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姚芳芳,周昌仕,翁春叶
(广东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海洋为载体,以东盟及其各成员国为依托,辐射带动周边及南亚地区,并延伸至中东、东非和欧洲等地,进一步串联、拓展和寻求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汇点,激发各方的发展活力和潜在动力,将有助于我国加快对外开放进程,完善多元平衡开放型经济体系[1]。深化海洋经济与产业合作,不但深度契合沿线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诉求,而且可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实现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大有可为的重点领域[2]。这需要清楚把握中国海洋产业的发展特征,创新与沿线国家的海洋产业合作模式,最大程度地整合现有资源,实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产业整体利益的最优化。
目前,关于海洋产业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通过界定优势海洋产业概念[3],建立海洋产业评价基准和指标体系[4-9],结合利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海洋产业发展特征[10-12],进而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海洋经济和产业发展进行对比,得出我国海洋产业的相对差异性特征和发展规律[13-16]。二是针对我国与东盟各国海洋产业合作现状及对策的定性分析[17,18]。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外海洋产业的差异性特征对比以及发展经验借鉴方面,且研究对象仅围绕美国、澳大利亚和东盟等国家或区域,对我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包括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合作进行全面顶层设计的研究较为稀缺。
本文首先依据产业合作的基础理论,探索建立我国和沿线国家海洋产业合作的理论框架,进而通过构建我国海洋产业评价体系,综合利用波士顿矩阵思想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划分我国海洋产业类型,同时给出与不同产业类型相匹配的产业合作模式。
海洋产业合作应以各海洋产业的发展特征为依据,坚持资源和技术的互补性合作原则,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模式。产业发展评价方面,基于经济效益、关联发展和增长潜力等考虑的海洋产业发展情况的衡量和评价框架较为普遍,现有关于我国海洋产业衡量的研究基本围绕上述经济指标进行;但随着产业发展和开放度不断加深,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逐步凸显,基于对外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考量的环境特征也应被纳入评价框架。因此,本文从产业特征值和环境特征两个维度对各海洋产业发展特征进行衡量,然后针对不同产业类型的发展特点,基于产业经济基础理论,对应提出适用于不同类型海洋产业的产业合作模式,具体思路见图1。
图1 海洋产业合作模式选择思路框架
目前关于海洋产业衡量指标方面的研究较为广泛,主要包括通过借鉴艾伯特·赫希曼、筱原三代平、罗斯托等国外学者的关联效应、收入弹性和生产率等评价基准,提出增长后劲基准[4]产业集群度基准[5,6]、产业规模、发展潜力、比较优势和社会效益基准[7,8]和基于钻石模型的综合评价基准[9]。上述研究对海洋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却基本大同小异,大多只围绕产业发展特征展开指标体系的设计,可为研究提供参考。同时,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和海洋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产生了变化,海洋产业评价指标体系也应与时俱进。本文尝试在传统产业发展特征这一评价维度的基础上,将基于对外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考量的海洋产业发展环境特征也纳入评价框架,创新构建海洋产业衡量指标体系,结合运用BCG Matrix方法,给出海洋产业类型划分依据。
产业衡量矩阵构建:借鉴BCG Matrix构建思路,从产业特征指数和环境特征指数两个维度构建海洋产业衡量矩阵。在产业衡量矩阵中,横轴为环境特征指数,衡量产业发展外部环境的优劣,向右不断递增;纵轴为产业特征指数,衡量产业自身发展进度和经济效益,向上逐步递增,划分依据为得分高于各产业平均值的指数为强,反之为弱。根据产业特征指数和环境特征指数的不同组合[19],可归纳划分出四种产业类型(图2),主要包括:①强势型产业。即产业特征指数和环境特征指数都较高,其产业基础良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和较好的发展前景。②平稳型产业。即产业特征指数高而环境特征指数弱,其产业基础良好,但受限于技术和资源等条件,仅有短暂稳定的发展态势,发展前景有限。③挑战型产业。即产业特征指数弱而环境特征指数高的产业,其产业基础较差,但发展迅速,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但其发展风险系数高,属于新兴产业。④弱势型产业。即产业特征指数和环境特征指数都较弱的产业类型,其产业基础差、发展潜力有限,不具备进一步开发的条件。
图2 海洋产业衡量矩阵
指数衡量基准确立:产业特征指数反映某一海洋产业发展中积累的优势特色和存在的问题,综合分析并沿用前期研究成果,建立产业特征指数衡量指标体系,衡量基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经济效益基准,对应评价某一海洋产业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基础;②产业关联基准,对应评价某一海洋产业发展对其他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判断其对关联产业产生支撑和拉动等一系列导向促进作用的大小;③增长潜力基准,对应评价某一海洋产业发展潜力大小和市场前景;④科技利用基准,对应评价技术水平对某一海洋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反映该产业的发展潜力。
环境特征指数主要衡量某一海洋产业在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机遇下的发展潜力,包括可持续发展基准、对外竞争优势基准、产业增长资源基准3个衡量基准:①可持续发展基准。遵循绿色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构想,通过对应评价某一海洋产业对海洋资源的消耗效率,判断该产业发展过程中资源困境和环境问题等因素对其发展限制的程度,预测后期可持续发展前景。②对外竞争优势基准。通过评价某一海洋产业在全球海洋产业价值链中的分工和地位,反映该海洋产业在国际环境中的外向竞争力。③产业增长资源基准。通过评价海洋科学技术和资源要素在某一海洋产业生产过程中贡献份额的多寡,将其归纳为技术发展型和资源依赖型海洋产业,并对依赖技术发展创新的产业给与较高评价。
依据目的、方式和提出角度不同可归为不同的类型,区域产业合作模式包括基于创新的产业合作模式、基于市场关联的产业合作模式和基于产业链的产业合作模式[20]。参考上述研究,提出针对四种类型有关海洋产业的产业合作模式:①探索发展型合作模式。包括国际战略联盟、技术联盟和跨境产业示范合作等方式,适用于强势型产业。一方面,通过对接国际标准,最终形成与国内经济匹配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优势产业,使其产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与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的相关产业结成优势产业联盟,实现“产业联动”发展,通过共同研究创新提升产业绩效。②利用完善型合作模式。适用于平稳型和挑战型产业,包括合资企业、许可协议、定牌生产、FDI(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方式。即依据优势互补原则进行地区选择性投资,进而获取与母国具有互补性的生产要素,拓展开发优势互补的目标市场,不断优化本国产业链的分工布局。③资源重整型合作模式。适用于弱势型产业,包括顺势和逆势产业转移。即处于劣势地位的产业通过向优势产业国进行产业转移,实现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切入国际价值链,获取更加广阔的发展市场,抑或处于劣势地位的产业通过向劣势产业国进行产业转移,根据当地优势和特色重新构建产业链,进而降低生产成本或获取新的市场,使本国劣势产业获取相对的产业优势。
海洋产业衡量基准指标选取及计算:依据海洋产业衡量的理论框架,从经济效益基准、产业关联基准、增长潜力基准、科技利用基准等方面衡量海洋产业发展特征指数。利用产业专门化率和产业贡献率作为经济效益基准的计算指标,皮尔逊指数、需求收入弹性和海洋科研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后三者的衡量指标;利用可持续发展基准、对外竞争优势基准和产业增长资源基准衡量某一产业应对宏观环境中机遇和挑战的能力,对应计算指标分别为能源消耗产值率、产业外向和产业发展所需科技资源水平(表1)。
指标框架构建及权重确定:依据海洋产业衡量理论框架,建立如下指标体系(图3)。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和专家咨询等方式,获得判断矩阵,并计算得出各产业选择指标层的权重,而后通过加权求和得到评分(表2)。
中国海洋产业衡量及类型划分:本文选取海洋渔业、海洋石油和天然气、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等产值较大的9个海洋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其海洋产值占海洋总产值的99%以上,基本上决定了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选择利用2011—2015年各海洋产业平均海洋产值以保证数据的稳定性和代表性,各判断举证的一致性比例均小于1,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表1 产业基准及衡量指标计算
图3 海洋产业衡量指标框架
指数产业特征指数环境特征指数基准名称经济效益产业关联增长潜力科技利用可持续发展对外竞争优势产业增长资源指标名称产业专门化率产业贡献率皮尔逊指数需求收入弹性科研人员比重能源消耗产值率产业外向度所需科技资源水平权重0.1610.1610.2280.3780.0730.3280.4130.260
表3 各海洋产业各指标得分评分
实证结果清楚地反映出各海洋产业的优势和劣势,具体为:①强势型产业。包括滨海旅游业和海洋化工业。其特征表现为产业基础良好、竞争优势明显、产业前景广阔。②平稳型产业。包括海洋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表现为产业基础良好、发展稳定,但受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条件限制,发展前景有限。③挑战型产业。包括海洋船舶业、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业,表现为产业成长速度快、发展前景良好,但产业基础较差、风险较大。④弱势型产业。包括海洋工程业、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业,表现为产业基础差、发展前景有限。
本文通过参考以往文献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的界定,根据各国海洋资源禀赋和海洋产业发展特征,选择拥有海岸线较长、海洋资源较丰富、海洋产业发展基础良好、海洋经济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东盟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北非地区和南欧地区四大板块。
东盟地区:东盟地区的海洋资源丰富,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油气业在海洋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海洋渔业方面,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海洋渔业资源丰富,但受限制于落后的远洋捕捞装备和技术,造成了近海渔业发达、远洋渔业落后的局面。在滨海旅游业方面,几乎所有东盟国家的滨海旅游业发展都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其中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属于领军人物[21]。在海洋油气业方面,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和缅甸等国民经济相对依赖于油气开采产业,且大都实行开放型开发政策,与我国在油气开采产业均有合作。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新加坡因其重要的海洋战略枢纽地位,海运业高度发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的海运业在该国相对属于优势产业。与此同时,在互联互通的背景下,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大多东盟国均重视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海运业发展。在海洋化工业方面,新加坡油气资源匮乏,但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政策,海洋化工业发展优势明显,在原油提炼和加工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在海洋海洋船舶工业方面,菲律宾引进了先进的造船技术,成为新兴造船大国[22]。
表4 东盟地区重点合作国家的海洋产业特征
注: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综合服务门户”网站和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4—2015年)统计整理得出。
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国家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其海洋油气业和海洋渔业均具有显著优势。具体而言: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海洋渔业发展具有显著优势,且两国分别在远洋捕捞和沿海养殖领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印度海洋矿产资源丰富,海洋油气业产业优势明显;巴基斯坦海洋经济发展相对较为缓慢,由于受海洋装备技术方面的限制,其丰富的海洋油气资源和渔业资源开发进程缓慢,海洋渔业和海洋油气业不具有比较优势。
表5 南亚地区重点合作国家的海洋产业特征
注: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综合服务门户”网站统计整理得出。
西亚北非地区:西亚北非地区国家海洋油气资源丰富、海洋油气业高度发达,其他海洋产业发展优势不显著,总体海洋经济结构较单一。在海洋油气业方面,各国的海洋油气业均为其优势产业,其中沙特阿拉伯和阿曼油气开采产业最发达,我国与两国在油气资源开采、石油工程服务和石油化工和贸易领域紧密合作;在海洋渔业方面,各国政府对海洋渔业扶持力度较大,但渔业总体发展优势不显著,多依靠进口海水产品满足国内需求,进口来源国多为地缘优势明显的欧洲周边地区;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埃及和阿联酋因其重要海洋战略枢纽地位,海运业较发达,其他国家该产业优势不明显;在滨海旅游业方面,阿联酋因其较发达的海洋服务业,商务旅游发展优势明显,成为海湾地区贸易和旅游中心;海水淡化利用业在沙特阿拉伯具有显著优势,其他海洋产业在西亚北非地区各国的发展优势不显著。
表6 西亚、北非地区主要合作国家的海洋产业特征
注: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综合服务门户”网站统计整理得出。
南欧地区:南欧地区的港湾优良、水域众多,海运业和滨海旅游业具备一定的地缘发展优势,其他海洋产业发展优势不明显。在海洋渔业方面,葡萄牙海洋渔业作为其传统产业,由于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优势明显。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希腊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国家,靠海发展,海洋船舶制造业和海运业较发达;意大利拥有“水上城市”的威尼斯,航运条件得天独厚,政府扶持力度较大,发展优势显著;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毗邻国家,国家特色大同小异,两国旅游资源丰富,滨海旅游发达。
表7 南欧地区主要合作国家的海洋产业特征
注: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综合服务门户”网站统计整理得出。
创新海洋产业合作模式,通过海洋产业合作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对抗、达成谅解,争取形成沿线国家和地区互利互惠、和平稳定的合作局面,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抓手。其中,滨海旅游业和海洋化工业等强势型产业适用探索发展型合作模式;完善型合作模式是海洋渔业等平稳型产业和海洋船舶业等挑战型产业进行合作的最优选择;海洋工程建筑业和海洋油气业等弱势型产业应采取资源重整型合作模式。
我国滨海旅游业和海洋化工业将成为对外开放发展的优势性产业,其中滨海旅游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具有广阔的前景,可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相关海洋产业结成优势战略联盟,根据各国旅游资源特点,采用差异化战略进行旅游产品设计,构建海洋旅游圈,实现优势互补,同时促使我国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对接国际服务标准,使滨海旅游业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地区的领军产业;我国海洋化工业产业科研投入和技术效率优势较为明显,但产业对外开放度低、资源劣势明显等因素限制了其发展,可与印度、埃及、阿曼和沙特阿拉伯等海洋矿业资源丰富国家的相关产业进行联动发展,形成规模效应,共同克服海洋化工业本身资金投入要求较高的局限性,联合扩大产业规模,力争成为领头和亮点产业。
平稳型海洋产业和挑战型海洋产业均适用利用完善性合作模式。海洋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属于平稳型产业类型,产业基础良好,但受限于资源困境,发展前景受到限制。其中,我国的海洋渔业可与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国通过兴办合资企业和许可协议等方式,有选择性地投资布点,通过优势互补优化产业链的分工布局,延伸我国水产品生产产业链条,使水产品加工业成为我国的强势型产业,共同发展远洋捕捞,发挥产业竞争优势;我国的海洋交通运输业需通过许可协议等方式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开发技术,借鉴迪拜和新加坡海洋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积极发展航运保险、航运金融、海事仲裁和信息咨询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形成现代航运服务体系,提高运输组织化水平,加快发展大宗货物和集装箱等的多式联运,推进完善陆海联运体系,有序推进沿海港口建设,提升港口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快电子口岸建设,为通关一体化服务创造必要的条件。
我国的海洋船舶、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洋电力业等挑战型产业也应采取利用完善型合作模式,引入或发展优势项目,增强产业对相关产业合作的吸引力。其中,海洋船舶可通过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等产业优势较为明显的国家进行合作,共同发展优势项目,优化海运船舶运力结构,促进海运船舶的大型化、专业化,增强航运企业的竞争力;海洋生物医药需要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海洋生物资源丰富的国家继续加深海洋生物领域合作,形成产业发展联盟,共同克服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限制,通过联合科技创新共同推动海洋生物医药品牌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促进海洋生物药医产业实现规模型稳定发展;海洋电力业可能成为人类后期发展的重要技术性产业,应引入优势项目,整合资源,实现联合发展。
我国的海洋工程业和海洋石油与天然气等弱势产业,应进行资源重整型产业转移。其中,海洋工程建筑业是我国率先走出去的重要领域,沿线国家处于工业化建设需求较大的发展阶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海上互联互通,是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海洋领域合作的重要内容,我国应凭借相对于别国的产业比较优势,进行顺势产业转移。具体可对泰国、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国政府部门对港口建设支持力度很大的目标区域进行产品和技术的输出,籍此支撑并领导沿线地区和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同时发展我国海洋工程业。海洋油气业方面,我国存在油气资源勘探基础工作滞后、开发技术较为落后、开发规模小且集中在近海区域等产业发展劣势,但相对于部分沿线国家,我国在油气资源开采装备和技术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我国应作为技术和设备输出方与油气勘探和开采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产业顺势转移合作,如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等国,促进区域内该产业发展,同时还要积极吸取先进技术,促进自身海洋油气业勘探和开采技术上的进步。
本文通过构建海洋产业衡量矩阵,结合层次分析法,对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海洋产业合作模式选择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我国的滨海旅游业和海洋化工业等强势型产业适用探索发展型合作模式,应与产业优势国结成优势战略联盟,进行产业联动发展。二是完善型合作模式是海洋渔业和海洋交通业等平稳型海洋产业的最优选择,其中海洋渔业可与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国通过兴办合资企业和许可协议等方式,使水产品加工业成为其强势型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需通过兴办合资企业和许可协议等方式引进先进技术,优化其产业链分工布局。三是我国的海洋船舶业、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业等挑战型海洋产业具备利用完善型合作模式的产业条件,应引入优势项目,整合资源,实现联合发展。四是我国的资源重整型合作模式应被海洋工程建筑业和海洋油气业等弱势型产业取代,具体可对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和埃及等国进行产业顺势转移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促使我国海洋产业对外开放的内涵与外延发生改变,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不再局限于“引进来”,而是拥有更多“走出去”的期许。海洋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除了充分发挥自身产业特征,增强产业竞争力外,还应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通过海洋产业合作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对抗、达成谅解,争取形成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赢、互利互惠、和平稳定的合作局面。这就需要全面把握我国和沿线国家海洋产业发展的特征和政策,创新海洋产业合作模式,同时加强具体配套保障措施有效落实。具体如下:一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大框架下建立对话磋商机制、日常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合作机制等一系列沟通、协作和管理机制,促使海洋领域合作逐步规范化;二是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倡导下积极建立渔业论坛等主题论坛,加强信息化合作,共同建设服务沿线国家的大型数据中心,为企业及时了解市场信息,实现分工合作和优势互补提供支持;三是高效利用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积极吸纳民间资金,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海洋产业合作提供资金保障;四是重视海上丝绸建设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开展海上安保和海洋环保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我国应率先履行国际义务,承担相应责任,主动提供海上安全维护等公共服务,在确保安全合作环境的基础上获得周边国家的进一步支持与参与。
[1]陈万灵,何传添.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方博弈及其经贸定位[J].改革,2014,(3)∶74-83.
[2]刘赐贵.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J].国际问题研究,2014,(4)∶18-131.
[3]蒋智华.云南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分析[J].学术探索,2013,(3)∶55-60.
[4]梁明,田伊霖.非洲对外贸易以及中非贸易的新特点和新趋势[J].国际贸易,2014,(9)∶16-24.
[5]阮建青,石琦,张晓波.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规律与地方政府政策[J].管理世界,2014,(12)∶79-91.
[6]陈健生,李文宇,刘洪铎.区域竞争、本地市场效应与产业集聚——个包含政府部门的新经济地理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5,(1)∶83-92.
[7]陈钊,熊瑞祥.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来自出口加工区准实验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5,(8)∶67-80.
[8]蔡宁,王节祥,杨大鹏.产业融合背景下平台包络战略选择与竞争优势构建——基于浙报传媒的案例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5)∶96-109.
[9]宁凌,张玲玲,杜军.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基本准则体系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9)∶107-111.
[10]王丹,张耀光,陈爽.辽宁省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及空间模式演变[J].经济地理,2010,30(3)∶443-448.
[11]杨莲.基于因子分析的四川省工业主导产业选择及发展研究[J].软科学,2014,28(12)∶140-144.
[12]邓向荣,曹红.产业升级路径选择:遵循抑或偏离比较优势——基于产品空间结构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6,(2)∶52-67.
[13]张耀光,刘锴,王圣云,等.中国和美国海洋经济与海洋产业结构特征对比——基于海洋GDP中国超过美国的实证分析[J/OL].地理科学,2016,36(11)∶1614-1621.
[14]张耀光,彭飞,江海旭.中国海洋产业的就业结构特征与主要海洋国家对比分析[J].海洋经济,2014,4(1)∶50-57,64.
[15]张耀光,刘锴,刘桂春,等.基于海洋经济地理视角的中国与加拿大海洋经济对比[J].经济地理,2012,32(12)∶1-7.
[16]李莉,周广颖,司徒毕然.美国、日本金融支持循环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借鉴[J].生态经济,2009,(2)∶88-91.
[17]吴迎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研究——以海洋产业竞争优势及合作为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2)∶188-197.
[18]王勤.东盟区域海洋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新格局[J].亚太经济,2016,(2)∶18-23.
[19]薛伟贤,顾菁.西部高新区产业选择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J].中国软科学,2016,(9)∶73-87.
[20]向晓梅.区域产业合作的机理和模式研究——以粤台产业合作为例[J].广东社会科学,2010,(5)∶31-36.
[21]Srisuda Jarayabhand.Contribution of the Marine Sector to Thailand′s National Economy[J].Tropical Coast,2009,16(1)∶22-36.
[22]Hans-Dieter Evers,Azhari Karim.The Maritime Potential of ASEAN Economics[J].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2011,30(1)∶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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