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粤沪2001—2019年人口净流入变化分析

邱美琴 周莉雅 杨群力 戚晶晶 陈效娟

摘 要： 2001以来苏浙粤沪人口净流入呈四个变化阶段：2001-2005年温和式增长，净流入总量为857.3万人;2006-2010年爆发式增长阶段，净流入总量为1801.3万人;2011-2014年进入调整阶段，净流入总量大幅回落，为84.4万人;2015—2019年进入分化增长阶段，净流入总量为530万人。长期来看，苏浙粤沪四省（市）部分地区未来依然具有一定人口吸引力，但部分地区呈现人口收缩：社会学范畴的流动人口数量变少，但人均流动频次变高;人口流动内在需求层次从基本需求向更高需求转变。

关键词： 人口净流入 阶段变化 人口收缩 苏浙粤沪人口

人口是经济社会中重要的因素，既是劳动生产力的创造者，也是生产产品的消费者，是社会形态的构建者也是社会活动的体验者。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了人口流动，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人口净流入地，而相对落后的地区成为人口净流出地，人口净流入量反映了该地区人口流动吸引力，因此，人口净流入指标堪称当地经济活跃度的晴雨表。本文拟对2001以来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四省（市）净流入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净流入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及主要原因。

一、人口流动的外部环境与内在需求

（一）人口流动的外部环境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体现。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个人来说，迁移被视为是一种在个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个人投资可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生活水平。多数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是在市场调节下移民对经济机会的选择。

人口流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决定因素：农业社会时期，人口一般流向更具生产资源、气候和条件的地区，因此，水源、土壤、气候、矿产等自然条件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在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口流动呈现出以经济因素为决定性作用其他多种因素并存的特点。

经济因素是人口迁移决定性因素。多数情况下，人口迁移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收入，从而能有更好的生活水平。宏观上看，经济布局的改变也会造成大量人口的遷移。

交通和通信的发展，相对降低了人口流动的成本，促进了人口的迁移。近几个世纪以来，大范围、大跨度的迁移就与此有关。

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人口流动。一方面，高等教育异地化直接促进人口流动;一方面，文化水平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期望，促发了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态度，增强了人口流动需具备的能力，促进了人口间接迁移。

婚姻和家庭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婚姻是影响青年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而家庭因素（如实现家庭团聚）则在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口的迁移中起着重要作用。

环境变化对迁徙的影响。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生存环境受到影响而发生迁移的。

政策制度引发人口迁徙。合理的政策可促进人口迁移合理正常地进行;不合理的政策，或者政策合理但实施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我国经济特区的设立，吸引了大量人口的迁入。

（二）人口流动的内在需求因素

在具有自主选择权的情况下，人口流动最终由个体根据内在需求做出决策。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上的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情况把前两者归为基本需要，后三者归为高级需要。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同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也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在不发达国家，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大，而高级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小;而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在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社会需要层次会随之变化，戴维斯（K.Davis）曾就美国的情况做过估计，1935年美国社会需求层次：基本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占80%，高级需求占20%;到1995年基本需求占20%，高级需求占80%。因此，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驱动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也从基本需要向高级需要转变，进而影响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向。

二、苏浙粤沪四省2001—2019年人口净流入变化情况

（一） 从常住人口总量看，苏浙粤沪占全国比例均逐步上升

全国总人口2001—2019年逐步增长，但每年增长幅度放缓。年人口增长额从2001年的884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641万人，之后逐步增加到2016年的809万人，又回落到2019年的467万人。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降低，预计在5-10年左右时间我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

苏浙粤沪四省（市）2001-2019常住人口总量、占全国比例均逐步上升，四省（市）常住人口总量从2001年的22315.2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27869.1万人，占全国比重从2001年的17.48%增长到2019年的19.91%。四省（市）常住人口年增长速度呈现先增长后回落再次回升的变化：2001-2010年呈增长态势，2011-2014年逐年下降，2015—2019年逐年回升。2001—2019年苏浙粤沪四省常住人口增长总量为5553.96万人，占全国人口增长总量（12378万人）的45%，远高于四省常住人口总量占比，说明除了人口自然增长外，苏浙粤沪人口净流入对四省人口增长的贡献也很大，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很强的人口吸引力，吸引年轻且富有劳动创造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并进一步提升了流入地的人口出生率。

（二）从人口净流入量看，四省（市）差异较大且呈阶段性变化

1.四省（市）2001—2019年人口净流入量差异较大

常住人口的增长由人口自然增长和外部人口净流入量两部分组成。人口自然增长由当地生育率及死亡率决定，而本文要研究的某省当年人口净流入量是指当年外省人口流入量-当年本省人口流出外省量，由于统计部门未直接统计流入量及流出量，而统计年鉴中有各省每年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的数据，因此：当年人口净流入量=常住人口增长量-人口自然增长量（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反映各省人口流动差值。以统计年鉴数据为依据进一步计算得出江苏、广东、浙江、上海2001—2019年人口净流入量，具体见下表：

由上表可见，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四省（市）2001—2019年人口净流入总量为3272.9万人，占四省（市）人口总增量的58.9%，可见人口净流入量成为四省（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分地区看，各地人口吸引力差距较大。

2001—2019年人口净流入总量最小（合计392.5万人），广东最大（合计1450.6万人），上海（合计737.9万人）、浙江（合计691.9万人）位列中间，广东是江苏的3.7倍，差异较大。

从外来人口融合度（各地净流入总量占常住人口总量）看，2001—2019年累计人口净流入量占2019年底总常住人口比例从低到高依次为：江苏4.86%、浙江11.83%、广东12.59%、上海30.39%。从以上人口净流入量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反映江苏人口吸引力相对较低， 需培育经济新常态下的消费风口，进一步开放，落实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寻找新增长点。〖JP〗

2.四省（市）人口净流入呈现四个阶段变化

从表2可知，四省（市）人口净流入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变化特点，有些阶段变化趋势一致，有些阶段变化趋势分化，根据变化情况可以呈现出四阶段特点，分别如下：

第一阶段（2001-2005年），四省（市）人口净流入量溫和均衡增长阶段。各省差异不明显，上海较强。表现为：该阶段各省（市）每年人口净流入量在6-76万人之间，各省（市）人口净流入总量在178-284万人之间：江苏178.7万人、广东184.1万人、浙江210.4万人、上海284.0万人，最大差异率为1.59。

结合该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不难发现2001-2005是我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WTO、开启城镇化阶段初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坚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对外开放阶段。广东、浙江、上海、江苏有效对接了国内体制改革及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我国流动人口从2001的1.02亿人增长到2005年的1.47亿，增加了0.45亿人，而四省（市）新增净入总量占新增流动人口比例为32.47%，可见四省（市）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净流入地。流动人口向东部省份集中，四省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17.48%增加到2005年的17.85%。浙江因活跃的民营企业、上海因大批的外资企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形成强大的流动人口吸引力，这时期浙江、上海人口净流入总量在200万以上，高于广东、江苏。从流动人口的类别看，不仅局限于早期离乡务工人员和下海经商者，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后，大学毕业生也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从事职业以企业职工、建筑工人为主，其他多种方式并存。该时期，建立活跃的市场经济对人口流动规模和流向影响最大。

第二阶段（2006-2010年），四省（市）人口净流入量爆发式加速增长阶段。该阶段差异化明显，广东吸引力最强。各省表现特点：该阶段四省（市）人口净流入量均比第一阶段多，进入加速增长阶段。其中：广东年人口净流入量爆发式增长，上海、浙江增长较为温和，江苏增长态势较弱。该阶段各省（市）每年人口净流入量在21-240万人之间，各省（市）2006-2010之间人口净流入总量在185-895万人之间：江苏185.9万人、广东894.1万人、浙江333.5万人、上海387.8万人，最大差异率为4.81，各省（市）人口净流入量差异扩大化。

2006-201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蓬勃发展期，抓住WTO机遇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培育和发展现代企业。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产业体系，加快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该阶段人口进一步向东部集聚。2006-2010年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四省（市）新增净入总量为1801.3万人，而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增长到2.21亿人，四省（市）新增净入总量占流动人口增量比例为24.47%，四省（市）依然是新增流动人口的重要流入地，但比例有所减少。四省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从2005年的17.85%增加到2010年的19.4%，流动人口向东部省份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这一阶段广东在外贸型经济及高铁的带动下，外来人口吸引显著加强，人口净流入爆发式增长，人口净流入合计为894.1万人。其中最具代表的东莞，常住人口从2005年底的656.07万人增长到2010年底的822.48万人，增加了166.41万人，增长率达25%，2010年底东莞户籍人口仅占常住人口的22.1%，非户籍人口占比达77.9%，东莞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可见，该时期制造业发展对人口流动规模和流向因素最大。

第三阶段（2011-2014年），四省（市）人口净流入增长态势均进入调整阶段。浙江该阶段人口净流入总量为负，江苏、广东、上海人口净流入量也大幅回落，该阶段各省（市）每年人口净流入量在-17-39万人之间，各省（市）2011-2014该阶段人口净流入总量在-38-94万人之间：江苏12.5万人、广东16.7万人，浙江-38.9万人，上海94.1万人。净流入总量大幅回落。主要原因：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四省（市）产业结构有所调整，以城镇化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国范围展开，东西部地区差距有所收窄，而且东部城市房价上升加大了外来人口的流入门槛。因此，该期间四省新增人口净流入以新增高校毕业生为主，务工人员比重降低，有些地区务工人员开始回流。

2011-2014年面临国际经济发展变缓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前期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7-9%之间。在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政策下，我国城镇化建设范围从过去以发达地区为主向全国范围开展，地区发展差异缩小，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吸引力相对减弱，四省（市）人口净流入增量大幅度减少，占全国比重增长不大，浙江有部分流动人口向外流出。2011-2014年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四省（市）新增人口净流入均大幅降低，并且四省（市）新增净入总量占新增流动人口比例仅为2.64%，比上一阶段占比大幅降低，说明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吸引力大幅度降低。四省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2011-2014年维持在19.5%左右。浙江在2011-2014年之间人口净流入连续4年为负值，人口净流入合计为-38.9万人。特别是，温州、台州曾是浙江省外来人口的首选集聚地，但2011年以来两市从人口净流入地区转为人口净流出地区，2011-2014年，温州、台州分别累计净流出32.6万和9.6万人。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全球范围内的布局调整，温台部分企业基于发展需要搬迁到上海等大城市，部分搬迁到资源要素制约较小的周边或省外城市，企业职工随之迁移。加上深受民间借贷风波、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下“低、散、乱”企业生存艰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用工需求的减少、人口净流出。

第四阶段（2015—2019年），四省（市）人口净流入增长态势分化阶段。广东、浙江形成新的强劲增长态势，上海因落户限制政策出现人口收缩，江苏处于平缓胶着态势。该阶段各省（市）每年人口净流入量在-17-85万人之间，各省（市）该阶段人口净流入总量在-28-355万人之间：江苏15.4万人、广东355.7万人，浙江186.9万人，上海-28.0万人，差异化率达20倍以上。主要原因：广东、浙江互联网新经济发展优势凸显找到了经济发展新动力，吸引了大量的以优质高校毕业生为主的新增流入人口。人口净流入以新增高校毕业生为主，该阶段特别注重对优质高校毕业生的争抢，普通务工人员进一步回流。

2015—2019年，国际贸易环境发展重大变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维持在6-7%之间，但中国GDP占世界比重稳步上升，2019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预计将超过16%，比2014年底上升2.6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加大，2019年预计将达到30%左右。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我国数据价值化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集成融合，产业数字化应用潜能迸發释放，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015—2019年，在全国流动人口总量有所减少的情况下，四省（市）人口新增净流入总量再次回升，达到530万，常住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从2014年底的19.5%上升为19.9%，人口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特别是广东、浙江人口净流入总量增长明显。全国常住人口增加最快的10个城市2018年分别是：深圳（49.83万人）、广州（40.6万人）、西安（38.7万人）、杭州（33.8万人）、成都（28.53万人）、重庆（26.63万人）、郑州（25.5万人）、佛山（24.9万人）、长沙（23.66万）和宁波（19.7万人）。2019年分别是：杭州（55.4万人）、深圳（41.22万人）、广州（40.15万人）、宁波（34万人）、佛山（25.29万人）、成都（25.1万人）、长沙（23.98万人）、重庆（22.53万人）、郑州（21.6万人）、西安（19.98万人）。可见，广东的深圳、广州、佛山，浙江的杭州、宁波连续两年均位于常住人口增加最快的前十强。2015—2019年城市人口吸引力差异化明显：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超1000万）人口增长分化，京沪人口增长停滞、广深人口增长提速。京沪两地实施了主动抽疏中心城区人口的政策限制，人口增长从而停滞。部分具有良好的产业体系、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营商环境的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增长快速。大部分三四线城市人口紧缩，人口从三四线城市向大城市流动的现象较为明显。

三、趋势及展望

（一）人口增长速度变缓不可逆转，且将迎来人口负增长阶段

我国人口在低生育率、高老龄化率的双重作用下，出现死亡人口逐步大于出生人口，总人口在2030年左右进入负增长时期。联合国人口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内外机构的人口预测均显示，中国将于2030年左右开始出现长期性的人口负增长趋势。据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预测，我国总人口规模将在2031年达到14.64亿峰值，从2032年开始下降，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2035年降至14.6亿，2050年为14.0亿，21世纪末依然在10亿以上。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口展望2018》中方案预测显示，我国总人口规模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39亿，而后缓慢下降直至21世纪末。

我国自20世纪末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2000年至2018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人增加到2.49亿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2%上升至17.9%。未来一段时间，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估算，目前全球平均生育率是2.5，发达国家为1.7，然而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预计将低于1.5，比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欧盟还低。从人口学的角度，生育率2.1被称为“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也就是说，平均每对夫妇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保证国家人口稳定。然而今天的中国远远没有达标。中国一线城市生育率更低，北京的生育率为0.71，上海的生育率0.74。不仅远远低于欧美的大城市如纽约（1.65）和伦敦（1.73），也低于日韩的大城市如东京（1.21）和首尔（0.84）。如果一个城市生育率低于1，那么新一代出生人口将会减少到一半，这个人口变化速度将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

四省（市）虽然是典型的人口净流入区，但因我国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变缓不可逆转以及人口流动进入胶着状态，未来大部分地区依次以村、镇、县、市、大城市为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二）四省（市）依然具有一定人口吸引力，但部分地区存在人口收缩问题

现阶段人口流动主要因素依然是经济因素占比较大，四省（市）依然具有一定的优势，具有一定的人口净流入吸引力，特别是具有良好的产业体系、社会营商环境、注重公共服务的大城市具有较强的人口吸引优势，但因人口向一线流动的成本较大，主要表现为城市房价的阶梯差较大，人口流动总量将减少，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因人口老龄化加重及低生育率的双重作用下，人口收缩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以浙江为例：从地级城市的实际人口收缩情况看，在11座城市中存在实际人口收缩的城市有温州、衢州、丽水，占比27.27%。另有绍兴、台州、湖州、金华、舟山等5座城市存在潜在人口收缩（按潜在人口收缩程度由大到小排列，潜在人口收缩是指人口增长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以江苏为例：江苏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存在实际人口收缩的城市有盐城、泰州，占比15.38%。另有扬州市、徐州市、连云港市、淮安市、南通市、镇江市等6座城市存在潜在人口收缩。即使在人口流入第一大省广东，也有8个县（市）人口规模为负增长，出现持续性收缩。其中，清远的连阳4县（市）赫然在列。由于生育率低的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人口收缩将是未来大部分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

针对城市人口收缩，各地需要明确城市发展特色定位，按照国家发改委提出的“瘦身强体”应对措施，改变传统的“做大规模”与“极力扩张”的城市发展思路，改变大尺度、快节奏的建设模式，确立精明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围绕当前常住人口及对未来人口的预测，实施相应的城市建设对策，在城市建设方面，转变思路，实施“控制总量，盘活存量”，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建立标准，补足短板，将发展的重点从城市硬件设施的提升转变为提高城市服务水平，实施精细化城市发展道路。

（三）社会学统计上的流动人口数量变少，但个人的流动频次变高

社会学中统计的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我国流动人口从1990年的0.214亿人上升到2000年的1.02亿人，到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高达2.21亿，2014年达到最高为2.53亿，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2.47亿）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到2019年全国流动人口回降到2.36亿人。2014年后流动人口减少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人口从农村往城市流动不再增加，相反，农村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此外，流动人口经过奋斗后在城市安家落户，从社会学中的流动人口转变为非流动人口。

但从物理学上的流动看，随着经济、社会、交通、人的发展等综合作用下，人均流动频次越来越高，进入了“大流动时代”。2019年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35.7亿人次，同比增长7.7%，其中动车组旅客发送量22.9亿人次，同比增长14.1%。日趋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为流动奠定了基础，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加强了各類生产要素在全社会优化配置、自由流动，促使人流、物流、资本流与信息流相互交织，流动的规模与范围与日俱增。其中，人是最活跃的流动要素，是流动的主体;人的流动频次是经济运行活跃度的表现指标之一。各地经济发展必须挖掘各自的优势，促进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增加往来流动。

（四）人口流动内在需求层次发生了很大变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流动人口常住化

我国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逐步提高，流动类别中城-城流动显著增加，从事技术及管理人才的比例也上升，而且流动人员经过较长时间的奋斗和发展后，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对生活的需求类别发生了变化，不仅存在就业、医疗、教育等基本的需求，需要进一步考虑：家庭长期发展、个人预防性医疗养老需求、休闲活动、创业发展等需求。对于人口净流入地政府根据各层次需要，实施基本需求同等化政策，并鼓励和引导市场化提供丰富的高层次需求。从需求角度出发挖掘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的需求变化，将市场供给与需求有效搭接，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活力。

政府层面需落实国家关于非常住人口落户的政策要求，促进流动人口落户城市，并享有市民化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推进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子女平等享有义务教育权利，更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