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问题

陈曦　刘继光��

摘要：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依据是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供需错配和结构性失衡等诸多问题，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统一，其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当前重点是“五大任务”，要按照“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和“五大政策”的总体思路进行推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供需两侧协调发力，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要用好制度改革和政策支撑的外部助力，要在要素市场、企业、产业等多层次发力，多领域培育改革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理论基础现实问题结构性改革供给侧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依旧未变。因此，继续深入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和依据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现实依据

1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形成新竞争优势、确立我国全球定位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书记在2015年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依靠货币刺激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下定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加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世界经济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全球治理进入新的阶段（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经济学教研部，2016）。世界整体环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束了几十年大稳定背景下的“旧常态”，转而进入了“新常态”，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冯志峰，2016）。人民日报2016年曾刊文指出，当前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新位势。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大步上升，但随着要素成本的逐年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着“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打造新竞争优势，而其中加快结构性改革更为关键。刘尧飞等（2016）认为，世界经济格局变动调整、世界经济恢复乏力导致我国外需疲软，出现常态性萎缩，国内的有效需求难以激发。同时，资源、能源、环境的约束加大劳动红利消失也带来了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因此，要适应国内外环境新变化，就需要进行在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谢地和郁秋艳（2016）指出，目前中国的产品和服务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意识和完善的保障体系，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强力支撑，产品的附加价值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没有优势，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解决。

2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诸多问题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下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诸多变化，经济体系的持续运行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求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化解改革开放多年积累的诸多矛盾问题。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因此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人民日报权威人士（2016）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提到，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的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的增长阶段，在该阶段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而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根本之道也在于结构性改革。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经济学教研部（2016）通过综合分析我国当前面临的形势，认为我国正站在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新起点上；“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加速到来，要素资源约束加剧；我国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目前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的严峻考验，而过去几十年了来一以贯之的以需求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当前供给矛盾突出，再加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威胁，整个社会的供给和需求体系之间的矛盾加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刘尧飞、沈杰，2016）。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面临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要求我国必须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冯志峰，2016）。

供需错配和结构性失衡两大问题亟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总书记在2016年指出，我国目前的供给侧产品、质量和服务都跟不上消费者需求所发生的变化。中高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一方面影响了我国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大量的“需求外溢”。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企业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群体，采取多样化的策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升级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王一鸣（2015）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包括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一些地区负增长，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可能性增大等，其最根本原因是目前有效供给不能够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变化，特别是结构性产能的过剩比较严重。人民日报在2016年刊文指出，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供需错配”问题，实现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罗来军（2016）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针对当前经济中的“供需匹配错位”、“供给结构落后”这两类问题。我国的供给侧结构失衡存在多重性，既表现为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失衡，也表现为城乡经济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等（张为杰、李少林，2016），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及体制缺陷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陈奇斌，2016），新需求与老供给不相适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根本原因（冯俏彬，2016）。除去供需两侧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以外，在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还存在着新旧增长动力难以有效接续的问题（马晓河，2017）。在供给管理的五大要素中，存在着诸多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主要表现在为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制度城乡二元化，自然资源消耗过多过快；金融抑制明显，对实体经济支持不足；科技教育体制僵化，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导致创新“驱不动”；政府管理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比较滞后。邱海平（2016）认为，中国自2012年以来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endprint

通过对以上研究的梳理，国内学界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现实依据基本形成共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国际经济大背景下的一种策略性改革，当今世界，国际间的贸易和经济交流更加密切，作为世界经济体的一员，中国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世界整体的经济环境，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形势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进出口。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一大时代背景。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粗放式发展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诸多问题，积累了很多结构性矛盾，学界人士多数把研究的重点聚焦在供需错配等方面，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和定论，结构性的失衡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依据。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和结构性改革。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供给学派和结构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总书记（2016）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西方供给学派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各界观点基本一致，即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或结构性改革，二者在国情、思想、目标、方法及实践基础上有着明显差异。

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与西方国家的供给经济学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二者的内涵、外延与工作重点都不同（胡希宁，2016）。西方国家的供给经济学希望通过减税，降低失业率，从而扩大税基；而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的不仅是短期均衡，更多的是长期的动态均衡，最终目标是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协调的发展。西方国家所说的结构性改革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某些制度架构和政府监管架构的改革，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相同（吴敬琏，2017）。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对中国改革实践的综合性集成创新（肖林，2016）其持有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它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观点，以及符合我国国情的地方（赵玲、陈龙，2016）。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和演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均衡原理不仅能有效地解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而且能够发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许梦博，2016）。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基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郭杰等，201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则我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王声啸，2016）。陈东琪（2017）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表明我们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刘元春、袁志刚（2016）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并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在契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同时，又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核。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彰显的是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赵志耘，2016），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刘元春，2016）。人民日报权威人士在2016年发表的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章中提出，为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预期成效，必须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即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综上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虽然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供给学派和结构改革从名词上似有着相近之处，但绝不可做雷同的解读，二者在国情、思想、目标、方法及实践基础上有着明显差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是与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阶段的理论创新，是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治理良方，也为国际经济结构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方案。***总书记在2016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保证“十三五”发展开好头、起好步的关键，是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获得全胜的关键。在2017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上，***总书记再次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三重意義：第一是确立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战略思路，明确了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工作主线；第二是为世界经济走出发展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也是破解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可用药方；第三是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陈东琪，201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提供了新的理论引导，也为国际后危机时代的综合国力竞争提供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支撑（周绍杰、任皓，201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和体制活力，推进结构方面的深度调整，实现更长期、更可持续的增长，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结构平衡和资源的优化再配置（王一鸣，201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系统性回应，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贯彻执行，将为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张晨，2016），长期效应将为经济增长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方敏和胡涛，2016），并对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发挥巨大作用（赵昌文，201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适应新形势的主动抉择，是企业解决当前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个体则可借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有效稳定的预期（赵琴琴，2016）。[JP]endprint

综上所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再创新，对丰富我国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意义重大，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将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示范效应。

二、是什么，做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特征与思路任务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统一

人民日报2016年发文，认为可以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即从提高产品的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上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的状况，扩大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肖林（2016）同样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纬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供给侧”是指着眼于供给端和生产端的管理和制度建设，即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的投入方式、投入结构，企业生产成本、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管理，以及对促进资源要素有效供给、质量提升、高效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制度建设；“结构性”是指结构的优化调整，即立足于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和供需有效匹配，促进生产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等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化解，进一步释放错配资源的内在价值，有效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改革”指的是原有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构建，即为了确保资源要素的有效供给和高效配置，促进结构的优化调整，对原来束缚资源要素供给、市场配置功能以及结构优化调整的制度进行改革创新，构建有助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保障。王一鸣（2015）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改善供给品质，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症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形成新需求催生新供给、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一种良性互动局面，在互相推动中实现经济的整体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课题组，201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持久性、可持续性和对企业活力的激发效应。杨雅慧（2016）认为，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和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别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两大特点。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经济学教研部（2016）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供给侧的改革和创新，主要侧重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增強企业长期创新活力，注重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南方日报评论员（2015）发文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纵观现有研究，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多角度、多维度的剖析，整体观点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成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的有机统一体，并强调三者之间的关联效应，新需求催生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实现供给和需求在结构上的互动与统一，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明确的目标、理念、思路和任务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重点在于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重点是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和潜在的需求，在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真正发挥价格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各界专家对此也进行了大量解读。吴敬琏（2016）指出，现在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迫切完成的重点的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实现资源的优化的再配置。王一鸣等（2016）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并认为，“三去一降一补”的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王声啸（2016）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去除无效供给，提高有效供给，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顺利实现发展方式从低效粗放到高效集约，市场产品供给从重在数量到质量优先，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打好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攻坚战。洪银兴（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企业活力。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经济学教研部（2016）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重点任务进行了具体解读，认为：化解产能过剩，优化供给结构的政策落实可设定为督促央企国企改革逐级推进、加快“一带一路”进程、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供给能力的政策落实可细化为结构性减税、资源品价格改革、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简政放权行政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去除房地产库存，清除供给冗余方面的落实措施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开放二胎、政府回购商品房以增加保障房供给、土地制度改革以增加土地供给；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可理解为促进技术进步以提高装备水平、改革融资体制以解决融资动能问题、鼓励生产创新、加大教育投入以提高劳动力质量、完善市场体系；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确保供给安全可从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来做具诠释和细化。endprint

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具体要求。2017年两会期间，中央政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提出了具体要求，即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去库存”要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降成本”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补短板”要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此外，国家还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到农业领域，要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快实现农业向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转变。此外，提出要振兴实体经济，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综上所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和“五大政策”的总体思路，其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当前重点是“五大任务”和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在今后不断深入推进。

三、怎么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路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协调推进供需两侧

***总书记在2016年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在这一点上，各界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完全忽视需求侧的作用，而是要必须共同发力协调推进。王一鸣等（2016）[JP]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端的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冯志峰（2016）认同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的说法，并认为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经济的稳定增长，更要考虑未来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兼顾需求侧的同时须以供给侧为主导，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生产力和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力，供给侧管理针对的是经济长周期中的制度和结构等问题；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经济短周期中的经济增长问题，需求侧管理重点关注短期的有效性（肖林，2016）。

（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

[JP+1]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把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王声啸，2016）。肖林（2016）[JP]也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机制包括了市场和政府两个层面，即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和制度的构建，强化资源要素的市场价格调节功能，促进资源要素有效供给和配置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改革驱动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通过宏觀政策的引导，促进资源要素供给结构的优化、供给质量的提升；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管理方式的创新，促进有利于资源要素有效供给和高效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制度建设。刘元春（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将更多的决策权交给市场处理，政府要做的是提供维护市场稳定运行所需要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以及相关的保障设施。王广亮和辛本禄（2016）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并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重构。张晨（2016）认为在供给侧改革中必须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市场交换可以促进社会分工协作，市场竞争可以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价格杠杆可以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进而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同时，市场机制也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顽疾，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的引导、干预和调控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政策框架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谢地和郁秋艳，2016），为市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科技创新等（张建星，2016）。

（三）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驱动力

***总书记（2016）强调，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的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在2017年两会期间，他再一次强调，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创新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认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以持续的关键（张建星和陈效林，2016）。陈龙（2016）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创新为核心，让创新引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张为杰、李少林（2016）认为创新驱动机制是转变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关键路径。赵志耘（2016）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促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须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为前提。陈效林（2016）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唯有创新才能有效应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全局性、系统性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制度变革都离不开创新。胡鞍钢等（2016）认为，要保证改革的长期效果就需要构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以发挥创新对拉动发展的乘数效应。厉以宁（2017）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特别鼓励创新、创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创新和创业精神。马晓河（2017）认为在供给侧实施供给创新战略是当前可供选择的动力源泉。王一鸣（2017）指出随着新动力加快成长，对旧动力的替代作用逐步增强，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位置和重要性会进一步凸显出来。

创新驱动的重点在于体制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总书记（2016）指出，要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他提出，要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经济学教研部（2016）研究提出，要用更注重以着眼于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以往的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的过程中，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创业、创造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人民日报权威人士（2016）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重点任务”的病根在于是体制问题，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升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其根本的解决办法都得依靠改革创新。技术创新是企业开拓市场的保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厉以宁，2017；赵志耘2016），是供给侧改革的最直接动力，是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培育的关键（张为杰、李少林，2016）。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就是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要求创新发展理念，推动科技创新，创造新产业，改善供给结构（刘向荣，2016）。endprint

（四）制度改革和政策支撑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障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好制度改革和政策支撑两大外部助力。以制度新供给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配置的转变要以政策新供给来化解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发展环境（肖林，2016）。邱海平（2016）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關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吴志远（2016）[JP]通过对“产业政策要准”及“改革政策要实”的解读，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要坚持供给侧制度改革与政策优化的结合。他认为，财税体制、国资国企制度、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及科技体制等多方面的制度协调变革既能充分调动各项制度变革利益相关集体的积极性，又能协同配合产生“集合红利”。但与此同时，需要对广义的产业政策进行拓展与探索，使产业政策选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配合。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因素是制度和组织创新能力（杨雅慧，2016），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应以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为内涵进行推进，并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以此提高市场效率，建立服务型的有限政府，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及其改革落地的执行力问题（田国强，2016）。要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只能从改变供给侧的条件和结构入手，推进新一轮的制度创新，释放新的“改革红利”（方敏和胡涛，2016）。马晓河（2017）认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制度供给的新引擎。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实施要点集中在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价格体系、国企、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社保制度、教育体制、医药卫生体制、PPP制度政策体系、发展成果考评体系等领域（张长春，2016；谢地、郁秋艳，2016；徐林，2016）。人民日报2016年发文指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经济学教研部（2016）也认为，宏观政策要稳，是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是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微观政策要活，是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改革政策要实，是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守住民生保障底线。

（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要素市场、企业、产业等多层次发力

1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要素市场、企业、产业等多层次发力，多领域培育改革的内生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供给侧要素结构、主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调整，最终实现供需更高层次的新均衡。因此，要坚定不移地淘汰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让要素流动起来；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培养企业家精神，注重产权保护；积极引导和培养各种新型经营主体、新业态、新模式，解除其供给的束缚和限制；要通过创新引导要素升级，释放更高层次的要素红利（陈龙，2016）。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产业、要素和制度三个层面着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变（冯志峰，2016）。魏杰和杨林（2015）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角度分析，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大方向是通过生产性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去库存化，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来补齐短板，增加社会有效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形成新主体、培育新动力、发展新产业。其中，新主体就是企业和创新力，新动力就是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杨雅慧，2016）。

2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在微观层面的组织实体，是国家经济肌体的细胞，是经济政策得以落实并生效的关键，是经济发展的前头兵，因此必须大力重视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作用。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供给主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必须发挥企业、企业家、创业者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张晨，2016）。厉以宁（2017）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就是培育适应市场变化的主体，即独立的、自主经营的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主要的目标是激发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动力，让企业独立经营并成长起来。其中，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基础在于企业，其中国有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力量（谢地、郁秋艳，2016）。

3要素市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刘世锦（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微观层面，包括土地、人员、资源、创新等在内的要素市场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要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经济学教研部（2016）研究结论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主要包含人口政策、土地制度、金融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王一鸣（2015）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盘活过剩产能沉淀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让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进而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肖林（2016）提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要全面提升我国人力资本优势和资本利用效率，要促进技术要素的创新供给，要建立合理高效的土地流转制度。

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总书记（2016）指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强做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又要主动淘汰落后产能，腾出更多资源用于发展新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获得更大主动权。肖林（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强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的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推进传统产业技术的改造升级，有序推动产业在区域之间的合理布局，促进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谢地和郁秋艳（2016）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产业领域，并集中在产业的结构和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与国际经济相协调，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中的地位。苗圩（2016）指出，工业将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产业领域的主战场和主要受益方。郭杰（2016）也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应该集中在制造业的高端化和提高产品的供给标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