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周蜜, 许文芳, 陈将南, 张宝军, 王章善, 付双杏, 方晓波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1皮肤科, 2检验科(浙江绍兴 312000)
尖锐湿疣(condyloma acuminatum,CA)是由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感染引起的一种良性细胞增殖性疾病,CA组织类似良性肿瘤。CA主要感染群体为21~50岁的中青年男女[1]。HPV能引起人体皮肤黏膜鳞状上皮细胞增殖,表现为寻常疣、CA等症状[2]。一般感染低危型HPV可引起生殖道、阴茎、宫颈等部位病损,而高危型HPV可引起反复、持续感染[3]。目前临床上低危型HPV是CA的主要发病原因,低危型中以HPV6、HPV11两种最为常见[4]。miR-149-3p在多种癌症类型的肿瘤抑制中发挥重要作用。Zhou等[5]研究显示,低表达miR-149-3p可促进宫颈癌迁移和侵袭。人附睾蛋白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HE4)是医学界近年来发现的肿瘤标志物,主要表达于生殖系统上皮细胞[6]。Shi等[7]研究发现,在结直肠癌中miR-149可通过调控WFDC2(编码HE4蛋白的基因)。因此,本研究选取CA患者80例为研究对象,探究miR-149-3p、HE4在CA组织中表达及与HPV感染的关系。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本院收治的80例CA患者为研究对象(CA组),年龄22~56岁,平均(37.18±8.93)岁。纳入标准:(1)符合CA诊断标准[8];(2)入组前未经任何治疗。排除标准:(1)伴其他恶性肿瘤;(2)伴梅毒、艾滋病、生殖器疱疹等其他性病、增生性皮肤病;(3)既往有外生殖器疾病史;(4)1个月内服用免疫抑制剂或免疫调节剂、糖皮质激素。另选取50例在本院行包皮环切术患者为对照组,纳入标准:行包皮环切术。排除标准同CA组排除标准相同且无HPV感染。对照组年龄20~54岁,平均(35.42±8.86)岁。CA组、对照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样本采集 组织取样:CA组患者在本院就诊时切下疣体组织,分两份,置于液氮中保存,然后冻存于-80℃。对照组于本院行包皮环切术时留取正常包皮组织,置于液氮中保存,然后冻存于-80℃。
血液样本取样:CA组患者和对照组在本院检查当天,清晨空腹时抽取静脉血6 mL,离心,留上清液,冻存于-80℃。
1.2.2 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组织中miR-149-3p的水平 使用Trizol RNA提取试剂盒(大连生物工程公司)提取组织总RNA,采用反转录试剂盒(大连生物工程公司)按照操作步骤反转录得到cDNA。miR-149-3p以管家基因U6为内参,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仪对组织中miR-149-3p及内参U6进行扩增反应。反应条件:95℃ 3 min;95℃ 30 s;58℃ 30 s;72℃ 30 s;30个循环。用2-ΔΔCT法计算miR-149-3p相对表达量。引物序列见表1。
表1qRT-PCR引物序列
1.2.3 检测组织中HE4表达 采用免疫组化法(SP法)检测组织中HE4表达,将获取的组织进行石蜡包埋,二甲苯脱腊,梯度酒精水化,3%过氧化氢清除内源性氧化物酶,再进行抗原修复,加山羊血清封闭,滴加一抗,4℃过夜,滴加二抗,孵育,滴加显色液,终止反应,复染、分化、脱水、透明、封片,由两位经验丰富的病理科医生用高倍镜对每张切片随机选5个视野进行分析。按阳性染色面积所占百分比评分:<10%计0分,10%~39%计1分,40%~69%计2分,≥70%计3分。按染色强度评分:不着色计0分,黄色计1分,棕黄色计2分,黄褐色计3分。两次评分乘积为最终综合评分,≤2分为阴性表达,>2分为阳性表达。
1.2.4 检测血清中IFN-γ、TNF-α、IL-10水平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血清γ干扰素(interferon 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 10,IL-10)水平(试剂盒均由美国R&D公司提供)。
1.3 HPV病毒载量分析 取出CA组织,待解冻后,研磨成组织匀浆,离心2次(12 000 r/min,8 min),沉淀经过DNA提取裂解后,采用HPV6/11 PCR荧光检测试剂盒处理DNA样品。配制PCR反应管,设置阴性对照、阳性对照标准品梯度。扩增条件:93℃ 2 min,93℃ 45 s,55℃ 60 s,10个循环;然后93℃ 30 s,55℃ 45 s,30个循环。确定基线和阈值,基线阈值设定,设定原则为3~15个循环的荧光信号,且Ct值为0.00。建立标准曲线,读取DNA含量,单位为DNA模板平均拷贝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21.0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例(%)表示,采用2检验。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Spearman法分析CA组织中miR-149-3p与HE4及miR-149-3p、HE4与IFN-γ、TNF-α、IL-10水平的相关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CA组和对照组组织中miR-149-3p和HE4的水平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CA组组织中miR-149-3p水平较低(P<0.05),HE4阳性表达率较高(P<0.05),见表2、3及图1。
表2 CA组和对照组组织中miR-149-3p的水平比较
表3 CA组和对照组组织中HE4表达比较 例
图1CA组及对照组组织中HE4表达(×400)
2.2 CA组和对照组血清中IFN-γ、TNF-α、IL-10水平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CA组血清IFN-γ、TNF-α水平较低(P<0.05),血清IL-10水平较高(P<0.05),见表4。
表4 CA组和对照组血清中IFN-γ、TNF-α、IL-10水平比较
2.3 CA患者组织中HPV病毒载量和miR-149-3p、HE4的水平比较 80例CA患者中HPV6/HPV11阳性检出率为82.50%(66/80)。与病毒载量为103~105组相比,105~107组、>107组组织中miR-149-3p水平较低(P<0.05),HE4阳性表达率较高(P<0.05),见表5。
表5 HPV6/HPV11阳性CA患者组织中HPV病毒载量和miR-149-3p、HE4的水平关系
2.4 HPV6/HPV11阳性CA患者miR-149-3p和HE4表达水平相关性分析 根据66例HPV6/HPV11阳性CA患者miR-149-3p表达水平中位值(0.55),将其分为miR-149-3p高表达组33例,miR-149-3p低表达组33例。经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CA组织中HE4与miR-149-3p表达水平呈负相关(r=-0.445,P<0.05)。见表6。
表6 CA组织中miR-149-3p和HE4表达水平的相关性 例
2.5 CA患者中miR-149-3p和HE4表达水平与IFN-γ、TNF-α、IL-10水平相关性分析 分析显示,miR-149-3p与IFN-γ、TNF-α呈正相关(P<0.05),与IL-10呈负相关(P<0.05);HE4与IFN-γ、TNF-α呈负相关(P<0.05),与IL-10呈正相关(P<0.05)。见表7。
表7 相关性分析
HPV是一种DNA病毒,根据HPV所侵犯的上皮细胞所在部位分为生殖道型HPV和皮肤型HPV[9]。有学者发现,感染机体HPV后,细胞免疫可清除体内HPV,体液免疫可防止机体被同一亚型HPV再次感染。有学者发现,辅助性T细胞(Th细胞)在机体的免疫系统中扮演关键角色,机体处于健康状态时,Th1细胞与Th2细胞可处于动态平衡,当机体被病毒感染后,两者平衡被打破,病毒感染机体后可引起机体Th1向Th2漂移,如宫颈癌的发生[10]。Th1细胞可分泌IFN-γ、TNF-α,介导细胞免疫,Th2细胞可分泌IL-10介导体液免疫。当Th2细胞占优时,Th2细胞因子会过表达,导致机体细胞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本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CA组血清IFN-γ、TNF-α血清较低,血清IL-10水平较高,提示CA患者可能存在细胞免疫功能抑制。
microRNA在基因转录后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参与细胞增殖,免疫调节等生物过程。miR-149-3p具有多种生理功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miR-149-3p是一种新型的癌症相关microRNA,在抑制增殖、迁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1]。Yang等[12]研究显示,过表达miR-149-3p可抑制膀胱癌的增殖、迁移和侵袭。有研究报道,miR-149-5p是调控HPV阳性的宫颈鳞状细胞癌的关键因子,在HPV阳性宫颈鳞状细胞癌发展中起关键作用[13]。本研究显示CA组组织中miR-149-3p水平较对照组低,105~107组、>107组组织中miR-149-3p水平较103~105组低,提示miR-149-3p的降低可能参与CA疾病发生,且miR-149-3p水平变化可能与HPV感染有关。miR-149-3p还可调节机体炎症,Shen等[14]研究发现,miR-149-3p过表达可抑制NF-κB信号通路并减弱TNF-α的分泌,减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炎症反应。Xu等[15]研究发现,miR-149-3p可减少调节性T细胞分化从而抑制食管癌小鼠发生免疫逃逸,过表达miR-149-3p可降低IL-10水平。本研究显示miR-149-3p与IFN-γ、TNF-α呈正相关,与IL-10、HE4呈负相关,提示miR-149-3p可能与HE4、IFN-γ、TNF-α、IL-10共同作用调控CA病情。
HE4也称为WFDC2,在位于人附睾远端的上皮细胞上首次发现其存在。HE4是一种新型肿瘤生物标志物。有研究表明,HE4在子宫内膜癌中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16]。有分子细胞学实验也表明,HE4可通过调控多个分子通路参与肿瘤的增殖、侵袭等恶性生物学行为[17]。王元元等[18]研究显示,HE4对宫颈癌的诊断具有较高诊断价值。本研究结果显示,CA组组织中HE4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组,105~107组、>107组组织中HE4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103~105组,提示HE4可能与CA疾病发生有关,且HE4水平变化可能与HPV DNA载量有关。Zhang等[19]研究显示,卵巢癌患者血清中HE4水平与IL-10呈正相关。另有研究发现,接受依伐卡托的囊性纤维化患者的血清HE4水平与肺功能改善程度呈负相关,囊性纤维化患者血清中HE4水平随血清IL-10、IL-6水平升高而升高[20-21]。本研究分析显示,CA组织中HE4与IFN-γ、TNF-α呈负相关,与IL-10呈正相关,提示HE4可能与IFN-γ、TNF-α、IL-10共同作用调控CA病情。
综上所述,HPV6/HPV11病毒载量高CA组织中miR-149-3p表达水平较低、HE4阳性表达率较高,miR-149-3p、HE4均与IFN-γ、TNF-α、IL-10密切相关,但本研究尚未深入探讨miR-149-3p、HE4与CA发病机制的关系,仍需扩大样本量深入探讨。
利益相关声明: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说明:周蜜:提出研究选题、设计方案、论文撰写;许文芳、陈将南:实验操作、分析实验数据;张宝军、王章善、付双杏、方晓波:临床及病理资料收集、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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