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心峥嵘路：张謇精神对中国式管理现代化的启示

张志鑫 郑晓明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管理现代化就是根植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情境、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被企业领导、员工所接受并运用。***总书记多次称赞张謇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深受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认为“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作为士大夫的最高代表——状元，他坚持读书人应有报国之志，承担建设家乡和造福桑梓的重任。纵观历史，张謇实业报国，那句“时时存必成之心，处处作可败之计”的动人话语，既流露“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创业维艰，也蕴含“民胞物与、己溺己饥”的惠民情怀。张謇精神是中华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家国情怀与经济理性的有效结合，是在义与利、公与私、家与国之间重塑的商业伦理。因此，张謇实业之举对于当下如何将企业管理实践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中国式管理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张謇贡献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 祖籍江苏常熟土竹山，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1894年高中状元，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的开拓者，主张“实业救国”，在南通兴办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开创唐闸镇工业区，使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张謇一生创办20多家企业和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教育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实业救国”推动经济发展

甲午战争战败后，张謇放弃状元身份，投身实业，提出“实业救国”主张。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张謇陆续兴办数十个企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他提出发展经济是国家强盛的基础，重点在于以新技术发展重工业以及采用“棉铁主义”的工业路线。他鼓励发展民间资本，重视发展商业，并将“办学堂育人才”作为发展工商业的支撑。为振兴实业而培养人才，为培育人才而兴办学校、办师范，为办学校而兴纺厂。张謇建立大生纱厂赚得第一桶金后，不断拓展商业版图，围绕纺织业兴办一系列上下游企业，形成庞大的“大生系”资本集团，南通地区因此成为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

“教育兴国”开启国民心智

张謇提倡“父教育”，他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是中国专设师范教育机关的开端。1905年，张謇与其合作者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江苏省南通中学），并创办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称为“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海事大学前身）。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改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1915年，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1917年，在张謇的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1920年，张謇作为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国立东南大学成立。此外，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值得一提的是，张謇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在兴办教育中提出“道德优美、学术纯粹”，认为“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首重道德，次则学术”。道德是做人的准则，学术是成才的关键。同时秉承“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的教育理念，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相融合，教育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社会经济建设促进教育事业繁荣，二者相辅相成。

“文化自信”展示华夏文明

张謇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及改良社会的使命感。1903年创办的翰墨林印书局是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印刷出版机构。翰墨林印书局兼营书画交易与装裱等，促进了当地书画界的交流。张謇利用印书局编印习字帖供学生临摹学习，并将他自己写的部分字帖印刷发行，促进了近代书法的交流与传承。1905年，张謇以个人力量兴建南通博物苑，开中国文博事业之先河。为扩充馆藏量，张謇广泛征集文物，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1905年，张謇成立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未用“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思维来经营发展，而是以“巩护我国教育权、驱策文明之进步、杜绝外人之觊觎、消弭后来之祸患”为宗旨，兼顾社会责任和文化信仰。

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是张謇于清末创办的一所私营棉纺织企业。1895年，张謇以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名义，筹划在南通创设纱厂，面临最大困难就是集股筹资。1898年，纱厂在南通唐家闸动工兴建，1899年建成投产，即大生一厂。

大生纱厂名称取自《周易·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之所以取名“大生”是因为“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大生”二字表明了张謇的实业理想，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大生纱厂的惨淡经营离不开张謇追求实业的百折不挠，在市场混乱、融资困难和环境恶劣的近代中国，张謇充分利用状元身份，创新地将“官督商办”改制为“绅领商办”，一手将大生纱厂发展为中国纺织业的标杆，在巅峰時期曾占全国纱锭总数的11.9%。因此，大生纱厂对于解读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起源和生成都有着极强的实践启示。

首先，大生纱厂是典型的“绅领商办”的经营模式。为解决大生纱厂筹办过程中集股不顺的困难，张謇独创性地提出“绅领商办”的运营模式，与合伙人商议以机器为资本作价25万两官股，约定官股不涉及盈利亏损只收取利息。值得一提的是，“官董”并未参与企业日常经营，偶在股东大会等正式场合进行象征性活动。表1为大生纱厂原始资本来源。

其次，大生纱厂体现张謇威权型领导特点。大生纱厂成立初期，张謇在公司所占股份未超过千分之五，从现代治理视角来看，张謇未能取得对大生纱厂的控制权。但是在建厂初期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张謇在大生纱厂的话语权无人可匹及，原因在于张謇具有独特的威权型领导风格。这一威权既是建立在其官绅双重身份和地位上，也是建立在张謇的德行、经验和口碑等个人特征上。威权领导风格为起步阶段的大生纱厂带来了治理“红利”。例如，融资举债是大生纱厂早期发展的困境难关，正是依赖张謇的个人威权和社会声望，大生纱厂能够便利地吸收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入股公司。此外，税务负担同样是大生纱厂面临的难关，张謇运用其状元身份，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利用官方力量减免税厘。

最后，大生纱厂是典型家族式运营模式。家族式企业运营模式帮助大生纱厂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取得竞争优势。张謇将与自己沾亲带故且商业经验丰富的本土商人安排至大生纱厂的重要岗位，由此成为大生纱厂创建初期的核心团队。这些被张謇委以重任的管理人员既熟稔市场行情，又在生产管理方面“督工甚勤，竟日无懈”，帮助大生纱厂顺利站稳脚跟。此外，大生纱厂选用的工人普遍来自南通地区，本地用工模式的优点是用工成本较低，当时每日男工工资均价为0.55元，每日女工工资均价为0.45元，而大生纱厂日均工资在1角左右，远低于当地工资水平。

张謇思想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利缘义取”的伦理责任

“义”与“利”是阐发道德理念和财富物质、个体私利和群体价值的重要内容。“义”即“人之正路也”，指正义、道义和公正，是利于集体、群体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属于精神思想范畴。“义”通常与“利”并举，“利”是能满足个人生存需求的利益和功利，属于物质利益范畴。

张謇的“义”是救亡图存、救民于水火的“民族大义”。营商获利并非贪图钱财富贵，而是实现大义的手段和工具。张謇躬身入局的核心动机绝非是出于利润和财富，而是“言商仍向儒”“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为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由此可见，张謇筹资办厂属“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张謇的“利”是“公共之利”，而非个人私心私利。他认为 “利”兼具企业、个人的小利以及国家、民众的大利。其中，充分体现张謇“公利”特质的是“众仆”与“公仆”之分。张謇在大生纱厂占有经营话语权，但是所占有股份比例较低，类似于现代企业具有为股东服务性质的职业经理人，是为股东服务的“众仆”，承担基本经营职责。同时他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谋利的“公仆”。“公仆”造福大众，彰显世界“大义”。 正如他所说，“鄙人志愿并不在专为股东营余利，实欲股东斥其余利之所积若干成，建设公共事业，为一国立些模范”。因此，张謇将“义利”融合于大众和国家之中，是公利和私利的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张謇通过书法特长为社会公益事业筹集经费。作为状元和书法家，张謇曾试图通过“卖字”为育婴堂筹款，计划每季度凑足500元，一年筹资2000元以供100名幼童生活之用。晚年张謇不顾年事已高，每日持续写字两个小时。他曾在报纸上登过不止20次广告筹资，两年时间共收入2万余元，全部投入慈善事业中。

张謇的“义”是救亡图存、救民于水火的“民族大义”。营商获利并非贪图钱财富贵，而是实现大义的手段和工具。张謇的“利”是“公共之利”，而非个人私心私利。他认为 “利”兼具企业、个人的小利以及国家、民众的大利。

张謇“兼济天下苍生”的义利观对中国式管理现代化具有启迪之效。实践表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精神，本质上就是意蕴深厚的“义利观”作为商业道德准则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具体体现。“义”表征企业活动需遵守社会伦理规范，“利”体现企业基本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中国式管理现代化要求企业避免狭隘的利益价值观，即避免一味追逐经济价值。正确做法是遵守符合公利要求的伦理规范，尊重、爱护和珍视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多元价值追求并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致力造福桑梓和服务社会。

诚然，“守义”存在成本，充满风险，企业要生存自然需要追求利益，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企业的本质绝不是哈里·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下的“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组织”。西方企业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的功利性，认为资本世界运行是“工具理性”的功效结果，其理性取向主要关注经济主体行为“目的”有效性以及“手段”效率性。所谓的 “科学理性”“工具理性”边界的无远弗届不可避免导致了以道德伦理为特征的“价值理性”被掩蔽和落寞，造成企业伦理的缺位。

当代中国企业家要向张謇等实业家前辈学习，认识到新时代的“义”绝不是停留在“九经三史”的僵化思想，需要躬行社会关怀。当前我国平台型企业持续出现数据滥用、信息泄露和垄断经营等社会责任异化现象，暴露出的就是物质主义观念“利”的僭越所导致的伦理危机。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企业家力行新时期的“义利观”，就是儒家思想通过“君子”人格创造价值的应有之义，是传统之道在变局下的复兴体现，是伦理之训在新形势下的实践体认。企业家应努力成为拥有法治宗旨、契约意识和守约观念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义贾”。

“以人为本”的惠民情怀

张謇将“以人為本”的思想充分融入实业救国之中，推崇“尊圣崇经”，向往古代圣王的“仁人”境界。张謇反对将工人视作抽象、封闭和隔绝的个体，而是将其视为社会关系的存在。例如，张謇为解决工人居住问题，决定在工业区域为工人设置住房。当时，周边的工人简易住所被大火意外烧毁，导致大量工人居无定所，加之大生纱厂职工多数为纺织女工，每日上下班通勤辛苦。张謇下决心彻底解决工人住宿问题，于是亲自出资购置土地，以联排住宅形式规划建设职工公寓，形成了老工房、西工房、南工房等建筑群，有效地缓解了工人住房紧张问题。相关建筑遗址位于现在的唐闸古镇，成为张謇“以人为本”的佐证。再如，为缓解工人工作压力，排解情绪，张謇在工业区修建公园帮助工人“逸而乐”，避免工人置身于“花柳街巷”以落得“青楼薄幸名”。公园建成后，工人在公园“有溪钓、有亭栖、有石坐、有茗品、有藤攀、有栏依”，果然不见“狎妓”之风。此外，张謇关注工人身体健康，创办医务室为工人防病治病。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盛夏，当地爆发疫情，大生纱厂顶住资金短缺压力，果断停工停产杜绝疫情蔓延，此举充分体现出张謇将工人生命健康置于首位。

张謇坚持将“以人为本”作为价值准绳和道德规范来指引和制衡人与人间的关系，本质是“爱人” “泛爱众而亲仁”，强调以己心体恤他人心。如果企业经营无视他人的体验、情感和需求，就难以做到“仁者爱人”。当时西方实业界正盛行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试图利用“第一流工人”提升职工生产效率，在此过程中，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将工人视为纯粹“经济人”。中国文化强调宗亲家族的社会秩序，即“家伦理本位社会”。在“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中，交换关系更多表现出质朴的、情感的社会交换，而非简单的、纯粹的经济交换。因此，张謇并未采取西方管理的制度、条款、法规等硬性约束措施，而是认为中国式管理应呈现“家”的柔性，用情义引导，用“仁”的友爱善良感化和调节他人行为会更为有效。

新时代下，企业伦理意识和责任意识远超百年前，中国式管理现代化更应坚持“以人为本、人为为人”的核心理念，充分体现对人性的尊重、理解和温情。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应高度重视企业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关系，强调人的发展性和再生产性。特别是在数字化转型时期，企业要避免将个人看作工具化、物化的“经济人”，不可一味依赖制度、條款、法规等约束措施，以苛刻的边界在管理中进行行为规范，更不可以简单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物质激励。另一方面，企业要尝试“德主刑辅”，通过伦理、礼教和教育等教化措施，对人的情感、内心和思想进行善意劝导，用文化方式激发人性向善，伸张个人的美与德，推动个体生命成为自我管理的主体。

“学古不泥古”的革故鼎新

吴良镛院士曾评价张謇“能在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一方面，张謇“力倡新学新技”。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属于吸收引进继而进行本土化创新的过程。张謇深知要振兴工农业，必须学习先进国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重点是在生产机器设备上展开突破。他积极引进欧美机器设备，旨在“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进一步地，张謇加紧发展技术，针对关键技术改良、仿制和改造，实现企业的增量发展和存量创新。资生铁厂是20世纪初为数不多的民营机械厂，张謇创办的资生铁厂集中力量研究英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的织布机、开棉机和经纱机等设备，通过不断创新，开发、生产、添置符合大生厂生产特点的纺织机器。与此同时，张謇坚持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他获悉日本北海道许士泰精励垦荒万余顷，获得显著成效，便专门去拜访许士泰，虚心学习“荒地为良田”的技术。彼时，许士泰成为张謇后续废灶兴垦的榜样，但张謇更是怀有竞胜之心要超过许氏。果然，张謇将通海、新南、华成、新通等公司的占地面积扩展至500多万亩，年垦牧投资总额达2000多万两银。为了改良盐业生产效益，张謇坚持三年反复实验，前后借鉴日本法、海州法、松江法和浙江法等多种方式方法，取长补短并适度改良，取得不俗效果。最终，张謇创办的企业在精细化程度和规模效益等方面均反超许士泰。

另一方面，张謇开拓市场和创新治理模式。南通地区纺织业历来兴盛，张謇立足资源优势进行产业链延伸，如为降低采购棉花成本，开创通海垦牧公司，种植棉花。随着事业逐步扩大，张謇采取多元化战略占领新市场，陆续开办油厂、面粉厂、水利厂、船舶公司等。之所以创办这些企业，并非盲目“铺摊子”。例如，办油厂是为了充分利用棉籽，办船舶公司是满足纱厂的运输需求。因此，张謇以大生纱厂为链条轴心，开创了集上下游产业为一体的集团运营模式，为后来工商业经营创新提供良好参考。同时，张謇参考西方企业治理模式，设置董事会、总经理、监事并明确责权利，按照股权参与管理。在创业伊始，资金短缺成为“拦路虎”，张謇探索融资方式，创新性地运用“绅领商办”模式，充分吸纳社会资金，有效处理了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共存关系、官商之间的权利关系，并于1907年将大生纱厂改制为“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了中国近代首家民营股份制企业。

张謇“破法不悖法”的首创精神令人动容，可昭日月。胡适先生就对张謇给出了这样的评价：“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创新是实业家张謇傲人的品质，也是成就事业的活力所在，张謇无愧为社会创新者和国家建设者。现如今，中国式现代化企业更加离不开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政府而言，理应改善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公平市场环境，出台宽松政策，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企业家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充分发挥政府服务型功能，聚焦企业需求，健全企业困难帮扶机制，做到“无事不扰，无处不在”，激发企业家创新热情。此外，从张謇的产业链延伸模式实践中，现代化企业要认识到“只有落后技术，没有夕阳产业”，应努力构建本土产业链话语体系，加强产业链本土化重构。产业链动态延展应立足于国内需求，支持我国技术领跑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土发展，争取将全球分工体系下产业链高端部分融入本土体系。进一步地，政府应支持本土企业组建区域性产业链技术同盟，形成产业链创新链优势互补的贸易利益共同体，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对赌能力。

“忠信笃敬”的抱诚守真

张謇作为“言信行果”的企业家模范，深知诚信之于生产经营的支撑作用。他秉承“忠信笃敬”的信用观，就是“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将诚信视为生命线，自觉履行契约，即便面临资金周转困难，也坚决履行合同契约。在大生纱厂创办初期，张謇为应对资金短缺问题，无奈之下采取“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的冒险自救方式。获得成功后，立即进行应付账款的核实结清工作。张謇本人极端痛恨假冒伪劣商品，当时市场上普遍充斥着以次充好的棉纺织品，大生纱厂始终坚守诚信，确保以质量取胜。张謇强调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离不开良好的品牌声誉，基于此，大生纱厂一厂积极打造“魁星”商标彰显其状元办厂的独特性以及传递在行业领域夺魁竞优的信心，大生二厂则积极打造“寿 星”商标，运用民间喜闻乐见的神话人物来塑造良好的信用形象。张謇痛恨市场欺诈和不诚信，虽然当时市场上“信用堕落，疑窦丛生”，但他坚定认为“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便宜不过一时，损失终无尽期”，坚守笃信诚信是立身之本、成仁之道。例如，为贯彻“棉铁政策”，他创办纺织职业学校，旨在培养工人的实用技能，“所收学生，不限一省，来见习者不止一人，经费除公司股东以余利效此义务外，未尝受政府、社会， 或他省、他人分毫之辅助，此心皎然，若揭日月”。然而，其他竞争企业也闻讯派人学习，名则学习，实则扰攘，“暗中勾引男女工头、工人，加放工价、情同扇诱，虚言投饵，迹近拐骗”。张謇指责他们“鬼蜮伎俩，乃中国下等市侩与某国促狭分子之行为”。令人钦佩的是，张謇并未一味排斥，而是尽显君子待人之量，申明只要其他公司堂堂正正派人来学习，自己必然以诚相待，甚至可以商同筹画，代为招募。

诚信犹如空气和水，“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张謇“言忠信行笃敬”的诚信对于中国式管理现代化的企业具有深刻启发。企业须深知“业不信不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爱惜声誉和信用。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企业家向来重视信用的建设、维护和塑造，无论是上世纪格力空调“海绵”事件、海尔“砸冰箱”事件，抑或是近期全国“诚信兴商典型案例”名单中的诚信企业，无不彰显诚信对新时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美誉作用。例如，小熊美家探索生活性服务业诚信建设的“家政样本”，破解百姓身边烦心事；吴裕泰坚持质量诚信，将诚信文化融入“中华老字号”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坚守产品品质，致力于卖老百姓喝得起的放心茶。同时，无视信用造成的惨痛教训必须警钟长鸣，如三鹿集团“三聚氰胺”等违背诚信经营造成数十年创造的资产化为乌有。

因此，中国式管理现代化就是企业诚信文化的养育过程。良好诚信自然离不开企业员工的共同营造。企业家要使用道德、伦理、责任相关的语言、信息、符号以及表现伦理评价的倾向性来影响员工的诚信行为。企业家要对企業内部的自利导向伦理氛围进行监控和杜绝，并树立规则导向的伦理氛围，培育和构建员工规则意识和职场操守，减少贪墨、破坏组织声誉和滥用组织资源等机会主义行为，使自身行为与组织伦理准则保持一致。事实上，良好的诚信氛围能够对员工产生“保留力”“吸引力”。企业要努力抓住一切契机，向员工展示企业道德品质，通过榜样示范的作用，有效激发员工道德一致性的产生和塑造，减少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意识以及违背企业制度规范的欲念。

由此，中国式管理现代化促使企业妙用伦理激励，塑造诚信文化，拒绝责任漂移，形成道德价值观的集体认同。总之，“诚”是聚心之魂，“信” 为立足之本，中国式现代化企业要坚决杜绝欺骗公众、恶意违约以及违法经营等非伦理行为，塑造美好声誉的企业社会形象。

“知行合一”的践履担当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强调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知”是指内心的觉知，对事物的认识；“行”是指人的实际行为。张謇认为“知行合一”的本质是“真知自能力行”，兴办实业才能摆脱华夏积贫积弱的态势。张謇鼓励多游历，阅尽世界大观，探索西方文化和发展脉络，获取西方科技进步和实业发展的“真知”，借此“真知”指导在中国大力发展实业。张謇在《江苏学会致学部函》中表明：“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所谓学务哉？”。因此，张謇知行合一重点在于“知行并进”，缺一不可。

事实上，张謇的“知行并进”并不是去辩证“知”与“行”的先后问题，而是在实业救国、教育兴国中，追求“知”与“行”的一致性，努力开拓并发展经济，让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看到希望和生机。早期的张謇致力于军事工作，以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但是发现军事斗争无法改变国内积贫积弱的现状。于是，他“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下定决心涉足实业。为此，他愿意躬身入局做传统书生不屑之事，他“兴鱼堰充采芹”，甚至放低姿态登报“状元鬻字”。一切举动似乎都是在致敬400年前阳明“边讲学边灭匪”的知行合一。因此，张謇“知行并进”的思想，是同我国古代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高理想相契合的。

一位32岁的志气书生，怀揣实业许国的勇气、产业报国的信心和实业强国的恒心走进实业天地，默默地践履一个又一个报国理想，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书写了“舍身喂虎”的传奇故事。

中国式管理现代化离不开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根基，“知行合一”助力现代化企业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文明的中国式管理方式。张謇对于“阳明心学”的践履对于当前中国现代化企业的文化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一方面，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群体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信念、仪式及其相关理念在生产经验、管理实践和员工行为方式体现的总和。“阳明心学”可以让人们从知行的整体视角理解企业文化的意识和实践的关系，企业文化一般属于意识范畴，要想发挥作用离不开实践和保障，这就需要全员参与。企业要主动开展“阳明心学”的文化宣讲，帮助企业员工准确理解“阳明心学”，确保员工真懂真信并用实际行动去践履。同理，企业领导要率先垂范，做好企业文化的倡导者，成为员工道德规范的引路人。因此，新时代下的企业文化不能停留在文化制度建设层面，必须落脚到企业实践中。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管理要构建“良知”企业经营哲学，推动伦理道德超越狭隘的企业利益观。企业要让“良知”成为日常管理的主导思想和规范准则，规范和约束企业自身和企业成员行为。“大变局”新时期下，企业更要自觉地遵循“良知”，在面临有可能危害社会、行业和他人利益的诱惑时，能够自觉“去恶”，杜绝和清理不正当的行为倾向，遵守伦理、德行和信念，始终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置于经营目标之上。

结论

纵观张謇的闳阔人生，正因为他在现实世界里不断感受知与行，我们才有幸看到一位状元企业家登上实业救国的恢弘舞台，为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带来光明。科举折桂并非功成名就的终点，而是实业许国的起点。我们可以重温张謇63岁时塑造“中国近代模范县”的为霞满天，追逐他59岁时承担实业总长的志在千里，感悟他47岁时开创大生纱厂的白手起家，回顾他42岁时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冷籍夺魁。终于，我们看到南通那位32岁的志气书生，怀揣实业许国的勇气、产业报国的信心和实业强国的恒心走进实业天地，默默地践履一个又一个报国理想，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书写了“舍身喂虎”的传奇故事。当张謇停留在尽头，我们却从起点跟随，去践行“强国富民之本实在于工”的绚烂人生。

张謇曾借世界之力为贫弱之中国，偏狭之南通探索发展道路。如今，一个有着五千载文明的大国不可阻挡迈向现代化，这是蓝色星球上催人奋进的奋斗故事，也是引人钦佩的文明史诗。无论商业版图如何超越传统的国别界线，企业家始终有自己的祖国，中国式管理现代化终究要扎根于祖国大地，终究会镌刻华夏文化基因。因此，实业报国最令人心动的时刻，就是锐意进取的企业家邂逅神州逐梦的美好时代。推动中国式管理现代化是企业家的任务、担当和使命，中国企业家应勉懋初心，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富裕为己任，矢志不渝探索富民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