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郑州城市的初步转型(1908-1948)

时间：2024-07-28

谢晓鹏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近代郑州，原为中国内陆地区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小城，后来借助铁路交会、两次开埠等历史机遇，逐步崛起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商业城市，并初步实现了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型。本文考察的时段上迄1908年京汉、汴洛两条铁路在郑交会贯通及清政府宣布开辟郑州为商埠，下至1948年人民政府正式接管郑州，重点探讨这40年间郑州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转型。

1 历史的机遇：铁路交会与两次开埠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欧风美雨”早已吹撒中国沿海、沿江和沿边地区，而郑州还是中国内陆地区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小城。当时，郑州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迟迟未能出现。这一状况直到铁路通达郑州及郑州开辟为商埠才有了转机。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向比利时借款修筑卢沟桥经郑州至汉口的卢汉铁路。1897年4月，卢汉铁路正式开工。1902年3月，该铁路郑州段开工。1904年3月，卢汉铁路郑州车站建成。后卢汉铁路展修至北京前门站，遂改称京汉铁路。1906年4月，京汉铁路全线通车[1]73。在修筑卢汉铁路的同时，清政府还筹划向比利时借款修筑由开封经郑州至洛阳的铁路，作为卢汉铁路的支线。1904年4月，在郑州成立了汴洛工程总局。1905年6月，汴洛铁路从开封动工兴筑。1907年3月，该铁路开封至郑州段通车。1908年末，汴洛铁路全线通车[2]302。后来，汴洛铁路继续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改称陇海铁路。这样，京汉、汴洛铁路的先后贯通，并于1908年在郑州交会，使郑州由一个交通落后的中原小城一跃成为中国中部地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进而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又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并加快了郑州的城市化进程，促使郑州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层面发生结构性转型。曾于1919年开始往来于郑州、开封间进行调查的日本人林重次郎，亲眼目睹了铁路开通后郑州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并在其1922年出版的《河南省郑州事情》一书中评论道：“总而言之，郑州的大发展还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也就是开通铁路以来河南、陕西、甘肃、山西等省份的物资不约而同地在郑州集散，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心之地。商贸往来极为频繁，终至今日之兴盛。随着日后河南铁路的全部贯通，粤汉铁路的开通，山东铁路延长线的完工，将会更加繁荣昌盛。郑州地处中原，作为战略要地，会成为将来内地的政治经济中心。……恰恰类似于美国的芝加哥这个城市，郑州成为中国的芝加哥作为既定的事实将会只是时间问题”[3]77。应该说，林重次郎的评论是有远见的，大致与后来郑州的发展相吻合。

1908年对于郑州城市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这一年，不仅京汉、汴洛两条铁路完成在郑州的交会通车，而且清政府自开郑州为商埠。1905年1月，河南巡抚陈夔龙“电请将郑州开作通商埠，以免外人觊觎”[4]。1908年10月，陈夔龙的奏请终于有了结果。据报载，“豫抚日前咨送郑州开埠章程于外、商二部，刻经二部详细查核，分别改正，已经组织完善，日内即行咨明豫抚，查照办理”[5]。这样，郑州开埠的奏请获得了清政府的核准。然而，由于此时的清政府已是危机四伏、日暮途穷，无暇督促河南地方当局具体落实郑州开埠事宜，所以郑州商埠建设步履维艰，后来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不了了之。

中华民国成立后，郑州于1913年3月由清末时的直隶州改称郑县[6]938。当时，鉴于郑州为京汉、陇海两路交贯之处，四通八达、物产丰富、商务繁盛，所以河南省内外关于开辟郑州商埠之议再起。1919年，“即由该省咨称开办市场，为将来自辟商埠之用”[7]。1920年冬，经“省议会表决通过，由豫省简员筹办，而郑州开辟商埠一事始为定议”[8]。1921年8月，河南省当局曾就商埠局章程图说理由书咨请北洋政府主管各部，但迟迟未接到答复。1922年2月，河南督军赵倜、河南省省长张凤台遂联名致电北京主管各部，称：“豫省踞天下之中，而郑县尤扼豫省之要，京汉、陇海各路，纵横交错，百货骈臻，相形度势，实为汴洛间一大都会。现列强以商战雄天下，多一商埠，即(多)一财源，商埠早开一日，即财源日盛一日，非特便国货多流通，且以杜外人之觊觎，需款较巨，受益实多。所有条拟土地所有权利章程、考验文契、清丈地亩细则，先后分咨照准，应需开办常年各费，并列入十年度预算，经省议会议决公布，饬由实业厅切实筹办在案。……此次筹开商埠，委系上辅国本，下益民生，想我公关心时局，注重商业，无不乐予赞成也。俯请饬查前案，迅予会核转呈大总统，明令照准，俾得以握商权而慰民望。”[9]不久，北洋政府内务部亦认识到郑县“有开辟商埠之必要”，遂“经会商主管各部，并拟具议案，提出阁议决定”，建议“将河南郑县开作自辟商埠，即由该省省长暂充督办”。[7]该年3月31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宣布“派张凤台兼督办河南郑县商埠事宜”[10]。至此，郑州二次开埠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得以确定。据《河南省郑州事情》一书记载，当时，郑州商埠的区域为：“北部以海滩寺为界限，东部从胜岗一直延伸至胜岗杜岭一带，经过郑县城西壁至海兰铁路(即陇海铁路——引者);西部以京汉线为界。”商埠设计规划为：“将现有市区街道大部分保持原样，仅仅进行一些道路修理维护。新的市区街道以金水河为中心，预计以现有市区街道的北部为界。该区域地形起伏不大，总体平坦。再过几年，应该会看到一条条整齐的新市区街道”[3]36。然而，这一规划后来因时局变迁未能顺利执行。

2 经济的转型：近代新式工商业的出现与发展

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础，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的转型主要表现为新式工商业的出现和发展。近代郑州城市经济的转型则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新式工商业出现得较晚;二是新式工商业发展得较慢。

1906-1908年，京汉、汴洛铁路先后贯通并在郑交会，带动了郑州附近铁路沿线地区煤矿、机械工厂的兴建，促使郑州新式工商业的出现和发展。当时，在京汉铁路郑州境内陆续建有几家铁路工厂。其中郑州机务修理厂有工人200余名，各种设备30余件，可制造部分机车配件;郑州电务修理厂有工人100多名，主要从事电报、电话、电灯的修理业务[1]16。这样，郑州地区开始形成以铁路工人为主体的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这一新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郑州地区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及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列强忙于欧战，暂时放松了对华侵略和压迫，这就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良机。在此背景下，1914年，开封普临电厂资本家魏子青招股集资20万元，来郑州办起了明远电灯股份两合公司，地址在郑县城西南今大同路和敦睦路交叉口处。该公司初创时设施十分简陋，仅有3间小瓦房，1台75千瓦立式蒸汽发电机，工人也仅有10余名。1918年，为有效利用金水河水力资源，该公司迁至郑县城西关外金水河铭功桥旁，并增添了1台175千瓦卧式蒸汽发电机，工人也发展到30多名[1]16-17。尽管该公司规模不大，其发电量也仅能满足本地军政当局及娱乐场所的照明用电，但它是近代郑州最早出现的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资本企业。

当时，郑州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是豫丰纱厂。1918年，上海厚生、德大纱厂资本家穆藕初看准郑州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繁盛的棉花市场，遂集资200万元，在郑州豆腐寨(今豫丰街)建起了豫丰纱厂。该厂占地96亩，于1920年5月正式投产[12]5。关于该厂投产之初的状况，《大公报》记者报道称，该厂“规模宏大，布置周详，机器系最新式美国名厂所造。此外，复有发动电机，每日出纱之数有二十余包，就近售于许州、临颍一带。”记者赞叹道：“该厂之外观与内容不特为郑州唯一之新实业，亦全豫所绝无仅有者也。尤难得者，非但数百万资本全属华商，不收外股，即工程司亦完全华人，此在他省虽不足为奇，惟在老大之河南，堪称伟业”[13]。豫丰纱厂投产后，最初有纱锭10 000枚，1924年增加到50 000枚。开工时有工人4 000名，1927年增加到5 100名，日产棉纱130包(每包370斤)[1]17。这样的企业规模，在当时的郑州乃至河南都是不多见的。

20世纪一二十年代，郑州地区由民族资本经营的轻工业和小型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其中主要是蛋品加工、打包、面粉、制革、肥皂、机铁等行业。蛋品加工业是将农家鸡鸭蛋收购后加工成蛋白、蛋黄、干黄、水黄、全蛋等五种制成品，然后分别装箱装桶运往海外。郑州最早的蛋品加工厂是志大蛋厂，成立于1918年，日碎蛋量达10万个。以后又建有中华、大昌等蛋厂。打包业则是适应棉花运销量的日益增长而出现的行业。由于河南棉业发达，棉花市场兴盛，加上郑州铁路交通便利，不仅本省和西北地区的棉花出口需经郑州运出，而且各地棉商纷纷来郑采购新棉，年成交量达30万包，于是机力打包厂应运而生。当时，郑州先后建成了豫中、协和、大中3家打包厂。其中最早最大的一家是豫中打包厂，成立于1925年，资本100万元，设有200匹马力打包机1台，每日可打棉花400包，其工人多为临时雇用，固定工仅40余名。其它行业：面粉厂主要有德丰面粉厂、郑县面粉公司等;制革厂主要有西北制革厂、豫康制革厂、豫中制革厂等;肥皂厂主要有华兴造胰工厂、福茂顺记烛皂厂、德胜造胰公司等;机铁厂主要有华兴厚铁工厂、大东机器厂等[1]17。

1930年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受经济危机的打击，纷纷为本国产品寻找出路，遂加紧了对中国市场的攫取，致使中国棉花价格一跌再跌，加上陇海铁路延伸到西安后，西北棉花可直接在当地设市交易，使郑州作为棉花中转站的地位大为降低，而作为以棉花为中心的郑州工业也开始呈现日趋衰落的境况。至1936年，郑州原有的几家较大的工厂，除豫丰纱厂、豫中打包厂、明远电厂外，先后倒闭。而豫丰纱厂也因资本状况恶化，被天津中国银行兼并，改名为“豫丰和纪纱厂”。1938年，该纱厂为避免日军轰炸，被迫迁往重庆。整个抗战时期，郑州常遭日军空袭，各家工厂均不能正常开业，郑州经济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后，郑州经济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新建和恢复的工厂规模都很小，且主要集中在面粉、棉织、卷烟、铁工等行业，郑州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艰难中爬行。

郑州铁路贯通和开辟商埠以前，商业比较落后，旧城内根本未形成商业市场，仅在西大街、大什字一带有几家店铺。后来，随着京汉、汴洛铁路在郑交会以及郑州的两次开埠，郑州商业渐趋繁荣。最初，远近商贩大都聚集在车站一带，随后商业区逐渐扩大至大同路、一马路、二马路、操场街一带。20世纪20年代，从火车站到旧城区的商业街陆续形成，大街小巷连成一片，开始呈现出商业城市的雏形。其中从大同路到德化街地段最为繁华，可称是全城的商业中心。这里多为绸缎、日杂、百货店，每天从早到晚人流不断，商品琳琅满目。万顺街、宝昌里一带为旅栈集中区。钱塘里、南川巷一带，除有一些饭店、土杂店外，主要有几家影院、戏院。振兴街、兴隆街则集中了数十家花行。顺河街、西关大街、南下街一带，也十分繁华。20世纪30年代以后，郑州商业更是蒸蒸日上，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商业区进一步扩大。这里集中了大小商店1000余家，房屋皆仿西式建筑，颇为壮观。这些商店的经营门类更加多样化，品种花样较为齐全。其中，1934年在大同路上建起的中国国货公司，不仅是当时郑州最大的一家综合商店，也是国内相继建立的几家较大的国货公司之一。这一时期，郑州还是国内农副土特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大宗贸易除棉花外，还有粮油、药材等[1]18-19。

此外，当时各个图书馆为吸引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自身所做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除去社会人士的图书捐赠和建馆捐款，仅仅依靠当时的政府，图书馆是不可能有那么惊人的发展的。社会各界发展出了多种不同形式的参与方式，给予了社会大众更多参与图书馆建设的可能，使热情的民众不会因为途径过少和门槛过高而被拒之于千里之外，形成了可观的社会影响。当时造成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因素，大部分现在依旧存在着，尤其是图书馆的财政状况，尽管现在的财政比当时有所改善，但是不可否认地方图书馆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经费问题。面对这样的状况，图书馆需要一些契机将社会对图书馆的兴趣激发出来，使它们转向对图书馆有利的方向。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饮食、住宿、洗浴等服务业的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起，郑州的饭馆、旅馆日趋增多。据统计，到抗战前郑州有饭馆70多家，其中甲等饭馆11家。火车站一带集中了大小旅馆(饭店)四五十家，其中较知名的有国民饭店、中西饭店、鑫开饭店、大金台旅社、华安饭店等。浴室的分布就更为普遍，在闹市区平均每条马路有五六家。其中设施较好的“华阳春”，是一座水泥结构的五层综合服务大楼，装有电梯，有房100余间，可容浴客二三百人，住宿、洗浴、饮食三位一体，标志着当时郑州服务业水平已达到相当程度[14]21。郑州商业市场的这一繁荣局面仅仅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时为止。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郑州的金融业进入兴盛时期。当时，郑州既为交通枢纽和内地商埠，又是沿海地区通往西北的重要门户，因此，全国各家银行纷纷在郑设立分支机构。20世纪20年代，郑州计有中国、交通、中央、中国农民、中国农工、中国实业、上海实业、金城、北洋、大陆、河南农工、浙江兴业、西北等10多家银行的分支机构，经营方式随着资金融通和金融活动的渗透领域日益扩大，从办理存款、贷款、汇兑，进而注意吸收社会游资，办理出口押汇，开展抵押放款。此外，当时郑州还有10余家银号，但其中只有同和裕、信昌、中权等家以经营银钱业为主，其余大都以经营某种商品的购销为主。1935年后，郑州金融发生信用危机，信昌、同和裕等银号相继倒闭，其它银号也大都自行歇业。抗战爆发后，各大银行先后撤离郑州，致使郑州金融业更加凋敝。1941年，虽然成立了官商合办性质的郑县银行，但因县府财政困难，该行各项业务并未正常开展。抗战胜利后，除了一些公私银行恢复营业外，郑州新出现了长发东、豫生厚等8家银号，然而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存放款的人愈来愈少，这些银号实际已变成经营货物的“批发商”了[1]20。

3 政治的转型：市民政治参与意识及组织程度的提高

政治的转型是近代郑州城市转型的另一重要内容，其突出表现是市民政治参与意识及组织程度的提高。近代郑州市民的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争取自身政治权利。近代郑州因京汉、陇海铁路交会而迅速崛起，这里的铁路工人运动也异常活跃。1923年2月初，京汉铁路工人为争人权、争自由，反抗封建军阀的政治压迫和武力镇压，举行了全路总同盟罢工。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是我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最高峰，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和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作为这次罢工斗争的中心，郑州也赢得了“二七”名城的美誉。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开始倾向革命。不久，胡景翼率国民二军控制郑州，这为郑州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契机。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大会在郑州举行，全国各地铁路工人代表云集郑州，大会通过了恢复各地工会，赞助国民革命等10项决议。随后，郑州和全国的铁路工人运动重新兴起[1]12-13。受铁路工人运动的影响，郑州的工人、学生、商人、店员等各阶层市民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斗争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其二，捍卫国家主权利益。五四运动时期，郑州各界群众组织了“国货筹备会”和“爱国童子团”，掀起了群众性的抵制日货斗争。然而，河南督军赵倜却背着全省人民，与日本东洋拓殖会社签订了总额为10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将以郑州商埠地产、建筑物、营业收入，以及中原煤矿公司价值100万元的股票和全省的牲畜税等作担保。次年，赵倜出卖郑州及河南权益的丑闻传出后，立即激起全省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在郑州，召开了有各界群众参加的声讨大会。大会致电北洋政府，要求公布真相，严惩赵倜。会后，又派出代表赴京请愿。在人民群众的激烈反对下，赵倜出卖郑州及河南权益的阴谋未能得逞[1]12。1925年6月7日，郑州各界9 000余人为声援上海“五卅”反帝斗争，在中共的领导与组织下，举行群众大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王若飞发表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惩办祸首、赔偿损失、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打倒帝国主义”等6项决定[1]13。1935年12月13日，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郑州各校学生在陇海体育场集会，随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日本驻郑领事馆时，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等口号，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震动。这次学生运动声势之大，在郑州学运史上是空前的[1]14-15。

近代郑州市民在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其政治组织程度不断提高。其中，各级各类工会组织发展尤为迅速。京汉、汴洛铁路通车后，郑州迅速成为全国铁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各种铁路工人组织相继建立起来。1921年8月，郑州第一个工人组织—京汉铁路郑州工人俱乐部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京汉铁路郑州工会于1922年4月宣告成立。随后，京汉铁路总工会于1923年2月成立。豫丰纱厂的工人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也成立了工会。1925年9月，河南省总工会在当时河南工人运动的中心郑州宣告成立。1927年9月，在中共的领导下，郑州市总工会成立，这不仅标志着中共对郑州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领导的加强，而且标志着郑州各个革命工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当时，在郑州建起的工会组织有京汉铁路工会、陇海铁路工会、豫丰纱厂工会、陇海苗圃工会、中华蛋厂工会、志大蛋厂工会、“八作”工会、邮务工会、电报工会、电灯厂工会、人力车工会、粪夫工会、浴业工会等[15]363-364。这些受中共领导和影响的工会组织，在同年9月冯玉祥发动“郑州事变”后，基本上转入秘密活动状态。此外，在中共的领导下，郑州爱国学生、青年、妇女的组织工作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如在一二·九运动期间，郑州几所学校的进步学生成立了郑州市学生联合会，并发布宣言声援北平学生，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抗日。1938年2月，在中共郑县县委和国民党一战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郑县各界青年战时工作团和妇女工作委员会，积极组织广大青年和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除了中共领导和影响下成立的郑州市民组织，还有一些经河南省当局批准或受国民党影响成立的郑州市民组织。据1947年6月的统计，当时郑州的市民团体主要有：总工会，1928年12月成立，代表工业团体16个，会员3138人;商会，1913年成立，代表商业团体33个，会员1338人;教育会，1931年1月成立，代表乡镇教育会13个，会员468人;妇女会，1939年成立，会员107人;律师公会，1929年6月成立，会员16人;西医师公会，1945年11月成立，会员43人;中医师公会，1945年12月成立，会员53人;记者公会，1945年12月成立，会员78人[16]84-85。这些市民团体的先后成立和一系列活动，同样表明了近代郑州市民政治参与意识和组织程度的提高。至于当时中共和国民党在郑州的党团组织，因其自成体系，机构庞大，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4 文化的转型：新型城市文化的兴起

文化的转型也是近代郑州城市转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主要表现是新型城市文化的兴起。以下分别从报刊的繁荣、书店的增多、图书馆的设立、电影院的出现、公园的修建等方面，介绍近代郑州新型城市文化的兴起状况，并论述其对郑州市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清末民初，由于京汉、汴洛铁路的建成通车和郑州开埠，外地报纸开始陆续在郑州发行，由宋楷、宋朴兄弟办的五洲派报社承销派送。但因需长途邮送，到达郑州不免费时一二日以上，新闻总是朝花夕拾。同时，郑州的市政发展、社会新闻，也因没有当地报纸而无法反映。这些就成为当时在郑州本地办报的客观原因。1916年，在马超然的倡议下，得到郑县参议会、议事会的支持，由刘瑞璘主编，创办了郑州有史以来第一家报纸—《郑州日报》[17]。1927年，冯玉祥率国民军进驻郑州，创办了《革命军人朝报》，该报宣传三民主义，提倡放足、剪发等新观点，令人耳目一新。20世纪30年代，郑州文化界较为活跃，报刊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除先后创办有《郑州日报》、《大东商报》、《华北日报》、《通俗日报》、《大刚报》等报外，还出现了《新垦》、《铁笛》、《沙漠诗风》等文艺刊物。这些报刊大多为私人创办，因而反映了这一时期各种不同的思潮。抗战爆发后，因郑州屡遭日机轰炸，各报先后停刊或迁往外地。在日伪统治时期，郑州出版有《郑州新报》、《大同报》等。抗战胜利后，郑州出版的报纸主要有《风沙晚报》、《春秋时报》、《群力报》等，但大都为官方所控制[1]21。此外，国民政府时期在郑州还创办有不少刊物，如《郑州市政月刊》、《陇海月刊》、《甲戌邮刊》、《明新月刊》、《扶中生活》、《冀声月刊》、《民众》、《劲风》、《民生》等[17]。以上报刊的出版发行，一方面传播了各种新闻事件和社会信息，促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了解与交流;另一方面，近代报刊还具有启发民智、解放思想、弃恶扬善、除旧布新等功效，这无疑有利于郑州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

书店和图书馆在近代郑州城市文化转型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视。清代，郑州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书店和图书馆，仅有一文林阁，经营文具纸张，兼营四书五经。1917年前后，张仁甫在郑州大同路东段创办了龙文书庄，供应课本和新书。20世纪20年代，郑州教育事业有了一定发展，促使图书发行事业兴盛起来，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中华书局相继在郑州设立分部。抗战时期，郑州两次沦陷，各书局的图书被洗劫一空。抗战胜利后，龙文书庄、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相继复业，中原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也在郑州设立营业处。此外，当时比较知名的书店还有开明书店、广文书局、林记书社等[1]693。近代郑州第一家图书馆是冯玉祥所设立的平民图书馆。该馆位于当时的乾元街平民公园内，系冯玉祥于1928年4月拨付购置图书费3千元，并没收同善社房屋，饬由市政筹备处改建设馆。该馆分为图书室、阅报室及儿童阅览室三部分，共有新旧书籍11 000余卷，4 900余册。当时，来平民图书馆阅览的人络绎不绝，这里成为人们普遍喜欢的去处。但是，1929至1930年间，馆址先后被何成浚、唐生智的司令部占用，图书馆也就名存实亡了[18]。1931年，在平民图书馆的基础上，成立了郑县图书馆，藏书约2 000余册[19]410。近代郑州书店的增多和图书馆的设立，不仅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为郑州市民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精神食粮。

郑州市民最早接触电影这种新型城市文化形式是在1915年。这年3月3日，洛阳商人刘某携带从国外购来的无声电影片，在郑州车站对面的平阳里北戏院放映。这算是近代郑州的第一次电影活动。1920年秋，郑州苑陵街西头基督教青年会在其院内放映外国武侠、探险等内容的影片。观众入场，席地而坐，电力依靠手摇发电机，光线忽明忽暗，画面模糊不清。到了1932年11月，民众电影院在三马路开业，放映了第一部有声电影《一夜豪华》，一日三场，场场满座。从此，郑州有了一家正式的电影院。1948年3月，位于郑州钱塘里普乐园的大光明电影院开业。该电影院有自己的放映设备，算是一家正规的电影院[20]。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郑州的电影院还有亚洲、世界、华光、永安、中央、景星、银宫、北辰、爱民等[19]347-348。自从有了电影这种文化娱乐形式之后，郑州市民的休闲娱乐活动就有了新的选择，看电影成了不少市民闲暇时的一大爱好和习惯。

如果说报馆、书店、图书馆、电影院只是单一的城市文化场所，那么公园则是综合性的城市文化娱乐场所。近代郑州的公园主要有三个，即平民公园、陇海花园、碧沙岗公园。1927年，冯玉祥出任河南省主席后不久，就筹建了当时郑州唯一的公园，取名为平民公园。该园位于郑县旧县城西南门外，园内面积约8亩，其平面布局自东向西大体分为三部分：东边为花卉区，有地栽和盆栽花木，并设有若干木质靠背连椅，供游人观赏、休息。东南角建一座八角草顶凉亭，亭内砌有水泥桌、水泥座，此为园内的最高处。园内中间部分，南端为一操场，设单杠、双杠、轧板、秋千等体育设施，供游人锻炼身体和娱乐，北端为一平民学校。园内西部靠北处是平民图书馆[18]。平民公园在冯玉祥离郑后即废，其规模和影响也不如当时的陇海花园大。陇海花园系陇海铁路管理局营造的花园。该园迎门为一宽阔甬道，两旁遍布树木、花草、座椅及宣传栏等。园内最大的一座建筑是路西的陇海大礼堂，为开会和演剧场所。在礼堂同侧有一人工池塘，其四周柳荫下有长椅、石凳，供游客憩息。园中也蓄养一些珍禽异兽，散布于路东及中、南各处，供游人观赏。抗战期间，该园曾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后因郑州两次沦陷，该园毁于战乱之中[21]。近代郑州最有名的公园要数碧沙岗公园了。“碧沙岗”原系冯玉祥于1928年为纪念北伐阵亡将士而修建的烈士陵园。该园占地约400亩，分四部分：(一)中山公园，内含民族、民权、民生三亭，大铁桥一座;(二)烈士祠，碧瓦红垣，气象严壮;(三)烈士公墓;(四)民生公墓[22]。碧沙岗公园建成至今，一直是郑州市民休闲游玩和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其开放性、时代性和大众化的特色正代表了近代郑州日渐兴起的新型城市文化风貌。

5 历史的缺憾：没能完成的城市转型

近代，原为中国内陆小城的郑州，借助铁路交会、两次开埠等历史机遇，逐步崛起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商业城市，并初步实现了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型。然而，这一转型也仅仅是初步的，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都没能较好地完成城市的现代转型。

经济方面，近代郑州虽然出现了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些新式工商业不仅出现较晚，发展较慢，而且除了豫丰纱厂等个别企业外，整体规模不大。同时，由于政局动荡、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等因素，郑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十分艰难。据统计，到1948年人民政府接管郑州前夕，全市仅有几家不像样的工厂，职工总数不到1000人，年产值约300万元[1]18。

政治方面，虽然近代郑州市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及组织程度有所提高，但市政管理落后，缺乏健全的市民自治机构，市民参政议政还是低层次的。同时，近代郑州长期有“城”无“市”，清末时郑州为直隶州，民国时期除了1928—1931年从郑县析出郑州市外，大部分时间仍为郑县，且当时“郑州”与“郑县”两种叫法长期混用。这些都影响到郑州作为一个行政相对独立的城市在政治上的存在。

文化方面，虽然近代郑州出现了一些新型城市文化场所，如报馆、书店、图书馆、电影院、公园等，市民的文化娱乐在开放性、时代性和大众化方面有所进步，但这些文化娱乐设施长期遭受战乱破坏，文化事业整体发展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其它方面，近代郑州的城市发展水平与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标准对照也相差甚远。如教育方面，近代郑州不仅没有一所高等学校，而且为数不多的中小学大都校舍简陋、师资不足、经费短缺。另外，当时郑州接受正规教育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很低。据1934年的统计，郑县总人口为329 635人，其中受过小学教育的有8 965人，受过中学教育的有469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仅26人，学龄儿童在校者仅占37%[23]369-370。再如市政建设方面，近代郑州历经战乱，城市面貌千疮百孔，破烂不堪。据统计，1948年的郑州，市内水泥路面仅0.73公里，路灯只有44盏，下水道只有6公里长。市区没有自来水，居民靠辘轳打井水生活。市内交通靠的是20余辆黄包车。市内卫生条件极差，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当时流传这样的民谣：“马路不平，电灯不明，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1]22。这是对旧郑州城的真实写照。

以上几个方面说明，近代郑州作为一个因铁路交会和开辟商埠而兴起的工商业城市，并未最终完成城市的现代转型，留下了历史的缺憾。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局动荡不安、政治极端腐败、经济基础薄弱、文化传统深厚、思想中庸保守、社会矛盾交织等因素外，频繁的战乱破坏影响尤甚。中原地区地处要冲，素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近代以来，各种军事、政治势力纷纷逐鹿中原。且不说1927—1937年和1946—1949年的国共内战，以及1937—1945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单说从1920年的直皖战争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十余年间殃及河南的较大规模的战争就有十多次，且河南大多为主战场。[11]6而郑州因系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更是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乱不仅给郑州及周边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导致军费开支膨胀和苛捐杂税增长，从而加重了当地百姓的经济负担，迟滞了郑州城市的现代转型。

总之，1908-1948年的郑州虽然初步实现了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型，但这一转型无疑是低层次的。郑州真正全面、彻底的转型，并以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屹立于中原大地，还是发生在1948年人民政府接管郑州以后，特别是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1] 中共郑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郑州市情[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 郑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郑州市志：第3分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3] 徐有礼.郑州日本领事馆史事综录[M].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

[4] 汴抚电请开埠[N].申报，1905-01-08.

[5] 郑州开辟商埠[N].大公报，1908-10-03.

[6] 经书威，李刚太.郑州大辞典[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

[7] 郑县市场改商埠[N].大公报，1922-03-13.

[8] 郑州辟埠之筹备，督办一席仍在竞争中[N].申报，1922-03-11.

[9] 电请开郑县商埠[N].大公报，1922-02-24.

[10] 大总统令[N].大公报，1922-04-01.

[11] 徐有礼.30年代宛西乡村建设模式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