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安全感与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Maslow需要层次理论提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即具有心理安全感[1]。同时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的好坏是衡量人们心理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人际信任是影响人际关系的关键因素，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在良好的人际信任基础上[2]。Maslow认为，心理安全感与人际信任是密不可分的：缺乏安全感的人常常感到被排斥，因而表现出不信任他人，甚至敌视的态度；而具有安全感的人则感到被别人接受和充满归属感，因而对他人抱信任、宽容的态度[3]。人际信任是人与人互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互动对方的语言可信程度的一种期望[4]。情绪情感上的安全感是人际信任的具体体现，人际信任度高的个体与人交往时更容易相信对方和与人合作；人际信任度低的个体与人相处容易紧张，不利于心理健康。心理安全感是人们对自身身体或者心理上可能存在的风险或危险的预感，因而在处理这些风险或危险时会出现有力或无力感，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5]。前人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对人际信任的预测起到关键作用，安全感越高的个体，其人际信任水平就越高[6-10]。

目前国内外关于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大学生，还未涉及对高职院校学生(以下简称“高职生”)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高职生虽然属于大学生范畴，但与本科院校的大学生相比，他们来自心理、社会、学习、就业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压力更多[11]，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对高职生心理健康有着重大的影响。较高的人际信任度可以拉近自我与他人的距离，同时也是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保障，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鉴于高职生心理发展的特殊性和人际信任的重要性，本研究中以心理安全感、人际信任为变量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究高职生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的现状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完善和促进高职生人际信任和心理安全感相关理论的发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性别、民族、年级、家庭经济状况不同的高职生的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心理安全感、人际信任方面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心理安全感、人际信任相关理论的完善，为心理健康理论研究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丰富的现实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贵州省在校高职生600名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93份，剔除无效问卷21份后，有效问卷共计572份，有效率为96.46%。其中男生158名，女生414名；大一高职生166名，大二高职生188名，大三高职生218名，平均年龄(20.21±1.07)岁。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高职生安全感量表和人际信任量表被试群体分布情况(n=572)

注：表1中，民族的划分标准是非汉族为少数民族。正文中同此。

1.2 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施测，问卷包括3个部分。1)人口学调查。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民族、家庭所在地、家庭经济状况等。2)“SQ量表”[5]。由丛中等人编制，共16个题目，包含人际安全感(安全体验程度在个体人际交往中的具体表现)和确定控制感(确定感和控制感程度在个体对生活预测的具体体现)。采用5点计分，总分从16(心理安全感最低)至80(心理安全感最高)，量表中间值为48分，分值越高，表示心理安全感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8。3)“ITS量表”[12]。由Rotter.J.B编制，共25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1分为完全同意、5分为完全不同意，故总分从25(信任程度最低)至125分(信任程度最高)，量表中间值为75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0。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录入与整理采用EpiData 3.1软件实现，运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1.4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均采用问卷调查法，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故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未旋转的因子中，有1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解释了58.70%的方差变异，第一因子变异解释为15.06%，低于临界值40%。因此，共同方法偏差效应不明显。

2 结果

2.1 高职生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现状

结果显示，调查群体的心理安全感得分与SQ量表和人际信任得分与ITS 量表的中间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贵州地区高职生的心理安全感得分高于SQ量表的理论平均值，人际信任得分高于ITS 量表的理论平均值(见表2)。

2.2 高职生心理安全感、人际信任的差异比较

对高职生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得分进行人口学特征的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发现心理安全感在家庭经济状况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但在性别、民族和年级上的差异并不显著。高职生人际信任在性别、民族和年级上均有显著性差异，但在不同的经济状况上没有显著差异。对不同年级的高职生的人际信任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大一年级高职生的人际信任状况与大二、大三年级存在显著差异。

表2 心理安全感得分与SQ量表、人际信任得分与ITS量表的中间值比较

注：*P<0.05 ，**P<0.01，***P<0.001。下同。

表3 高职生心理安全感、人际信任的差异比较

2.3 高职生心理安全感、人际信任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高职生人际信任与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和心理安全感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180、0.207和0.211，P<0.01)(见表4)。

表4 高职生心理安全感、人际信任相关分析

3 讨论

使用SQ量表和ITS量表来考察高职生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的状况，结果发现，被试群体的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偏高，具体为：从SQ的平均值为53.81分来看，超过中间值5.81分，处于安全感偏高的范围；从ITS的平均值为77.61分来看，超过中间值2.61分，处于信赖程度偏高的范围。高职生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偏高的可能原因有：①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重视程度逐渐提升，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职业教育在大众心目中低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地位，进而促使高职生逐渐走出因为“高考失利”没有进入本科院校的阴影；②学校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都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为学生排解内心的压力、解决心理的困扰提供了更多的渠道；③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和现代学徒制等内涵式发展方式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了高职生的人际交往水平、就业质量和就业信心，无形中提升了其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从而提高了总体心理健康水平[13]。

通过比较发现，女生的心理安全感高于男生，这与柯采茶等[14]的结果一致。和女生相比，男生面对人际冲突时，较多采取冲动的解决方式，并且激烈程度更高。女生的人际信任水平高于男生，原因可能与心理安全感性别差异的原因大致相同。少数民族高职生的人际信任高于汉族高职生，这与刘雪珍等[15]的研究一致,原因可能是少数民族学生生活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相较于汉族学生，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比较小，人与人之间更注重情感的沟通和他人内心的感受，而对“利益”看得相对轻些，因此他们的人际信任偏高。此外，在人际信任方面，一年级学生得分要高于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可能原因是刚步入校园的新生，渴望亲近集体，从而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进入高年级后，同学之间的竞争逐渐凸显，各种利益上的冲突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受到影响[7]。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学生其心理安全感要高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这一结果与梅高兴等[16]的研究一致，可能原因是在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里，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子女的心理感受，更可能有经济实力满足他们的兴趣爱好，因而子女会有更高的心理安全感。相反，在经济收入低的家庭中，父母可能对子女的内心感受关心得比较少，这样会导致其子女有较低的心理安全感。

高职生心理安全感和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心理安全感水平越高,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因为心理安全感是心理健康的基础，有了安全感才能与他人建立信任的人际关系,即基本人际信任[17]。充分的安全感和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对高中生的心理健康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高职生的心理安全感与人际信任紧密联系。因此，提高高职生的心理安全感，可以促进其人际信任度的增加，进而促进高职生人际关系的改善并提高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