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调研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调研组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赴安徽、河南两省就我国当前和长远面临需要解决的投资与消费关系问题进行了调研，召开了地方相关部门座谈会，实地走访了多家企业。现将主要情况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如下：

一、两省投资和消费的变动特点

2008年，安徽、河南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总体上是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比前几年有所回落，但均能达到10%以上，连续5年保持在两位数。从投资与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看，两省近年来均呈现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特征，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

多年来，安徽、河南两省投资增长较快，2000—2007年，安徽省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从36%上升到46.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3.7%提高到52.5%；河南省的投资率从41.6%上升到55.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3.6%上升到77.1%。2004年以来，两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消费，一直维持在50%以上。

与此同时，两省的消费率呈逐年回落的态势。2000—2007年，安徽省的消费率由64.1%下降到54.1%，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5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65.1%下降到48.2%。河南省的消费率从2000年的54.3%下降到2007年的45.5%，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74.5%大幅下降到27.5%。虽然两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体上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但相对投资而言，消费增速明显偏低，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

（二）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比重上升

安徽、河南两省的消费结构变动也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下降，政府消费比重持续上升。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下降，城镇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上升。

2000—2007年，在最终消费中，安徽省居民消费比重由82.9%下降到81%，政府消费比重由17.1%上升到19%；河南省居民消费比重由76.1%下降到70.6%，政府消费比重则由23.9%上升到29.4%。同期，居民消费中，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由59.7%下降到33.9%，城镇居民消费比重由40.3%上升到66.1%；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由33%下降到29.2%，城镇居民消费比重由67%上升到70.8%。

（三）薄弱领域的投入相对不足

近年来，两省在保持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在调整投资结构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两省投资中的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产业转移带来的资金，加上两省城镇化率相对较低，投资安排中重视工业、重视城市的倾向十分突出，一些薄弱环节的投入明显不足。由于对能源及原材料等传统加工工业投入较多，对高技术、农业、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形成投资结构总体偏重，在2007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安徽、河南两省仅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四个行业的投资就分别占到两省投资总额的62.8%和68.6%。由于城市投资增长迅速，农村投资比重下降较快，城乡投资差距持续扩大，2001—2008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20.2%下降到11.7%，河南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31.6%降至16.9%。

（四）新一轮扩大投资对两省投资与消费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效益下滑，投资意愿和能力减弱，沿海省市产业梯度转移的投资增幅也明显下降，两省投资增速均呈现高位回落的态势。第四季度，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以扩大投资为主的保增长措施，对两省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由于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相对比较直接，扩大消费的政策和措施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难以评估，甚至有可能是对本区域以外的发展拉动作用更大，所以地方对增加投资的积极性更高，措施比较多、也比较具体。随着一大批项目陆续开工建设，两省投资环比增幅迅速增大，进一步增加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难度。

二、两省投资消费关系不合理的成因分析

通过调研，我们感到安徽、河南两省经济增长明显呈现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格局，并有随着近期宏观调控政策而持续强化的趋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既与两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密切相关，也与现行的体制机制有很大关系。

（一）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

储蓄是投资的源泉，较高的储蓄率是维持较高投资率的重要条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储蓄率是较高的，2000—2005年我国平均储蓄率排在全球第11位。而安徽、河南两省的储蓄率则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2000—2007年，两省投资率和储蓄率基本一致，差值都保持在0.5个百分点之内，考虑到两省都是内陆省份，外向型经济的成分不高，因此说明储蓄向投资转换得比较充分。一般而言，储蓄率上升一方面来自于家庭储蓄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增长。调研发现，两省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上升是导致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2000—2007年，安徽和河南省GDP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则分别下降了9.61和19.35个百分点。与此对应，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0.2和22.29个百分点。企业储蓄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是投资回报极具吸引力。而投资回报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包括能源、公用事业、土地价格、污染控制在内的投入成本低，负外部性成本没有内化为企业成本等，扩大了企业的盈利空间，市场价格没有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正确信号，并持续激励企业减少红利分配，从而减少可支配收入向居民部门转移，进而提高了全社会的储蓄率。

（二）工业化城镇化推高了投资率

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较高的投资率作为支撑。目前，安徽和河南两省工业比重和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2007年，安徽省工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分别只有37.4%和38.7%，均比全国低6个百分点左右。河南省工业比重较高，2007年末达到57.1%，但城镇化率却仅有34.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和住宅投资的大幅增加，2008年安徽和河南省城镇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88.3%和83.1%，且城镇投资增速分别高于本省农村投资增速10.6和5.3个百分点。安徽省预测，本省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0.52个百分点。河南省预测，到2010年本省城镇化率将达到40%，城市人口增加1000万以上，能带动投资高达万亿元。近年来，两省投资率的迅速提高，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特征决定的投资为主的拉动模式有很大关系。

（三）产业梯度转移抬高了投资率

安徽和河南省都属于中部地区。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的理论和我国的国情，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升级，东部地区资金快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两省正越来越成为一些劳动密集的、消耗资源的、生产传统产品的产业转移的接受地，这些工业投资的大量进入，也使两省的投资率不断提高。近年来，两省利用省外资金的增速很快，2006年河南省实际利用省外资金1004亿元，比上年增长99.4%，省外资金占城镇投资比例高达28%。因此，安徽和河南两省的高投资率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由于承接的还是以初级加工业为主，也承接了部分“两高一资”项目和落后生产能力的项目。因此导致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以“量”的扩张为主，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据2007年统计，河南省90%以上工业企业是“零”专利，80%左右没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R&D投入占GDP比重仅为0.48%，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多种因素影响消费率的提高

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抑制消费增长。200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3231元和4454元，安徽省分别为12990元和4202元，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省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低于本省GDP增速。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在40%以上，加上其他如交通通讯、衣着支出等刚性需求，城乡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十分有限，这极大制约了消费提高的能力。

其次，是消费信心不足抑制消费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体制机制不健全造成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及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导致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减少，储蓄增加。

第三，是不完善的消费环境阻碍消费扩大。河南和安徽作为中部欠发达的省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交通、通讯、文化、旅游、卫生、金融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大。金融资本市场发育不足，信用消费比重太低（在我国消费总额中，消费信用所占比重不到1%，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通常都高于20%），限制了居民扩大消费的能力。特别是农村水、电、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加以政策引导不足，限制了农民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如郑州三全食品公司为扩大农村市场销售，在县乡投放了一批冰箱专卖冷冻食品，每台冰箱年销售额达2万元，说明农村消费市场扩大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但由于冰箱一次性大量投入的成本较高，投放的速度上不去，这种市场潜力的释放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如果国家对此给予一定补贴，效果会比较好。

（五）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加剧了失衡状况

在工业化城镇化初期，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大投资力度对破除基础设施瓶颈制约、拉动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安徽和河南省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地方政府普遍采取“赶超战略”，追求实现跨越式增长。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体制的和历史的原因，各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投资建厂、发展工业和扩大城市规模，因此习惯于投资拉动的思维定式。结果是搞项目建设得心应手，扩大消费却显得力不从心，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度投资、重复投资、低效投资的问题。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硬件”投入多，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发展“软件”的投资少；见效快的投入多，管长远的投入少。由此导致投资率偏高和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全社会消费能力提高不足。而且，调研中还发现，各地政府对经济形势今年年内见底、明后年经济的高增长普遍充满信心，在这种氛围下，大干快上，继续加大投资的想法和做法比较普遍。

三、几点建议

我们认为，安徽和河南两省情况反映出的问题，在全国具有共性。我国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投资率持续走高、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带来工业项目的重复建设，城镇化的蔓延式开发，最终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出现产能过剩和资源环境的破坏，影响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大众福利的提高，形成“富裕中的贫困”现象。必须采取措施对不合理的投资消费关系进行调整，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十二五”时期经济工作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一）科学界定政府的投资领域

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政府投资的举措，是在我国已经形成巨大生产能力、一些行业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进行的，必须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切实优化投资结构。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要着眼改善民生、注重优化结构，进一步减少对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投入，加大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中小企业、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提高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带动效应。

（二）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调控投资方向

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都要继续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张。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引导和调控。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发挥其对行业健康发展的导向作用。建立完善行业投资、生产与市场供求情况的信息发布制度，正确引导地方和企业投资方向。制定完善行业的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准入标准，加强用地管理，严格市场准入条件。

（三）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注重从源头上解决扩大消费不足的问题，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增加就业为核心，实现收入增长，带动消费增长。在目前停产限产企业增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形势下，要大力鼓励全民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对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实行“零税赋”，对个体经营户实行免注册设立，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安排就业给予适当补贴。继续提高农资直补、良种直补、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广辟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就近就业空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消费热点

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工程，建设农村连锁便民超市和配送中心。扩大家电下乡补贴范围，对速冻食品企业在农村超市投放冰箱设施等冷链物流投入给予适当补贴，以促进形成市场销售终端，拉动农村消费需求。对购置食品安全仪器设备给予适当补贴，以调动企业购置安全检测设备的积极性。城镇是消费需求的大头，要把扩大城镇消费作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点，努力拓展消费空间。合理引导住房、汽车等消费，促进旅游、文化、休闲、健身和节假日等消费。不仅要注重需求引导，也要注重供给引导，通过供给创新带动需求创新，大力发展社区商业、物业、家政等服务性消费，积极发展网络、动漫等新型消费，开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兴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培育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五）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增强消费意愿

加快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全面实施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实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积极探索与职工基本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衔接。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逐步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探索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全面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在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充分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在尊重传统文化崇尚节俭和提倡“量入为出”的谨慎消费模式的同时，鼓励适度超前消费和信用消费。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引导银行加大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教育助学贷款等多种消费贷款业务。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扩大农村消费信贷业务，与时俱进地推出中高档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现代农业机械、建房及住房装修等适销对路的特色消费信贷品种。

（调研组成员：田锦尘、陈亚军、许长旺、赵慧煜、陈雷、吴萨、梁义、周丹、彭木生、孙书一、孙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