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充分挖掘经济结构性增长潜力

关浣非

在系统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变化及挑战的基础上，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面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未来一个时期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方面主要问题和压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2月CPI由上月上涨0.4%转为下降0.3%，PPI则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1.2%。从同比看，CPI与PPI涨幅均低于预期，其中CPI上涨1.5%，涨幅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再次回到“1时代”;PPI上涨10.3%，涨幅比上月回落2.6个百分点。

货币流动性水平则是衡量市场主体对未来预期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17年1月到2021年11月这59个月间，中国流通中的货币M2从158.42万亿元逐月增加到238.29万亿元，4年增加了50.42%，社会融资总规模也从185.77万亿元增加到了313万亿元，增长了68.49%，但市场参与流动货币的规模却呈现减少的趋势。虽然每年的年底前后一个月流动性会有所增加，但总的变化趋势是投资意愿趋弱，货币流动性水平渐趋下降。若以2017年初的流动性为基数，货币的流动性基本上以每年10%的速度在萎缩。2021年11月份，货币流动性比59个月前下降了33.59%。

从投资和消费领域数据亦可看到需求收缩、预期转弱的趋势。2021年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3.9%。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4%，制造业投资增长13.5%，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4.4%。2021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预期 3.8%，前值 3.9%。

这三方面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偶发的，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原因，需要从制度、政策、市场、资源等方面，以及从内部和外部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才能有所成效。而从经济增长从来都属一定结构内的增长角度看，进一步充分挖掘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潜力，则应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缓解和消除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多维协同发力的重要领域。

视觉中国

2022年对中国和世界都将是充满更多挑战的一年。在可见的一年里，新冠肺炎疫情变幻莫测，全球流动性将面临拐点，全球利率中枢将抬升，流动性增速将放缓甚至下降，各国货币政策分化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继续呈现不均衡、不稳定的态势;经济滞胀风险愈发凸显。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已无任何悬念，市场预计其最快将在3月份启动加息，缩表时点也将提前;欧洲央行已宣布将于2022年3月结束紧急抗疫购债计划;英国、挪威、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已提前进入加息周期。IMF日前预警，美联储加快升息或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与货币贬值，新兴经济体必须为美国加息做好准备，并称美联储快于预期的升息步伐，可能会扰乱金融市场，并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与货币贬值。对中国而言，2022年必将是外部挑战及风险输入增多和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相交织的一年，但这一年又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和推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这一年的经济运行速度和质量如何，必将对未来若干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经济增长既是一国或一地区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同时又是一国或一地区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经济增长既可以是要素投入增多的增长，又可以是经济结构优化的增长。在非均衡条件下（要素市场分割失衡和调整改善滞后等）的结构转变，能够加速经济增长。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条件下，仅靠要素投入或者优化结构无疑都难以达到稳定经济甚至推升经济的目的。这时一定要靠增加投入和优化结构双管齐下才能令经济有所起色。而要实现这二者之间的协同及放大边际效用，客观上要求必须从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基础方面入手及发力，多维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协同推力，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不断扩大经济增长的外延。

从理论上讲，中国经济仍有非常大的结构性增长潜力，但这取决于相关的条件配合，比如技术优化结构性增长潜力，政策精准协同结构性增长潜力，要素效应协同结构性增长潜力，鼓励投资及弘扬企业家精神结构性增长潜力，力求获取国内、海外资本市场正向反馈呼应的结构性增长潜力，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尊重要素贡献分配原则的结构性增长潜力，建设收入的宝塔型社会及橄榄型人群结构的结构性增长潜力，等等。

不言而喻，对于正处转型关键阶段和需要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政策的选用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推行逆周期政策，还是跨周期政策，实际上都离不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而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罢，或者是这两种政策的组合，都离不开扩张型、收缩型或者中性三种类型中的一种。为了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2022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向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关键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实现提升效能，如何做到更加及时、精准、可持续。一些人之所以對中国经济增长作出前低后高的预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财政的投放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也需要尽早地明确具体内容及推进细则。而从长远看，则需要仔细考虑如何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及如何评价政府融资效应问题。过去几年，政府通过发债获取的社会融资存量，从2018年1月份的5.48万亿元，大幅度增加到2021年11月的51.9万亿元，3年增长8.47倍，在社融规模的占比从3年前的2.95%迅速扩大到16.54%。而同期企业债券仅从18.51万亿元增加到29.72万亿元，仅增长60.57%，增长幅度只有政府债券增幅的7.16%，在社融规模的占比从3年前的10%缩小到9.5%。而过去一段时间出现的货币流动性降低的问题，则意味着央行希望通过增发货币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意愿未能在经济活动中得以兑现，增发的货币以现金或者存款的方式游离开了经济活动。因此，货币政策既要考虑保持货币流动性规模，更要考虑提升货币流动性水平。

在今年外部金融市场必然出现动荡的环境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稳健宽松，相机而动。而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方面，则需要明确二者的协调联动机制，清晰各自应对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的政策靶向目标及合作区域，要通过有的放矢的协同发力，真正达到增强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预期的要求，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政策选择的类型，要多用价格型的政策工具，少用数量型的政策工具，这样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防止政策的不确定性。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也是进一步挖掘结构性经济增长潜力的根本所在。而无论是内部循环还是外部循环，实际上永远都离不开商品、服务、资金、技术、信息的循环和商业存在的可持续性。从推动中国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角度看，当前及未来必须要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上作出制度和市场上的部署，真正按“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那样：“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只有当中国变成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时，中国经济总量才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同时，中国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化解冲突，求同存异，毫不动摇地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而为了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社会，在增长方式上，中国需不失时机地建立由线性经济发展向循环经济发展转换的模式、机制及约束系统，适时建立促进和保障内循环与外循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经济发展体系。

外循环永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济空间。可能之前很少会有人想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会导致全球供应链发生重大调整，西方社会生产端普遍遇到了开工不足的问题。而中国因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所以也就成为了满足国际社会需求的重要供给体。据海关总署1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21.4%。其中，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进口17.37万亿元，增长21.5%。与2019年相比，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23.9%、26.1%、21.2%。而与此同时，据欧盟统计局当地时间1月14日公布的数据，2021年11月欧盟27国对外贸易总额出现83亿欧元的逆差。这是自2014年1月以来，欧盟首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在2020年同期，欧盟的对外贸易顺差为245亿欧元。但必须清楚，中国外贸出口的这种高光时刻必然会因疫情流行程度的改变及其他经济体生产能力的恢复而改变，而外贸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其他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所以，无论是企业，还是其他方面，都需未雨绸缪，及早对外部市场局势变化作出预判，有的放矢地形成对策，尽力避免因外部环境改变而对自身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中国虽然是经济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体，但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仍受制于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这既会影响到内循环的质量与效率，又会影响到外循环的可持续性。所以，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高中速增长，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培育一大批拥有“专精特新”生产特点的中小企业，更要致力于打造一批可攻克“卡脖子”技术的骨干企业，以为新发展格局的持续推进提供不竭的创新动力和技术动力。

2020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70%，但全要素生产率是美国的40%，是德国的44%，是日本的62%。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与具体的产品技术相关，而是和制度、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等关联。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总规模为65.93万亿元，GDP为41.21万亿元，社融规模比GDP高60%，1亿元社融可以产出0.6251亿元的GDP。到2021元，我国社会融资总规模为313万亿元，GDP约为110万亿元，社融规模比GDP高184.55%，1亿元社融仅可以产出0.3515亿元的GDP。11年间，社会融资对经济的推动力下降了43.76%。出现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的原因大致包括，投融资结构与经济活动需求错位、货币资金分配结构与经济贡献主体结构错配，以及不同融资主体对资金的运用能力和效率约束水平差异。由此，从结构上提高各类要素的产出效率及改善影响要素释放效率的制度和市场条件就成了必须要积极面对的问题。

香港证券市场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要看到，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融资，将是美国对华的长期策略。故致力于呵护和促进香港证券市场的发展极为重要。2021年，在各国央行刺激计划的推动下，全球资本市场“火爆”，通过发股发债等活动筹集的资金比2020年高出近17%，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高出近四分之一，企业筹资额超12万亿美元。然而，去年香港股票市场却出现了与全球其他股票市场大相径庭的表现。据香港交易所1月13日发布的2021年市场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证券市场市值为423811亿港元，同比下降10.82%。数据显示，2021年新上市公司98家，比2020年的154家下降36.36%。同时，集资额较2020年的高位有所回落。毋庸赘言，香港股市好，不仅有利于缓解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有利于中央在港政策的实施，同时香港上市公司中80%以上为内地企业，香港股市的蓬勃发展，毫無疑问会扩大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和腾挪空间，更可增加中国与美国博弈的筹码。而在促进香港证券市场发展方面，中国需积极解决中概股回归及VIE设置问题，及时扫清影响市场发展的各种障碍。

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日前提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不把分兵把关变成只顾自己、不及其余，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又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

然而，不得不承认，合成谬误及分解谬误两种情形在一些地方、领域都存在，这也是导致投资不振、预期转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未来实现稳经济、稳预期等目标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出现一些人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变成了“反资本”、把“反垄断”变成了“反规模”、把推进“共同富裕”变成了“反富裕”倾向。要致力创造让所有合法“做蛋糕的人”都能够安心在国内做大蛋糕的环境，以不断丰厚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