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重大核事故风险首先要破除“核安全神话”

时间：2024-04-24

王亦楠

重大核事故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打击，对“各类风险连锁联动”的引爆作用，非其他行业的安全事故可比。

自今年5月推出就备受关注和热议的电视剧《切尔诺贝利》（由美国HBO和英国SKY合拍，根据2015年获诺贝尔奖的纪实文学《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改编），对此做了真实、生动的诠释，让人了解到33年前那场劫难之惨烈的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核事故20周年时发出的感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这场核事故是压倒苏联的最后一棵稻草，民众对政府产生了极度不信任感和幻灭感。

我国目前在运和在建核电站已高达58座，数量已与法国持平、位居世界第二。在我们之前“拥有50座以上核电站”的4个核电强国中，美国、苏联和日本均未逃过重大核事故的劫难。如何确保重大核事故不要在我国国土上发生，应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一项艰巨而持久的重大任务。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之前的苏联

“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故，因为苏联的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好的核电站”

切尔诺贝利是当时苏联最大、最先进的核电站。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于美国，和平利用核能即核电（把原子弹不可控的巨大能量转化成可控的能量来发电）的科学桂冠则由苏联摘下。1954年6月，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此后欧美各国追赶苏联的脚步，于上世纪60年代拉开了核电大发展的序幕。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于1970年开始建设，计划建设12座反应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所采用的石墨反应堆（RBMK大功率管式反应堆）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核裂变发电技术，且已有十几年的成功实践。时任苏联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德罗夫甚至宣称说：“石墨反应堆安全到可以安置在红场，就像摆个茶炉一样，过程跟煮茶没有区别。”当时，人们坚信石墨反应堆“绝对安全”——无论如何都不会爆炸，最多就是水箱爆炸。

承载着苏维埃国家骄傲和科学优势、代表着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重大核事故发生前，一片欣欣向荣，在核电站工作也被认为是非常光荣幸运、令人羡慕的事情。然而，1986年4月26日凌晨，投运不到3年的4号机组发生惊天一爆，让举国之力打造的“希望之城”顷刻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社会认知被“核安全神话”引入“无知而无畏”的歧途。《切尔诺贝利的悲鸣》通过关注众多“小人物”（核电站员工、居民、学者、医生、教师、士兵、清理员等）的真实生存状况，记录下20世纪这场最大技术劫难对人、对社会、对一个国家的影响。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维奇在2015年获诺奖时感言：“切尔诺贝利灾难过去了30年，但我们从未真正反思那场大灾难。人类如不正视这个问题，必将为此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其中，当时社会上泛滥的“核安全神话”对公众认知的麻痹和误导，尤其值得反思。

核物理学家、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所长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称：“所有人都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不会有危险，安全得就像使用煤和炭一般。……在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的5年前，白俄罗斯科学院的低剂量辐射研究室被撤销，理由是‘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故，因为苏联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好的核电站。”

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26日清晨我被告知核电站发生事故，最早的消息都只说发生火灾，完全没提到爆炸…‘苏联科学院院长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这类错误资讯造成了恐怖的后果”。直到1000公里外的瑞典核电站都检测到辐射超标，戈尔巴乔夫接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电话后，才知这不是“一场小火灾”！1986年7月的苏联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愤怒地说：“30年里，我们从你们——科学家、专家和部长们——那里听到的是，这里一切都很安全，结果表明你们都毫无控制能力。”

其实，切尔诺贝利大爆炸之前，并非没有任何前兆和预警。1993年4月17日俄罗斯《消息报》文章公开披露：列宁格勒核电站、伊格纳林纳核电站分别在1975、1983年都发现RBMK型反应堆有设计缺陷。在切尔诺贝利大爆炸发生前半年，库尔斯克核电站的一位专家还曾专门致信苏联国家核能监督委员会，警告说RBMK型反应堆存在危险，但是主管核能的领导并未重视这一预警，直到大祸降临！

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的日本

“日本核电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在国外发生的重大核事故，在日本根本不会发生”

福岛核事故的祸根不是“天灾”，而是“人祸”。2012年7月5日，日本国会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最终判定，福岛核事故“明显是人祸”，祸根是：日本核安全监管机构即原子能保安院（NISA）和核电运营商即东京电力公司，共同触犯“核安全文化”红线——将自身经济利益置于公众安全利益之上。

在福岛事故前，东京电力与NISA均已知道，为满足新安全导则的要求，必须对电站的1号～3号机组进行结构性加固。但东京电力并未按要求实施加固工作，还强力反对新的安全规定，并得到了NISA的默许和放任。此外，NISA和东京电力均认识到存在海啸导致堆芯熔毁的风险，但抱着“核电站是安全的”侥幸心理，并未针对这一风险制定相应的规章、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因此，独立调查委员会《福岛核事故正式调查报告》特别强调：“福岛核事故本是可预防的，NISA和东京电力将事故的诱因归于意料之外的海啸而不是更有预见性的地震，是在试图逃避责任。”

与苏联石墨堆不同，日本采用的都是轻水堆（包括沸水堆和压水堆）。早期日本核电因事故和故障而停堆的事非常少见，让整个业界自信满满，自诩“日本核电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外发生的重大核事故，在日本根本不会发生”。资深核电专家张禄庆先生1987年赴日本参观访问福岛第一核电站时，特别问道“是否存在什么安全问题”，时任厂长自信又调侃地回答“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没出过安全问题，因为从没出过事，可能就会产生麻痹和松懈”。

历史就这样吊诡。2011年3月11日一场大地震和海啸过后，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与切尔诺贝利同级别的重大核事故。虽然没像切尔诺贝利那样惊天大爆炸，但福岛核泄漏的严重程度让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们都束手无策：核反应堆需要一刻不停地“注水冷却”，至今也控制不住核污水以每天数百吨的速度增长，目前总量已超过100万吨，厂区核污水存储罐已堆满为患，不得不排向大海。但是，一个太平洋似乎也不够稀释这些源源不断的核污水，近年来国际媒体不断报道“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已发现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海洋生物变异”。东京电力无奈坦承：“目前还无法搞清反应堆的内部情况，处理核事故的核心工作——‘取出燃料残渣至少要到2045年才可能完成（还不算反应堆机房和核废料的安全处置），今后将是一场终点遥远的马拉松”。福岛核电站如何废炉，已成人类历史上最艰难、尚无解的一项拆除工程。

福岛核灾难发生前，并非没有人发出警告。比如：曾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国家级设施配管一级技师平井宪夫，早在1996年就为核电站的安全隐患奔走呼号：“如果不知道工程现场情形，是无法得知核电真相的……特别是位于地震带的日本，不只核电厂事故，还必须提防大地震带来的影响。再这样下去，早晚会发生无可弥补的悲剧。”

福岛核灾难发生后，曾参与福岛核电站设计建设的美国通用公司前原子炉设计师菊地洋一，直指“核安全神话”的祸患：“政府及电力公司一直强调日本核电厂与苏联不同，有围阻体（即安全壳）封锁放射物，有多重保护系统，若发生什么事故，就会自动停止、绝对安全，但理想中的安全机制在现实中完全失效……我深刻感受到‘核电技术的不成熟、人类的不理性，安全无虞的核电是不可能被建造出来的”。

2015年11月4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关于日本原子能的会议上坦言：“在我做首相的时候推进了原子能的发展，那时我相信原子能是安全的、成本低的清洁能源。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来，我自己进行了学习，我了解到那全是一派胡言。”

福岛核事故五周年之际，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仍然在反思：“我曾经以为凭借日本的先进技术，类似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样的事故不会在日本发生，但是现实非常糟糕……现在我已经改变了对核电的看法，我认为日本应该更多地使用更安全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

对中国的重要启示

必须破除“核安全神话”

热播剧《切尔诺贝利》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之后，国内核电业界许多人为给公众“压惊”，表示我国的压水堆设计与福岛、切尔诺贝利的堆型如何不同，安全性已如何提升，事故概率已多么低，我们从未发生过国际核与放射事件分级表（INES）2级及以上的事件或事故等等。

相比他们的“自信满满”，国际核电界在福岛核事故后却有许多“慎之又慎”的声音。2012年6月8日，美國核安全顾问Drell博士在《科学》杂志著文强调“不论军事还是民用核设施，核安全的‘概率计算都是不可靠的”;同年3月9日，IAEA总干事天野之弥指出：“今后仍然无法完全排除发生类似事故的可能。”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强调：“人不可能不出错，目前没有任何技术创新能消除核电站建设运行中的人为错误。”

我国核电建设起步晚，运行实践经验还远远不够。国际能源署（IEA）2019年的最新统计显示，中国46座在运核电机组的平均运行年龄只有7年，而俄罗斯、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是40年、39年、35年和29年。3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们：用已有知识预言未来有很大不确定性，“目前没有问题”不等于“今后就不会发生问题”。

笔者曾在《日本核电专家在福岛核事故前后的十大反思》（《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8月24日）一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核电不同于任何其他产业和工程的独有的安全隐患”，以及全世界的核电站“在实际建设、运行维护、关闭后必然要面临的种种安全问题”，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必须正视“核裂变能”的科学属性——存在大规模放射性泄漏的风险。资深核反应堆专家、原核工业部副部长李玉仑博士2013年公开发表报告《中国核电发展及其安全风险对策研究》，特别澄清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核电的科学定位不是清洁能源”，因为：“核裂变能转化为电能的过程必然产生放射性核素，并有大规模向环境释放的风险且后果严重;长寿命、高放射性核素没有任何物理化学方法能消除，只能等其衰变至无害水平，需要时间长达几万年至几十万年以上。尽管核电厂的废物量比同等规模的化石燃料电厂要少得多，但却最受全球关注。放射性外泄事故的发生，并不仅限于核电厂反应堆（像切尔诺贝利和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还包括乏燃料中间贮存、乏燃料后处理、反应堆退役和高放射性废物最终处置等高风险环节。”

目前全世界的核电技术，无论二代还是三代，无论是石墨堆、沸水堆，还是压水堆，都是核裂变能发电，无法100%确保“不发生核事故”。“大规模放射性外泄的风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属性。核电科普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回避、淡化要害问题。

深刻汲取“核安全监管机构纵容核电企业将经济利益至上”的惨痛教训。作为日本最大的核电运营商，东京电力承认曾数十次篡改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数据、瞒报相关情况。核电业界对存在的问题能捂则捂、对安全警告置若罔闻，为何如此讳疾忌医？日本文殊堆研究所前所长向和夫对此一语中的：“这是想无论如何也要避免核电的发展势头被压制，所以一直不愿向社会正确传达核电事故和故障所伴随的风险。”

如果核安全监管部门不能恪守“安全至上”，纵容企业违规瞒报、偷工减料、抢工冒进，将是催生重大核事故的“摇篮”;为自己行业利益而封锁一切批评质疑声音，在取消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取消了决策领导的知情权，实质是以“稳定”的名义制造更大的“不稳定”。从苏联和日本的教训看，社会认知多一些“恐核”并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对核电站的安全“过于自信”和心存侥幸，直到大祸临头才醒悟。正如杜牧预言的“历史的宿命”——“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