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耐用消费品与服装行业指数的影响

马 浩

（1.南京大学 工程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01）

1 文化的差异

人类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并不能完全从实体中抽象出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地域的限制和影响。不同地域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是主导性的，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Ferraro[1]曾指出，文化对人的影响包含3个组成部分：对外在事物的影响、对想法的影响和对行为方式的影响。

不同地域的人与人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差异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Triandis等[2]认为，要想理解文化与社会心理现象相联系的方式，必须找到识别文化差异最重要的维度。Triandis[3]进一步指出，文化的变化具有3个不同的维度：个体和集体主义、紧密和松散、文化的复杂性。Kagitcibasi[4]认为，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既可以系统地比较不同的社会群体，又可以理解与文化导向一致的行为样式。Mesquita[5]指出，与个体中心倾向相比，集体中心倾向的情绪更多基于对社会价值和社会价值相对变化的评估；由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产生，而不是由自我的主观性产生。

中国人善于用辩证的方式看待事物。对于这一点，侯玉波等[6]指出：“中国人的辩证观念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美国人则……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中国人还习惯于全局的思维。Ji等[7]认为，东亚文化中的认知具有整体性，即从全局的角度看待问题，而西方文化中的认知注重对目标的聚焦和对方向的控制。西方文化的代表和美国的实验参与者在棒框实验中产生的错误比来自中国的实验参与者少，表明美国的实验参与者在处理问题时较少地依赖周围的外部环境因素。Morris等[8]指出，在测试针对同一起犯罪事件的解释时发现，英文报纸更具有主观倾向性，而中文报纸更注重对当时客观情形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全局观有时反而是不利因素。

2 人性的分析

中国人的人性是由华夏这片土地决定的。孔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相似的，人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后天习俗的不同所致，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人的影响非常深远，他在《论语·阳货》中指出：“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性决定一件事情的结果，即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做出交易的行为，而判断方式的差异又来自文化背景的不同。墨子认为人性本没有善恶之分，是后天环境和教化的结果。他在《墨子·所染》里指出：“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晏子认为，是环境造就了人性，生长在淮南的是橘，生长在淮北的是枳。

中国人是善良温和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他在《孟子·告子章句上》中指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夫唯不争，故无尤。”庄子认为，善就是按人的本性生活，而不应该执意向外界寻求，他在《庄子外篇·庚桑楚》中指出：“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中国人的人性中有趋利避害的一面，例如，韩非子认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管子认为人性是好利的。中国人是智慧和富有谋略的，正如《孙子兵法·计篇》中所形容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中国人对趋势的理解和把握也很到位。对于大的趋势，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世界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于小的趋势，参见《晏子春秋·霸业因时而生》：“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

3 赌性的探究

中国人自古就有赌性。有文献记载的首位参与赌博的帝王是殷商的帝武乙，参见《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张富强[9]指出：“根据现有文字资料记载，中国大约也是在奴隶社会早期发明了最早的赌博游戏—六博。”罗新本[10]指出：“民间赌博之风的兴盛始于战国时期。”王笛[11]指出：“清末的成都有各种各样的赌博，如斗鸡、玩牌、打麻将等……”女性也参与赌博。罗新本[10]研究发现，自古以来，妇女一直是赌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对中国古代女子博戏的最早记载见于范晔的《后汉书 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据书中记载，皇帝赐给公主博具，以解其边疆生活的苦闷，说明秦汉时期博戏已走进贵族女子的生活。关于中国自古以来禁赌的原因，罗新本[10]认为：“赌博扰乱了上下、贵贱、尊卑的界限，即违反了儒家所规定的‘礼’。”近代的中国人也是赌性不改。张娟[12]根据历史档案资料，统计了20世纪20~40年代成都已有报道的赌博案件数量，共有105例。涂文学[13]指出，中国近代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参与赌博是为了消闲解闷，在这一点上与市井之辈并没有区别。

4 二级市场的表现

作为二级市场的代表，Wind中国/耐用消费品与服装行业指数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人性和赌性。本研究采集了2015年5月29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Wind中国/耐用消费品与服装行业指数和MSCI发达/耐用消费品与服装行业指数的月度数据，如图1所示。其中，MSCI发达/耐用消费品与服装行业指数的数值经过了30倍乘积调整的处理。从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MSCI发达/耐用消费品与服装行业指数走出了一波牛市（其中，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把指数砸出了一个黄金坑）。作为对照，Wind中国/耐用消费品与服装行业指数的趋势性并不明显，大致处于震荡市阶段，说明我国二级市场参与者的机构化以及价值投资的思想理念有待发展和培育。

图1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行业指数：中国与发达市场的比较

除非发生比较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发达市场基本保持发展的态势（牛市）。相比之下，中国的二级市场的震荡市阶段并没有像发达市场那样体现出对经济的助推作用。这印证了中西方的文化特点。

（1）识别文化差异的两个最重要的维度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西方的美国和东方的中国分别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典型代表。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个体中心倾向的自我概念是独立于他人的一个完整的存在，而以多数亚洲国家文化为代表的集体中心倾向的自我概念是包含与他人的相互关系的，强调照顾他人的感受、合群以及与他人的和谐相处。发达市场的投资人更多地考虑上市公司的经营效果和前景，中国的二级市场参与者更注重价格的涨跌和他人对市场的看法。

（2）在对新事物的认知和学习方面，东西方人的方式也受到各自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大不相同。西方人的学习模式是苏格拉底式的，注重培养个性和思维推理的能力，认为知识是以不断地自我询问和认知的方式产生的。东方人的学习模式是孔子式的，较少关注能力水平，强调努力的重要性，注重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接受权威的思想而很少质疑。中国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散户，很容易受到所谓“投资大师”观点的影响，形成羊群效应。

（3）中国人偏向于用辩证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冲突，而西方人使用逻辑的方法来判断事物的对错。正因如此，中国的二级市场行业指数的走势杂乱无章，在长周期上没有合理的规律。

（4）中国人习惯把事物连同其所处的环境看成一个整体，在一种复杂的状况下认识事物，而西方人偏向于把事物从整体中抽离出来分析特性。中国人从总体上考虑问题，因此能较好地区分和辨别，而美国人从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变化上看问题，因此能较好地调整和校准。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评价个人品质、社会环境和两者的相互作用对行为的影响时，相比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更倾向于认为两者的相互作用对行为的影响最大。另外，中国人对事物的分析更加客观。有时中国人看问题的辩证和整体的方式反而阻碍了中国人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所以中国的二级市场并不能拧成一股绳来助力实体经济向上发展，反而“捡了芝麻丢西瓜”，投资者分不清主次，沉迷于短期的价格涨跌和利益得失。

5 底层的原因

上市公司的行为同样受到文化习惯的约束。中国的上市公司所有制是海外没有的。一批经营动力不足的大型央企、国企，做得好的如贵州茅台，基本上是依靠“垄断资源+产业周期”取胜；做得不好的占大多数，市场无法给予其长期稳定的定价。与此同时，在民营企业中，也鲜有真正想做事的伟大企业家，A股市场上有一批市值在8 000亿元左右的制造业的某个零散环节的细分龙头，缺乏增长潜力，创始人能从白手起家做到融资上市，不排除运气好的原因，难免有套现走人的念头。由此可知，底层资产运营的周期特性决定了二级市场的表现，对不愿意实现长期价值的企业，市场也就不可能给予其长牛的定价。

6 中国耐用消费品与服装行业二级市场存在的问题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本研究认为中国的耐用消费品和服装行业二级市场与发达市场相比还不够成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4点：

（1）发达市场的投资人更多地考虑上市公司的经营效果和前景，中国二级市场的参与者更注重价格的涨跌和他人对市场的看法。

（2）中国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散户，很容易受到所谓“投资大师”观点的影响，形成羊群效应。

（3）中国的二级市场行业指数的走势杂乱无章，在长周期上没有合理的规律。

（4）中国的二级市场并不能拧成一股绳来助力实体经济向上发展，反而“捡了芝麻丢西瓜”，投资者分不清主次，沉迷于短期的价格涨跌和利益得失。

目前，已经有一些好的政策在发挥引导作用，正在改革国有企业和推动居民运用资金以购买公募基金的方式进入二级市场。展望未来，中国二级市场的各个方面一定能够逐步完善，实现助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