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运河文化线路视角下的书院建筑遗产研究

张雨卉，佘紫薇，沈廷南，龙 江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浙江杭州311300）

“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支津交渠”是郦道元在地理巨著《水经注》中所描绘的古代浙东壮丽的水文环境。浙东运河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它作为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始端，西起钱塘江南岸，东南过绍兴城至曹娥江，经余姚、宁波会合奉化江而后成为甬江，最后东流至镇海入海；它见证了越地的历史，孕育了宁绍灿烂的文明，繁荣了浙江北部的商贸经济，促进了各地相互交流，传承着水乡灿烂的文化，是一条文化承载之河［1］。

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带动了最南端浙东运河的科研热潮，浙东运河及沿线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被进一步挖掘深究。其沿线散布众多文化遗产节点如民居、历史街区、古建村落等，在浙东区域呈现密集的串联聚集状态。书院建筑是文化遗产节点的主体之一，承担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的作用，古时多以私人创办为主。时过境迁，书院的功能不能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目前，现存的书院建筑多以古建景点的形式被保护，对历史文化的展示仅局限于文物资料的陈列。

书院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底蕴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建筑演变、社会状况、文化交融等方面的重要载体，思考如何在新时代发展利用浙东运河的文化价值也是对当地历史和人文的梳理。近几年有关书院建筑的文化、形制、历史方向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与在文化线路视角下解读书院建筑遗产，丰富两者的历史内涵和遗产价值有关的讨论略显不详。本文将重点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出发，从浙东运河沿线书院的文化价值、规模形式、学术联系、人物活动等方面展开讨论，探讨书院建筑在浙东运河下所表现的联结性、连续性和整体性，为书院建筑研究拓宽视野。

1 作为文化线路的“浙东运河”

1.1 文化线路概述

文化线路这一定义的存在丰富了浙东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内涵。“文化线路”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产生和形成的，融合了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要素的一种新文化遗产门类，文化价值突出，文化综合性体现明显。早期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多数停留在“点”的层面上，随着研究的深入，群集的文化遗产逐渐形成了表现在“线”层面上的文化景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UNESCO WHC）在1994年提出“应将线路作为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文化线路”这一新概念由此诞生。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六次大会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大型遗产类型被正式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范畴［2］。

目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线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商贸和交通路线，另一类是朝圣之路，两者均以强调功能为主。浙东运河是我国身为文化线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大运河的一部分，其之于探究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文化价值远远大于运河本身的功能性价值，这也是我国文化线路研究的重点。

《文化线路宪章》中指出，文化线路应“拥有清晰的物理界限和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活力和历史功能”。此外，文化线路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联结性、连续性、整体性［3］。总体表现为文化线路的时间、空间特性。联结性指文化线路必须产生于并反映人类的相互往来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相互交流，将拥有不同基因的文化串联，尽显不同区域间的互动、传递。连续性，即文化线路必须在时间上促进受影响文化间的交流，使它们在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上都反映出来，表现人类文明在线性交通空间上一代又一代的积累和推进。整体性，指文化线路必须要集中在一个与其存在于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相关联的动态系统中，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文化轨迹，包含大量文化节点。

1.2 “浙东运河”文化线路特性

浙东运河作为这一地区河流水脉的中枢，是这一地区水上交通运输干道，不仅激活了浙东本地的交流，而且促进了中国南北区域之间的商业互动与文化传递。这是浙东运河文化线路联结性的表现。浙东运河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时间上跨度极大，连通古今绵延不断，并在地域空间上具有清晰的连续性，沿河留存、发展悠久的浙东地区历史，刻下鲜明的人类文明历史印记。这是浙东运河文化线路连续性的表现。浙东运河沿线散布的众多文化节点：民居组团、景观节点、历史街区等在浙东线状区域中呈现密集的串联聚集状态，即使空间时间上的跨度已经能使各遗产点有截然不同的面貌，但从关联整体的宏观角度去看，文化节点在线性地域联系上仍然表现出紧密的关联性，这是浙东运河文化线路整体性的表现。

2 浙东运河文化线路上的书院建筑

书院建筑是浙东运河沿线文化遗产节点的主体之一，其发展变迁是串联浙东运河文化线路的重要线索。唐开元十一年建于绍兴府的丽正书院是有文献记载的早期书院之一。南宋迁都临安后，浙江一跃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书院数量大幅增加，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充实，文献记载当时浙东地区有龟山书院、文忠书院、春江道院、甬东书院、蕺山书院等十余所。元代私立书院相当发达，浙东有西湖书院、集虚书院、月林书院、东湖书院、耶贸山书院等近三十所。明清两代是浙江书院的又一兴盛时期，著名的有杭州万松书院、崇文书院，绍兴稽山书院、证人书院，宁波甬上证人书院、姚江书院、中天阁等。由于历史变迁，大量书院建筑现已不存，保存完善的少之又少。图1为浙东运河沿线现存的有较大研究价值书院遗产的地理位置，表1为其具体信息。

图1 浙东运河与沿线书院［4］（作者自绘）

表1 各书院年代、选址及创办者［5］

2.1 浙东运河沿线书院

下文将对万松书院、蕺山书院、甬上证人书院这三所浙东运河沿线保存较好的书院，针对其选址、规模、功能布局展开讨论。

2.1.1 宏伟的学府——万松书院

杭州的书院起步于唐宋时期，万松书院由报恩寺改建而来，并于明清时期因浙东学派学术发展和修缮扩建使其规模形制达到最大。

万松书院位于杭城西湖景区东南角幽静清深的万松岭谷地上，东低西高，三面环山，怪石嶙峋，山泉环抱，古树遮天，归隐于西子湖畔，是讲学授业藏书的极佳之地，体现典型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文人思想。明代大儒王阳明讲学于此。

书院建筑布局沿用官学的“左庙右学”，是典型的官式建筑，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和中轴线，具备教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由东北向西南依次包括牌坊、仰圣门、毓粹门、居仁斋、由义斋、明道堂、大成殿等，依次分布在中轴线上，左右对称，院落纵深多进。其中大成殿为主体建筑，周围布置有若干亭台楼阁，依山势罗列在万松岭上。规模较大，功能齐全，可见其自身承载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在当时已达到顶尖。

2.1.2 小巧的私塾——蕺山书院

绍兴处于宁绍平原，丰富的文物古建、历史名人一起形成了绍兴深厚的历史文化，悠远的文化背景使书院文化自然地在绍兴形成。蕺山学派延续了明中叶时期的经世实学，推动了清朝进步思潮的兴盛，进一步影响了浙东运河沿线区域哲学思想的发展。

蕺山书院位于绍兴城区北部蕺山南坡的台地上，由东南部的山门外高台和门房、中部的庭院、西侧的偏园三部分组成。书院环境气氛得天独厚，依托于山林的环境，可以俯瞰绍兴古城，身处闹市中宁静的一隅，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场所。

书院东面是入口平台与步道；中部为主体建筑刘念台先生讲堂，处于总平面的中轴线上。南面是三开间的学子馆；西侧偏园是刘子祠和证人讲舍与庭院组成的一条附属轴线。总体规模较小。

建筑组合方式与浙东民居一个个单体组合而成的团组结构类似，通过体量的组合，辅以高低变化的山墙和围墙，建筑群体显得自然朴实、实用又不失美感。

2.1.3 幽静的私宅——甬上证人书院

宁波书院在唐代中晚期零星出现，历经宋、元、明、清四朝的积累与演化，不同时期的书院都各有百座之多。甬上证人书院建于明末清初，选择了临水而建的白云庄作为讲学地点，遵循古时“依山傍水，追求天人合一”的文人境界，隐匿在绿植遍地、阡陌交错、河流环绕的白云公园之内，黑瓦白墙在绿荫中若隐若现，有呼之欲出的含蓄之感。

甬上证人书院主要有讲学、祭祀、居住、藏书四大功能。书院为民居改建，没有如万松书院一般气派的庭院和祭祀场所，更多体现民居的温馨亲切。其中讲学之处选于建筑群北侧讲堂和万氏家祠，两座建筑体坐西向东，有明确的东西走向轴线，附带两个庭院形成多进多院落格局。居住之处为万氏原祠，坐北朝南的布局确定了建筑群的南北轴线。建筑体块的排布与交错，界定出一个大、若干小庭院、一个幽静的墓园和若干活跃的天井、巷道空间，整体建筑布局手法与宁波传统院落式民居相同。

三所书院的建造年代、选址、规模、功能布局大相径庭，可知书院建筑在“有形”层面上的联系性表现较弱。联系更多体现在下文所述的“无形”层面上。

2.2 浙东学派及其学派名仕在浙东运河沿线书院的活动

浙东学派指在明末清初之际于浙东形成的学术流派，推崇经世致用，不殊门户。虽然以地域命名，但其文化意义远远超越地域。

学派的创始人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他先后在杭州万松书院、余姚中天阁等地讲学，其众多的弟子传承数代，在清初分为蕺山学派和姚江学派。明末学者陶奭龄是王阳明的三传弟子，他曾和儒学大师刘宗周共举“证人社”，开启了晚明最为重要的王学讲会“证人会”，讲会地点并不固定，但“证人书院”由此而来。然二人对王学、禅学的不同态度导致了“证人社”的分化，陶奭龄的友人与弟子发展成了姚江书院派，刘宗周及其弟子则发展成了蕺山学派。

蕺山学派是以刘宗周为宗师，在绍兴蕺山书院发扬推崇王阳明的心学的学术流派。他培育了张履祥、陈确、黄宗羲等清初名仕。在刘宗周过世之后，这三位弟子代表的学术观念也发生了转型和分化，使浙东学派的组成更为复杂，支派更为繁多，在一定程度上推广了浙东地区学术的发展。姚江学派以沈国模、史孝咸等人为首，主讲于余姚姚江书院，虽然该学派学术成就并不突出，但在当时的余姚及周边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是浙东学派的主流分支之一。

刘宗周之后，以黄宗羲及其弟子对蕺山学派学术的传播贡献最为突出。黄宗羲通过游走讲学，兴办证人书院，逐渐发展了梨洲学术（黄宗羲，世称梨州先生），促进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复兴和繁荣。甬上名门万氏万泰与黄宗羲交谊甚厚，他对黄氏父子的气节学问十分敬仰。他与众多甬上名人在康熙年间邀请黄宗羲到宁波讲学，地点最后定在万家白云庄东北。黄宗羲为区别于绍兴的证人书院，名曰“甬上证人书院”。黄宗羲及其弟子发展的梨洲学派成为浙东学派的主要分支之一，影响了清代中晚期的学术发展。随后其弟子进一步巩固发展证人书院之旨，促使绍、甬两所证人书院成为浙东学派的主要承载物，丰富书院的历史内涵。

清初，为祀先贤王阳明，其追随者于余姚城南建立了姚江书院，黄宗羲的另一弟子余姚人邵廷采于姚江书院讲学长达十七年［6］。

嘉庆年间，梨洲学术传承逐渐走向衰败，乾嘉学术兴起。此时浙江巡抚阮元建设杭州诂经精舍，对清代中后期浙江地区的人才培养和浙东学派学术的复兴起了极大推动作用。阮元与梨洲学派的弟子们有间接人脉联系，他的思想融汇了乾嘉学术，汉宋融会和梨洲学派，可见浙东学派在明清期间从未中断，也从未被某个学术垄断，长时间处于交融发展过程之中。至此之后，浙东学派呈现多元复兴的特征。浙东学派名仕关联见图2。

学术的发展变化是书院“无形”的文化特性，它是动态的、隐形的，彼此之间联系复杂，附着在书院这一“有形”的建筑遗产上。

2.3 “浙东运河”文化线路上书院建筑的联系

通过上文对书院建筑的特征和与书院有关的学术活动的研究，不难发现文化线路这一“线”概念的存在，将分散在各个区域以“点”形式存在的书院联结了起来，使原本相对独立的书院有了如下三性。

文化线路的联结性特性，体现在书院的学术传播上。浙东运河沿岸地区群英荟萃，如上文所述，古代先贤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等人游走各地教书育人，其思想通过著书授课继承的方式于各地普及，书院讲学的方式是实现思想传播传承的捷径。在此过程中，浙东运河发挥了其“通道作用”，即它便利的水利交通使周边学术加速传播。如王阳明于杭州讲学，其弟子发展姚江学派，刘宗周在绍兴创办蕺山学派，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又将该思想发散到甬地，层层传播，代代相连。这些学派在传播过程中受当地文化影响，逐渐具备各自的特色，并在当地留下众多关于史学、经学、子学、文学的文献资料，培育了不同时代统一脉络的名仕文人，推动了浙东学派学术的转型，在历史中留下厚重一笔。

文化线路的连续性体现了书院文化在纵向的时间跨度上实现了建筑遗产和学术传承。书院这一建筑遗产凝固了古时的建筑形式，具象反映了特定年代建筑的特征。规模等级性质不同的万松书院、蕺山书院、甬上证人书院呈现出情怀各异的建筑风貌。学术传承表现在书院具备的“藏书”这一可以跨越时间的功能上，使名仕提出的学术思想在线性交通空间上逐年积累、推进，形成关联渐变的学术之路，逐步丰富浙东运河的人文色彩。“证人会”在不固定的“证人书院”讲会，这一过程中“浙东学派”逐渐诞生，学派名人志士又分散讲学于更多地点的书院，继承发扬浙东学派思想，持续百年。书院以时间段的“点”状形态，在时间轴线上被“浙东运河”文化线路联结。

图2 浙东学派名仕关联图（作者自绘）

文化线路的整体性特性，体现在地域空间上，书院本身所保有的“点”状的特征，即地域性。各书院“书、学、祀、田”基本功能虽然不变，但细部装饰和营造技艺尽显本土特色。点的特性也体现在规模形制上，如万松书院权威性高，规模大，功能多样齐全，选址讲究；而甬上证人书院为私宅改造，规模较小，氛围亲切，不具备万松书院强烈的等级关系，形态布局较随意。在礼乐制和气候的影响下浙东地区的民居建筑有惊人的统一性，这也影响当地书院的布局，三所书院都有明确的中轴线，但又不似皇城建筑如此严谨刻板，即使是官学气息浓厚的万松书院布局也有不均衡之处，自由度高，活泼性大，选址都取隐匿于自然环境之中，流水环抱，绿荫遮蔽之地。各书院间的联系有强有弱，不够具备系统体系，“浙东运河”文化线路的提出，将数所书院串联，形成一条跨越较长历史时期和地区文化交流的书院文化之路。

3 结 语

百年学派，千年运河，万年传承，浙东运河文化线路的存在使运河及沿线书院建筑在新时代依旧散发古韵新生。这是写满了人文气息和学术演变历程的信息缎带，至今仍不断记录着浙东地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以不变承载万变。文化线路涵盖的区域较大较宽容地接纳了地理位置分散的点状文化，浙东运河凭借“线”形运河线路将分散的“点”形书院联结，为实现文化空间的整合，探索文化线路及其周边遗产生命的有机延续，实现文化线路存续与发展打开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