佛寺之中,整个佛寺的绿化程度很高,文人到达某处时,常常将描写对象与树木相结合出现。唐长安城许多佛寺是由王公贵族住宅改建,其宅中的园艺风貌也大致保持。同时,僧人也十分注重佛寺环境的美化,喜在佛寺中种植花木,其风景犹如园林[26]。文人常在佛寺诗中咏颂寺内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景观,如卢纶在《同崔峒补阙慈恩寺避暑》写道“鱼沉荷叶露,鸟散竹林风”,白居易在《青龙寺早夏》中写道“残莺意思尽,新叶阴凉多”,以体现佛寺中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
在空间网络中,节点接近中心度值越高,距离任何其他节点就越近,在空间中处于中心位置,方便其他点到达。在图6-6 中,佛寺中楼阁、山体、树木、佛殿、宝塔、行道等节点的度值相对更高,说明其处于佛寺空间的中心部位,对比图3《戒坛图经》,以上节点确实处于中轴线上。佛殿和宝塔数值最高,均为1,说明其在佛寺空间的最中心位置,此处是人们进行祈拜、集会、典礼、供奉、法事、登高活动的场所,是进行佛寺中最主要的礼佛功能,从而需要具有最佳的通达性。树木和山体的数值为0.933 和0.875,唐长安城佛寺是当时城中最为便利的公共活动空间,人们来到佛寺的园林环境中开展游赏、避暑、宴饮、纳凉等活动[23],树木和山体的较高度值也反映了人们易于从各个区域来到山林环境中。楼阁和行道的点度中心度值不高,但其接近中心度的数值却为0.833 和0.8。因唐长安城限制了建筑建造高度,而佛寺中高耸的楼阁自然成为了空间中的视觉中心,在空间中坐落在较为中心的位置,以方便人们到达。人们通过寺中廊道通往各个空间,具有较高中心度值的行道证明了其重要作用。
文章试图从语义网络视角下探讨唐长安佛寺空间的基本形制特点。研究结果是对唐长安城佛寺空间信息的有力补充,对唐长安城佛寺的复原和维护具有实践参考价值。研究结果如表5所示,研究总结了唐长安城佛寺空间的基本形制特点,基于此提出了在未来进行相关实践中可借鉴的设计方法。
表5 唐长安城佛寺空间形制特点及相关建议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做出延展,并提出相关见解,具体如下:
(1)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验证并补充空间形制特点。从研究唐长安城佛寺空间特点的角度,本文与专家学者们通过其他方法研究得出的结论和观点基本一致[2]117-142,[3]673-683,从而体现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作用与优势,说明了应用该方法获得的空间量化结果可以验证并补充空间形制特点,证明文字记载与建筑空间形制存在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历史建筑内部空间研究的科学性。本研究目前仅聚焦于佛寺空间,经文人描写过的建筑空间十分丰富,未来期望将此方法应用于其他建筑空间类型中,为空间量化研究拓宽路径,验证更多可能性,提供可借鉴的研究范式,为当代文化遗产的相关实践与研究提供审慎参考。
(2)文章探究了唐长安城佛寺空间中各个体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研究中对佛寺中各个体要素之间关系研究较为薄弱,多是对个体要素在寺中的位置和作用进行解读与阐释[2]142-178。在研究佛寺中个体要素之间关系后,得出相应研究结果,从而拓展了唐长安城佛寺的两个研究领域。
其一是文章总结了唐长安城佛寺空间尺度特点。在以往对唐长安城佛寺空间的研究中,大多以探究和推断整体布局为主[4,5],对空间尺度的说明也以文字性描述为主[28],对于内部空间尺度的探讨和关注度不够。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可以呈现佛寺的整体空间紧密程度、空间通达性及可达性情况。由此发现了唐长安城佛寺空间各要素联系不紧密,各自为政现象明显。另外,以往对于唐长安城佛寺中不同空间的探讨不够充分,重点在于对各区域所处位置的探究[3]677-683,本文通过计算佛寺内各区域的聚类系数,经量化分析而得各区域的空间尺度情况,发现了佛殿区空间尺度开阔,两侧内院区尺度小巧的特点,通过以上研究有助于解决对唐长安城佛寺空间尺度研究不足的问题。
其二是研究结果反映了文人在唐长安佛寺空间中的体验感受。佛寺外部环境容易被人们所感受到,文人游览佛寺时往往是被内部的景观所吸引而有感而发,在其作诗时是根据眼见的事物,将相关物态要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描写,从而同样可以证明各物态要素在空间上的距离。文章通过提炼空间中的个体要素信息,从而探讨文人在佛寺中的感官体验。如佛寺中何种要素被文人所重点关注和吸引到达,文人最容易在佛寺各区域活动时被何种要素所吸引。又如,何种要素是文人们最容易被感受到且频繁遇到的,而这一发现在过往传统的研究中较少被关注。
此外,本研究已通过个体要素的共现关系,试图推断个体要素在空间中的所处位置。在后续的研究中,可通过各个体要素共词关系的密切程度,尝试推断要素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对未来研究唐长安城佛寺的空间布局具有参考意义。
(3)研究发现古诗文意境可与通过语义网络分析得出的结果互相印证。从相关古诗文里提取出关键词,通过共词关系探讨其语义关系,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计算相关数据指标,并将结果对应于空间网络中,从唐代咏长安城佛寺的古诗中探析其建筑空间形制特点。再将研究结果与古诗文中所体现的意境相比较,进行“反馈式”的阐释和描述,发现两者结果可以互相印证,形成了研究的有效闭环。
图、表来源
图1、2:参考文献[3]:626,765;
图3:根据文献[25]中《戒坛图经》底图改绘;
图4:根据文献[3]:765 页中大兴善寺复原想象平面图整理改绘;
图7:参考文献[27];
表1:作者基于对参考文献[13,18,20,22]的信息进行整理绘制。其余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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