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旅游语境下浙中地区畲族村寨文化变迁研究

张建宏 傅琴琴

摘 要：包括旅游发展在内的多重动因相互交织，构成了复杂的文化变迁合力，引发浙中地区畲族村寨的文化变迁。在全域旅游语境下，要实现浙中畲族村寨文化良性变迁，应提升畲族群众的民族文化意识，挖掘和传承畲族优秀文化，开发具有畲族特色的旅游产品，构建畲族文化教育体系。发扬畲家人的好客传统。

关键词：全域旅游 畲族村寨 文化变迁

2017年3月，“全域旅游”一词被首度写进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强烈的信号预示着全域旅游将成为推动我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发展旅游是少数民族地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全域旅游可以说是引领与统筹少数民族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旅游活动具有明显的文化特性，其发展势必引起当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变迁。近几年来，学者们比较关注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但是具体到旅游开发对浙中地区畲族村寨文化变迁的研究，仅有一些相关观点见诸与零散的论文中，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本研究从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视角，全面深入地研究旅游发展与浙中地区畲族村寨文化变迁问题。

一、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對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研究始于努涅斯（T.Nunez，1963），他选择墨西哥一个村寨的旅游开发为个案进行研究。此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理论分析慢慢深入，案例调查逐步趋热。马修（Marsh，1975）认为，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通常要到社会、环境发生大变化时，才会受到重视。特纳和阿西（Turner & Ash，1975）指出，当今游客会与远离自己的文化产生冲突。杨（Young，1973）认为，旅游的发展是以破坏当地环境和文化为代价的。斯坦利（Stanly，1998）认为，各种再造的文化形式好比现实和影子之间，总是存在差距的。欧克（Oake，1998）通过对我国贵州两个村寨的田野调查指出，旅游对当地文化的影响是负面的，其作用值得探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旅游的正面作用也很明显，是良性的发展途径。麦基恩（Mckean，1976）、科恩（Cohen，1979）、波斯维恩（Boissevain，1978）等通过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鲁宾逊（Robinson，2006）以案例的形式探讨了旅游与节庆之间的关系，认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节庆在重塑社会生活方面起到深远的作用。可见，民族旅游地的文化变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不仅其现实表现十分庞杂，而且其变迁动因中包含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历史性变迁，民族社区现代化进程中跨越式的文化变迁，以及旅游业发展中共时态文化变迁等。

国内研究方面，申葆嘉（1992）从总体上论述了旅游开发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戴凡和保继刚（1996）探讨了旅游对大理当地居民的影响。郑向敏（1996）则论述了旅游对当地民俗旅游资源的消极影响，宗晓莲（2002）指出要重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启发、指导意义。当前，浙江的许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正依托“少数民族文化”这张金名片，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玉时阶（2013）认为，处理好旅游开发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龙梅（2009）认为，民族地区旅游的正面效应在于加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使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挽救，负面效应在于使民族传统文化“三化”（商品化、庸俗化、变迁加速化）。孙杰远、黄李凤（2007）认为，旅游开发起不到保护民族文化的作用，反而会民族文化的消亡。但杨艳（2011）认为，旅游会催化本身正在慢慢淡去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朱正斌（2017）认为，在旅游开发影响下，由于各要素的组合不同，各民族村寨社会文化的变迁方向和变迁程度会存在差异。因此，研究旅游业发展对畲族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一课题，有利于促进畲族地区旅游业与畲族文化二者的良性互动。

二、浙中地区畲族村寨的文化变迁

浙中地区是浙江省少数民族工作的重点地区，有畲族等54个民族成员。畲族是本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约1.47万，主要分布在武义、兰溪、婺城等地，畲族乡镇有2个，民族行政村有46个。不论面积的大小与人口的多寡，民族村寨始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是民族文化的富集地区。在浙中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原因以及畲族先民独特的环境适应性，使畲族村寨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文化，集中表现在生计方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礼仪禁忌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乡村旅游开发等原因，畲族村寨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势必引起文化变迁，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

（一）民族身份认同变迁

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畲族是属于汉化程度比较深的。在旧社会，畲族一直处于弱势，畲民受到歧视打压，以至于有些畲民不敢亮明自己的民族身份。新中国成立后，畲族人挺起了脊梁。在新社会，畲民通过升学、通婚、经商、打工、参军等途径，与外界社会的交往范围从山区延伸到附近的集镇、县城、省城……。交际范围的拓展，使畲民进一步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进一步消融了畲族社会本就已经比较淡薄的民族认同心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畲族和汉族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畲族的普通群众基本上不会提及自身的民族身份；在谈论自己时，常用词是“我们乡下人”或“我们农民”；在谈起祖先历史时，也只说“我们的祖先”或“我们的祖公”。很多普通群众只在填写有关个人资料的表格时，才意识到自身的畲族身份。旅游开发后，与好奇的游客交流时，村民提及“我们畲族”、“我们少数民族”的频率越来越高。村干部在向上级部门争取优惠政策时，则会重点强调他们的畲族身份。

（二）民间信仰变迁

随着时代的发展，畲族年轻一代中接受现代教育人数已经不在少数，畲民的宗教信仰已经趋于淡化。比如广东潮州凤凰山被公认为畲族的发祥地，盘瓠被认为是畲族的共同始祖，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祖先的祭祠之处是凤凰山盘瓠祠。在浙中地区，正月初八为畲族人的祭供祖宗的节日。在武义柳城畲族镇下湖源村，按照传统习俗，初八这天早晨，村民将一副祖先世系图挂在祠堂中间，并摆上各种祭品，点上蜡烛，然后每家每户去野外点香接祖先到祠堂。在祠堂，畲族长辈指派一人在祖先图前唱讲畲族的起源给下一代听。下午三时左右，众人点燃香烛上的利市（草纸）和纸金元宝，拜过祖宗，放响鞭炮送走祖先。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祭祖仪式已逐步简化。旅游开发以后，畲族精英人物根据口传下来的祭祖之礼，恢复了隆重的祭祖仪式，在畲族三月三节日中展示。

（三）民族语言变迁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民族语言这一载体来传承，尤其对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畲族语言属藏汉语系，同时运用当地汉族方言。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浙中地区各畲族村寨对畲话的使用情况并不太一致。在金华一带，经济上的相对落后使畲民对本民族的语言失去了自信，畲话已接近消失，如鸽坞塔村已经无人会讲畲话；有些村仅有少数老人还能说上一些，而这些老人在与他人交往时，也使用当地的汉语方言。那些长期在外务工、学习的中年人及其下一代，逢年过节回村，都不讲畲话。大坑村的青少年已经不学习畲话了，他们都习惯于讲当地汉语方言或普通话。不过在武义柳城畲族镇，情况要乐观许多。如在下湖源村，有讲畲话的传统，这里流传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调查发现，畲语仍然是村里孩子的第一习得语言，八成以上的畲民能非常自如地说畲话。不过，目前村中有六成以上的人口在外求学、经商或打工，他们已更习惯于讲普通话或本地的宣平话，畲话的传承依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显现。畲语蕴藏着畲族的独特文化智能，它的消亡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损失。

（四）生計方式变迁

传统上，浙中地区的畲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解放前以种植番薯为主，解放后，则以种植水稻为主。除了农业生产，狩猎生产是农闲时畲民进行的一项富有民族特色的生产。在武义柳城畲族镇下湖源村雷姓祠堂里，至今留有祖先的出猎图。在浙中地区，畲民的世居地普遍生产毛竹、杉木。因此，畲民常利用农闲时间从事手工编织业，编制斗笠、筐等竹器农具。除编织业外，从事家庭纺织业的畲民也较多，畲族妇女的刺绣非常具有民族特色，如畲族彩带、“通面花”布鞋。畲民从事这些第二产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畲民的生活。但从整体上来说，畲族村寨的经济地位还是相对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畲族青壮年走出大山，外出务工，从事农业和传统手工艺者越来越少了。发展乡村旅游，能够创造一种“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方式，一定程度上会吸引一些外出务工的畲民回乡创业。

（五）婚恋文化变迁

为了巩固族群内部的凝聚团结、解决自身的人口繁衍以及文化传承问题，人类的早期社会集团一般都会限定通婚对象，只把民族内部的不同姓氏作为通婚对象。但就畲族而言，几百年前就已破除了族内异姓婚的限制，而且本村同姓禁婚的习俗也在20世纪50年代后得以破除。在武义柳城畲族镇下湖源村，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的通婚范围不断扩大，从附近村逐步到省内，目前甚至有湖南、云南等外省妇女嫁入本村。婚恋习俗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畲民缔结婚姻要靠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而到了七八十年代，“热心人”取代了“媒人”，男女双方一般经由朋友介绍。传统上，畲族婚礼有20多道礼仪程序；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婚礼仪式不断简化。如今，只能在旅游节庆活动中，才能看到比较完整的婚礼仪式。

（六）服饰文化变迁

传统上，畲族服饰种类繁多、图案精美、工艺精湛、内涵丰富，具有极高的欣赏及艺术价值，可以说是畲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充分体现了历代畲民的智慧。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在以西装、牛仔裤、夹克等为代表的流行服饰文化的冲击下，浙中地区畲民以传统民族服饰作为日常生活服饰者不断萎缩，使用频率不断减少，传统服饰的生存空间已沦为逢年过节的象征性穿戴。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对于穿戴传统没有任何兴趣，觉得那意味着“落后”和“不时髦”。旅游开发以后，畲民重新开始意识到传统服饰的价值。

（七）饮食文化变迁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畲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由于畲族多居住于山区，适合种植杂粮，因此番薯、玉米、小米、芦襟等成为了畲民的传统主食。此后，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下，畲民开始种植水稻，白米日渐成为畲民的主食。旅游开发后，畲民开始吸收外来饮食文化。畲族三月三有吃乌米饭的习俗，所谓乌米，是用一种植物的汁液把糯米饭染成黑色。关于乌米饭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近年来，随着旅游开发，乌米饭已经广为人知。据《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编》、《浙江省少数民族志》记载，畲族在饮食方面的禁忌达18项之多。但随着旅游开发，客流量增大，饮食禁忌已经出现了松动。

（八）娱乐文化变迁

畲族能歌善舞，歌舞是畲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在畲族每一个节日或举行的红、白仪式上都离不开歌声。对于每一位畲族母亲来说，教歌是其一项重要义务，孩子尚在襁褓中时，就会带他（她）参加各种歌会。畲族村寨曾盛行“七郎八女”一说，意思是姑娘要能连唱八日八夜，小伙子要能斗歌七天七夜。畲族也涌现出了许多歌唱明星，例如武义柳城畲族镇下圩村的蓝贤翠等。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畲族民歌面临着被边缘化、消亡的状况。与此相似，畲族舞蹈出于半死不活的困境，畲族群众性的舞蹈已失传，只在某些礼仪场合，见到法师单人或几个作陪者跳舞。畲民酷爱体育运动，但“摇锅”“稳凳”等传统体育项目已被人逐渐淡忘。随着旅游业的开发，畲族传统歌舞与体育运动被重新开发与利用。不过，在旅游接待服务中，很多经营者按照城市居民休闲喜好来进行旅游接待，提供麻将、卡拉OK、棋牌等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城市娱乐设施向农村的整体外迁，毫无乡村特色。

（九）节日文化变迁

畲族的节日与汉族节日相仿，但也有自己特有的节日。随着时代的变迁，畲民对传统节日渐淡漠，节庆活动逐渐冷清。大力发展旅游之后，一些节日重现生机，特别是三月三。只是在传统社会，三月三是宗教节日和民俗节日；而今日的三月三却成为了旅游节日，表演的节奏明显加快，娱乐性大大增强，有被“商品化”的危机。

（十）礼仪禁忌变迁

畲民自称“山哈”，爱听“畲族人”，不愿接受“畲客”一词，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畲族山村流传着其他一些禁忌，比如正月初一不讨账，不准讲凶险话，不准动用剪刀；分龙节不准拿锄头动土；吃饭不准敲饭碗；进山不准讲凶险话；夜间不能剪指甲；产妇未弥月禁忌生人等。这些禁忌中，不少是封建糟粕。随着科技发展与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大多数禁忌在迅速消失，目前只剩一些重大场合与特殊场所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禁忌习俗。

三、全域旅游语境下浙中畲族村寨文化良性变迁的路径

在乡村振兴及全域旅游的大背景下，浙中地区的许多畲族村寨都在大力开展乡村旅游，试图打造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精品村，比如兰溪水亭畲族乡西方坞村、武义县柳城畲族镇江下民族村。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HJ1.35mm]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比如由于旅游开发，很多已然被遗忘或濒临失传的“传统”会得到重生；但“商业化”以及“伪文化”，又会使一些“传统”失去内涵。

（一）提升畲族群众的民族文化意识

目前，浙中地区畲族群体的传统文化特征已近消失。但是，传统民族文化特征的减弱或消失，并不代表民族实体的消失。失去畲族传统文化特征的畲族仍然是畲族，畲族边界尽管会随着社会资源环境的变化而扩大或缩小，畲族的传统文化特征可能消失或化约为表演性的符号记忆，但畲族的主体和民族边界至今没有而且也不会模糊或消失。传统文化负载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失去本民族文化的人民将失去精神家园。畲族乡村的每一项文化遗存都记录着民族的文化基因，我们要在畲族群众中培养保护传统文化的自觉性、自信心、自豪感，提高对本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重、自尊意识。

（二）挖掘和传承畲族优秀文化

畲族文化挖掘和传承需要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1.保护畲语，在传承传统民族文化方面，民族语言往往是不可替代的。2.对于文化遗迹与“活”文化采取并重的方针，深度挖掘畲族文化内涵。深入实施文艺精品工程，邀请艺术家介入、记录、摄取，把乡村畲族文化固化下来，生产独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同时，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展示保护成果，并通过旅游开发模式解决经费短缺困难。对保护和传承工作进行及时宣传，巧妙利用新媒体制造创意型轰动效应，吸引游客。3.借鉴人类学“舞台理论”，实施“舞台化”保护模式。在“后台”或文化保护区域，禁止开发（除少量科学考察）；在“帷幕”或缓冲区域，适度开发（或控制开发），防止居民生活受到打扰，避免文化出现同化；在“前台”或核心区域（舞台化空间），坚持科学开发原则，允许游客自由进入，同时争取在商业性开发中保持和体现原生性。对部分文化实行有限局部展示模式，比如部分宗教仪式不对外开放，保持其神圣性。4.在对单体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同时，对文化生态或空间做整体保护，严防周边出现过多的与文化风格格格不入的现代化设施。5.为文艺工作者开辟感悟、创作和交流的园地，主动为文艺机构提供前来度假、采风的机会，提升地方文化气息。

（三）开发具有畲族特色的旅游产品

近年来，畲族村寨出现了一些价格低廉、工业化生产的工艺品。这些旅游产品大都由不懂畲族文化的外地商人生产，且都是模仿已经发展成功的产品形式，缺乏民族特色。当外来商品占据本地旅游纪念品市场时，必定会对当地艺术、手工艺品带来一定冲击。在各种外在力量的压力下，很多制作者都已经改行。仍在从事这一行业的很多人中，已经失去了对艺术追求的热情，其艺术品的文化含量和审美价值都已不可同日而语。畲族文化工艺品已经越来越粗制滥造，越来越成为“商品”，而非“工艺品”了。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中，要以突出地域文化特征为原则，注重资源的文化个性和产品的文化意蕴，创意打造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别具特色的产品，避免同质化与趋同化（见图1）。要推出一些只有在当地才能买到的旅游产品，在日本、澳大利亚，经常见到这样的旅游纪念品。在畲族村寨，乌米饭非常出名，有人提出借鉴八宝饭的生产方式推向市场，而我们则认为乌米饭只在当地销售效果会更好。

（四）构建畲族文化教育体系

当前，畲族文化老一代传承人日渐老去，大有“人亡艺去”的危机。年轻一代不愿意接受严格教育，文化传承后继乏人。面对危机，应推出畲族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学校、进课堂、 进研究机构举措，编写乡土教材，开设相关课程，开展相关民俗活动，形成制度，将其纳入政绩考核和学业考试范围。出台科学的传承人、传承团体合法资格的认定标准体系，建档上网，确定并公布一批传承人名单，给予经济资助及特殊津贴，重奖青年传承人才。推出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尤其是本地大学生投身于民族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或与地方高校合作培养民族乡村歌舞文化传承人才，拓宽乡村孩子的就业门路。同时，要积极传播畲族文化，强化潜在游客认识、理解和欣赏畲族民族文化遗产的能力。另外，还要将旅游收入重点投入到当地人才的培养事业中。

（五）发扬畲家人的好客传统

浙中地区畲族村寨的旅游开发正处于起步阶段，激发居民的“好客”形象非常重要。事实上，畲家人具有“好客”的传统，如武义柳城畲族镇，此地原属宣平。1926年出版的《宣平县志》中写到，此地民风淳朴，人民憨厚老实、和睦相处。要对畲民开展文明教育，发扬畲家人的好客传统，形成“诚信待人”的行为准则，对游客微笑相助，让游客体会到村寨旅游点服务工作者的文化内涵和素养，体现畲族文化对村民性情的熏陶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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