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

陈云　张峥　王浩��

摘要：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各区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测度，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区域特点及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都发挥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金融发展规模对不同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呈现“倒U型”；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是逐渐显现出来的。

关键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收入差距面板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金融市场结构也在不断完善。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也愈来愈凸显。在我国所有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中，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最突出。

除了重要的经济增长效应外，金融发展还存在着收入分配效应。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收入分配效应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发表了“金融发展、增长和收入分配”一文，论证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的关系，通过动态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的“倒U型”假说。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始于章奇、刘兴明、陶然（2003），基于20年间的省份面板数据建模，他们发现我国的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姚耀军（2005）将金融发展区分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基于我国1978—2002年间数据，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规模擴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使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戴建芬（2011）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倒U型”关系。张茜（2011）通过对我国东部地区研究后发现，扩大金融发展规模、提高金融发展效率能有效地控制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分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两个方面，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进行区域划分，对各区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测度，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区域特点及差异性。

二、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检验

（一）指标设定

1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S）。本文将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金融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该指标反映的是金融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做出的贡献，比值越高就说明该地区金融业相对越发达，金融发展规模越高。

2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国外学者多用Private指标（非国有经济获银行贷款的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但是这一指标并不适用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内学者多用金融业贷款余额与金融业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该指标，本文也沿用这一做法。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IG）。能够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比较多，但国内外学者用的最多且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或收入比。由于本文选取的金融发展类指标均为相对指标，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定义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选取2010—2014年间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数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统一了城乡居民收入核算口径，2014年之后不再公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为了指标口径的一致性，本文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标选取时限截至2014年，金融发展类指标也截取到2014年。

在进行数据分析及模型分析过程中，考虑到我国各省（直辖市）的区域和发展特点，本文将我国31个省（直辖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分别进行分析。各区域具体划分标准和涵盖省份如下：东部地区10个省（直辖市），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福建、海南；中部地区6个省，分别为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部地区12个省（直辖市），分别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三）变量关系检验

分全国层面、东部、中部、西部分别建立单方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时容易产生伪回归。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时，必须通过单位根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分别对全国及各区域的被解释变量IG和解释变量FS、FE做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个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为平稳序列。

再对全国及各区域被解释变量IG和解释变量FS、FE做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Pedroni检验、KAO检验和Fisher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三种检验方法下检验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1，可以得出：全国及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G）、金融发展规模（FS）、金融发展效率（F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

三、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模型测算

（一）全国及各区域模型建立

1全国层面模型。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混合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三种，固定效应模型又分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三种。

首先，要在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选择。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在该模型基础上做F检验，该检验的原假设是建立混合效应模型，F统计量的值为673483大于F005（30，276），且P值等于00000，故拒绝F检验的原假设。其次，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选择。对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在该模型基础上做Hausman检验，该检验的原假设为建立随机效应模型。H统计量的值为120009大于χ2005（3），且P值等于00074，故拒绝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

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最终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在考虑了变量的显著性和模型的自相关性后，最终得到的修正后全国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从全国层面的回归模型来看，在1% 显著性水平下，金融规模（FS）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显著，金融发展效率（FE）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由回归系数看出，当前我国金融规模（FS）每增加1个单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G）缩小53个单位。endprint

金融发展规模（FS）通过了所有区域模型的变量显著性检验，是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共同影响因素；只有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效率（FE）通过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我国东部地区，提高金融发展效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回归系数来看，金融发展规模（FS）和金融发展效率（FE）都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但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金融发展规模（FS）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表现为：中部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达到最大；随着经济水平的继续发展，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逐渐降低，金融发展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逐渐凸显。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实施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政策取向

当前阶段，在全国层面及局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都发挥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国家和政府一定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实施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政策取向，且这些金融政策的实施要以市场机制为主、行政方式为辅，不断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调整城乡金融整体发展的非均衡状况。

（二）中西部地区要继续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当前我国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已经过了“倒U型”拐点，金融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会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各区域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差异明显，中部最高、西部次之、東部最低，即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对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也呈现“倒U型”关系。当前我国经济水平和金融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和政府已经开始注重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金融发展规模的持续扩大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和政府应继续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规模，逐渐解决我国城乡金融发展规模的非均衡发展问题。

（三）东部地区要继续提高金融发展效率

东部地区提高金融发展效率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部和西部地区这种作用还不显著，金融发展效率的作用是随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逐渐显现出来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的比较成熟，金融发展规模大、市场相对活跃，需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使农村居民可以通过金融服务增加财产性收入，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中部、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很显著，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继续扩大金融发展规模，同时兼顾金融发展效率，使资本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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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伟国，樊士德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J].当代财经，2009（3）.

[4]张立军，湛泳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J].财经论丛，2005（3）.

[5]卢立香，陈华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及省际差异——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协整检验[J].财经论丛，2011（5）.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中等收入群体主客观双视角对比研究”（项目编号：15JGC141），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计划一般项目“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KM201610009012）的阶段性成果。〕

（陈云、张峥，北方工业大学理学院。王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