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主要挑战及经验启示

卞靖　陈曦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达到高收入标准的仅有50多个。而在这些国家中，人口超过5000万的只有7个，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2021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达到12551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仅一步之遥。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4亿的大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人类发展史的伟大創举，也是半个世纪以来首个得以稳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人口大国。这不但会改变全球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比例结构，更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深入剖析相关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回答人口大国为何更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应当如何巩固提升等问题，也有利于更好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一、人口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困难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持续时长要求较高。以2021年世行公布的标准计算，从人均GN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1046美元到跨入高收入门槛的12695美元，即使年均保持8.7%的增速，也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若想在20年内实现跨越，则需要年均增速超过13%，难度可见一斑。

人口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少有先例。2021年，在全球人口超过5000万人的29个国家中，只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韩国等7个国家处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韩国于1993年进入高收入行列，当时人口为4419万，直到2012年才突破5000万人，而上一个能够顺利迈入高收入门槛的人口大国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这意味着，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一个5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见人口大国跨越之艰难。

二、人口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困难更大的主要原因

对于人口大国而言，除了由于较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人均收入水平提升难度增加的技术原因外，在产业升级、收入分配和开放独立等三个方面也面临更多问题。

（一）人口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易形成对人口红利的路径依赖，从而导致产业结构难以适时升级

研究表明，二战以来各国人口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特别是高收入国家。较大的人口基数和较快的人口增长，在国家发展初期带来了较大的人口红利，形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特有国际竞争力。然而，这种红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步弱化。如果经济发展无法摆脱对人口红利的路径依赖，不能及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则该国大概率会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传统比较优势消失、新能动尚未形成的“比较优势真空”状态，从而陷入长期发展困境。而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人口大国能否在人口红利消失前，通过持续的教育投入积累来提升国民总体素质，最终形成庞大的新的人力资本红利，支撑产业结构的适时转型升级。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其长期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在战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于1947年颁布《教育基本法》，强调了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规定了国家办教育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突出了教育机会均等，确立了9年义务教育制度。此后，通过陆续出台的《学校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社会教育法》《私立学校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日本迅速建立起战后新的教育制度体系，国民素质得到快速提升，为后来的工业化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与此同时，日本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也大幅提高，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高于同期美英德法等国水平，且自2002年开始一直保持在3%以上。反观世界第四大人口国印度尼西亚，其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均GDP就接近600美元，是我国的2.5倍左右。但由于其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速度缓慢，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一直较弱，如2016年是印度尼西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最高的一年，但也仅为0.25%。最终导致其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落后，2019年人均GDP才刚刚超过4000美元。

（二）人口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易面临更为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导致内需潜力难以有效释放和经济循环不畅

在发展初期，人口大国往往能够凭借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的规模优势实现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但与之相伴的发展成果分配问题和贫富差距扩大情况也会越来越突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但会导致居民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还会由于储蓄率较低而产生投资不足的问题，进而影响经济的畅通循环和发展的稳定性，社会风险也会持续累积叠加。在这种情况下，某个突发事件往往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打断经济发展态势，导致该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韩国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快速增长的头十年中，其贫富差距情况也曾一度恶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韩国政府实施了“新农村运动”，努力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和水平，大幅增加农民收入，1978年的韩国农户年均收入是1970年4.7倍。80年代末，韩国又出台了《最低工资法》，推动各行业收入大幅提升，特别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在1988年和1989年分别增长20%和25%。通过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调整，韩国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9下降到1991年的0.26，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比超过70%，基本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消费型社会和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循环模式，顺利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反观阿根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从70年代的约0.35上升至2003年的0.54，10%的人占有超过40%的财富。由于收入分配结构长期未能进行实质性调整，阿根廷中等收入群体无法有效成长，社会结构转换缺乏中间力量支撑，使得国内市场消费需求长期低迷，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城镇化进程远快于产业发展，在1960年城镇化率就高达73.6%，比同时期的日本高出10.3个百分点，更是在1973年超过了80%。由于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来解决就业问题，大量破产农民进入城市后成为失业和贫困人群，进而集聚形成贫民窟，导致犯罪、贩毒、疾病等一系列问题，城镇内部二元结构进一步扩大。过度超前的城镇化也进一步恶化了阿根廷经济发展和人口地理分布的失衡问题，使得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更加贫困落后，加剧了地区差距和矛盾，社会不稳定因素持续积累，严重影响了其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导致虽有数次接近或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但很快又回落至中等收入阶段，始终无法真正稳定在高收入国家行列。03EE675E-459B-4302-9598-1CD530C7FDF0

（三）人口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易产生对外依赖程度过高和经济自主性下降情况，导致国内经济面对外部冲击更为脆弱

人口大国通常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对发达经济体具有较大吸引力，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先进技术、人才智力等，推动国内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往往导致本国对外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大，一方面容易在国际分工格局中被锁定在低端，另一方面会面临来自发达经济体关于快速大幅放宽外资准入、按照西方模式改革本国经济体制等的不合理要求，从而导致其对本国经济自主掌控能力大幅下降，面对外部冲击也更加敏感脆弱。

从德国来看，其明确工业立国，早在工业化初期就采取了对进口工业品征收高关税以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导向，坚持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控性。德国积极派遣官员赴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大量招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新科研成果。同时，通过惩罚性措施强制推行义务教育，构建科学的职业教育体系。德国最终形成了自主性较强且高效先进的工业体系，为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反观巴西，其于20世纪70年代推行“负债增长”战略，外债总额从1973年的12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78年的435亿美元，同期净外债额也从62亿美元猛增至316亿美元，年均增长近40%。这些外债大量被用于水电、铁路等前期投资额巨大、短期难以收益的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因无法偿还外债而引发债务危机。债权国借此要求巴西全面推进私有化，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同时，美欧等大型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进入其新兴工业部门，利用垄断地位获取大量利润并输送回母国，外资对巴西当地经济的带动效应不明显且挤压了许多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而随着后期资金的大量转出，对巴西经济再次造成重创。

三、启示及政策建议

（一）从供给侧看，应以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为核心，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发展动能的适时转换

历史经验表明，适时转换发展模式，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稳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日韩两国在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都先后经历过重化工业阶段。虽然由于社会发展目标、经济政策、要素禀赋和国际环境等的影响，各国的主导产业有差异，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推动产业结构由轻工业为主到重化工业为主再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从投入的主要生产要素看，对应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工业再向技术密集型工业的转变。从时间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均是在工业占比达到峰值的10—15年内，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即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仍需稳定制造业比重，建设制造业强国。同时，也需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积累。

（二）从需求侧看，应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间差距为重点，加快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

国际经验表明，贫富差距是人口大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时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发展中，应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更加重視发展的公平性，加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营造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的环境，从而构建国内强大市场，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循环畅通。同时，要将产业支撑和城市承载等与城镇化进程相统筹，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促进生产要素资源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加快解决城乡间和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

（三）从与外部经济的关系看，既要有效融入全球经济，又要保持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掌控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先后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因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等影响较大的外部冲击，虽对国内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均实现了有效应对，体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与潜能。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经济的冲击力可能会越来越大。因此，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应更加注意经济的安全性和自主性，强化战略性资源安全保障，努力突破“卡脖子”技术，打造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控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主导权和掌控力。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处）03EE675E-459B-4302-9598-1CD530C7FD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