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旅游社区居民的主客互动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陈 璐,李勇泉

(华侨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民幸福感提升,一再强调建设城市、发展经济的目标是人民幸福最大化。幸福感作为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一个全面认可的整体性评价,是衡量人们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指标[1]。当前,旅游业被定义为幸福导向、健康导向、文明导向的产业,是“五大幸福产业”之首,对提升国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外研究主要聚焦于:一是旅游者幸福感与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二是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影响研究[2-5]。Uysal、Perdue、Sirgy提出,旅游的社会功能是缓解人们的工作生活压力和放松身心,有助于提升游客幸福感[6]。

我国学者对幸福感在旅游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少。王刚研究发现,旅游过程中的互动接触会影响游客体验价值感知,良好的互动能使游客心情愉悦,影响满意度和游后行为[7];陈晔认为游客之间的良好交流和接触有利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8]。总体看,国内外关于旅游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较少,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游客,缺少对旅游社区居民的关注[9]。

观察近年来国内外旅游发展现状,滨海旅游的市场规模呈现扩大趋势,但海岛型旅游目的地与其他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相比,存在明显的发展局限。由于海岛地理位置相对孤立、对外交通不便、产业相对单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旅游能刺激海岛经济,推动海岛产业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10-12]。另一方面,发展旅游能吸引外资进入,改善海岛社区的基础设施[13],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提升居民生活水平[14],因此海岛社区旅游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值得关注。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居民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显得愈发重要,居民是否愿意参与和支持,是旅游在当地能否顺利发展的基础保障[15],他们对旅游的看法和态度决定了他们以何种方式参与旅游发展建设,以及在旅游参与中具体表现出哪些行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一方面能促进旅游地旅游业发展,另一方面能为地区的和谐发展创造条件[16]。目的地旅游发展促使游客与社区居民两个群体相遇,由此产生主客关系[17]。在旅游研究中,主客关系一直是旅游人类学和旅游行为学的研究热点。Pearce指出在居民与游客的互动关系中不能忽视当地居民的影响作用[18]。但国内对主客互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文化的民族地区,对海岛旅游目的地的关注较少。近年来,滨海旅游热带动了大批游客进入海岛旅游目的地,海岛旅游社区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融,在海岛旅游社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交互体系。根据行为交换理论,互动中的每一行动者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19]。在旅游社区中,居民为了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会积极地与游客互动,并为其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20]。那么,社区居民如何认知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这种认知是否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在生活、心理、工作等方面的幸福感？因此,海岛旅游社区居民的主客互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尤为必要。

基于此,本研究从居民感知视角出发,探索了海岛旅游社区居民的主客互动、社区归属感、幸福感和旅游发展态度之间的关系,拟解决以下困惑:海岛旅游社区居民的主客互动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社区归属感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旅游发展态度对主客互动、社区归属感和幸福感产生什么影响？本研究对此做出解释并揭示了影响海岛旅游社区居民幸福感的内在机制,丰富了海岛旅游社区发展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体系,为国内海岛旅游社区旅游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2 理论与假设

2.1 主客互动与幸福感

关于主客互动概念,最早源于戈夫曼提出的“互动仪式”,被解释为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动。在人类社会的互动中,每个人都是“演员”,按照脚本表演自己特定的角色。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在情境中发生的互动仪式是一个具有因果关联和反馈循环的过程,每次互动都会产生一定的情感能量和群体团结,而这一次的互动结果又决定了下一次互动发生的可能性。他指出一次互动的情感是短暂的,但积极的情感响应会使参与者参与下一次互动,形成互动仪式链。这种长期的情感积累会使主体在互动中采取主动行为,并投入热情,因此积极情感在互动仪式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幸福感是情感表达与生活满意度认知的有机结合,包括生活质量意义、心理发展意义等维度概念[21]。首先，对旅游社区的居民来说,与游客的互动是一场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一个社区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游客。居民与游客属于两类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随着居民与不同文化接触机会的增加,自我发展的功能在互动中得以实现[22]。良性的互动往往能带动社区居民旅游参与的积极性。当居民与游客以一种朋友关系进行互动时,社区居民获得心理认可和满足,有利于居民情绪的健康发展[23],因此良好的主客互动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心理幸福感。其次,旅游发展改善了海岛旅游社区的基础设施,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进而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24]。第三,对以捕鱼为生的海岛居民来说,发展旅游是实现其创业和就业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旅游对居民态度的影响在发展成熟期表现最强烈[25],在该阶段,居民与游客的互动由旅游发展初期的社会文化和心理上的互动逐渐演变为经济利益上的互动,获取经济利益和追逐利润成为当地居民与游客互动的主要目的[26]。旅游社区居民与游客通过经济互动提高收入水平,同时提升了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27]。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1——主客互动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

2.2 社区归属感的中介作用

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将自己纳入某一地域或人群集合体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既有自己对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感情色彩,包括对社区的认同、投入、喜爱和依恋等[28],也是社区居民充分关注自己所在社区并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结果[29,30]。研究发现，社区居民的经济地位、居住时间、社会关系和社区参与程度等都会对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产生影响[31-33]。李煜提出人际关系交往状况对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34],通过增加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繁荣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途径,能增强社区归属感[35]。

旅游社区居民通过与游客互动,增加社会交往机会,扩展其社会关系。随着旅游社区居民与游客的交往机会越多,越可能共享情感,而共享情感一方面能建立长期稳定的主客关系,另一方面能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积极性[36]。现有研究发现,社区归属感能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的满意度[37,38],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越强,对旅游开发带来的正面影响感知愈强,而对旅游开发导致的负面效应感知愈弱[39]。因此,强烈的社区归属感易在居民与游客之间形成关系融洽的共同体,降低了居民在社区中的孤独感,有助于居民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2——社区归属感在主客互动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旅游发展态度的调节作用

居民作为旅游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旅游支持态度对目的地旅游发展具有重要影响[40]。旅游地居民与其他旅游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旅游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居民支持态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1]。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是建立在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基础上的,而个体对旅游的影响感知存在分异,因此形成了居民态度的差异[42]。一般来说,经济层面是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是否积极的主要因素[43],虽然旅游对社区发展会有不利影响,但对经济上依赖旅游业发展的旅游目的地,居民更加关注旅游的有利方面,因此倾向支持旅游发展。此外,与没有从事旅游业相关工作的居民相比,从事旅游业相关工作的居民不但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且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的不满较少[44,45]。因此,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越积极,对其社区归属感和幸福感的表现越积极(图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3——旅游发展态度能调节主客互动与社区归属感之间的关系,旅游发展态度越强,主客互动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越强;假设H4——旅游发展态度能调节主客互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旅游发展态度越强,主客互动对幸福感的影响越强;假设H5——旅游发展态度能调节社区归属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旅游发展态度越强,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的影响越强。

图1 理论框架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主体,由主客互动、社区归属感、幸福感和旅游发展态度4个变量构成,其中主客互动包含互动频率、互动质量两个维度,幸福感由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3个维度构成。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国内外成熟量表,针对英文量表采用双向互译方式进行翻译,并根据研究情景需要对部分题项的语境进行修改,使量表通俗易懂,易被受访者接受。问卷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主客互动参考了黄倩、谢朝武[46]的研究,共7个题项;社区归属感参考了Lee等[47]学者的研究,共3个题项;居民幸福感参考了Zheng、Zhu、Zhao等[48]学者的研究,共9个题项;旅游发展态度参考了Moghavvemi等[49]学者的研究,由4个题项构成。问卷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学历、职业、月收入水平、收入来源、本地居住时间、是否从事旅游业等基本信息。

3.2 案例地选择与数据搜集

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的方式,选取浙江普陀山岛作为案例地进行问卷发放,主要原因是:第一,普陀山岛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的东部海域,以“海天佛国”蜚声中外,是集佛教文化、度假观光、休闲娱乐、特色住宿于一体的国际知名的旅游型海岛。第二,普陀山岛有前山村、中山村、合兴村、龙湾村4个行政村,这4个行政村依赖于普陀山岛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发展旅游业,社区居民拥有共同的地域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消费习惯和经济社会生活氛围,是典型的旅游社区[50]。第三,普陀山岛旅游现已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据统计,2017年普陀山共接待游客1622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23.76亿元。相比之下,普陀山岛常住人口仅有5195人(截至2017年底),游客的大量进入使居民与游客间的互动趋于频繁,社区居民的归属感、旅游发展态度和幸福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因此选取普陀山岛作为案例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引领性。

研究问卷的发放和收集于2018年8月11日至8月22日期间完成。本研究共发放328份问卷,回收问卷321份,最终得到306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5.3%。有效样本数据的人口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样本特征

4 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 21.0进行信度检验,并将Crobach′s α(>0.7)作为信度检验的指标。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954,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取值都在0.922—0.972之间,均大于0.7的标准,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在内容效度方面,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在正式发放之前经过预调研与讨论,并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协助参与量表内容的审定,以确保量表的各个题项能够准确反映所有测量的变量本质,尽可能减小受访者对题项产生的歧义。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在构建效度方面,根据Fornell、Larcker的建议,研究采用AMOS 21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因子载荷量、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等指标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测量变量的因子载荷数值均符合大于0.7的标准,t值均在p<0.001的水平下显著。Fornell、Larcker认为理想状态AVE值应该大于0.5,表2的AVE值均大于0.5,表明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构面可较好地解释变量的方差[51]。Hair等认为CR值的可接受门槛是0.7,本研究的CR值均大于0.8,表明构面的内部一致性较好[52]。总体上来说,本研究的数据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在区别效度检验中,首先，采用学者Chin提出的PLS-SEM算法对交叉载荷进行研究[53]。其次,对各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3,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4,证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第三,计算了各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将该值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每个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51],因此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可以认定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4.2 整体拟合度检验

研究借助AMOS 21.0软件对所建构的模型进行整体的拟合度检验,假设模型代表了适合每个多维度量表的最佳模型,其中主客互动和幸福感分别加载了二阶潜在因子，通过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和简约适配度这三类指标进行判断。在绝对适配度中,χ2=385.352(p<.001)、χ2/df=2.676、GFI=0.889、AGFI=0.853、RMSEA=0.074;在增值适配度中,NFI=0.951、RFI=0.941、TLI=0.962、CFI=0.968;在简约适配度中,PNFI=0.801、PCFI=0.815。根据Hai提出的标准,所有指标均在可接受的标准之上,说明本研究的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为了防止常见的方法偏差,本研究进一步测试了该假设模型的3种替代模型(替代模型1中包括互动频率、互动质量、社区归属感和幸福感4个变量;替代模型2中包括主客互动、社区归属感、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5个变量;替代模型3中包括互动频率、互动质量、社区归属感、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6个变量)的拟合效果。从表4可以看出,3种替代模型与原假设模型相比,拟合效果均不太明显,因此研究选择最初的假设模型进行检验。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表3 变量的相关性与区别效度分析

注:括号中的加粗数值为平均变异抽取量(AVE)的平方根,对角线下方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表4 假设模型和替代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4.3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借助AMOS 21.0软件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路径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主客互动对幸福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38(p<0.001),说明主客互动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研究假设H1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主客互动对社会归属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80(p<0.001),说明主客互动对社区归属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16(p<0.001),说明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研究采纳Hayes的方法,利用Bootstrapping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54],相较于其他方法,Bootstrapping法无需正态分布等假设条件,弥补了逐步检验法中无法检验中介效果显著性的弱点[55,56]。本研究采用了最大拟然法作为拟合方法,同时采用偏差矫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对整体模型重复抽样2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主客互动和幸福感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145,双尾检验显著性p=0.002。通过Bias-corrected、Percentile两种方法检验,结果显示中介变量在95%的置信区间的取值区间均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说明主客互动通过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的间接效应显著,因此假设H2成立。

4.4 调节效应分析

借助SPSS中的PROCESS宏插件对模型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根据Aiken的方法,回归分析时先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再变量相乘得到交互效应项,并对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学历、职业、月收入水平、收入来源、本地居住时间等变量进行控制(表5)。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旅游发展态度在主客互动与社区归属感之间的调节检验中,主客互动对社区归属感的回归系数为β=0.252(P>0.05)不显著,旅游发展态度对社区归属感的回归系数为β=-0.042(P>0.05)不显著,主客互动和旅游发展态度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β=-0.016(P>0.05)不显著,即旅游发展态度对主客互动与社区归属感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假设H3不成立。其次,旅游发展态度在主客互动与幸福感之间的调节检验中,主客互动对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β=1.009(P<0.001)显著,旅游发展态度对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β=0.471(P<0.001)显著,主客互动和旅游发展态度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β=-0.083(P<0.01)显著,即旅游发展态度对主客互动与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明显。第三,旅游发展态度在社区归属感与幸福感之间的调节检验中,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β=0.392(P<0.001)显著,旅游发展态度对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β=0.273(P<0.001)显著,社区归属感和旅游发展态度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β=-0.089(P<0.05)显著。

为了更直观地表明旅游发展态度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Leona等学者推荐的简单坡度分析程序[57],分别做出旅游发展态度高于和低于一个标准差水平下的主客互动、社区归属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用同样计分方法将主客互动分为高主客互动和低主客互动,社会归属感分为高社区归属感和低社区归属感,最后绘出了旅游发展态度对主客互动、社区归属感与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图(图2)。主客互动越高,幸福感越高,在高旅游发展态度的条件下,主客互动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被削弱。同样,社区归属感越高,幸福感越高,在高旅游发展态度的水平,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减弱,因此假设H4、H5不成立(图3,表6)。

图2 旅游发展态度的调节效果

图3 假设检验结果

表6 调节效应的回归检验

(续表6)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社会交换与互动仪式链理论,从海岛旅游社区的居民感知视角出发,引入主客互动、社区归属感、幸福感和旅游发展态度4个变量,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①主客互动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即积极的主客互动有助于提升海岛旅游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实地调研发现,普陀山的社区居民对游客的态度现处于印象良好阶段,主客互动正处于“蜜月期”。原因在于:目前该社区旅游发展主要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目的是发展当地经济、增加收入、优化产业结构和改善基础设施,因此游客的进入给社区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的同时幸福感上升。②主客互动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中介—社区归属感,主客互动对社区归属感具有积极影响,积极的主客互动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具有正向作用,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越强烈,居民的幸福感越强。目前,国内很多海岛面临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年轻人因自我发展的需要涌向内陆发达城市,海岛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成为社会的重点关注问题。普陀山岛的大部分居民均从事旅游业,且这些居民与游客均有过直接接触。随着居民与游客互动与交往程度的加深,居民开始意识到社区的旅游发展对自我发展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海岛居民人际交往的需要得到满足,孤独感降低,社区归属感加深。强烈的社区归属感是社区生活满意度的一种表现,当社区居民对生活感到满意时,幸福感会自然提升。③旅游发展态度对主客互动与社区归属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说明居民对社区归属感的感知更多的来自主客互动的直接效果,而旅游发展态度对此的调节作用影响甚微。但旅游发展态度在主客互动与幸福感之间起反向调节作用,即高的旅游发展态度反而会削弱主客互动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根据期望理论,人们采取某项行动的动力取决于其对行动的价值评估。因此,当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表现为非常积极时,他们对主客互动应达到的期望值相对较高,但在实际情况下,主客互动的效果未达到其设定的期望值,因此反而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同理,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表现出消极态度,但实际互动中却给居民带来了超过预期的满意效果,所以幸福感有所上升。此外发现,旅游发展态度同样反向调节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的影响,说明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态度越强,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反而降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海岛旅游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处于一种较高水平时,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旅游社区归属感更多的是建立在社区旅游经济发展之上。期望值越高的居民对幸福感设限值往往高于旅游发展态度低的居民。所以,在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影响的同等水平下,旅游发展态度高反而幸福感会降低。

从可持续发展方面考虑,本研究对海岛旅游社区的管理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意义。第一,加强社区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交往互动。海岛旅游社区的主客互动对居民的幸福感的影响是正面的,因此旅游社区的管理者应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相关活动中,积极与游客进行互动,同时宣传社区旅游发展会给居民带来积极的影响,获得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第二,培养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是旅游社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旅游社区发展的动力,因此需要加强居民对旅游社区的认同感和参与意愿,同时使居民与游客之间形成共同的意识和利益,保持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密切交往。第三,关注旅游社区居民的需求,对其进行精准定位。旅游社区管理者应对居民的期望进行持续了解和适当的控制,因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设立旅游社区发展目标时应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使社区发展目标尽量与居民期望保持相对一致,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努力。

本研究选取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海岛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且普陀山岛是一个成熟的旅游社区,但旅游社区居民对旅游的发展态度具有阶段性特征[58],因此未来研究可选取不同地域、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海岛旅游社区,研究在不同发展环境下,海岛旅游社区居民的主客互动对幸福感的影响,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适用性。此外,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虽然初步确定了海岛旅游社区居民的主客互动对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但有研究指出,在跨文化背景下,情感团结在主客互动和居民旅游发展态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社会距离也是影响主客互动的一个重要变量[59],未来可将这些变量纳入到本研究模型中,以便更充分地解释居民的主客互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