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由的企业家精神

郝亚洲

自由的企业家精神

必然的企业家精神是少数人的企业家精神，自由的企业家精神是多数人的企业家精神。笔者提出“必然”和“自由”的区分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自由观视角。

自由观古已有之，尤其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宣扬的“天赋人权”已深入人心。但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由终究是少数人的自由，而不是以所有人的自由为最终目标。放任的自由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和与之对应的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如马克思所言，“这种自由是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

马克思的自由观基于“劳动者/人”实践视角。自由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它存在于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简单来说，必然王国就是以谋生为手段的物质生产，自由王国是以追求人的自我发展为目的。

企业家精神自萨伊以降便蕴含在实践过程中，如克莱因从判断视角提出企业家的行动而不是获利机会才是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单位。所谓判断就是无法根据经验测算未来，并对资源进行整合配置的决策行为。判断视角来源于奈特的“不确定性”理论，这个理论的前提是企业家需要具备资产所有权。德鲁克是把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的人，他延续了萨伊—熊彼特的脉络，进一步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之间划等号，并提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创新的实践”。

但在企业家精神理论内部一直存在一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那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形而上学，即割裂了企业家精神和类主体的关系。如果我们将企业家精神导致的创新行为也好，在不确定性中获取利润也好，都看做是实践的话，企业家精神本应属于人类在实现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同时也必然可以将其放置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历史框架中加以考察。

故而，我们首先明确的是，企业家精神是自由的精神。

必然的企业家精神

马克思对人类自由的发展分出了阶段，即自然必然和历史必然下的自由、自然必然下的自由、自由王国中的自由。自然必然是人为了生存进行生产活动，而生产必然受到了生产力水平的局限，这是永恒的。历史必然是指人在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状态，因为生产关系的内在对立，自由的范围依然狭隘。自由王国之前的人类所处阶段，都是在自然必然和历史必然的双重约束之下。也就是说，劳动是为了满足外在的目的和规定，比如人要征服自然，劳动者为了生存而被资产阶级剥削。

经济学、管理学所关注和描述的企业家精神其缘起和发展都在自然必然和历史必然阶段之中。即使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企业家精神的表达，但是马克思提出集资本和经营于一体的“工业司令官”不断进行技术投资获取超额利润，进而推动资本主义前进，就已经点明了企业家精神的历史局限性。可以说企业家精神是在生产关系的对立状态中诞生的，它注定不是类精神，而是极少一部分人拥有的特质。这些人身上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光环和逐利情怀，他们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打破熊彼特均衡。

柯兹纳曾提出纯企业家不需要任何资本，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如此，企业家只需要发现机会而已，他们的职能在于消除知识的分散性。在经济学领域，“纯企业家”属于幽灵一般的存在。我们现在来看柯兹纳的理念无法成立，它更像是知识的分散和资本（生产资料）集中化之间矛盾的体现。这是否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内部的对立？

企业家需要运用组织的形式实现自己的判断，这涉及到了企业理论的三大问题：存在、治理（委托权分配）和合约。一群人走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是组织的形成。有了组织，就要有权力分配的机制。权力分配是为了保障让合适的人找到合适的位置，选拔出适合的管理者。合约就是不让有贡献的人吃亏：承担经营后果的管理者理应成为剩余索取者，因为他们还有监督权；被监督的生产者（工人）拿到的就是薪水。在这个系统里，谁是企业家？

不管学者们如何争论，起码有一点共识：拿薪水的人不可能是企业家。虽然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让下一级经理人也具备企业家精神，但克莱因和福斯认为由于不掌握资本（生产资料），下一级经理人的权力很容易被收回。如此，企业家精神的指代范围并没扩大。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必然的企业家精神体现的是生产关系的对立，它是少数人的特质，它或者来源于少数人，或者成为解释少数人成功的理论工具。

企业家精神的异化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硅谷悖论”。很多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人在硅谷这个特殊的区域经济环境中创业成功并取得巨额财富之后，他本人身上所承载的企业家精神就熄灭了，而他打造的公司也会因为这种精神的失去而落入平庸。这看似是一个创新战略或者组织革新的问题，实际上是企业家精神的稀缺度问题，以至于当创始人“熄火”的时候，因为自上而下产生的前进动力出现了衰竭，前进方向不再明确。

这就带来了更深层的问题——领导者的传承。传承本身就是一件不确定的事，它是一次冒險，理应在企业家精神范畴之内。上一代领导者要在一个极小的人群范围内找到传承人，传承人是否真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则需要一个成熟的组织冒着极大的风险去验证。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程序吗？

教科书和咨询顾问给出的答案是在现有的治理结构中不断进行优化，但终究是处于组织金字塔顶端的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如果我们假设全世界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只是一个小群体的话，持续对程序进行优化并不能带来颠覆性的结果。原因在于前文所说的企业家精神的稀缺。这种稀缺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现有组织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

如果承认前文说的第一点——企业家精神也是自由的精神，而自由的精神是人类的普遍精神，这就和企业家精神在现实中的稀缺构成了悖论。这种悖论可以被归结到马克思理论的异化范畴之内。

异化来自于黑格尔，后经马克思扬弃成为解读资本主义逻辑的重要概念。马克思强调的是工人的劳动被资本剥削，并被资本控制，完全失去了人的独立性，最后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螺丝钉。同时，资产阶级也被异化成了利润增长的附庸，他们的命运在本质上和工人没有区别。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分别从技术和组织制度的维度提出了“单向度的人”和“交往异化”的概念，异化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

必然的企业家精神体现的是生产关系的对立，它是少数人的特质，它或者来源于少数人，或者成为解释少数人成功的理论工具。

以经济、技术和组织为一个大的框架，可以发现人在自然必然和历史必然阶段中的异化是无法避免的。历史作为主体需要突破这个结果，也就是马尔库塞说的“解放”。何谓“解放”？把人从异化的状态中努力拉出来，从工具理性螺旋上升到价值理性，构建一个以人为目的的制度环境；而不是把历史的车轮往回推，反对经济进步、反对技术进步、反对组织创新。正如马克思所提示的那样，物质（包含技术和组织）上需要不断进行丰富，才有可能出现那个“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企业家精神也有被异化的危险，它会沦为增长机器的附庸。始终存在的企业家精神的稀缺問题，是人为的结果，或者说是历史的阶段性使然。企业家精神作为自由的精神，它应该是所有人的精神。

自由企业家精神的实现

在必然的企业家精神基础之上产生自由的企业家精神，也可以说让企业家精神从人为稀缺走向自然的丰盈状态，让其从少数人的精神变成多数人的精神，如果不是乌托邦的话，又该如何让其走向现实呢？下面从理念、组织和治理三个维度进行阐述。

创生思维

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信念，拥有创生思维，走出企业家精神的形而上学，明确其是人类自由精神的内容之一，它蕴含在人们的实践中，并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

在必然王国里，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彼此制约，自由也是有限度的自由。所谓历史发展，时代进步，就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进步。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管中间的距离有多远，都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张瑞敏曾说过：“物联网时代应该让每个人充满活力。看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就要看你能不能创造一种机制，让每个人都有成为企业家的可能。”

体现了时代特征的物联网是作为生产力存在的，将其运用在产业之中，就有了产业互联网。从大工业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再到物联网时代，这是一条生产力发展的脉络。作为生产关系体现的组织和企业家精神也随之发展，主要体现在个体的能力越来越大，即马克思说的人可以基于“需要”去实践，进而不断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期间，企业家数量处于激增状态。与此同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其中包括了使用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

作为生产力的物联网本质是“万物互联”，和生态学中的“万事皆有联系”高度相似。“联系”本身是一种交往的平等状态，但互联网时代的联系或者连接带来的同质化反而强化了中心节点的能力，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一点在消费互联网的几大平台垄断中可见一斑。物联网时代最大的进步在于异质连接，在技术的环境里，任意两点可以相连，进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可以说，物联网时代是一个“散漫”的时代。

始终存在的企业家精神的稀缺问题，是人为的结果，或者说是历史的阶段性使然。企业家精神作为自由的精神，它应该是所有人的精神。

自由的企业家精神能够挖掘更多人的企业家精神，但它不是我们习惯认知的自下而上，更不是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它是在一个平面结构之中，就像是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描绘的千高原（Plateau）——一个在运动中不断进行自我生成的平滑空间。千高原接近于我们常说的生态，都是平面展开的、没有中心的、去层级化的、不存在单一因果关系的复杂体。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千高原较生态这一概念具有更强的流变意味。德勒兹列举了兰花和黄蜂之间解域/建域的例子，我们在企业经营中可以对应看到企业和用户之间解域/建域的例子，也就是当两者聚合到一起的时候，彼此的身份会发生对调。这个特征在海尔一直强调的“用户付薪”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企业和用户本来是一对稳定的生态关系，当用户“付薪”给企业的员工时，就证明两者的关系不再稳定了。以前把产品批发给零售商，企业拿到的是可以被预算的收入。当产品直接面对有名有姓的用户时，企业的收入完全取决于用户的态度，也就无法被预算了。这个时候，企业要以用户思维去思考问题，用户自然变成了企业的一部分。用户的需求总是在变化，满足用户需求的瞬间，企业和用户的关系进入了新的稳定状态；但很快，需求变化了，新的稳定态又会被新的不稳定态取代。如此循环，就会形成海尔三翼鸟这种多场景复合的场景品牌和卡奥斯这种包容性极强的生态品牌，它们都是流变着的。

为了方便理解，后文我们会使用生态这个词，之所以在这里引入千高原，是为了强调流变的思想。当下，很多学者强调共生的生态理念，笔者认为是欠妥的。生只是作为变的内容，或者说生蕴含在变之中。所谓生生不息，本意是变化不止。莫如说是创生更好一些。

块茎组织

构建“块茎”组织，建立生态经济体。“块茎”是生态的基础。这个概念也来自于德勒兹，是相对西方逻格斯主义主导下的“树状”理念而言。“树状”是自柏拉图以来经历了上千年形成的思维定式，强调的是世界普遍化和中心化，比如黑格尔的普遍历史论和欧洲中心论，并认为知识是通过系统化、层级化的方式展现世界的真相。“树状”作为隐喻影响到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对谱系的偏好、对结构的痴迷、对“中心—边缘”二元论的执著等等。对“块茎”最直观的认知就是地瓜，它的生命趋向不是中心化的，而是蔓延的、随机的、去层级的、反谱系的，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多元共同体。德勒兹称这种思维模式为“游牧民思维”。

回到组织中来，在物联网时代，层层代理的組织结构必须要被“块茎”组织取代，“中心—边缘”理念必须被“游牧民思维”取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关系的对立。究其根本，是用具体的实践取代了抽象的普遍原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扬弃。

在实践中可以看清楚，海尔的“人单合一”是历史理念，代表了组织发展的导向。无论是此前的去层级，还是创客制，都是在打破传统经济模式“边界”的约束，而不是在内部进行再改进。如上文所讲，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是企业家数量的激增，但没有带来“边界”的突破，仅是在原有生产关系内部做出了调整。当“边界”无法突破的时候，就要跳出来，重新构建一个属于全体人的共同体模式，唯有此，企业家精神才会成为所有人的精神。

这对于企业领导者构成了巨大的考验——从人格考验到心智考验。张瑞敏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代管理大师，首先在于如果要实现“人单合一”，张瑞敏首先就要反对张瑞敏，而去海尔化的背后是去张瑞敏化。工业时代的海尔是一个运转高效、精神封闭的组织，这也是绝大多数企业的特征。那时海尔的精神边界就是张瑞敏的精神边界。在物联网时代，要构建一个完全开放的组织生态，张瑞敏就要把自己作为边界来看待，进而超越自己。一家组织的开放，受冲击最大的是领导者，他们的意志不再具有绝对统治力，反而会因为外部意志的介入逐渐被削弱，最后从一元精神过渡到了多元精神。

“人单合一”的成功之处是海尔不再是张瑞敏的海尔，而是属于全体创客的海尔，是一个没有绝对权威，基于创客自身而无限生成的“块茎”组织。《道德经》上讲“万物作焉而不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张瑞敏讲“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同时，海尔强调的“价值循环”突出了自由的企业家精神是具有无限生产能力的，包含两个内涵：有限节点内的无限创造和无限节点的无限创造。在实践中形成了“创客—企业家—创客—企业家”这一新的价值循环体系。

创新产权制度

创新产权制度和合约制度是实现自由的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前提。必然的企业家精神体现的是不平等，不平等源起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物联网时代给企业带来一个外部机遇，就是用户需求生成的及时性，或者说用户数据（信息）的及时性带来的需求的快速生成，需要组织拥有一个与之匹配的产权制度。因为只有及时调动生产资料，才能对用户需求做出及时反应。这背后隐藏了一个颠覆性假设——以合工取代分工。马克思认为分工导致了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异化，进而阻碍了人的全面成长。

姜奇平认为，海尔的产权创新是从生产资料共享入手，借用的是资本内因的作用。共享包含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共同创造价值和共同分享盈余。这是一种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思路。因为只有不为资本外因所困，而纯粹依靠主体的实践需求，才能激发社会化合作的潜能。组织开放的物质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开放，允许社会化使用并从中获取剩余收益，否则就会又陷入到经济学中企业家精神究竟要不要拥有生产资料的狭隘辩论之中。

当组织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边界，而是以生产资料使用权为边界的时候，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才能趋于平等，企业家精神内部的对立关系才能完全解除。

一旦生产资料的共享模式打开，组织的边界在物质层面也就不再成为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新型生产关系内部，对立也就不再存在。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当企业里没有了拿薪水的员工，只有利用生产资料为自己生产的创客的时候，必然的企业家精神就会自然过渡到自由的企业家精神。

在具体实践中，还需要切实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创客的利益，同时杜绝“搭便车”现象和权力的集中。这就是以周云杰为代表的海尔第二代创新者们在努力探索的方向，升级链群合约的内容，打造链群联合体。

生态链群是典型的合工论模式，其特点在于以用户为中心，参与主体来自四面八方，因为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和分享增值而成为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各方的资源也可以相互共享，也就是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但是，链群的问题在于当其壮大之后，也会面对“硅谷悖论”。于是，周云杰进一步提出链群合约的发展方向是链群联合体，也就是各链群以用户为中心实现自驱动、自进化，链群之间形成有机的协同，共同为用户创造更好的体验。

通俗来说就是打造一个永动的机制，让“裂变”持续下去。表面上看是杜绝大企业病，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防止人被异化，只有不被异化的人才能被激发出企业家精神。原本每个人的力量就是社会的力量，而不是被科层制格式化后，自身和力量的分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一个组织里只有少数人是自由的。海尔始终强调的价值观“人的价值最大化”就是自由的企业家精神。

当组织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边界，而是以生产资料使用权为边界的时候，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才能趋于平等，企业家精神内部的对立关系才能完全解除。

从海尔的实践可以看出，在新的技术时代，我们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里重新定义企业家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企业家精神的形而上学，让人可以自由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