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伟大实践：伦理价值与社会福祉的实现

陈宏辉

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管理自古就有，古人对家庭、氏族、部落、军队、国家等等组织早就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管理方法，以使之能够更快、更好、更省力地做更多的事情。但有一点却值得特别强调：只有当工厂或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被创建出来以后，管理工作才开始有了一些有别于以上组织形式的独特味道。工厂制度（Factory System）诞生于19世纪，它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怎样才能把一群互不认识、年龄有别、肤色不同、秉性各异的人聚合在一起来进行有效的大规模生产活动，最终能够向市场提供合格的产品或服务。显然，在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目标驱使下，劳动分工、效率、计划、监督、奖惩很快就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但是，企业管理工作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吗？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是否需要考虑相应的伦理价值？从更加宏大的视野来看，企业管理是否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促进社会福祉？

我们来看看两位企业管理者的早期探索。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被称为西方管理实践的先行者之一。18岁时，青春年少的欧文就在曼彻斯特创办了一家工厂，开始投入到企业管理工作之中。历史记载，欧文给下属留下的印象是“自信、和蔼、彬彬有礼，极具绅士风度”。除了开展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工作之外，欧文还致力于改善工人生活和工作环境。例如，为工人提供二居室的住房；集中处理工人的生活垃圾；为工人提供伙食，创建工人消费合作社，设立工人医疗和养老金制度；要求经理人员开门办公，员工可以看到经理人员在干什么，也可以随时敲门进去和经理人员攀谈讨论；送员工进学校参加各种培训；禁止对员工进行身心惩罚，建立员工申诉制度；不允许雇佣10岁以下的童工；把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控制在10小时45分钟。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家“好的企业”理所应当做的，但在当年的英国企业界可谓是别出一格，甚至是异类般的存在了。

欧文不仅在企业内部开展了富有人文关怀和伦理价值取向的管理工作，他还致力于推进以工厂为中心的社区改革。例如，他在工厂所在的社区建立多个晚间娱乐中心，建立具有文化色彩的“协作村”，让当地的居民享受更多的文化和娱乐服务。从1799年开始，欧文出资推动新拉那克地区学校的改革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据记载，新拉那克工人中存在多年的“那种愚昧无知和缺乏教育而养成的酗酒、偷盗、欺骗等恶习消失，30年中没有出现过诉讼、侵犯邻居财产的现象”。1791年，欧文又做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他把自己创办的企业卖给了一个名叫德林克沃特的人，成为了一名领薪的企业管理者。从老板转变为职业经理人，欧文给当前公司治理研究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在人生的后半期，欧文还致力于把自己的这些企业管理的方法进行更大范围的推广。例如，1824年他斥资买下1214公顷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土地，建立印第安纳合作社，进行新和谐移民区社会改革试验；1834年他领导了英国工会运动。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文的这些尝试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他也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名号留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如果以企业的赢利情况和名气大小为标准，欧文不能算是一名成就多么显赫的企业管理者，但是他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关心人的感受、重视人的价值、探索企业管理对社会福祉的影响却令人肃然起敬。要知道，除了创办工厂、管理企业之外，欧文还有一个名留青史的创举：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创立学前教育机构（托儿所、幼儿园）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者。

另外一位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40岁时（1903年），福特正式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投入到汽车这个新兴的行业之中。1908年10月1日，福特公司的第一辆T型车正式面世。此时，福特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为9.4%。作为大规模生产的第一位倡导者和实践者，福特在接触了科学管理理论之后为之着迷，并把自动化流水线引入到汽车生产流程中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1914年，福特公司的市场份额上升到48%，1921年甚至高达56%。1918年，福特公司的胭脂河工厂开业，生产逐渐达到顶峰，其中1923年T型车的年生产量高达200万辆。至1927年，福特公司共生产了1500万辆T型车。在这一过程中，福特汽车的价格从780美元（1910年）、690美元（1911年）降至360美元（1914年），直至290美元（1927年）。

不过，福特在管理学历史上的贡献可不仅仅是“一位科学管理理论的伟大实践者”这么简单，他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对工人的关怀更是让人感动。他是美国的亿万富翁，但对于金钱他却很是无感，“除了用来付账之外，不知道钱还有别的什么用处”。福特认为，工人靠工资来养家糊口，对于工人来讲，工资是最重要的问题。1914年，福特大幅度提高工人的工资，从原来的2.34美元/9小时提高到5美元/8小时。换句话说，福特公司的员工每天比同行企业的员工少干1小时的活儿，工资却多1倍以上。要知道，福特公司是直到1956年才成为公众上市公司的，此前一直都是一家私营企业。给员工支付如此高额的工资，无异于是把原本应该分给自己的利润拿出来与员工共享。在福特看来，“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作为领导者，企业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1926年，福特公司开始实行每周5天的工作制度。公司还设立了为员工服务的医疗部门，设立了专门处理员工福利事务的部门，开办面向员工的职业技术学校。此外，福特甚至关注到了员工的私生活领域，“确保他们（员工）的家是整齐干净的，他们饮酒不过量，他们的生活没有不清白之处，并确保他们的空闲时间用在有益的事情上。”

福特公司上述多项关心员工、爱护员工、给员工付高工资的做法，即使是在后来陷入经营危机时也一直在坚持。由于对T型车的过分迷恋，以及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失误，福特公司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败给了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所带领的通用汽车公司。1946年，福特让位于孙子，其时公司每月亏损已经高达1000万美元。不过，福特30多年来对员工的关爱得到了回报。员工们心存感激，在公司经营最危险的时候齐心协力，与公司共渡难关。得益于前期的积累和“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的大量订货，福特公司避免了倒闭的厄运，最终闯过了险境。显然，作为一名企业家、一名管理者，福特的眼里看到的不僅仅是“金钱”和“利润”，对员工的关怀、对基本伦理价值的坚守、对社会福祉的思考使得他成为同时代企业管理者的标杆和楷模。

显然，企业管理者最希望做到的事情是两全其美，“既赚了票子，又挣了面子”，实现所谓的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双赢的局面。但是，身处激烈竞争的市场之中，现实中的企业管理者往往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例如，企业管理者在他们的管理工作之中就一定需要考虑伦理价值和社会福祉问题吗？如果把企业管理者看成是职业经理人的话，“为股东谋求最大化的利润”难道不是最为基本的职业要求吗？如果让管理者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加入伦理价值和社会福祉的元素，会不会让他们为其糟糕的经营业绩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借口：“嗨，股东们，请注意，虽然我们公司业绩不好，但我们可是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促进了社会发展哟！”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深思。在20世纪2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来，它一方面有助于解決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企业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却又被认为动摇了自由企业制度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刚一出现，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贝利（Adolf A. Berle ）和哈佛大学的多德（Merrick Dodd）两位教授之间的论战。论战双方围绕“企业管理者是谁的受托人”（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这一焦点问题展开，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争论企业为什么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管理是否应该包含伦理价值和社会福祉。双方的拥趸旗帜鲜明地站队，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来陈述自己的观点，争论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20世纪70年代加入到这个问题的争论之中。他在一篇发表于1970年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那就是……增加企业的利润。”今天来读这篇文章，我们仍然似乎可以从字里行间想像出弗里德曼教授在写作该文时咬牙切齿的表情，感受到他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愤懑和鄙夷。那些忘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转而坚称企业负有社会责任的商人，甚至被弗里德曼教授怀疑是否有精神分裂的特征。在他看来，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会对自由经济社会“从根本上起颠覆作用的学说”，会危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事实上，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旗手的弗里德曼教授持有这一观点，是不难理解的：在一个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的环境中，那些认为企业需要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的观点也的确是显得离经叛道了，也就自然会受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怒斥和贬损。

不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弗里德曼教授的这一著名论断，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千万不能断章取义。事实上，仔细通读该文可以看出，弗里德曼教授的这一论断（“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那就是……增加企业的利润”）是基于特定的情境而作出的。这句话中间的省略号所隐去的内容恰恰是令人警醒的前提条件：弗里德曼教授强调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发展的企业首先必须要遵循自由、公开的竞争规则，要恪守伦理底线，不能欺骗舞弊、肆意妄为。这段话的原文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企业有且仅有一种社会责任，即运用其各项资源，从事增加利润的活动。当然，这一判断需要满足如下条件：企业需要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企业要参与到公开、自由的竞争之中，没有欺骗，没有舞弊。（in such a society， there is one and only on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to use its resources and engage in activities designed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so long as it stays within the rules of the game， which is to say， engages in open and free competition without deception or fraud。）显然，弗里德曼的真正意思是，如果满足了一定的前提条件的话，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想方设法提高利润。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企业要遵守商业游戏规则，即在公开自由竞争、没有欺骗或者作弊的情况下，利用其资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

由于弗里德曼教授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他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这篇文章常常被一些人拿出来作为企业无需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管理不用考虑伦理价值与社会问题的例证。几年前，我们一群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的学者在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时，特意把弗里德曼的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再次仔细阅读、充分讨论。我们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当初，弗里德曼教授在发表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时，用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这一省略了限定条件的断言作为标题，言简意赅，直抒胸臆，应该是为了坚定地表明他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鲜明立场。但是，后来许多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人在引用他的这一著名论断时，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或者忘记了弗里德曼教授所特别指出的那些前提条件。这篇文章的标题抓人眼球，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但文章的核心观点却并不是这个标题所能简单概括的。由此看来，这篇文章也许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领域内最有名的“标题党”文章，与当今网络时代一些自媒体所擅长的“震惊体”“突发体”“刚刚体”有得一拼。

从现实来看，许多企业恰恰是遗忘了弗里德曼所强调的企业管理工作原本应该遵循的基本规范，它们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断突破法律和伦理的底线，沦为世人唾弃的对象。也有许多企业管理者绞尽脑汁推出名目繁多的社会责任项目，宣称自己的企业承担了各种社会责任，但却连“自由竞争、没有欺骗或者作弊”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出现了失范行为，大量理论研究也表明弗里德曼教授的观点过于理想化了。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遵守法律、恪守伦理道德、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企业管理工作需要有效地回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的观点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主流看法。

以上讲述的都是西方企业家的故事和西方学术界的争论，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几位近代中国企业家在企业管理的伦理价值与社会福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第一位是张謇（1853-1926），被称为“状元实业家”。1894年，在入仕的道路上奔波了26年之后，41岁的张謇终于得中状元。恰值当年，张謇的父亲去世了，他归家守制3年。守制期间，奉张之洞之命在南通筹办纱厂。1898年回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张謇在京城目睹了清廷官场的险恶，决定归乡继续办厂。这位清末状元没有坐过一天的官位，自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办厂初期资金紧缺，非常困难。奔波于南通与上海之间，面对黄浦江滔滔江水，张謇多次以泪洗面。最困难的时候，他不得不在马路边卖字，以赚取旅费。1898年，张謇在南通唐家闸开始建造大生纱厂，次年建成投产。“大生”二字，源自《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語。读书人办企业，其情怀已然印刻在公司名称之中。创业初期，艰辛万分。张謇埋头苦心经营，筚路蓝缕，终于把“大生”的品牌名号推向了全国。从1914年至1921年，大生纱厂（一厂、二厂）的利润已达1000多万两银子，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但是市场竞争变幻莫测，1922年成为大生公司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不到一年的时间，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中国商业精神领袖、状元企业家张謇宣布破产。

就办厂的规模和赢利情况而言，张謇是一名成功的创业者；从最终的企业走向来看，张謇又是一名失败者。因此，胡适先生对他的评价是：“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但是，张謇留给中国社会的绝不仅仅是他在商业上起伏波折的故事，也不是他头顶上那个绝无仅有的“状元实业家”的光环，而是他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对于促进社会福祉的孜孜探求。关于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造福桑梓和关心教育。

首先，张謇创办大生公司以后，又陆续建成了通海垦牧公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兴建了天生港，并配套建设了发电厂、大达轮船公司、大生码头，逐渐形成唐家闸工业区。1920年，原本寂寂无名的唐家闸小镇的人口已经达到了5万人。通扬运河两岸工厂林立，车船往来，商业发达，欣欣向荣。唐家闸，一个弹丸小镇，由于张謇所创办的工商企业而声名远播。在当时国外出版的一些世界地图中，在南通的方位都标注着“唐家闸”。在经营企业的同时，张謇开始不遗余力地反哺社会，为南通的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建成南通博物苑（中国第一所博物馆，1905年），创办南通电灯厂（1909年），建立大聪电话公司（1913年），设立南通气象台（1916年），组建南通更俗剧场（1919年）。这些事情已经与大生公司的业务没有什么关联了，更不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进行的“多元化扩张”，而是为了造福桑梓，促进社会的进步。

其次，张謇热心教育事业，主张“实业救国”的同时进行“教育救国”。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着实令人敬佩，但他做成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更加值得后人敬仰。他直接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学校高达370多所，而且许多学校的兴办在当时都是全国第一！张謇建成了我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03年）。以下这些学校的创办或发展都与张謇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三江师范学堂、东南大学、南京大学、扬州大学、复旦大学、南通中学、大连海事大学、河海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同济大学、苏州大学……这是何等伟大的格局和视野，怎样宽广的心胸和情怀，才能支撑一位企业家在殚精竭虑地经营管理企业的同时来投身于改善社会福祉的工作之中啊！

1922年，张謇在报界举办的“最景仰之人物”民意测验中，获得最高得票数，他的传奇经历和博大胸怀得到了国民的交口称颂。1926年8月24日，张謇先生在南通病逝，这位传奇企业家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出殡之日，南通近乎全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扶老携幼为张謇送行。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中国的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2020年11月12日，***总书记在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后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另外一位是卢作孚（1893-1952），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卢作孚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走上“革命救国”之路，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在参加了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展“川南教育实验”等活动之后，卢作孚逐渐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1925年，卢作孚开始筹办民生实业公司，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卢作孚的设想是，民生实业公司以轮船航运业为基础，适度进行业务拓展，以促进社会改革和发展，达到振兴中华的目标。当时，外国轮船公司对长江上游航运业务进行垄断性经营，并用各种手段来遏制民生公司的发展。卢作孚整合了上下游10余家轮船公司，“化零为整”，避开外国轮船公司的围堵。经过近十年时间的艰辛打拼，卢作孚领导下的民生公司牢牢掌控了长江上游航运业务，将曾经横行于长江上游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中国，使民生公司拥有了“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的底气。1937年，民生公司已经拥有轮船46艘，员工近4000名，发展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与张謇以“状元企业家”的身份关心社会福祉类似，卢作孚不仅仅是以“中国船王”而留名中国商业史，他还以一名企业家的身份干成了惊天动地的事情，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抗战”事业。1938年武汉失守后，大量人员和物资准备撤往四川上游，但由于运力严重不足，屯集在湖北宜昌动弹不得。在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下，损失惨重，情况日益紧张。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包括数十所学校的师生，以及多个兵工厂、飞机厂、无线电厂、航空站、钢铁厂、机器厂、煤矿、纺织厂、被服厂的人员和物资。如果不赶在长江上游枯水季节到来之前运走这些人员和物资，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这个时间窗口只有大约40天！在民族危难、国家危亡之际，作为企业家的卢作孚展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他毅然作出决定，调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开展了惊心动魄的“宜昌大撤退”。卢作孚不顾个人的安危，亲自到宜昌第一线坐镇指挥。经过40天的奋战，民生公司的职员不顾日机狂轰滥炸，采取化整为零、分段运输等方法，昼夜不停地抢运人员和物资，终于在宜昌沦陷之前，将滞留在宜昌的150万余人和100万余吨物资抢运到了四川。在这次抢运过程中，民生公司损失了16艘轮船，被炸伤损坏的轮船有69艘，被炸至伤残的员工有76名，更有117名员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次被誉为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抢运事件中，卢作孚及其领导的民生公司为保存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提振中国人的抗战信心做出了巨大牺牲和杰出贡献。这次“宜昌大撤退”不是依靠国家力量完成的，也不是军事官员指挥的行动，完全是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所有员工来完成的。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壮举只此一例，这样有社会情怀和民族大义的企业家所做出的事情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继续为抗战事业作贡献，并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的船只运送出川的抗战将士共计270.5万人，运送武器弹药30多万吨。1939～1945年，民生公司有9艘轮船被日机炸沉，6艘被炸坏，损失的轮船运力就有20338吨。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讲，民生公司在抗战期间的经济损失难计其数。除此之外，卢作孚还非常热心乡村建设和教育事业。他在重庆北碚创办了中国西部博物馆，倡导广植花草树木，改善北碚的生态环境；积极创办多项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包括投资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地方医院、公共图书馆、体育运动场、平民公园、民众学校等。他是我国第一个明确使用“乡村建设”一词并在乡村建设方面亲力亲为、躬身践履的企业家。毛泽东主席曾经对卢作孚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

在近代中国，还有一些企业家也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比如范旭东（1883-1945）、穆藕初（1876-1943）。范旭东是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南京铔厂等，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范旭东安排南京铔厂的职工向长江上游撤退。为了不让化工工厂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范旭东仰天痛哭后捣毁机器，点燃炸药，把自己亲手创办的工厂炸毁！撤退到西南大后方后，范旭东重建化工产业，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穆藕初33岁时（1909年）自费留学美国，学习植棉、纺织与企业管理知识，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穆藕初与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有过书信往来，并应泰勒之邀专程前往费城与其会晤，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位与泰勒有过交集和切磋的中国人。回国之后，穆藕初创办了德大纱厂，逐渐成为全国闻名的“棉纱大王”。除了经商之外，穆藕初还热心社会事业。1917年，穆藕初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担任中华职业学校董事会主席。1921年，穆藕初在他的公司处于惨淡经营之时出巨资创设“昆剧传习所”，使得昆剧的一脉星火得以延续。1920年，穆藕初捐出5万两银子的巨款，帮助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到欧美留学。后来，穆藕初还资助过方显廷、张纯明、江绍原等20多人出国留学，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个人投身于商海，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打拼，能够把企业经营好，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已经相当不易了。但是，人总得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情怀，或者说人与人总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同样是企业管理者，有的人强取豪夺，以身试法；有的人坑蒙拐骗，丧失伦理道德；有的人明确底线，取财有道。但是，在做一名“有底线的生意人”之上，企业管理者仍然还有很多选项：比如，做一名有良心的经商者，有远见的企业家，有家国情怀的社会公民，有理想抱负的商业领袖。正是因为有罗伯特·欧文、亨利·福特、张謇、卢作孚、范旭东、穆藕初等能够把管理工作与伦理价值、社会福祉联系起来考虑的企业家的存在，人类社会才会不断进步，企业管理工作才不至于落入俗人只见金钱的流弊之中。

总结来看，企业管理的伦理价值属性主要体现在管理过程要以人为中心（Person Centric）来开展工作，关心人的身体健康、心理感受、体面尊严和伦理取向；企业管理的社会福祉属性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成长与社会的进步同频共振，关心社会的发展，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力求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不可否认的是，要想真正实现企业管理的伦理价值与社会福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这种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设想，很有可能会被人讥笑为“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企业管理者艰辛”的喃喃梦呓。但是，学者的价值和情怀也许恰恰在于此。总不能眼见那些“下三滥”的企业占据了商业舞台的中央而装聋作哑、闭口不言，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告知企业界人士：什么样的企业管理才是真正的企业管理，什么样的企业家才是真正伟大的企业家。

三年前的一则国际新闻似乎给这种理想化的梦呓照进了一些现实的光芒。2019年8月19日，181家美国著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参加完当年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后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Statement on 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 。该《宣言》明确指出，企业应当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公司管理团队应该致力于满足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以及股东等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并宣称股东利益并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这条新闻在三年前具有相当大的震撼力，许多人都不敢相信包括亚马逊公司的贝佐斯、苹果公司的库克在内的众多美国知名企业CEO居然签署了这样一份联合宣言。它清楚地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企业管理者对于管理的目的有了全新的思考和答案：企业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经营企业所需要的所有资源均来自于社会的供给，企业的成长需要与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企业管理具有强烈的伦理价值和社会福祉属性。不过，在一片惊呼声和赞扬声之中，也有人提出了进一步的疑问：如何能够形成足够的力量（Power）来确保“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不是任由追求利润回报的资方力量来左右公司前进的方向？如果企业管理层注重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良好沟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致力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和提升社会福祉，但投资方却急于获得短期回报，这种理念上的冲突是否会使得公司董事会撤换公司的高管。毕竟，董事会是由投资方控制的；毕竟，这种联合宣言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它只是公司的一种态度而已。

残酷的现实案例终于出现了。2021年3月15日，法国食品巨头达能公司宣布进行重大调整，范易谋（Emmanuel Faber）卸任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此前达能公司发布的2020年财报数据显示，该公司2020年销售收入下降了1.5%，跌至236亿欧元，其中饮用水和饮料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减少16.8%，经常性经营利润率降至7.0%。2020年达能股价下跌了27%，处于七年来的低点。在业绩和股價双下滑的背景下，范易谋的离任似乎是职业经理人市场上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范易谋恰恰就是一位坚持长期主义、坚决捍卫摆脱短期资本运作的企业管理者。十多年前，范易谋就曾公开批评美国企业过于追求利润最大化。他认为这是一种短期化管理企业的思想，更多的是受经济学中“芝加哥学派（自由经济主义）”的影响，对社会的长期发展并不利。在担任达能公司高管，尤其是2017年担任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之后，范易谋在达能公司内部全力推行更加绿色环保、更加亲社会的经营理念。近年来，达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多项有深远意义的社会责任项目，以促进达能公司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然而，坚信企业管理应该具有伦理价值与社会福祉属性的范易谋还是败给了手握生杀大权的资本方。自2020年以来，达能管理层受到了包括投资基金Artisan Partners和激进主义投资者Bluebell Capital在内的一些股东的强大压力。他们对公司的股价不满，对股东的分红政策不满，要求管理层尽快提高股东回报率。股东投资方对短期收益的明确要求与范易谋所坚持的长期化经营思路南辕北辙，范易谋的离职也就在所难免了。

《公司宗旨宣言书》和范易谋的离职给了我们一个警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是，不管前方的道路有多么漫长，一个有格局、有远见、有抱负、有情怀的企业管理者应该为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在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深感自豪，要让自己所从事的管理工作在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创造伦理价值、增进社会福祉，并为此而贡献聪明才智和全部的力量。

本文系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智驱动管理决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微观基础理论研究”（编号：2021A15150119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