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词史考

文 周绪利 周佳楠

通过对我国交通史、道路史、公路史的研究，笔者发现对于古代道路、现代公路和高速公路的概念及发展，是基本清晰而准确的，但于“公路”一词的演变过程却挖掘不足，缺少从古代到近现代公路的文化发展脉络，特别是近代公路的发展情况阙如，实有必要进行探究，以供参考利用。

从“路”说起

文字、术语、概念具有发展性、多样性。自从有了人类在大地上行走，便有了路，并逐渐有了路的概念。随着文字、文化、文明的演进，“路”在本义“道路”“通行的地方”这一基础上，产生了许多引申含义，变得丰富起来。

《尔雅·释宫》称“路、旅，途也。路、场、猷、行，道也。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崇期，九达谓之逵。”《论语》中子曰“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易·说卦》记载，“艮为径路。”

《尔雅·释诂》又称“路，大也。”王在焉曰路。“路训大也，君之所在、以大为号，门曰路门、寝曰路寝、车曰路车。”皆取中正通达之义。西周中期青铜器“史懋壶”上便撰有“亲令史懋路筮”的铭文。

秦直道示意图

《周礼·地官》则对“途、径、道、路”等析分有度。文中记载“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途；千户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有注曰“遂径途道路，皆所以通车徒于国都也。径容牛马，畛容大车，途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

此外，“路”还通“辂”，是一种车，多为君王等所用。《左传》“大路越席”注为“大路：玉路，祀天车也。”至今留存于成语的“筚路蓝缕”便出自于《左传·宣公十二年》，“筚路”即柴车。“路”也通“露”，指暴露、败坏。

而东汉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中对“路”的描述是“道也，从足从各。”清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指出：《释宫》“一达谓之道路”，此统言也；《周礼》记载“浍上有道、川上有路”，此析言也；《尔雅》《毛传》称，“路，大也”，此引申之义也。

《诗经》里共十一首含“路”字，义分五类。其一，为《遵大路》中的“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为“道路”本义；其二，为《生民》中的“实覃实吁，厥声载路”和《皇矣》中的“帝迁明德，串夷载路”，为“大”；其三，为《宫》中的“松桷有舄，路寝孔硕”，为“大”、为“正”；其四，为《崧高》中的“王遣申伯，路车乘马”和《渭阳》《采薇》《采芑》《采菽》《韩奕》中的“路车”，皆为“车”；其五，为《汾沮洳》中的“美无度，殊异乎公路”，也为“车”，但“公路”与“公行”“公族”同义，是指“贵族”，即掌公车的人。

至今，《辞海》里“路”的十三个义项里，除第一项的“道路”、后四项的“车”“大”，通“露”及用作姓氏以外，其他八项都是“道路”的近义和扩展，如“门路”“纹路”“思路”“路线”“路程”“方面”“种类”“行列”等。宋元时期，“路”还被用作行政区名。《现代汉语词典》里少了“车”“大”、通“露”等含义，九个义项中除姓氏以外，其余类似。可见，“路”是通行的、宽泛的，“公路”一词的基础是扎实的。

古代“公路”

在古代，“公路”一词出现的频率并不高，远低于“路”“道”及“道路”，作本义时更屈指可数。如《诗经》中《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何草不黄》云“有栈之车，行彼周道。”史上先有周道，后有秦驰道、直道，明清的官道、大路、驿路等。与发达的道路相比，可以说是几无公路。“公路”的用法比较单一，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形。

其一，路车，转指官职、掌公车的人。见于《诗经·汾沮洳》“美无度，殊异乎公路”及相关文献。《诗经正义》孔颖达疏“公路与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车谓之公路，主兵车之行列者则谓之公行，正是一官也。此公族、公行，诸侯之官，故魏、晋有之。”

其二，人名。三国时期的袁术（？-199年），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商水县）人，袁绍的从弟，东汉末年军阀。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载“洛水又东，合水南出半石之山，北径合水坞，而东北流注于公路涧。但世俗音讹，号之曰光禄涧，非也。上有袁术固。”“淮阴县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术自九江东奔袁谭，路出兹浦而得名。”公路涧旧志在偃师县南三十里。范仲淹诗《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一为“公路涧”，曰“嵩高发灵源，北望洛阳注。清流引河汉，白气横云雾。英雄惜此地，百万曾相距。近代无战争，常人自来去。”因为袁术的缘故，至今还留存了“公路涧”“公路浦”“公路城”“公路垒”等地名。

其三，道路本义。如唐房玄龄等人合著的《晋书》载，广陵人刘颂在郡上疏，其中有“何异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防盗于隅隙。”这里的“公路”就是道路的意思。

其四，正路、言路。如《宋名臣奏议》载上官均奏“荐举之人唯权与旧，则公路塞而真才弃矣。”子先上陈“将使公路日清、私请渐塞。”刘安世奏“贿赂盛行、塞公路、纲纪大坏。”宋李焘著《续资治通鉴》载李淑尝上时政十议，其中有“任职则浮夸，贡言则击搏，辄饰智诈，不畏讥诮，骄蹇贪冒，甚非公路。”宋周必大撰《文忠集》有“圣主大开公路，临照百官。”明黄仲昭《八闽通志》载宋上官愔言“宜谨号令，振士气，杜私门，开公路。”

近代“公路”

近代，无疑是“公路”概念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道路”分化，始于上海开埠，中外交汇、交流、交融，互鉴进化。但长期以来，由于挖掘尚待深入，史料多有欠缺，佐证不够有力，研究未成系统。现做简要考证补充，突破口和主线来自上海租界《土地章程》系列的中、英文本。

上海租界沿革图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此后，根据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854年、1869年和1898年等各版本的《土地章程》，上海租界不断扩张。

正是《土地章程》中记载了官方表述的道路，即真正意义上的“公路”，当时的各项中英对应翻译，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史料。特别是1845年的第一版《土地章程》尤为珍贵，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原件无存，在很长时间里，流传、通用的都是以1869年第三版《土地章程》为基础的《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或个别英文回译本，中文原文、中英文的先后顺序都未认定，实无法作为论据。直到1992年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重新寻回中文抄件及英译文藏本，才解开了谜团。

可以明确的是，1845年的第一版《土地章程》由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上海道）宫慕久会同酌议，悬挂新关告示，并抄送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由麦华陀（W.H.Medhurst）查照译出，通知各租户遵照。英文版称为“Shanghae Land Regulations”于1852年1月17日登载在《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该《土地章程》内容共二十三条，有七条涉及道路，其中第十八条有“不得占塞公路”这一说法。从中英文对照来看，主要有：“路径（roads or paths）”“大路（large road）”“打绳旧路（Old Rope Walk）”“官路（government roads及public road）”“直路（straight road）”“街道（streets and roads）”“公路（public roads）”。“路基、宽路”和其他路都翻译为“road”。由此可见，当时把公路理解为“公共道路”，而尚未译作现惯用的“highway”。

表一 《土地章程》中所提及的“道路”中英文对比

表二 《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第十条的中英内容对比

另一个疑问是，当时“公路”一词是否被大众普遍使用了呢？答案是肯定的。从1847年起，上海道出具的大量出租地契（“道契”）中，普遍使用“西至公路”“南至公路”“北至公路”等来标明土地的位置。如英册第一号道契中所提及的宝顺洋行第八分地“东至黄浦滩，西至公路，南至第九分租地，北至公路。”其西为今四川中路，南为汉口路，北为九江路。再如第五十三号道契中所提及的位利孙第七十五分地“东至华民吴姓界，西至公路，南至公路，北至公路。”

1845年《土地章程》的回译本见于1933年徐公肃、丘瑾璋所著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地皮章程”（1989年《上海公路史》附录），及1957年王铁崖编纂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上海租地章程”，现择要对比（详见表一）。

1854年7月，英、美、法领事宣布了经三国公使共同签字的第二版《土地章程》，共十四条，但未与华官商议。英文版各稿分别刊登于1853年7月30日、1853年8月27日、1854年7月8日的《北华捷报》。中文版则刊载于1900年的《约章分类辑要》和1905年的《约章成案汇览》，分别被称为《美英法三国公使合示上海租地章程》和《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在这一版的章程中，有两条章程涉及“道路（road）”，而在其附件《发租洋泾浜地基条款》中的第五条有“按图留出公路”的说法。

1869年9月，驻京的英美法俄德五国公使暂行批准了第三版《土地章程》及后附规例，也未提交清政府。这版章程被称为《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Land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for the foreign settlement of Shanghai，north of the Yang-jing-bang），载于《约章分类辑要》和《约章成案汇览》等。《章程》内容共计二十九款，其第六款“让出公用之地”中出现“road”九处，中文译为“道路”“马路”“街路”各两处，减译两处，译为“公用公路”一处、衍增一处，盖因第六款标题中出现“public use”、附则中多次出现“highway”所致。

《章程》附则的名称为《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内容主要是对沟渠、道路等公共设施的管理，共四十二条，其中涉及“街道（street）”“公路（highway）”较多，英文词汇大为丰富，反而增加了中文翻译的难度，特别是第十条。（详见表二）。第九条中有三处“highway”，标题和文中两个被译为“马路”，另一个被译为“道路”。

《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第六款

“street”多译为“街道”，但在第十八条中则被译为“公路”。“footpavement”译为“行人往来走道”。第二十四条中“public road”和“public highway”都译为“公路”，“foot-path”译为“行人走道”。第二十六条中还出现了“carriages（马车）”和“vehicles（车辆）”。

1893年3月，美国租界《新定虹口租界章程》中的第二条和第四条两次出现了“公路”。

1898年9月，在1869年版基础上稍有增补的第四版《增订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共三十款，除新增第三十款“Buildings”，译为“房屋”以外，还在第六款下补充了a、b两条，分别是“VIa.Land for public roads”译为“马路基地”，“VIb.Railways”译为“铁路”。a“公共道路用地”中出现了“new roads”和“existing roads”，分别译为“新路”“旧路”；b中一处“public road”被译为“公路”。后又于1906年3月第六款增加了“VIc.Construction of new roads”即“建筑新路”。

上海租界《土地章程》的演变，不但是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衰落、列强巧取豪夺的真实写照，也是公路概念衍化的生动记录。关于租界的多次争议、扩界和《土地章程》的修订，也常与筑路有关。从1845年第一版《土地章程》中“路”的丰富分类，到1869年第三版《土地章程》中关于“路”的英文表述的多样化，不正是时势运转的具体反映吗？

在其他文献中，1891年（光绪十七年）由唐赞衮撰写的《台阳见闻录》提到，“安平公路，不测风潮，倘不随时修补，须费浩繁。”光绪二十年《安平县杂记》也有“近庄堡之公路，归庄耆分派壮丁出庄顾守，循途相接，以防贼匪劫害途人等事”的记述。

而1897年谭嗣同所著《仁学》中，则以“公路”指“公用铁路”。提出“若虑俄国之扰也，则先修欧亚两洲东西大铁路，东起朝鲜，贯中国、阿富汗、波斯、东土耳其，梁君士但丁峡，达西土耳其，作为万国公路，皆不得侵犯之。”

历史总是在轮回中前进。此后，随着列强介入修筑铁路的热潮、政局的进一步动荡，甚至改朝换代，路政稍兴而公路仍弱。

1919年11月，北京政府公布了《修治道路条例》。查阅1919年的《申报》，涉及“公路”的仅有《浦东码头公路案之结束》一文。1920年也仅有《宝山筹办全县公路之动机》和《宝山筹备全县公路之计划》这两篇文章。

1919年《美国公路工程师手册》的术语定义，将“公路”定义为“The entire right-of-way devoted to public travel”，即“供公众通行之完全设施”，包括人行道及其他公共空间，至今仍有沿用。

现代“公路”

现代公路是汽车时代的产物。1956年，由美国人休斯（L.I.Hewes）等编著的《公路工程》中说，“1920年以来方可称为‘汽车时代’，因为在此期间公路交通成为了主角。”1987年我国交通部标准《公路工程名词术语》中，将“公路”定义为联结城市、乡村和工矿基地等，主要供汽车行驶、具备一定技术条件和设施的道路。

一百年前，随着汽车公司在各地涌现、汽车路兴起，现代“公路”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

1920年10月，粤系军阀陈炯明率军回粤，将全省军路处改组为全省公路处，下设四个公路分处，拟定开辟全省公路计划，力谋地方交通之发展。盖军路注重军事、适用于军行，公路则普及交通，军事而外，凡地方文化、农工实业无不交受其益。据惠州《大石桥碑记》载“民国九年秋，粤军归自闽，陈公兢存闵惠兵灾，议员曾国琮暨惠乡先生商拨粮食救济会款十万元，筑公路以助之。凤纶、友仁董其事……”

1922年6月《道路月刊》（第二卷第一号）载张友仁在“广东平樟公路之经过及各县公路之状况”一文中写道“粤于民国初元，陈前督兢存倡办军路，未成而止。七年，在闽南筑路，始定名曰公路。招附近乡民为工，兵士亦有作工者，筑成路百余里。九年，由闽返粤，设省公路处，于是公路之议起。”“雷州各属公路亦已次第兴筑。是皆现年公路之实况也。”同期杂志《闽议会主张省路民有》一文提出，“修治省公路经费，业就全省丁粮厘金附加征用，省公路应定为民有性质，盖省公路原为铁路或电车路之初基……”

实际上，1921年9月“以提倡各省分筑马路为要义”的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在上海创办后，于1922年3月起出版的《道路月刊》第一、二期中，使用的是“长途汽车马路”这一表述。

《道路月刊》第三期（第一卷第三号）开始连载会员吴静存著《道路行政浅说》，序曰“不佞上年主任沪海道地方自治讲习所教务时，曾讲述道路水利及土木行政学一科。”在论述“道路之性质及种类”时，对“公路”与“私路”进行了专门分辩，“公路或私路皆可谓之曰道路。公路与私路，依何标准而区别乎？曰私路者，只事实上供公众之通行；而公路者，供公众之通行，为法律上所公认者也。”“公路者，其供于公众通行之目的，为法律上所公认。换言之，依国家或公法人或依国家之特许公开，予公众之通行者也。”虽然语焉拗口，但的确强调了“公路”的法定内涵。该文还收录于内务部编定、1922年4月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地方自治讲义》等。

同一期杂志的《福建之筑路潮》一文中提到，“上年提出筹办全省公路议案，议员李永年提出建筑建安公路，该时已设全省公路筹办处。‘修治省道之大纲’中说，实依循粤陈驻漳时之原有计划，省中虽设有公路筹备处以专其责，惟某县抽收丁粮附加公路捐、某县设立公路捐局，即耳不绝闻。日前省长署曾于省议会提出修治公路咨询案。修治省公路经费，应就全省丁粮厘金附加两成。各县此前有抽收盐厘等项指定为公路费用者一概撤销，其已抽取之款均充为公路经费。”此外，杂志还刊有《上海县署布告拆迁有碍公路之屋墓》一文。

《道路月刊》载中国北部道路图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上海、福建、广东等省份在公路理念、学术、组织和修建等方面开风气之先，全国各地筑路潮如火如荼。从此，交通建设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公路时代。据《中国公路史》记载，1921年全国公路里程有1185公里，1949年全国公路里程仅8.08万公里，1978年全国公路里程达89.02万公里。后自20世纪80年代中起，我国迈入了高速公路跨越式发展的新时期，公路建设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0年全国公路里程达519.8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16.09万公里。

通过回顾“公路”一词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从古代到近现代公路的发展历程，恰与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节点相吻合，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公路事业的发展进步，要以国家的繁荣昌盛为根基，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勇往直前，通达新时代的道路必会越来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