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与中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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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初期，事关交通运输的多个具有重大导向意义的理念实施和政策制定，以及重大项目的决策与落地，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此过程中，始终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历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

1993年秋，李鹏同志为首都机场高速公路通车剪彩。

说到李鹏同志最关注的两大行业，当数能源和交通。作为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他对此给予了长期关注，并倾注了巨大心血。他对交通运输发展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发展阶段以及交通运输自身形势、规律的准确判断，为我国交通运输产业发展制定适当的政策，把握发展的重点和节奏以及稳步推进战略实施奠定了基调。

能源交通是发展的重点

1983年6月开始，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能源、交通、重点建设项目等工作。此后，参与研究“七五”计划能源交通方面的发展方针，他强调发展交通运输的出路在于改革，推动建立综合统一的交通运输体系。

1985年3月31日，在出席全国交通工作会议闭幕式时，他强调：“发展商品经济，交通是先行。不流通，就发展不了经济，要流通，就要求发展交通。目前我国的交通运输事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许多地方不能适应城乡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跟不上，将会拖翻两番的后腿，在今后的15年中，我国的交通运输事业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1986年9月，他指出：“在四化建设中，国家要以更多的投入来发展交通、通信事业。”

重点领域，重点关注，李鹏同志十分关心如何突破“瓶颈”制约，加强薄弱环节。除了注重政策导向之外，他还主张在资金投入方面，给予重点保障和倾斜。

1990年2月，李鹏同志致信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扶持和发展的重点。”

进入“八五”（1991～1995年）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年均GDP增长率超过12%，交通的“瓶颈”制约更加突出。

1993年末，李鹏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对1994年经济增长速度，国务院初步建议为9%，比上年低一些。这是因为，经济连续两年高速增长，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绷得比较紧，交通和能源等“瓶颈”的制约更加突出。此后，他反复强调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和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

李鹏同志视察济南黄河二桥建设。

1995年4月5日，在听取国家计委、铁道部和交通部汇报编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李鹏同志再次强调：“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自古讲衣、食、住、行，现在还要加上用。现在大家对交通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知道‘要想富，先修路’。发达地区改善投资环境要修路，不发达地区脱贫致富更需要修路。城市交通拥挤，严重妨碍居民的工作与生活，也迫切需要修路，改善交通状况。因此，在‘九五’和未来15年，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 同时，他在党中央领导下主持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布局建设了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其中就包括多个交通运输工程项目。

后来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些判断、规划和政策导向是符合我国经济历史发展实际、极具前瞻性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中，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平稳地并入发展快车道。

必须树立大交通观念

在分管交通伊始，李鹏同志便要求全行业树立大交通理念。在当时交通建设贯彻实行“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方针的大背景下，这一理念对于正在生成的综合交通体系的合理建设和此后的融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85年3月，在出席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时，他强调：“国务院多次讨论交通运输的发展方针，就是：在继续发展铁路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公路；要利用中国内河航运得天独厚的优势，进一步发展水运；还要发展航空事业。另一个发展方针，就是各种运输方式不能单独强调各自成网，而应该建立统一的全国交通运输网。”

时隔6个月，他在全国交通工作座谈会上再次指出，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继续发挥铁路运输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发挥公路短途运输的优势，还要充分利用我国优越的水运条件发展航运，进一步发展民用航空运输，构成海陆空综合运输体系。

1988年6月7日，作为国务院总理，他在全国交通安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必须树立大交通观念，充分发挥各种运输工具的作用。在分析当时我国运输结构很不合理的现象之后，他指出要运用价值规律和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推动运输结构的合理调整，引导煤炭、矿石、木材等大宗货物下江、下海、上公路；促进现有各种运力的合理分流，促进新增运力的合理布局，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的综合运输体系。

到了1995年，李鹏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铁道部和交通部汇报编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着重指出，我国交通的发展应该以铁路为骨干，公路为基础，充分利用内河、沿海和远洋运输的资源，积极发展航空事业，形成各具不同功能、远近结合、四通八达、全国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交通运输建设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体制改革，促进交通运输事业的健康发展。

1997年，他在大交通方面的思想又进一步完善，并进一步明确为：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应该以铁路为骨干，公路为基础，充分发挥水运，包括内河、沿海和远洋航运的作用，积极发展航空运输，适当发展管道运输，建设全国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需要有更多的注意力来发展公路

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是基础性产业，而公路是基础的基础，为此，李鹏同志特别关心和支持公路事业的发展。

李鹏同志分管交通后，1984年12月，国务院做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决定，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利用贷款、集资、外资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建设的路桥隧工程。“七五”期间，收费公路平稳发展，成为公路行业筹集建设资金、弥补资金短缺的一条重要市场渠道。

1985年3月，他在出席全国交通工作会议讲话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交通投资的重点放在铁路上，忽视了公路和水运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个缺点。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铁路还要继续发展，在交通运输方面仍然要起骨干作用。与此同时，需要有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公路上，发挥公路在中、短途运输中的作用。之后，国务院推出对公路交通发展至关重要的四条政策：适当提高养路费的标准、建设高速公路可以收过路费、“以工代赈”发动群众修路、发展集体和个体交通运输。

改革开放初期，考虑到当时的国力有限，在必须坚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前提下，李鹏同志在强调“公路建设要走改造挖潜的道路”的同时，积极推进高速公路试点和有序建设，并亲自推动了多个高速公路项目的上马，为推动我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此后的提速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1984年6月动工的沈大公路，一开始是按一级公路标准获国家计委批准建设的，后经李鹏同志同意，全线才改按高速公路标准上马。1984年10月，国务院将同年1月批准建设的京津塘汽车专用公路工程改称为京津塘高速公路。

沈大高速公路的上马和京津塘高速公路的改称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之后，全国多条公路以高速公路的名义在国家层面原则上获准建设，高速公路建设试点工作开始取得重要的突破。

李鹏同志不仅亲自推动高速公路试点工作，还多次亲赴现场为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加油鼓劲。1984年3月21日，他在天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京津塘高速公路建设问题。1987年10月23日，他亲自出席了京津塘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承包合同签字仪式。1991年1月，他考察了天津港和京津塘高速公路，并为京津塘高速公路题词：“把京津塘高速公路的建设和管理达到国际第一流水平。”1996年11月28日，他考察了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他高度肯定了沪宁高速的意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沪宁高速公路的建成，对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1991年1月14日，李鹏同志为京津塘高速公路题词。

1995年，在做出“‘九五’和未来15年，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判断之后，李鹏同志要求“加快公路建设，新增里程要保持在1.1万公里，其中高级公路增加一倍左右，逐步建成贯通全国南北、东西的公路干线网，先形成几条通过能力大、规模效益好的快速运输大通道”。他强调:“‘九五’时期公路建设要有新的特点，以提高水平为主，加大高等级公路的比重。同时，要加强中西部地区公路建设和县乡道路建设。”在谈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时，他指出: “全国性的公路干线网国家有了统一规划，要调动地方积极性来共同实施。只有这样，公路建设才能加快步伐。”

进入“九五”时期，我国公路建设进入提速加快阶段，一系列发展成就，彰显了当时国家层面对形势判断的准确性和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规划的科学性。加之铁路、水运（特别是港口）、民航及管道运输的迅速发展，这一阶段的发展成就为交通运输从“瓶颈制约”向“总体缓解”打下了坚实基础。

基建工程要实行招标制

由于负责重点项目工作，李鹏同志坚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指导投资方向，推动基本建设体制改革，特别推动招投标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建筑行业产生重要影响，这其中就包括市场规模巨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1984年12月，李鹏同志在谈及激发企业活力的时候就提出打破“大锅饭”的三条措施：“基建的投资实行有偿贷款制；基建工程要实行招标制，由分配任务改成招标，看哪一个单位的投资省、质量好、速度快、造价低，就选哪一个单位来承包；还有一条就是实行各级的经济责任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5年10月，李鹏同志在全国交通工作座谈会上要求，交通、邮电基本建设要打破部门界限，实行公开招标。交通运输、邮电部门的基建队伍也要面向社会，开展竞争。

李鹏同志还十分重视工程的设计工作。1985年1月，他在全国设计工作和表彰优秀设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基本建设领域，就整个计划经济时期而言，规划与设计落实得并不是很好。不论是总体布局还是某一具体项目的设计与建设，很多时候都未能做到科学合理的充分论证，就仓促上马，实行“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政策，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他还指出：“我们所说的效益，应该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一个工程项目能不能取得这三个效益，决定因素是设计”，“如果设计出了毛病，特别是出了大毛病，很难在施工的过程中加以改变，因为施工是按照设计的蓝图来进行的。如果设计本身的效益就是不好的，投产以后，也很难得到好的效益。如果要改变设计，那就要大动干戈，花很大的代价，已经施工的工程就得返工，要增加投资，延误工期”。同年10月，在全国交通工作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工程设计要符合我国国情，主要看社会效果，做到投资少、工期短、效益高。

“八五”后期，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每年就有一万多亿元的基本建设在建工程。1991年底，李鹏同志在与全国建设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表示,我们还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施工企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地全面推行了竞争机制,就是实行招标投标。要有这样一种竞争机制,而且不能搞假投标、假招标。要使招标投标真正成为一种激励手段,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机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设计、施工单位能够创出自己的牌子,创出信誉,成为得到国内国际公认的第一流的队伍。

必须贯彻“安全第一”的方针

对于交通运输安全工作，李鹏同志强调“要标本兼治”。1988年1月，他在听取铁道、交通、民航三个部门工作会议汇报时指出：“交通运输的安全是关系到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所有的交通运输部门都必须贯彻‘安全第一’的方针，各级政府、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运输企业必须高度重视。”

要做到“安全第一”，李鹏同志认为：“首先，要在运输全行业中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对广大职工进行反复的、长期的安全教育。要把‘安全第一’作为我们的一种职业道德，作为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抓。其次，要严格贯彻各项规章制度，教育职工遵守纪律，许多事故都是由于违反规章制度造成的。另外，还要加强对运输设备的维修，使各种运输设备都能在良好的状态下运行。”

1988年6月7日，李鹏同志在全国交通安全会议上强调：治本，一方面国家、地方和企业要增加对交通运输业的必要投入，弥补欠账，增添设备，采用新技术扩大运输能力，提高现代化水平，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对运输的需求。投入是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增加投入只能根据国家和地方现有财力、物力条件，逐步地进行。而且投入的效果，也要经过相当时间才能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是，各级领导，包括政府和交通运输部门企业的领导，要在加强领导、严格各项管理、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抓紧职工培训工作、提高职工素质等方面去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